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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九年五月我决定召回“被离职”员工一举,提升了所有同仁的士气。我在德仪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员时就体验到:裁员时沮丧的不只是被裁的员工,而是全部员工。未被裁的员工,包括中高层经理人,一般的感想是:难道公司已停止成长?或者是:最高阶层一点都不在乎员工,一有问题就把员工当开销。总之,未被裁员工的怀疑会是:这样的公司,我还要待下去吗? 事实上,我自台积电在九○年代初期成功立足后,就坚信:以我们的创新商业模式、价值观及策略,再加上因为我们成功逐渐为人所知,吸引了源源而来的新人才,台积电会是一个空前的成功。即使短期因为市场不景气而生意不好,也会相当快恢复,那么,为什么要裁员呢? 二00九年六月重兼CEO后的几年,是我成就颇为丰富的年代。 就在我重返CEO职前的几个月,台积电的最新节点技术——四十奈米——已开始量产,但并不顺利——良率过低,且有品质问题。我似乎又回到了一九六八年夏的德仪(见第六章,“我的双极积体电路策略(二)”节),但是四十一年前的经验,也给了二00九年的我可用的教训。二00九年的我,已远离生产技术的细节,所以绝不重复一九六八年我的上司彪希所为——“加忙”远过于“帮忙”。我把信心寄托在生产团队主管秦永沛副总上,从不参加他的技术会议,只是随时都抽出时间听取他主动给我的报告。 我还做了一件“公关”事。在我重返CEO职的二00九年六月时,台积电的“四十奈米生产问题”已广为投资人及股票分析师所知;大家都在猜测这问题到底多严重?台积电是否有能力解决? 我决定给投资人及分析师一个比较完整的“现状报告”,加上一点“戏剧化”和“幽默性”。二00九年七月底,在我返任CEO后的第一次“法人说明会”,财务长做了每季的例行报告后,我站起来宣布:“大家都很关心四十奈米的生产问题,我们也很努力要解决这问题。现在,我想请负责我们营运的资深副总刘德音博士报告生产线现状,但他在生产线工作太忙,不能亲自来此,所以我们以网路直播连线方式,请他做此报告。” 接着,会场的萤幕上出现德音穿着白色实验室长袍,站在洁净室门前,开始做他的专业性报告。我看一百多听众的脸色:又惊异又感动。我想:这是一个吉兆。 果然,几个月后,四十奈米良率问题解决,一切回归正常。我对刘德音、秦永沛以及他们生产团队的信心没有白费。 因四十奈米良率问题,张忠谋与黄仁勋协议,提供上亿美元的赔偿金。图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张原彰/大纪元)辉达是台积电四十奈米节点技术的主要伙伴及客户,台积电在四十奈米初期的生产问题使辉达遭受了严重损失。辉达在我返任CEO一年前就开始与台积电争议,但一直没有结论。我返任CEO后的头几天,几乎全部时间都在电话上告诉重要客户我返任的消息。在与辉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通话时,他也特别提醒我们两家公司之间的悬案,并要求尽速解决。 此后三星期,我花了几十小时,与公司内有关同仁深入探讨此案。二00九年七月初,我认为我已清楚了解此事,并且有解决方案,我电邮Jensen:“我下星期来硅谷,拟于七月十五日下午六点半到你家吃沙拉和披萨。” 那时我和Jensen已是十几年的老友,也常去他家吃沙拉和披萨。但是这次他接到我的电邮着急了。我们两家公司间有这么严重的争论,怎么我只管吃沙拉和披萨?他回电邮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谈生意?”我立刻回复:“六点半到你家,先和你全家吃披萨,八点整我和你到你的书房谈生意。” 七月十五日我准时到Jensen家,与他全家有一个简单而愉快的披萨晚餐。八点整,我对Jensen说:“我们去你书房吧。”进书房后我们关起门来,开始严肃的谈话,我提出我与台积电同仁研究了三星期的和解建议——上亿美元的赔偿金,并且强调:这建议是我们唯一的建议,它的有效期是四十八小时,如你在四十八小时内仍不同意,我们只得找仲裁人了。 Jensen在两天内同意了。直到现在辉达仍是台积电最大客户之一,而且Jensen与他夫人Lori仍是我与Sophie的好友。 经验和“学习曲线”理论都告诉我们:同一节点技术晶圆的单位成本会随累积产量而下降。因为供应商的成本降低,再加上“抢单”竞争激烈,所以半导体的降价已成惯例。 只是在二00五至二00九年,台积电降价的幅度超过了成本降低的幅度,以致毛利率降低。在这期间,管理团队又提出了一个营收大幅增加、但利润不增加、无法接受的五年计划。我只得把这五年计划原封退还,要求管理团队再提。 二00九年六月重任CEO,我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降低降价速度,使得我们的毛利率能逐步上升。通常台积电每年的价格,在前一年底就和客户商定,所以我在二00九年六月重任CEO时,对二00九年的价格已无能为力,我只能致力于二0一0年的价格。