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4.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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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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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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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营？与她判
    一九七四年第八期目
    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论商鞅的历史观
    …康立史钱（3)
    论李斯
    …王少普李长青(10)
    从《史纲评要》看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
    …王荣刚严同明韩天宇(18)
    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武训
    史尚辉(26)
    从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子道(30)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
    …常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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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研究
    打掉妄自菲薄
    金风(35)
    “龙”“虎”斗说明了什么
    上海染化十厂管道小组草新工艺的调查…陈克俭吴月华(37)坚持科学实验九年…上海灯泡厂三车间玻璃小组(41)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续完）
    王国荣王思宇胡中生蔡喆(44)
    文学评论
    论鲁迅小说的反孔思想
    …中越(51)
    评《三国演义》的尊孔反法思想…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严己(55)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胜利果实
    读小说、散文集《新课堂》
    ·刘清益(60)
    学哲学用哲学
    用全局观点指挥铁路运输…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63)插秧不弯腰
    …中共嘉定县望新公社委员会(66)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七・ニ一”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调查
    …本刊记者(70)
    努力办好函授教育
    一上海赴安徽阜阳地区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部分同志座谈纪要…(74)
    人物传记
    方志敏烈士传…
    史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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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木しし反修→修
    论商鞅的历史观
    康立史钱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与此相适应，在恩想上也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商鞅是第一个起来批判儒家反动历史观的法家代表。《商君书》集中地反映了商鞅的进步历史观，奠定了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统治并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一)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在激烈的社会大变动中，儒法两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定阶级的历史观，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在二千多年前，孔老二鼓吹“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孟轲公开提出“法先王”，其目的是用复古倒退的历史观作为推行“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据。在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历史观来反对商鞅的地主阶级变法运动（见《商君书·更法》）。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要实行变法，首先就必须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批孔运动，对儒家的反动历史观开展批判。否则，新的封建制度就无法建立，建立了也不会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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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实行变法前，商鞅曾在秦孝公的面前，和甘龙、杜挚等人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他用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革新理论，批判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儒家的历史观是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他们死抱住“礼治”不放，把周朝双隶制描绘成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孔丘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历史发展到西周时代，已经达到了顶点，再也不需要发展、前进了。他哀叹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是“礼崩乐坏”，污蔑革命的大好形势是“天下无道”，主张开倒车，搞复辟。商款针对儒家认为历史永远不变的复古观点，用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对传说中的古代原始氏族社会和殷周的奴隶制社会不同的上层建筑作了比较，指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之中的。他把历史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认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总之，时代不同，政治制度也就应当不同。他在《画策》中，具体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是“昊英之世”，人民靠伐木狩猎生活。接下来是神农时期，“男耕而食，妇织而衣”，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神农氏以后，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也就是说开始出现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现象。到黄帝时期，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建立了“君臣上下之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对内施行刑罚，对外使用武力。“刀锯”和“甲兵”，体现了国家对内对外的两种职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就是双素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商鞅所说的“吴英之世”和“神农之世”，大体上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渔猎阶段（蒙昧期）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段（野蛮期），那时侯还没有阶级和国家。“黄帝”作为建立奴隶主国家必要性的象征，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生，标志着从原始部落联盟阶段向建立奴隶主专政国家过渡的历史阶段。商鞅认为，国家是防“乱”产生的，“圣人”为了“防乱”，才制定了各种制度和规定，需要“立禁”、“立官”。最后为了统一设“官”，“故立君”(《商君书·开塞》)。这种国家起源说，虽然把“圣人”看作是历史的推动者，没有摆脱唯心史观的范畴，也没有正确解释国家的起源；但是，他从“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的不同发展阶段，阐明了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而不是凝国的、一成不变的，这应当承认它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具有一定的贡献。商鞅在中国历史上是第
    一个用历史发展观点来论述国家起源的思想家，他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认识到国家机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和“王权神授”的唯心史观，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政策提供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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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在西方，类似商鞅对社会历史各阶段和阶级社会起源的看法，要过了二千二百年以后方始出现，这就是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法国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历史观在世界思想史上地位的重要。
    恩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商款的历史观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政治实践从思想上开辟了道路。他阐明奴隶制国家产生的必然性，目的是为了证明它不是自古俱有、一成不变的；相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商君书·开塞》)。时代不同了，统治方式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孟轲曾认为，春秋“五霸”是夏商周“三王”的罪人，当时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商鞅则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从“三王”到“五霸”，是历史的进步(《商君书·更法》)。他驳斥了儒家抬高“三王”，贬低“五霸”，宣扬一代不如一代的反动历史观；明确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新的代替旧的，因此“法古”、“循礼”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他研究和总结了夏、商、周三代正反面的历史教训，认为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而“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商君书·更法》)，因此，守旧复古是亡国之道。正是基于对社会历史不断变化进步的认识，商鞅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商君书·更法》)，给了儒家反动的复古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商鞅认为，政策法令要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成为商鞅变法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商鞅在亲身参加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革命实践中，不但看到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趋势，还朦胧地意识到正确的历史观和思想路线对新兴地主阶级制定政策、保证变法胜利的重要性。他说：“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才能实行“必治之政”“行必听之令”，达到使“天下服从”(《商君书·画策》)。因此，要确立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就必须对儒家的反动历史观进行批判。他认为“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商君书·画策》)，只有那些庸人俗夫才会不讲法律制度而专去相信那些诡辩，不讲功利而去相信什么仁义。(“释法度而任辩慧，退功力而进仁义”《商君书·慎法》)商鞅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反动儒家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而儒家的诗书礼乐孝悌“独无益于治”(《商君书·农战》)。他把儒家看作是虱，比作是寄生虫，认为按照儒家的那套反动说教去办，“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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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在变法时，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命措施(《韩非子·和氏》)，从思想政治上对儒家实行了专政。他还在批判儒家虚伪的“仁义”基础上，提出了“以刑去”、“以战去战”的光辉思想(《商君书·画策》)：对内，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对外，用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的诸侯割据战争，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
