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麻雀清零后果严重为其喊冤科学家遭迫害

【大纪元2022年05月27日讯】当下，在全世界采取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共存，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之际，中国大陆却罔顾一些有良知专家的建议，秉承最高层坚持“动态清零”的指示而继续封城、封小区，而因此在各地引发的次生灾害数不胜数，民众怨声载道。这不禁让人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声势浩大的麻雀清零运动。历史和科学早已证明那场运动的错误和荒谬，而今日荒谬的历史又在中国大地上演。或许回顾那段历史，可以有助于世人更清醒地认识当下。

毛下令消灭麻雀

中共建政后，在城市、农村发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镇压了民国政府的公职人员和军人。在农村，贫苦农民虽然通过所谓的土地改革有了自己的土地，尝到了甜头，但几年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在使他们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自由，即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有个时期一点自留地，多喂两只母鸡，当官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尾巴。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耀刚在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中说，“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级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藉制度，农民被牢牢地管住了。”简单说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农民实际已逐渐成为一种新式农奴，而中共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农奴主，大概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农奴主。后来这个大农奴主一手酿造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几千万农民在这场人祸中默默饿死，竟然无灾民成群逃荒流窜城市，亦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而麻雀清零运动，就发生在农村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时，在中共逐渐通过各种运动驯服了很多中国人之时。1955年冬天，在中共中央着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际，中共最高党魁毛泽东听有农民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毛便决定将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在《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第13条这样写道：“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中共农业部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是否该消灭麻雀征询意见。郑作新的看法是：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不过，就是这位反对消灭麻雀的鸟类学家，后来在政治的高压下，提供了不少捕杀麻雀的办法，并表示麻雀害多益少。

然而，郑作新的看法并未被采纳，麻雀在《农业十七条》中被列入要被消灭的“四害”之一。此时，毛的想法起了主导作用。这与当下中共党魁坚持动态清零何其相似。

1955年底，《农业十七条》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给各省征求意见。1956年1月，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的《农业四十条》中，都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中。随着《农业四十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被通过，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成了最迟要在12年的时间里被坚决消灭的对象。

开始剿杀麻雀

就在1955年冬中共高层讨论《农业十七条》时，一些敏感的地方官员已经开始了消灭麻雀的运动。如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导：“青年团甘肃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组织100万青少年，在冬春两季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青年团北京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们广泛发动群众，从1 956年1月7日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据报，甘肃省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

在《农业四十条》正式公布后，全国各地开始大举消灭麻雀，其全民动员的场面和当下全民疯狂、全民核酸场面有得一比。不过，在毛抛出“双百方针”，采取旨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引蛇出洞”后，关于是否要消灭麻雀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

关于麻雀是否要消灭的大讨论

一些不了解中共本性的生物学家，以为中共真的希望知识分子“百家争鸣”，所以开始为麻雀鸣冤。

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朱洗、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薛德焴等反对消灭麻雀的生物学家作了大会发言。他们坦陈麻雀不是害鸟，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最先发言的朱洗举了一个典型例子，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随即，朱洗还引用了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并表示“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因此，他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由于捕杀麻雀是毛和中央的决策，与会的很多人没有支持上述几位专家的看法，这与当下何其相似。大会也因此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

会议结束后，关于是否消灭麻雀的讨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焴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谈谈麻雀》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促成了一场关于麻雀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一位山东读者来信反映了当地麻雀绝迹后的严重后果：白杨树的叶子不见了，上面布满了皮虫，呈现冬枯现象。一位南京读者在信中说，在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麻雀对消灭树上的害虫和清除杂草是会有一定好处的，麻雀的鸣声也能为城市带来一些生气，因此，在城市里不必消灭麻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也主张“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

而赞成消灭麻雀的人中最为积极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麻雀显然是害鸟》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当时参与讨论的还有苏联专家。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

上述讨论多少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对原来的‘除四害’条文略作了修改，提出“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这算是对麻雀网开了一面。