经过半年我自己、总部“订价”幕僚单位,以及全球行销组织的努力,使得二0一0年的降幅缩小到二00九年降幅的三分之二;后来继续努力,把每年价格的降幅再进一步降低到二00九年降幅的一半。 随着售价比较稳定,“减低成本”运动又每时每刻都在推行,我们的毛利率也有显着的进步,二00四至二00九年(除二00六年特别好外)都在四○%至四五%间,二0一0至二0一八年都在四五%至五○%间。五年中毛利率有五个百分点的进步! 在同一地区内,如果一个雇主雇用的人员有“同工不同酬”现象,这个雇主是自找麻烦,他(她)的麻烦小则士气不振,大则工会干涉,群体抗议。但是我在返任CEO后,发现台积电约有两万两千位“正职员工”,却有三千两百位“派遣人力”。其中约五百位“派遣人力”是属于一些不同于一般“正职员工”的专业,例如保全、医护、团膳、宿舍管理等;但是绝大部分约两千七百位“派遣人力”的工作与既有的“正职员工”相似——雇用“派遣人力”的原因是降低人事成本。 在二00九年底,我发现了这问题后,就找了五位与此问题有关的副总,成立“专案小组”,要求他们拟出办法,以“正职员工”取代“派遣人力”。二○一○年三月我们对全体同仁公布此办法,并在六月至九月执行。办法是在原本两千七百多位工作与既有“正职员工”相似的“派遣人力”中,遴选两千四百位新任“正职同仁”。未经遴选的三百多位,台积电也经中介公司为他们找到新工作,或领取我们提供的“关怀金”离去。 此“替代案”还有一个我未预料,但也不惊讶的后果——两千四百位自“派遣人力”改为“正职同仁”的生产力,竟与原来两千七百位“派遣人力”的生产力一样,我们不需要多添人。 做对的事,常有好报。 在蔡力行任CEO期间内,他成立了先进技术事业组织及主流技术事业组织。这两个单位的主力都是生产线(在台积电,我们亦称生产为“营运”),先进组织负责十二吋厂,主流组织负责六吋及八吋厂。除生产线外,各组织也有一个小的业务发展单位。但是,研发、行销、财务、法务、计划、人事……等等重要单位仍直接对CEO负责。 我想力行的目的无非是:(一)事业组织负责人可以为CEO分忧;(二)培养未来的CEO。事实上,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反而有负面效果。因为事业组织负责人的主权太少,既不能为CEO分忧,也不足为培养未来CEO的途径。负面效果是:分割营运组织减少了我们“规模”的优势。 力行的事业组织其实也是一九九六年布鲁克主意的重演(见第二十四章)。一九九六年我否决了布鲁克的主意,十几年后没有否决力行。为什么?我想是因为布鲁克只是“总经理”,不是CEO,而力行是CEO,应该给CEO更多空间。 但是现在我回来做CEO,这个错误也应该改掉了。所以在我处理最急迫问题(调整降价速度,解决与辉达的悬案)后,就把先进组织和主流组织的业务发展单位抽出来,再把这两个组织合并为全公司的营运组织,其实这就是原来的营运组织,只是几年过去,员工人数及资产都有增加。 接着,合并两个抽出来的业务发展单位,并且赋予它新的使命——台积电的Marketing Department。 欧美大公司通常把行销(Sales)和Marketing放在一起。台湾企业界了解行销,但常忽视Marketing,甚至连好的译名都没有,我查英汉辞典,它对Marketing 的译名是:市场学。 其实Marketing 岂止是一门学问,对以“客制”产品为主的台积电,它是每天都要执行的专业。 既然Marketing 没有好的译名,我们就称它为Business Development吧。这名字译成中文容易,就是“业务发展”。 我赋予业务发展组织的使命是: (一) 了解并预测世界晶圆代工市场。 (二) 了解台积电前三十大客户(约占台积电总营收的八○%)。 (三) 了解台积电自己的研发及制造能力,因而配合客户的新产品要求,提高台积电的市占率。 (四) 因为要做到(一)、(二)、(三),所以要常与客户接触。我对CEO(包括自己)的期许是:把外面的世界带进公司里面,动员公司的人力、财力资源来应付外来的挑战及机会。其实,业务发展组织的负责人就是一个小型的CEO。 蔡力行已把公司里最被看好的两个经理人──刘德音和魏哲家,分别担任先进技术组织和主流技术组织的负责人。现在,我把这两个组织合并了,产生出营运组织(约两万多人)及新的业务发展组织(约六、七十人),我怎么善待德音和哲家? 这两位过去都有相当丰富的研发及营运经验,但都缺乏行销、市场,以及对外谈判、交涉的经验。我认为,对这两位,业务发展组织会是一个新的学习机会和经验。我先把业务发展组织的职位征询两位中较资深的刘德音,但他拒绝了:“我现在(先进技术事业组织)就有一万多名员工,怎么要我接受只有六、七十名员工的位置?” 事实上,以员工数目衡量主管职位的重要性是一个错误的迷思。与最高层接触机会也许是更好的衡量。 接着我征询魏哲家,他倒欣然接受业务发展组织的职位。那么就这么定了。当然,刘德音也得到了他所要的营运组织职位。 (网站专文) <本文摘自《张忠谋自传:下册 一九六四 ── 二〇一八》,天下文化提供>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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