    儒法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因此，商鞅进步的历史观被儒家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生前，遭到儒家甘龙、杜挚和赵良的疯狂围攻。在他死后，又遭到以孟轲为代表的反动儒家的谩骂和诬蔑。但是，先进思想不仅不因此而遭到扼杀；相反地，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显示出力量。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和韩非在批判儒家复古谬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观。荷况严厉批判了孟轲“法先王”的胡言乱语，提出了“法后王，一制度”的进步理论(《荀子·儒效》)。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观，把历史分成“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当今之世”，这种划分大体上符合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他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韩非子。五毫》)。如果历史发展了，还想倒退，这就成了守株待兔的蠢人。秦始皇正是在接受了商鞅、韩非等法家进步历史观的基础上，“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史记·秦始皇本纪》)，贯彻执行了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二)
    “卫鞅开阡陌，百代遵其制”(《王荆公年谱考略·附存卷一》)。商鞅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建立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观的基础上，反映了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合乎时代的潮流，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对商鞅和商鞅的进步历史观，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一切反动腐朽势力总是竭力攻击商鞅及其法家思想，以致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曾经愤愤不平地指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扈书·商鞅》)。相反，进步的阶级或政治势力则继承了商款的法家思想，为商鞅进行辩护。如何评价商鞅，这是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一个重要内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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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初年，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封建统治者逐步由尊法反儒转变为尊儒反法。大地主保守派及其思想代表董仲舒带头发起了对商鞅和秦始皇等法家的攻击。他咒骂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汉书·董仲舒传》)；竭力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了一套完整的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相反，那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的政治家、思想家如贾谊、晁错、桑弘羊等，都肯定从秦孝公到奏始皇的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赞扬商鞅变法。汉初儒法之间两种历史观的斗争，集中地反映在公元前八一年的盐铁会议上。会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和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的儒法大辩论。贤良、文学从维护封建割据势力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立场出发，坚持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对吴起、韩非和汉代的法家们进行了系统的诽谤攻击，唾沫四溅地大骂：“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盐铁论·申韩》)。他们吹摔孔丘，颂古非今，篡改历史，诬蔑现实。桑弘羊则尖锐地抨击了这种反动的历安观，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他指出：“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歌颂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盐铁论·非缺》)。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间关于商款的辩论，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汉朝地主阶级内部进步与倒退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贤良、文学坚持反动的历史观点，攻击商款和秦始皇，是为了反对和改变汉武帝的法家政策。他们毫不隐讳地说：“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别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盐铁论·刑德》)，认为汉武帝时代是“商款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盐铁论·非鞅》)，疯狂地鼓吹倒退。桑弘羊揭穿了贤良、文学们“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给了贤良、文学以迎头痛击。从西汉到东汉，环绕着进步还是倒退，统一还是分裂的政治斗争，始终与对商鞅及其历史观的评价相联系着。东汉的王充赞扬“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东汉末年的曹操在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也认为“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曹操集·置屯田令》)，坚持了商鞅要求前进、反对“尊古”的进步史观和法家政策。
    对于商鞅和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革命指施的评价，是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到了唐代，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扩张，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争论重又突出起来了。藩镇割裾势力的政治和思想代表，大肆宣扬倒退复古的反动历史观，咒骂废分封、行郡县的商鞅和奏始皇，大肆鼓吹分裂、割据，掀起了一阵阵尊儒反法的逆流。就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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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以法家的进步历史观为武器，冲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高度评价并肯定了从商鞅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进步意义。他在著名的《封建论》中，用法家的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讲起，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批判了儒家对三王五帝的迷信。他还用秦至唐一千多年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郡县制比分封制更为优越。他充分肯定了实践商鞅、韩非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是“公之大者”，赞扬“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同时，公开批判了董仲舒的复古理论“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柳河东集·贞符》)。柳宗元从理论上有力地打击了为藩镇割据势力服务的复古思潮，对推行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随着封建制日益走下坡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越来越害怕社会变革，越来越求助于复古倒退的儒家反动历史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变法派则借助于法家进步的历史观作为思想武器，反对大地主顽固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死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历史观，拚命攻击王安石的新法“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宋史记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咒骂商鞅变法“尤称刻薄”、使“天下趋于诈力”(《资治通鉴·卷二》)，攻击王安石变法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苏轼亦步亦趋，连续写了《商鞅论》、《论商君》，借骂商鞅攻击王安石，说什么“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家”，“灭国残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商鞅论》)。王安石坚持法家的进步历史观，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高度赞扬商鞅不遵古法，不循旧礼的革新精神，作诗赞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还赞扬了汉唐的法家桑弘羊等“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宋史记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称赞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临川文集·读柳宗元传》)。对商鞅的褒贬，清楚地划分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推行的不同政治路线。
    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僵化，大地主阶级越加腐朽、反动，对商鞅的咒骂和攻击也越来越激烈。只有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等人才起来翻了这个案，赞扬“商款行法而秦日富”，认为“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這书·商鞅》)，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恢复了历史的真相。章太炎还在《訄书·原变》中对人类和阶级社会的起源作出了较商鞅、柳宗元更进一步的解释。从商鞅到章太炎，虽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但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所处的进步地位，在当时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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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历史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条进步的认识路线，这是很值得我们在今天进行认真研究的。不能忘记，商鞅、韩非等法家是地主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思想代表。他们的历史观，是为了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服务的。因此，他们同历史上一切进步的剥削阶级思想代表一样，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他们不可能彻底批判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基本历史事实，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不懂得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所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在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难物主义理论，代表了无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革命阶级，才能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在地球上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
    纵观中国历史上儒法关于历史观的论争，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才能具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而反动、没落阶级的历史观则必定是倒退的，反动的，极端唯心主义的。毛主席在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时，针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从孔丘到林彪，他们都是企图用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的反动派，用歌颂古代的反动派来为他们现行的反动行为辩护。林彪别有用心地把儒家的反动理论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只能暴露他们是同一伙的极端唯心主义者。他恶毒攻击法家，大骂法家是“罚家”，目的是为了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用反动的历史观作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颂古非今的复辟派，其思想根源出自鼓吹倒退、反对变革的唯心史观。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自觉地认识历史规律，推动历史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入批林批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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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斯
    王少普李长青
