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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效力的红色特工后来怎么样了（2）

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立场，不仅会断送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也会断送一个人的前途。

接上文）

文革时家破人亡的阎宝航

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阎宝航，年轻时曾是基督教徒，后来研究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社会主义者。

1929年，阎宝航由张学良介绍，成为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总干事，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后来阎宝航深得蒋介石器重，尤得宋美龄信任。其实，阎宝航的真实身份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红色特工”。

1937年，因阎宝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经周恩来介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周恩来给他取代号“阎政”，嘱咐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动，广交各界朋友，为中共收集各方的动态。阎宝航的身份，当时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

1941年，周恩来亲自给他交待工作任务，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给他交待任务范围，要求他设置电台建立直接联系，以反苏反共的动态为重点，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报。

从1941年春到1945年，阎宝航获得了最有价值的情报：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地点。德军入侵苏联之前一周，此情报通过中共及共产国际，准确地及时地提供给了斯大林。还有之后的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日本君主御前会议决策南下太平洋的情报，也是阎宝航搜集到的。

阎宝航还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沿中苏边界的详细兵力及布置情况发报给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后来斯大林为此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凭这些情报，苏军对日军进行定点打击，仅一周时间，就将关东军全部消灭。

示意图?(Getty Images)

1949以后，阎宝航先是调任外交部工作，后到政协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他长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直至1952年，经“上面”批准，阎宝航才公开党籍。

1967年11月6日，这位被称为“我党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成了反革命罪犯67100号，他被投入秦城监狱，罪名是“东北叛党集团”的“特务”。1968年5月22日，在审讯中，阎宝航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后被送到复兴医院，躺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无人理睬，直到咽气，终年73岁。为阎宝航出具的殡葬说明中，赫然写着“不留骨灰”，当时也没有遗物留下，也不许通知家属。

阎宝航有六个子女，四个被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文革时阎家家破人亡，子女们都受到了株连。

阎宝航的三儿子阎明复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同一监狱里。期间阎明复因 “疯癫”，被强制做电疗、服用药物，每天三顿饭之外就是昏睡，七年后才被释放。

阎宝航长女阎明诗也是特工。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曾被周恩来亲自找去谈话，让她到重庆协助父亲的情报工作。阎明诗将父亲拿到的情报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再交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文革中阎明诗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鞍山市农机厂做油漆工人，后又下放到营口盖县杨运公社。

阎宝航长子被取消军籍，下放到贺兰山区；次子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三女儿阎明光也被下放，三女婿被关押。

阎宝航的妻子高素桐，曾掩护阎宝航做情报工作，帮助阎宝航应酬各种朋友，帮助过很多陷于困境的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阎宝航被抓后，工资被冻结，也不给高素桐发生活费，她没有了生活来源。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前不久，她给周恩来的口述信中说：“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示意图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全能特工”刘人寿

17岁时刘人寿与女友黄承珍（黄景荷）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二人同时加入党，从此把他们的一生交给了“中共”。

陕北公学毕业后，康生亲自找刘人寿、黄承珍谈话，要他们以《新华日报》延安通讯处记者的身份从事间谍工作，接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

从此，刘人寿学会了收发报、开汽车、摄影等特工技术，成为潘汉年的得力助手，潘汉年特别关照他不能暴露身份，只能与自己单线联系。

潘汉年安排刘人寿等中共特工进入岩井公馆，利用日本人的电台为中共服务。刘人寿的公开身份是报务员，专门负责接收潘汉年传给岩井英一的情报。在岩井公馆的顶楼，他掌管一部电台，每天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刘人寿的隔壁是日本特务翻译组，日本翻译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便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借机也获得一些情报。

一年后，刘人寿被要求撤离岩井公馆，自己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从此他与世隔绝，白天睡觉，晚上向延安发报。其妻黄承珍负责联络，往潘汉年处领取发报任务。潘汉年的许多重要情报，当年都是由黄承珍送出的。

苏共“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就是刘人寿收到并通过秘密电台发出的。潘汉年接到电文后，立刻署名“小K”发给延安中社部，周恩来当即用俄文发给了斯大林。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国果然如期向苏军发起了闪电攻势。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使苏联赢得了24小时的紧急备战时间。

还有一份被称为“徐州剿总情报”的密电，也是当年从刘人寿自己的电台发到延安的，这是中共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中，国军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中共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徐蚌会战（淮海战役），被派去增援的黄维兵团。（大纪元台湾记者吴涔溪翻摄）

1949年，刘人寿任华东局统战部副处长，1952年初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因潘汉年案，1955年4月刘人寿被隔离审查，后被逮捕入狱。1965年，刘人寿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罪名是“追随内奸潘汉年”。不久他被假释，回到上海缝纫机二厂监督劳动。1967年文革时，刘人寿再次被逮捕入狱。因刘人寿要求写申诉材料，他被监管人员毒打致伤。他曾大声陈述潘汉年无罪的理由，连续呼叫了三天三夜，直至精神失常。

刘人寿的妻子黄承珍长期被“内部控制”，后来积郁成疾。1975年，刘人寿被释放，前后两次坐牢一共十八年。虽恢公民身份，刘人寿仍然要在缝纫机二厂接受监督劳动，他被编入“四类分子”小组，每天学习、改造。直到1982年，刘人寿才被“平反”。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

赵荣声出生于一个“四代翰林”之家，他在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读书时，受马列主义影响，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被中共地下外围组织“社联”吸收为盟员。1935年赵荣声加入中共，对“新中国”非常神往。1938年受中共派遣做统战工作，赵荣声潜伏进入国民党司令长官卫立煌部，任卫立煌的秘书。期间，中共的林伯渠负责同他秘密联络。