大跃进对麻雀的大屠杀

然而，对麻雀网开一面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意图赶超英美的“大跃进”的到来，麻雀悲惨的命运到来了。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3月17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与卫生部联合召开除四害、消灭疾病竞赛会议，口号是：“争取提早成为四无国。”这样的反应与现在各级政府高呼“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争取早日清零”区别在哪里呢？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多省市开始行动起来，如下省市决定提前实现“四无”。它们是：北京市（定为两年）、河南省（定为三年）、上海市（定为三至五年）、江苏省（定为四年），山东省、山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定为五年），安徽省（定为五至八年）。

因为在“四害”中，麻雀最容易对付，所以从这一年3月开始，全国掀起了灭雀运动的高潮。四川首先开始，并首创了围剿麻雀中打“人民战争”的经验。

四川作家、历史学者郑光路曾向《新世纪》周刊讲述了当年巴蜀大地 “灭雀大战”的一个真实案例：1958年3月13日，四川省邛崃县成立“除七害运动委员会”，明确提出把麻雀定为“头号敌人”，利用现有枪支，动员一切力量，全面捕打麻雀，要求每人捕打麻雀30~50只，争取两年后成为无麻雀县！3月12日，邛崃县划出了 1945个“战区”，成立了148个战斗队，合称“消灭麻雀挺进军”。“全军”战斗员总数达到了218,007人。

3月14日，全县所有单位统统关门，军民总动员“全部投入战斗”。从清晨七点开始，呐喊声、枪鸣声、锣鼓敲打声此起彼伏，军人百姓想尽一切办法对麻雀穷追猛打，一直折腾到深夜才告收兵。“此次闹剧确实是‘人民战争’，仅城关地区就受伤3人。据2001年《邛崃文史资料》第15集130页至131页记载，县川剧团一职工因鸟枪走火当场‘光荣牺牲’。”

自3月20日至22日，四川全省灭雀共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而四川所谓的“先进经验”也迅速被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四川的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

据《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刊登的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一文中描述，四川之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

北京痛剿麻雀在郑光路看来算得上是旷古奇观，他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大致复原了1958年4月19日发生在北京的情景：这天早上5点，随着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立刻枪声轰响，鞭炮齐鸣。在天坛“战区”，30多个解放军神枪手埋伏在歼灭区，一天中歼灭麻雀966只。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两小时内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出动居民2000人，大半天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周围，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击麻雀，被打死和累垮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傍晚后，青年突击队又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道：“300万人总动员一天歼灭八万三。”如今我们看来这自然是十分荒诞可笑的，可是未来的人看今日处于封控和清零下的中国人，难道不也会觉得十分荒诞可笑吗？

对此“胜利”，中共官媒做了大量报导。《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钱学森、华罗庚在内的科学技术界的专家和教授也参与了消灭麻雀运动。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普遍表现得比较积极。文艺工作者也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紧跟形势，作了令人作呕的《咒麻雀》诗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

这首诗是这样的：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像郭沫若这样紧跟形势、令人作呕的文人，当下同样并不少见。

据中共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从1958年元月至1958年12月，全国共消灭麻雀21.1亿只。这无疑是一场针对麻雀的大屠杀，可怜的麻雀已是所剩无几。

国际友人唱反调

对于中国如此残酷的灭雀运动，国际舆论唱了反调。亲中共并为中共唱了不少赞歌的女作家韩素音，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导《麻雀即将灭亡》，发在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她在文章中哀叹道：“灭雀战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是愚蠢的。这是科学的死亡。”“我永远不愿再看到这样的麻雀战！”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顾问、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阿·克罗契科表示，“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

当下，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许多外国人也怀着厌恶的心情正注视着这场清零运动。

麻雀清零严重后果显

很快，麻雀清零的严重后果显现出来。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而中国农村也因为虫害、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跃进”高报产量等问题而出现了大饥荒。一些生物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洗冤。

可是正如清零政策一样，最高党魁的意志是高于一切的。1959年7月10日下午，毛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并不肯承认错误，表示还是要清除。不过，中共在开展了有限纠“左”工作后，知识界沉闷的气氛有所缓和。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当时影响很大。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借机说，既然曹操可以翻案，麻雀为什么不能平反！为麻雀平反，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在许多生物学家的强烈反对下，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当年11月27日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一份《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请胡乔木转报毛，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

毛看完报告后，在党内高层印发。1960年3月，毛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4月6日，谭震林在中共人大做的报告中谈到“除四害”运动，称“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算是正式为麻雀平了反，为中共找了个台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