    在秦始皇建立的彪炳显赫的历史功绩中，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李斯是出了大力、立有大功的。他积极参加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敢说敢为，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闪烁着法家恩想光辉的真知灼见，协助秦始皇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正确路线，对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起了重大的作用。秦始皇死后，李斯经历了与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最后以惨遭杀害而结京了自己的一生。李斯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人物，他一生经历的政治斗争同当时思想战线上的儒法斗争直接相联系。对李斯一生的不同评价，也是儒法斗争的反映。儒家恶毒攻击他“焚诗书，严法令，为祸于天下”（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法家思想家则称赞他是秦始皇的“功臣良吏”（章炳麟：《秦政记》），对他的惨遭杀害寄予无限的同情，“及夫李斯受戮，神气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动天”(《李太白集·拟恨赋》)。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不能正确评价李斯的一生。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正确分析李斯一生的功与过，并总结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李斯是楚国人，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曾和韩非一起跟随荀况学习法家思想。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敏锐地察觉到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统一代替分裂的历史趋势，深感这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功业、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大好机会。他又看到经过商鞅变法的奏国，建立了地主阶级政权，“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凡以后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史记·李斯列传》)。秦国无论在那一方面都胜过东方六国，成为当时最有希望完成封建统一事业的国家。地主阶级的阶级意志和秦国的有利条件，使他离开了封建改革进行得很不彻底的楚国，来到了秦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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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但是，奴隶主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继续存在，秦政权内部一批奴隶主宗室贵族千方百计地要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复辟奴隶主专政。为了与这股旧势力进行斗争，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曾经大量地任用来自外国的“客卿”，即在各国站不住脚的新兴地主阶级代亲人物。这些人也就成了秦国旧宗室贵族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在“客卿”中也混进了不少象吕不韦、淳于越这样的儒，他们企图打进奏政权机构，从内部瓦解秦国的地主阶级专政，伺机复辟。秦始皇在粉碎吕不韦复辟集团的同年，就是因为吕不韦大批招募六国儒生入关而下了逐客令。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书》，指出对“客卿”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一概排斥的态度。他用商鞅、范睢等外来法家人物对秦国作了巨大贡献的历史事实，证明“客卿”情况不同，也应当区别对待。如果“不问可否，不论曲直”，凡是“客卿”，一倖皆逐，那就等于把军队借给敌国，把粮秣送给敌人，“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柄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有力地批驳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对法家“客卿”制造的种种流言蜚语，得到秦始皇的坚决支持，秦始皇立即下令取消逐客令，并提升李斯为廷尉，粉碎了奴隶主贵族势力排斥法家的阴谋。
    李斯是在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奏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从策略的制定到实施，李斯都处于主要的辅佐地位。他协助秦始皇制定并实施了统一中国的战略进攻的方向和策路，“先取韩以恐他国”(《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运用“离其君臣之计”和“远交近攻”(《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各个击破的策路。经过十年的兼并战争，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竟并天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成尔斯的谈话》）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并不等于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是实行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恢复奴隶制的分封制？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究竟何去何从？秦始皇召集了大型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丞相王绾立即跳出来，代表着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叫嚷恢复分封制，而“群臣皆以为便”(《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力排众议，严加驳斥。他引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分封诸侯就是倒退，是形成“相攻击如仇雠”的内乱局面的根源，而“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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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鉴于历史经验，认识到：“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坚决支持了李斯的意见，否定了王绾的主张，并罢了王绾的官，提升李斯为丞相，毅然决然地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协助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事业中，李斯的功绩在秦始皇以外是没有第二个人所能比拟的。明代的李贽就指出：“开阡陌，置郡县，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史纲评要·后秦纪》)这话说得不错。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建立以后，奴隶主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基本上被推翻了，但是，这个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而在当时，如果不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权仍然不能巩固。公元前二一三年，在秦始皇召集的一次咸阳宫群臣宴会上，隐藏在奏王朝内部的反动儒生淳于越跳出来，“以古非今”，公开攻击秦始皇的厚今薄古的法家路线，明目张胆地主张恢复殷周时代的奴隶制。对反动儒生的挑战，李斯怒不可遏，进行了严厉批驳，坚决主张禁私学而明法令，严厉镇压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秦始皇根据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大张旗鼓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和反动儒生的复辟活动，实行了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明法度，定律令”，“以吏为师”。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章炳麟：《秦献记》）“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李贽：《史纲评要·后秦纪》）在当时奴隶主复辟势力十分猖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非如此，不足以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权威；非如此，不足以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猖狂活动，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李斯在“尊新王”、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显示了他作为秦始皇主要辅佐的杰出作用。
    李斯是在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指导下的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比较坚决地贯彻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斗争中，他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又参加了制定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政策，反对倒退，反对恢复分封制。李斯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建设性意见，他还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例如，他书写了《仓颉篇》，以小篆统一了中国的字体；他辅同秦始皇，出巡全国，巩固秦帝国的统一。在“外攘四夷”，抵抗匈奴、东胡等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活动中，“斯皆有力焉”。甚至连始皇东巡郡县的刻石文辞，“亦李斯所为”，“质而能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李斯执笔的《泰山刻石文》说：“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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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饬”。“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史记·秦始皇本纪》)。它表达了李斯对秦始皇的敬仰和歌颂，也表达了李斯决心坚持贯彻执行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和政策、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意志。李斯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比较坚定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推行了法家路线，为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政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阶级的局限性使李斯不能懂得调动本阶级的一切力量来为巩固封建制而战斗的重要性。他曾数进谗言，杀害了杰出的法家韩非。这是李斯的一大过错。虽然韩非的理论以后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付诸实践，但李斯谗害韩非，干了这件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对整个地主阶级事业是一个损失。秦始皇死后，刚刚建立而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秦国的地主阶级政权是由奴隶主政权直接转变过来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完成的转变，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转变。它只能从
    乙
    奴隶主阶级手里简单地夺取政权，而不可能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这就使得奴隶主阶级在新建的地主阶级政权中还有相当大的势力。秦始皇对这股复辟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
    主
    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秦统一了中国，但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势力还相当强大，全国各地隐藏着大批心怀不满的
    六国奴隶主复辟派，他们企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寄希望于“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积极准备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这种复辟活动成了秦地主阶级政权的主要危险。
    奏王朝是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政权，它缺乏与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同时，也由于地主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容易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势必产生与旧势力妥协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一部分取得较大既得利益的政治代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秦始皇死后，秦王朝内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斗争就显得软弱无力，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种情况集中地表现在李斯与奴隶主复辟势力代表赵高的斗争上。
    赵高原是赵国旧贵族，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他“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赵翼：《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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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丛考》卷四十一)，积极准备复辟。但由于当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公开搞反革命是不行的，赵高乃“自宫以进”（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取得了接近地主阶级最高领导集团的机会。他伪装信奉法家，“私事公子胡亥”，成了胡亥的师傅，伺机篡夺最高权力。对赵高的反革命面目，秦始皇有所觉察，曾因“高有大罪”，令蒙毅“法治之”，准备按地主阶级的法令砍赵高的脑袋，但由于赵高耍弄两面派手法，以“敦于事”的假象出现，骗取了秦始皇信任，最后又“赦之”（均见《史记·蒙恬列传》）。