刘少奇曾特意到洛阳与赵荣声彻夜长谈，嘱咐他要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应变。刘少奇告诉他，只要能在卫立煌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我会派人来找你们，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不要到各地方找党组织。”刘少奇指示他在卫立煌司令部里建立了中共党支部。

赵荣声按照指示展开对卫立煌的赤化工作，对卫立煌的人生走向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掩护共产党、八路军及为共军提供情报和物资方面，赵荣声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中共在陕北物资急缺，在赵荣声的影响干预下，卫立煌为中共提供过大量军用物资。

1940年国民党规定：凡国民党官兵须全部加入国民党，赵荣声遂请示中共，中共回复：需要参加国民党的时候就参加，于是赵荣声加入了国民党。

受赵荣声的“赤化”，卫立煌任东北剿总司令时，阳奉阴违，不执行蒋介石的指令，中华民国做出撤出沈阳、集中兵力于锦州的决策，卫立煌拒不执行，导致锦州失陷，使中共从此扼住东北咽喉。卫立煌给中共的战略进攻做内应，最终导致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失败。赵荣声为中共篡政立了大功。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城垣。（公有领域）

1949年后，赵荣声到北京，进入《工人日报》工作。因为他隐蔽得很深，虽然当了十一年红色间谍，他的身份一直没有人给他落实。他被告知：“你的组织问题，我们不能承认”、“你十年没有交党费了，怎么能算党员？”

1957年，因赵荣声在《工人日报》上办的一个文艺副刊《百花坛》被指有思想问题，“毒草丛生”。中共对赵荣声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开了六次批判会，最后宣布赵荣声为“反党分子”，将其开除出党。

1958年10月，赵荣声被补划为右派，被下放到山东济宁地区的供销社，在那里，赵荣声一家三口生活了十八年。

被父亲骂为“两姓家奴”的傅冬

傅冬是傅作义的长女，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受共产主义影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号角社”。傅冬利用自己的家庭条件，将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蒋介石的机密情报，通过地下党组织交给了周恩来，还曾得到周恩来的接见。大学期间，傅冬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青”。

1947年傅冬成为中共秘密党员，被中共安排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组织让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因为女儿的出卖，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

傅作义。（公有领域）

1948年11月，为随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中共决定将傅冬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指示她及时向组织报告傅作义的情况及心态变化等等。

于是，24岁的傅冬接受“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住进了傅作义在中南海的寓所。傅冬准备窃取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的重要机密，她知道保险柜密码，但保险柜钥匙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为得到情报，傅冬用巧克力与5岁的小弟做了交易，哄他从父亲衣服口袋中取钥匙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小儿子跑到父亲怀里撒娇，趁机偷走了钥匙。

傅作义不在家时，傅冬打开保险柜，用相机拍下了国共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随后，把钥匙给小弟，让他放回父亲的口袋里。后来傅冬又送小弟几块巧克力，并让他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傅冬劝阻父亲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效力的同时，还将父亲的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及时报给中共，以致共军提前入关，傅作义的部队被困于华北。

傅冬趁势劝父亲降共求和。傅作义曾公开说，共产主义将带来残酷与暴政，所以他对中共并无幻想，但形势所迫，他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责任感及对党国的忠诚使傅作义非常痛苦、矛盾。傅冬将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睡不好觉，以及在房间里焦虑踱步，甚至痛苦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向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每两天就汇报一次，崔月犁通过地下电台发往中共前线司令部。

由于傅冬的情报，中共牢牢掌握了谈判的主导权，迟迟不理会傅作义的求和。毛泽东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毛泽东打败了这员名将。直到1949年1月攻克天津后，中共才正式接受傅作义的求和。

毛泽东起草了一个《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措辞极为强横：“傅作义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傅冬接到这个出言不逊的公函，深怕父亲生气改变主意，将公函压在傅作义办公室文件堆的下面。共军入城仪式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最后通牒”，傅冬才不得不把原件从文件堆下拿出来，傅作义看后，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乃两姓家奴。

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傅作义被剥夺军权，当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为祖国效力”。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押到夹边沟劳教农场劳改，后来活活饿死在那里。

示意图。图为大饥荒中，百姓剥树皮充饥。（公有领域）

1949年后，傅冬先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后被调入《人民日报社》。

“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文革”期间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揪出来，遭到批斗。她去探望父亲的时候，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傅作义曾给中共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但傅冬得到的只是一百余平方米的一套住房，她与终生未婚的弟弟傅瑞元一同居住在里面。晚年傅冬患多种疾病，生活非常窘迫。去世的前几年，中共要房改，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可她根本无钱买房。临终那年，傅冬已卧床两年多，贫病交加。

晚年的傅冬曾说过，她对父亲傅作义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国民党内的最大共谍郭汝瑰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郭汝瑰，1928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他不满中共不抗战，所以追随国民党抗日。后来作为42旅代旅长，郭汝瑰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因作战勇敢，深受蒋介石赏识，被视作“军界精英”。抗战胜利后，郭汝瑰成为国民党中将，参加了侵华日军受降仪式。

中共派人策反郭汝瑰，给他灌输“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唯一良方”，使郭汝瑰对“共产大同世界”非常憧憬，最终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间谍。郭汝瑰曾多次与董必武见面，秘密与中共党员任廉儒单线联系，接受指令。

内战期间，郭汝瑰升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随蒋介石到战区视察。国军所有的作战计划、部署及行动，都被他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