    秦始皇在巡游的过程中，在沙丘病倒。他病中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从上郡赶回来准备后事，但秦始皇随即死去，诏书和印奎都为赵高所掌握。赵高利用秦始皇死得仓卒，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别有用心地诱骗胡亥，大谈“汤、武杀其主”、“卫君杀其父”的历史，叫嚷卫君杀其父“孔子著之，不为不孝”，积极策划扶立胡亥上台。胡亥是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他没有参加过秦始皇统一中国和镇压奴录主复辟势力的实践，缺乏阶级斗争锻炼。赵高扶立他上台，是要以他为傀儡，篡夺地主阶级国家的最高权力，实行奴隶主阶级的全面复辟。为了加速复辟阴谋，赵高竭力用儒家的反动天命论把胡亥打扮成“真命天子”，拚命鼓吹“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
    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并抵制赵高的复辟阴谋的，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李斯。但是，李斯在协助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以后，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为了保住自已“富贵极矣”的地位，在对付赵高这个阴谋家篡权的原则问题上，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充分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赵高对李斯使用了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说什么“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否则“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同时，他还制造蒙恬欲取李斯丞相位而代之的谣言，挑拨李斯与蒙恬的关系，对秦始皇时期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领导核心进行分化瓦解。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进攻面前，李斯表现了他私心重、骨头软的致命伤。他企图“委曲求全”，而没有认识到同赵高这个
    十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政变的策划者，是讲不成“委曲”，也无法“求全”的。就这样，李斯竞容忍了赵高的复辟阴谋。赵高则抓住他的这一弱点，掩盖自己纂夺最高权力的野心，拉李斯下水，胁迫他合谋扶立胡亥。“于是斯乃听高”，胡亥终于被立为秦二世。
    胡亥上台标志着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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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高政变后，立即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他迫不及待地改变秦始皇执行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法家政策，“更为法律”，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史记·奏始皇本纪》)的反动政策，把没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赵高还残酷地进行了大清洗，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排斥和屠杀秦始皇时期所提拔的执行法家路线的一大批官员，“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所杀及报私怨众多”；并擢用赵高引进的奴隶主贵族的遗老遗少。在秦始皇时期屡建功勋、并主“法治”赵高的蒙毅弟兄，即被赵高在胡亥面前“日夜毁恶”(《史记·蒙恬列传》)而惨遭杀害。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也被迫自杀。在赵高疯狂的屠杀下，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被斩尽杀绝。奴隶主复辟势力气焰嚣张，极力要把新兴地主阶级一巴掌打下去。
    政治上的复辟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倒退。赵高怂恿胡亥“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并借此在赋税和徭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倒退措施，频征戊徭，使农民群众大量地被迫离开土地，破坏了封建农业经济，使无数农民长年累月为秦王朝从事“戍漕转作”(《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事。“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史记·秦始皇本纪》)，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扩大到发“闾左”充成卒。秦二世时并恢复了秦献公时即已废止的野蛮的殉葬制度。由于赵高的倒行逆施，农民群众实际上丧失了刚取得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力，重新变成“完全没有权力，根本不算是人”（列宁：《论国家》)的奴隶。
    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同织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对于赵高的复辟阴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赵高也担心“皆不服，恐为变”。随着赵高、胡亥“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赵高复辟奴隶制的活动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了秦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另一方面，没落奴隶主阶级在各地的残余势力，也都乘机蠢动，“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力图恢复奴隶制的分封局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政权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危机，使地主阶级政治家李斯深感不安，他多次劝谏秦
    二世政变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但胡亥在赵高的操纵下，半点也听不进这种劝谏。这个糊涂虫还振振有词地责问李斯：“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真是昏庸之极，无有复加。李斯明谏不行，退而给胡亥上了《劝行督责书》，表面上迎合胡亥要“穷乐之极”的欲望，骨子里提醒他小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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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旁落，希望胡亥能“法修术明”，“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把大权从赵高手里夺回来，“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用法治打击奴隶主复辟派，以安天下。李斯的上书，行文曲折，用心良苦。它反映了李斯对赵高复辟的切齿痛恨和无限焦虑，也反映了李斯力图挽回秦王朝严重危机的最后努力。它说明李斯还是力图继承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李斯和赵高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生死斗争的反映。为了整个地主阶级事业，李斯竭尽全力进行斗争，然而大势已去。如果说，他在上书秦始皇要求焚《诗》《书》时是以所向被靡之势，尖锐泼辣地批判了“道古以害今”的儒生等奴隶主复辟势力，那么，他在《劝行督责书》中，面临赵高炙手可热的权势，就只能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把矛头指向以赵高为代表的炽隶主复辟势力。它表明，在当时地主阶级已经无力粉碎赵高的政变。因此，这样的上书非但不能使胡亥对赵高有所警惕，反而使他感到穷奢极欲、滥施刑杀是行之有据。于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以至“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奴隶主的血腥统治日甚一日，胡亥却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朝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被削弱，赵高完全割断了胡亥与群臣的联系，把他架空，造成“事皆决于赵高”的局面，秦政权则完全被赵高为代表的复辟势力从里面蛀空。秦政权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农民群众从奏始皇时的“黔首是富”一下子降落到“黔首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处境，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复辟带给他们的巨大灾难，他们以地主阶级不可能有的反复辟的彻底性，把造反烈火越烧越旺，“反者已有天下之半”。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防止奴隶制复辟的主力。正是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变了质的秦王朝日趋虚弱，濒于瓦解。秦王朝内的阶级斗争以更加尖锐复杂的形式展开了。
    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李斯对复辟势力斗争的软弱性而篡夺了最高权柄的赵高，并没有因李斯的妥协而对他施行“仁政”，他迫不及待地给李斯加上了“望裂地而王”和私通农民起义军的莫须有罪名，把他抛进了监狱。至此，李斯才下决心揭露赵高的反革命面貌，他愤怒地责骂赵高：“擅利擅害”，“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将来必“为变也”；他尖锐地指出，所以“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是因为胡亥听信赵高之言“侵杀忠臣”，“厚赋天下”的结果。他上书列举自己追随秦始皇三十多年来推行法家路线而立下的功勋，热情歌颂了法家路线，想以此感动胡亥。但“不亦末乎”（司马迁评语），赵高复辟势力在秦王朝内已形成一手遮天的优势，李斯再想通过揭露赵高的反革命面目来挽救秦王朝的颓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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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来不及了。上书都落在赵高手里。李斯在遭受了酷刑折磨之后，被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借胡亥之手腰斩于咸阳市，并夷三族。
    李斯死后不久，赵高即杀了傀儡胡亥，颠覆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国家。这个打进秦王朝内部的六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终于达到了“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赵翼：《咳余丛考》卷四十一）的罪恶目的。而地主阶级由于它的局限性，没有能够防止奴隶主复辟。
    但是历史前进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人民绝对不会容许复辟势力张牙舞爪。反复辟的历史任务落到了千百万革命农民的肩上。赵高的反动统治正是为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咸阳，推翻了秦王朝，接着以刘邦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扫荡了以项羽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取得了农民起义的成果，重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汉承秦制”(《后汉书·班彪列传》)，秦始皇开创的事业在经过一个螺旋型的曲折过程以后，重新得到了继续和发展。
    李斯在秦始皇死后，对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实行坚决的镇压，使它们得以乘隙而起，篡夺最高权力，改变了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造成秦王朝的覆亡，这不单是李斯个人的过错，而且还证明了地主阶级由于它的局限性，不可能单独地防止奴隶主复辟。当然，李斯有错误，但他同赵高有本质的不同。李贽说得好：“斯，龙也；高，蛆也”(《史纲评要·后秦纪》)。李斯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功大于过；而赵高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法家最危险的敌人。秦王朝复辟反复辟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优。”（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秦王朝以自己的覆亡为复辟反复辟斗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它说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也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偶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但是，新制度要代替旧制度，历史的车轮必然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反动派都阻挡不了的。赵高政变，只三年就垮了台，就有力地证明了：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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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史纲评要》看李贽的
    尊法反儒思想
    玉荣刚严同明韩天宇
    在十六世纪反动的程朱理学统治的沉闷的思想界，冲杀出一位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一李贽。
    李贽(1527一1602)，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他以“非圣”的姿态同孔孟之道势不两立，被反动派视为“异端”。反动派迫害他、驱逐他，但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后在七十六岁的高龄，被反动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下狱，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
    《史纲评要》是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明代原刻本共有三十六卷，对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至元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都加以评论。李贽采用了编年史的体例，先是摘录有关历史材料，然后加上自己的评论。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中，往往每一夹批，每一字句，甚至每一重点号，都鲜明地表达了李贽尊崇法家，反对儒家；主张革新，反对守旧；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思想。
    李贽首先以极大的热忱，歌颂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代涌现出来的生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称赞法家人物商鞅、吴起、申不害都是“英雄”、“好汉”；认为荷况的学说“真实有用，与俗儒不同”；韩非如得到秦始皇的重用，一定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同时，对于汉代以来的法家人物和具有法家思想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如刘邦、萧何、张良、晁错、桑弘羊、曹操、诸葛亮等，都一一作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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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是《史纲评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肯定秦始皇，还是吹捧孔老二？历来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场斗争仍在继续。孔老二的信徒林彪，以及蒋介石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都借攻击秦始皇来发泄他们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我们肯定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则是为了坚持厚今薄古，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研究李贽对秦始皇的评价，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史纲评要》中，李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废分封、置郡县和“焚书坑儒”等革命措施，是“势必至此”，“不能易也”；儒家之徒搞复辟、分裂是自个讨死，根本“埋怨不得”秦始皇。李贽激情满怀地赞颂秦始皇是“千古英雄”，“掀翻一个世界”，“挣得一个天下”，充分肯定了奏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是历来对秦始皇评价中最精采的论述之一。
    由于李贽对法家的历史地位的认识比较正确，因此他对儒家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也比较深刻。在《史纲评要》中，李贽猛烈地向儒家发动了进攻，写出了“千古怪事都自儒生做出”这样痛快淋漓的话。特别是对于口称仁义、道貌岸然、行同猪狗、嘴尖皮厚的道学家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入木三分，维妙维肖。李贽愤慨地说：“道学先生常学得清淡中一人，且有谓仕主两司、户不主十万者可耻！”李贽对孔孟之徒及其反动思想的口诛笔伐，本质上是对整个儒家的批判。
    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李贽不懂得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因此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批倒孔孟之道和反动理学。他批孔孟、儒家、理学，有时也夹杂一些赞美字句。他尊崇法家、歌颂秦始皇，有时也包含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这说明，对法家的评价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正确地、科学地评价法家的历史地位，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列宁指出，恩格斯早就嘱咐过我们：“要把十八世纪未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们中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法家那些充满战斗精神的反儒著作加以注释，为现实斗争服务，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辑录《史纲评要》的部分内容，并试作语译，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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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纲评要》摘编
    (一)战国：
    1.评吴起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于是文侯以为将，击齐（应为“秦”)拔五城。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甘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评]自是好汉伎俩，莫轻觑他。以此猛力，赴道不难。与世上好人依门傍户者何唐千里！
    〔译〕吴起，卫国人，曾在鲁国做官。…听说魏文侯英明，就去投奔他。…于是魏文侯封吴起为将军，令他率军攻秦，结果攻克五个城。吴起身为将帅，却与最下层士兵同甘苦，士兵中受伤者，伤口化脓长疽，吴起就用嘴吮吸脓血，为他们治疗。
    李贽评论说，这真是好汉的本事，不能小看他。有如此勇猛的力量，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难的。同世上那些专门依附贵族豪强的门户的人比较，相差何止千里！
    2.评商鞅、申不害
    （商)鞅欲变法，…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申不害学黄老刑名，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评〕如商、如中，俱是好汉。
    〔译)商鞅要实行变法，…新法实行了十年，秦国路上不拾失物，山中没有盗贼，人民为国作战很勇致，而害怕私人械斗，地方上得到大治。申不害学习黄帝，老子和法术，上书谏韩昭侯。韩昭侯任他为相，他对内整顿政治教化，对外联合各国诸侯，以终身不倦的努力，使韩国大治、兵力强盛。李贽评论说，商鞅、申不害都是好汉。
    3.评荀况之学
    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卿尝论兵于赵孝成王前，王请问兵要。日：“要在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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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为将。曰：“号令欲严以威，赏罚欲必以信，…”
    〔评)荀卿之学，真实有用，与俗儒不同。
    〔译)楚国的春申君任用荀况为兰陵令。荀况曾与赵孝成王谈论用兵之术，赵孝成王问用兵要领。荀况说：“要领在于得到人民拥护。”赵孝成王又问如何带兵作战。荀况说：“号令要严厉、有权威，赏罚必定要讲信用，…”李贽评论说，荀况的学问，真实有用，跟那些俗儒是不相同的。
    4.评韩非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学。见韩削弱，数以书干韩王，韩王不能用。…至是以破从说秦王，王悦之，未用。李斯谮之，下吏，自杀。
    〔评)使非得用，定不在李斯下。
    〔译)韩非，韩国的公子。熟知法家的刑名法律学说。韩非看到韩国削弱，多次上书韩王安，韩王安没有用他。…直到出使秦国，以破“合纵”之说上书秦始皇，秦始皇十分高兴，但未及任用。李斯捏造罪名诽谤他，韩非被下狱治罪，终于自杀了。
    李贽评论说，假使韩非得到任用，一定不会比李斯差。
    5.评吕不韦
    秦王薨，子政立。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号称仲父。〔评)好个徽号！仲父讨死。
    〔译〕秦庄襄王去世，他的儿子赢政立为国君。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吕不韦以秦王政的父亲自居)号称“仲父”。李贽评论说，好一个“仲父”称号！吕不韦该死。(二)秦：
    1.评秦始皇置郡县
    丞相绾等言：“燕、齐、楚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谏日：“…置诸侯不便。”始皇日：“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评〕开阡陌，置郡县，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译)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楚等地方远离朝廷，如果不设置诸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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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镇守，请分封诸公子为王。”秦始皇把这个建议交由臣下讨论。廷尉李斯上奏说：“…这样分封诸侯是不利的。”秦始皇说：“天下刚安定，又恢复诸侯国，等于自己树立敌人、制造战争，廷尉李斯说得对。”于是将全国划分为三十
    六个郡。
    李贽评论说，开阡陌，置郡县，这些都是豪杰大臣根据形势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即使“圣人”复起也是不能改易的。
    2.评李斯焚书之议
    李斯上书日：“.…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评〕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译)李斯上书说：“…我建议史官除秦国史籍以外的书都烧掉，有私下谈论《诗经》、《尚书》的人在街上当众处死，以古非今的人要灭族。可以不烧掉的，有医药、占卜吉凶和种树之类的书。如果要学习法令，就请官吏为老师。”秦始皇命令说：“批准这个建议。”
    李贽评论说，真是英雄的言语，但是下手太狠毒点。经历战国议论纷纷的局面以后，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焚书的措施。儒生遭到“千古一劫”，当然理怨不得李斯、秦始皇。
    3.评秦二世胡亥继位
    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赵高从。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之，不发丧。高乃与斯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胡亥至咸阳，发丧袭位。
    〔评〕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拆，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自贱臣赵高杀太子，立胡亥，秦此时已无生气矣。赵高、胡亥，可胜诛哉！
    〔译〕秦始皇外出巡视，左丞相李斯、小公子胡亥、宦官赵高等随从。始皇途中死在沙丘平台，李斯恐怕公子们争位，天下动乱，所以把秦始皇去世的消息保密起来，不许人们声扬出去。赵高就和李斯密谋，伪称根据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到首都咸阳办理了丧事，随后继承了皇位。
    李贽评论说，秦始皇在世，李斯当丞相，经历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大斗争，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到底是圣人还是魔鬼，不可轻易议论。假使由扶苏继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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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自从贼臣赵高杀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王以后，秦朝再也没有生气勃勃的景象了。赵高、胡亥，罪该万死！
    4.评赵高杀李斯
    二世乃常居禁中，事皆决于高。高闻李斯以为言，乃日：“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与盗通。·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下斯狱，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乃以高为丞相。〔评〕深拱禁中始此，后世多踵其覆撤，何也？李斯杀人众多，应受此报，自是亢龙之悔。然斯，龙也；高，姐也。后人以两人同传，冤哉！
    〔译〕秦二世经常深居宫内，朝廷大事都由赵高处理，赵高听说李斯把朝廷情况告诉二世，所以对秦二世说：“李斯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的郡守，同盗匪(对农民起义污蔑的称呼)有来往，而且李斯在朝廷权力比陛下还重。”于是二世把李斯关进监狱，在首都咸阳处以“腰斩”的死刑，抄斩了李斯三族，便任用赵高为丞相。
    李贽评论说，深居内宫，不理政事，是从秦二世开始的，历代多次重蹈覆辙，是什么原因呢？李斯杀人较多，理应得到这个结局，这自然是刚强的龙的悔恨。但是，李斯毕竟是条龙，赵高不过是个蛆。后人把李、赵的事迹合写在
    一个传记中，实在冤枉啊！
    5.评子婴杀赵高
    初，赵高欲专秦权，…及章邯军败，恐二世诛及其身，乃弑二世于望夷宫，立子婴为秦王。子婴称病不行，高自往，子婴遂刺杀高，夷三族。
    〔评〕子婴此时何等孤弱，乃刺杀高，如去腐鼠，此何等识，何等才，何等胆，真贤主也。后世以二世与子婴同传，冤哉！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以扶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然祖龙种毒，久暂必发，天道好还，至此不得不论因果矣！
    〔译〕开始，赵高想独揽秦朝大权，…到章邯军队被起义军打败，他怕秦二世知道后会杀掉他，于是在望夷官杀了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推病不到朝廷，赵高亲自去请，子婴就杀死了赵高，并灭了赵高三族。
    李贽评论说，子婴这时是多么孤弱，但他刺杀赵高，好象去掉死老鼠一样，这又是何等的胆识才略，真是贤明的君主。后人把秦二世和子婴合写于一个传记中，实在冤枉！奏始皇是个千古英雄，赢得了一个天下，又有扶苏、子婴这样儿子、孙子可继承自己的事业，只是被胡亥、赵高两个小子所败坏，实在可惜：但是，秦始皇种下毒根，迟早必定爆发，天道轮回，至此不得不讲因果报应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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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汉：
    1.评刘邦痛骂郦食其
    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具以郦生（即郦食其）语告良。良曰：“…今复立六国之后，游士各归事其主，大王谁与取天下乎？诚用客谋，陛下事去矣。”王辍食，吐哺，骂日：“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评〕快论。
    〔译)张良从外面进来拜见汉王刘邦，汉王正在吃饭，一见张良，就将感食其的话告诉他。张良听了以后说：“…现在重新分封六国的后代，那在外的谋士都各回本国服事于自己的主人，还有谁同大王一起打天下呢？如果采用了郦食其的计谋，大王的事业就完了。”汉王听了立即停止吃饭，气得将饭都吐了出来，骂道：“这没有见识的腐儒，差点儿败坏了我的大事。”命令立即把六国的大印都销毁了。
    李贽评论说，痛快的议论。2,评晁错
    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带素与吴相袁盎不善。盎见上言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其地，以故反，欲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上默然良久，…遂使中尉召错，斩东市。
    〔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说甚是。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然袁盎借此以报私仇，其业何如？
    〔译)吴王刘濞等七国割据势力起兵叛乱，打着要杀晁错的旗号。晁错平时和吴国的丞相袁盎不和好。袁盎见到汉景帝就说：“…现在贼臣晁错任意削弱诸侯势力，甚至取消他们的封地，所以七国叛乱，一致请诛晁错，要求恢复原来的封地才肯罢休。现在只有杀掉晁错，派遣使臣去赦免七国的叛乱之罪，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地，这样不用动刀动枪就可以平息这场叛乱。”汉景帝默默地思索了很久，…就命令中尉召来晁错，杀死在东市。
    李贽评论说，晁错关于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主张，是很对的。削地引起七国之乱，这是由于晁错不善于计谋的缘故。但是，袁盎趁机报私仇，他的享业又会怎样呢？
    3.评盐铁之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诏有司问那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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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谓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评】盐铁不可废。
    〔译)（汉昭帝始元六年）下令官吏询问各地所推选出来的儒生，人民有什么疾苦，大家都讲要罢免盐铁、酒榷、均输等官，不要与天下的人民争利。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措施是安边足用的根本，不可以废除，于是，发生了盐铁会议的大辩论。
    李贽评论说，盐铁官营措施不可以废除。
    4.评汉元帝用石显
    (汉元帝建昭二年)魏郡太守京房，以学易占候灾异有验，数见召。…房日：“陛下视今为治耶，乱耶？”上日：“亦极乱耳1”“然为乱者谁？”上日：“不知也。”房日：“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土者，是矣。”盖指石显也。上日：“已谕。”竟亦不能退显，房去月余，竟征下狱死。
    〔评]天下不败于武，而败于元，故知滥好人之祸。
    〔译)（汉元帝建昭二年）魏郡太守京房，因为学《易》经占卜灾祸很灵验，皇帝数次召见他。…京房说：“你看看现在的天下是治还是乱？”皇帝说：“乱极了！”京房又问：“然而是谁乱了天下呢？”汉元帝说：“不知道。”京房说：“是皇帝最信任并经常和他密谋、能够进退天下之士的人。”所指的就是石显。汉元帝说：“我已知道。”但还是不能辞退石显，京房回去一个多月以后，竞然被捕入狱而死。
    李贽评论说，西汉的天下不是被汉武帝而是被汉元帝所败坏，可见滥用儒生会带来灾祸。
    5.评儒生献图讦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谒王，有“刘秀发兵”等语。群臣因复奏请，王乃从之，即皇帝位于鄗。〔评〕千古怪事都自儒生做出。
    〔译)（汉光武帝建武元年）有个儒生叫强华的，他从关中奉着赤伏符来拜见刘秀，赤伏符上有“刘秀发兵”等一些话。臣僚们因此又奏请刘秀称帝，刘秀就同意了，于是在鄗这个地方即位称帝。李贽评论说，千古怪事都是由那班儒生们干的。
    (本文编者是长江农场、东风农场、前哨农场青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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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武训
    史尚辉
    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第一场批孔斗争。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著名的社论，明确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并对武训和歌颂武训的电影、小说、传记和文章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
    今天，回顾二十三年前这一场斗争的情况，可以看到，正当《武训传》批判深入开展的时候，抛出《武圳传》的刘少奇、周扬一伙，却装出了一副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姿态，哼哼哈哈地教训人们“要将武训和孔子相区别”，大谈孔老二的“卓越贡献”，说什么孔老二使“封建文化放出灿烂异彩”（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把孔老二打扮成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人物。本来，把武训和“孔子并列”为“圣人”的，正是刘少奇一伙，现在却又以退为进，跳出来说什么武训是“反动的”，而孔老二是“进步的”，这不过是一种金蝉脱壳之计。他们批判武训是假，吹捧孔老二是真，由此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尊孔的反动面目。他们同清朝封建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是孔老二和武训的吹捧者。
    中国近代的这些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武训呢？各有各的目的。但就其本质来说，则都是为了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持卖国、反对爱国。
    武训是个什么人？他原名武七，“训”字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给他取的名，说是为了嘉奖他对“圣道复兴”有功，可以“为天下后世训”。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进身之阶的反动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他叛离了劳动人民，拜倒在封建统治者的脚下，走上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道路。他的一言一行都符合于封建统治的“礼”，甚至请“义学”老师吃饭时，他也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外侍候，等到那些“进士”、“举人”吃好了才“啜其余”，说什么“不能与师抗礼也”。(<清史稿·武训传)他的“兴办义学”事业，更集中地反映了他所走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道路。
    武训的吹捧者把武训“兴办义学”说成什么“奇行”、“奇事”、“奇迹”，大谈它的“奇”，这完全是一种骗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任何一种社会理想，不管它以何等奇妙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只能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义学”，在当时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经常“劝谕”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举办的“事业”，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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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工具。武训举办的“义学”中，分“经班”和“蒙班”。经班“读的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蒙班读的不外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学生的家庭出身大多数是地主，少数是富农和商人，劳动人民一个也没有。教师呢？“资格也很高”，全都是什么“进士”、“举人”或“拔贡”，一个个都是孔孟之徒。掌握“义学”大权的校董，则是当地的有钱有势的豪绅地主。他们就曾供认，武训办的“义学”，教的和学的是“圣人之训”，目的是“为皇上尽忠”。(《武训历史调查记》、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可见，这样的“义学”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些孔孟之徒，封建统治的忠顺奴才。所以，尊孔派的梁启超称赞说：“行之数十年，学堂中受业子弟，彬彬济济，掇高第，成通儒，不可胜数。”(《饮冰室文集》第一册)武训临死的时候，还要听一听“义学”学生朗读《四书》和《五经》，表示至死不忘以孔孟之道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武训的“兴学”史是一部行骗史。他披着“行乞”的外衣，一边喊着“修义学为贫寒”(<武训兴学歌》)，一边装疯卖傻，用尽各种手法，到处进行诈骗，并且把骗来的钱交给地主放债，进而购买大量土地，变为一个地主。另一方面，他又奴颜婢膝地用尽各种办法与地主、恶霸、大小官僚相勾结，以“兴义学”为手段，为封建统治服务，成为反动统治者所赏识的政治骗子。怪不得反动派这样称赞武训：“昔孔子予宁武子以为愚不可及，武公其尤甚焉若也。”(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意思是，当年孔老二曾说过，谁也赶不上卫国的大夫宁武子的善于装傻，武训在这方面比宁武子更加高明。可见，反动统治者是多么重视武训的欺骗作用！武训这个政治骗子，确实是适应了反动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正如《武训历史调查记》所说：“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清朝封建统治者把孔老二鼓吹的那一套“至高道德”，什么“大仁”、“大义”、“大忠”、“大信”，统统加到了武训的头上。在他们看来，武训完全是孔老二那样的“圣人”，所以又说什么“山东多圣人，孔圣人、武圣人，古今一也。”(《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在武训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把武训拾出来作为带头羊。清朝皇帝得意地说：“有此义人，可以激励风化，培养人材。”还颁封武训为“义学正”，钦赐黄马褂一件，盖牌坊一座，甚至“御笔”亲书“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的匾额。死后，又“宣付史馆立传”，入祀“孝义祠”、“乡贤祠”。(《武训先生祠堂记》、《武善士训墓志铭》)
    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也吹捧武训，把武训作为鼓吹尊孔复古、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借以阻挡历史的前进，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五四运动时期，正当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向“孔家店”展开猛烈进攻的时候，武训的门徒沙明远等一批北洋军阀政府的参议员，大肆宣扬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上书北洋军阀政府头子徐世昌，说什么“发微阐幽，前清已获表扬之典，崇贤尚德，民国未邀褒旌之荣”，要求给武训颁发“匾额”，“以发潜德之幽光，俾武训之义节得垂千古而不朽”。（沙明远等：《上徐大总统书》)徐世昌为了破坏革命人民的反孔斗争，立即积极“提倡”，颁给武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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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心公益”的“匾额”。(《武训先生九七延辰纪念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总统一带头，北洋政府的总理、总长、次长等大小官僚紧紧跟上，齐声把武训的“兴学”事业颂扬一番。他们叫喊“捐资兴学”，实则鼓吹尊孔读经，对抗革命人民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在反孔斗争的打击之下，他们哀叹“道德沦亡，狂澜既倒，弦诵之场，鞠为茂草”，狂呼武训的所作所为“与前圣同符”，“有功于圣教”，要发扬“天生武训”的精神，使“英才济济，俎豆年年”。(龚积柄：《武训学校颂)他们甚至无耻地宣称，由于“海内名流，宣传之力”，使武训“曜然于世界，近今列强震惊，称为孔子以后之一人”。（沙明远：《武训兴学始未）北洋军阀头子及其走卒们对武训的这些吹捧，是当时出现的尊孔逆流中的一阵恶浪。
    九三四年出现的“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拾出武训来配合反革命“围剿”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正在南昌“剿共”行营的蒋介石，一面忙于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一面亲自出马来颂扬武训。这个独夫民贼亲笔正楷恭书了《武训先生传赞》，表彰武训“行乞兴学”，做出了培养一群孔孟之徒的“大业”，留下了欺骗和麻醉人民的“恩泽”；还颂扬武训“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什么是“仁”？蒋介石在当时的一次演讲中说：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镇压革命)就是行仁”，(<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由此可见，蒋介石称赞武训“仁乎义协”，说什么“宁不闻风而有立”，就是要人们学着武训的反革命“精神”，跟着他一起去屠杀人民。其他国民党反动派头目也纷起效尤，争先恐后地为武训“题词”、“题诗”、“著文”，说什么武训“继美先哲”、“教泽千秋”、“懿行千古”、“匹克为百世师”，把武训捧到“高入云表”。有一个国民党军阀叫何成濬的，还仿照武训《兴学歌》的体裁，写了一首长歌，说武训“不求富贵不求荣，天性纯乎义和仁，真有移山填海之精神”，嗟叹武训死得太早了，“假使武公生至今，从我国民革命军，有躬行，无口争，…步步踏实事事真，…学到奉化蒋公生活新，必能压倒一切当世英”(<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赤裸裸地说出了他们抬出武训是为了镇压和屠杀人民的罪恶用心。可见，武训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所以蒋介石更盛赞武训是同孔老二一样“为人师表”。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爆发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他们又把武训拾了出来，对学生们说什么：“只要做出象武训那样行乞兴学的事业来，在社会上就有出路的”（转引自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蒋介石为了配合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支持国民党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武训传》来“教育”人民。总之，每当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都要把武训拾出来，鼓吹“武训精神”，用以反对革命和欺骗人民。
    阶级投降必然导致民族投降。尊孔必然导致卖国。武训向地主阶级投降，狂热地宣扬孔孟之道，实质上也就是向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投降。所以，当反动统治者要进行投降卖国活动时，也总是离不了对武训的吹捧。一九三八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紧锣密鼓地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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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时候，就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内政部部长”何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名义，下了褒扬武训的命令，说什么“纯孝”、“坚卓”的武训，“距今虽近百年，仍应予褒扬，用彰潜德，而资矜式”（转引自《学习杂志第四卷第五期），鼓吹要学习武训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投降的榜样，为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制造與论。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上海的汪伪政权也以武训为题材，摄制了一部《义丐》的影片，妄图引诱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甘心情愿地当亡国奴。其他地区的敌伪统治者还向青年们鼓吹：“要做第二个武训，要白手起家，立武训那样的不朽之功”。（转引自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这一伙汉奸卖国贼这样起劲地吹捧武训，完全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
    亡中国的需要。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之流，也把武训奉为至宝。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把国民党反动派来不及拍完的反动电影《武训传》接过手，于一九五一年抛了出来。刘少奇之流歌颂武训，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孔丘，鼓吹孔孟之道。反动电影《武训传》，描绘武训七岁时拾到一本《三字经》，就“如获异宝”，又赞美武训怎样向地主阶级投降，建成“义学”，举行“庄严隆重的盛典”，向“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行跪拜礼”，狂热歌颂封建地主阶级，崇拜孔老二，宣扬孔孟之道，反对人民革命。蒋介石在一
    九三四年纪念“武训九十七诞辰”，刘少奇一伙在一九五一年在《武训传》里也以召开武训
    恩
    一百十“诞生纪念大会”开始，“高唱入云”地唱着“庄严神圣的赞诗”，又以“高唱入云”地唱着“庄严神圣的赞诗”结束。他们“高唱入云”地唱道：“大哉武训，至勇至仁。…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电影《武训传》主题歌)人们可以看到，这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派纪念“武训九十七诞辰”时对武训的吹捧何其相似！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刘少奇一伙由于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所以增加了“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咒骂声。
    反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产物，是地主资产阶级用孔孟之道向我国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的
    一场猖狂的进攻。围绕着这部电影的斗争，是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前进和倒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武训传》这场伟大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一伙尊孔派的丑恶嘴脸，指出：“在许多作著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论述，打中了刘少奇一伙和一切尊孔派的要害，深刻地批判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成胜了刘少奇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指引着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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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子道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实现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过程中，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暴露了自命为“天才军事家”的林彪，其实是一个顽固地坚持右倾军事路线的蠢才。
    抗战一开始，毛主席为全党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个战略方针，抗战初期我军在作战行动上，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控制，避免集中兵力打大仗，而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分散作游击战”。这就要求我军从正规军转变为游击军，从正规战的壕沟里解放出来，不受国民党的任何限制和阻挠，独立地执行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我军将经过持久的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
    正当革命和战争的这一转折关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却跳出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竭力对抗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原则，主张配合国民党打正规战，打大仗。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八路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毛主席及时地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接着又作了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毛主席明确指出，我军当前有自己的拿手好戏，一定能够在抗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这就是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根据这个战略原则，我军应以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兵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毛主席还告诫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成争。但是，林彪置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于不顾，竞然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的指挥和调动之下，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战役作战，甚至主张对日军进行运动战、阵地战，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林彪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集中兵力打正规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方面疯狂地向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区进攻。国民党由于实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它在华北前线的几十万军队纷纷溃不成军，很快丧失了战斗力。如果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那是毫无胜利前途可言的；更不待说国民党正在处心积虑地想在抗战中搞垮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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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人民军队。我军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顾国民党的限制和阻挠，不接受国民党的失败主义的作战命令，大胆地放手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林彪却抹煞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抹煞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面。他一再要我军集中兵力打大仗，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感到我军的力量很强大，在当时就具备足够的条件对日军实行运动战、阵地战；而是迷信国民党的力量，自以为依靠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就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从这种机会主义幻想出发，他心甘情愿地充当国民党军队的配角，把自己的手脚束缚在国民党的军令上，乖乖地跟在国民党军队的屁股后面打大仗，丧失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林彪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的错误主张和作战行动，决不是军事指挥上的偶而失策，而是他紧跟叛徒王明，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王明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王明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超过相信人民群众，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军事战略上，王明否认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转变，主张把军事工作的重心放在配合国民党保卫大城市上面。抗战爆发，王明就鼓吹要依靠国民党打正规战。接着，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一九三八年春，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公然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狂妄地提出要我军“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林彪跟着王明亦步亦趋，竭力鼓吹配合国民党打正规战，甚至要求按照他的所谓正规战的“经验”，来改变“抗大”的军事教育，说什么：“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林彪在所谓《抗日战争的经验》一文中，又同王明唱一个调子，大肆鼓吹要“认真的采取集中主力实行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法”。之后，正当毛主席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光辉著作，着重强调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时，林彪在“抗大”的讲话中，再次鼓吹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方针，而且还提出“要把大部分兵力分配去打运动战，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唱对台戏。从林彪的这些言论到他的实际作战行动，从头到尾都贯串着王明投降主义的黑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抗战初期集中兵力打正规战，决不是孤立的个别战役的错误，而是表明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根本对立。
    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王明、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不仅表现在要不要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的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要不要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毛主席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反复强调了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正是由于创建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当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内地蜂拥进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适时地指令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化整为零，组成许多支队，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迅速开辟抗日根据地。然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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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却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阻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迟迟不去开辟根据地。毛主席、党中央在一九三七年秋冬多次发出指示，指令林彪把部队开赴山西的一些山区创建敌后根据地。但是，林彪多次以山区地区不大、人少粮缺等为借口，把自己带领的部队驻扎在靠近国民党主力部队阵地的地区，不向敌后山区和农村进军，公然对抗毛主席三令
    五申关于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不愿做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想依靠人民群众，而热衷于配合国民党打大仗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实质。
    林彪反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错误立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就从右倾悲观主义出发，妄图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思想，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给林彪的长信，尖锐地指出：“流动游击”政策“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就是说，它是递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个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原则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但林彪这个两面派，总是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不去从“流动游击”的错误中接受教训。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再次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正确路线。毛主席洞察到林彪的流寇主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严重危害，及时地指出：“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这里批判的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判过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林彪的这种集中兵力打正规战的错误方针，是同抗战初期的敌情和我军的任务完全相违背的，因而它是一条完全错误的军事方针。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军事方针只有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才是正确的。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军实行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符合于当时的战争情况，因而是正确的。但到了抗战初期，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就必须把战略方针改变为以游击战为主。因为在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毛主席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我军和敌军的情况，全面地考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从其中引出战争的规律，制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成略方针，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根本的保证。林彪的右倾军事方针，则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是同抗战初期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如果按照林彪的主张，集中兵力打正规战，抗日战争的前途必然要被断送掉，那是毫无疑义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同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并且彻底地战胜它们，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成争的胜利，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王明、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自觉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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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
    常
    翔
    一九五五年，正当农业合作化高潮在我国农村蓬勃兴起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作了重要批示。这个合作社，就是山东省曲阜县现在的陈家庄大队。毛主席在批示中，拿社会主义同孔老二的一套作了对比，热情赞扬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主席指出：“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指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一伙。毛主席对他们尊孔读经，有兴趣搞资本主义复席，却没有兴趣搞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孔老二的“经书”，就是孔老二所宣扬的那套什么“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老二“经书”上那套教条当作护身法宝。正如鲁迅指出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统治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就必然要步历代反动阶级的后尘，尊孔读经，把孔老二的“经书”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每当无产阶级革命进入关键时刻，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都要跑出来搞尊孔读经，妄图阻挡革命前进的步伐。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就不断地拿孔老二的“经书”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一
    九五一年春，正当全国人民轰轰烈烈搞土改，高高兴兴搞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刘少奇急匆匆地窜到曲阜去“朝圣”，对孔庙孔林肃然起敬，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连声叫喊“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他还十分向往封建帝王在那里暂时停足的“驻跸亭”。这就充分暴露了刘少奇对孔庙孔林的最大兴趣，是在唤起孔老二的幽灵以保护中国几干年来的剥削制度，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九五五年在全国农村兴起的合作化的高潮，是在批判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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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路线以后出现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这场革命开始改变了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面前，刘少奇死命地抱住孔老二的“经书”不放，顽固地要开历史的倒车。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农村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出现在亚洲东部辽阔的地平线上。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比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深刻得多的一场伟大革命。国内外的反动派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结成了反华的“神圣联盟”，掀起了一九六二年器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刘少奇一伙也急忙扯起孔孟之道的破旗，紧紧地配合，抛出了用孔孟之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下，什么“孔子学术讨论会”、“孔子纪念会”喧闹一时，搞得鸟烟瘴气。他们狂热吹捧孔老二，妄图利用孔老二的“经书”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中国恢复剥削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但是，刘少奇一伙只能是白日做梦。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活动，按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步骤勇往直前。到
    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全国广大农村，也象陈家庄
    一样，“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生产大幅度增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蓬勃开展，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发展。三年合作化，人换思想地换装。广大农民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高兴地说，“办社三年，大变了样，生产发展了，生活提高了，识字的多了，人也旺了。”
    这一切，在孔老二的“经书”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孔老二的“经书”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中国人民贫困了两千多年。陈家庄就是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它是用“经书”统治中国的典型。这个庄子，曾经有过三百多户人家。但在“孔府”的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到解放前夕，只剩下了五十八户人家。这五十八户人家，就有二十一户逃过荒，要过饭，二十
    一户常年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三户卖掉了亲生儿女，二十一人饿死在外。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只有砸碎“经书”这副沉重的精神枷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贫困。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使五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粉碎了刘少奇妄图用孔老二的“经书”改造中国的迷梦。“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刘少奇要想阻挡社会主义，结果以自己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但是，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没有就此鲍种。刘少奇叛徒集团垮了台，林彪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妄图继续用孔老
    二的“经书”来改造中国。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尊孔派。他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的家伙，却对孔老二的“经书”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恶毒污蔑社会主义是“今不如昔”，把广大农民“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活说成是“缺吃少穿”，把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危机四伏”。林彪大搞尊孔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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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究
    打掉妄自菲薄
    金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崇洋卖国，妄图把我国变成苏修殖民地的罪恶阴谋。广大革命人民怀着对帝、修、反的新仇旧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战线上，出现了许多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权威”、不怕洋教条的敢于革新创造的闯将，这是“中国的脊骨”，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可贵的革命志气。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新中国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评头品足，指指点点。上了外国文献的，他们认为是金科玉律；对于群众的革新创造一对不起，外国还没见过，不行！他们甚至还说什么外国机器出问题是“偶然”的，中国机器出问题是“必然”的。一句话：中国人不行。这种精神状态，无以名之，叫做“妄自菲薄”。
    看洋人，完美无缺；看自已，一无是处。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奴役中国所留下的精神枷锁。一些甘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总是竭力宣扬这种意识形态。解放以前，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之流，就曾一定要中国人民“承认我们自己百辜不如人”，论据是：“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本来，胡适之流早已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被抛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但是，彻底清除这种垃圾，毕竟需要时问。只要帝国主义存在，而我们的国家经济上还不够发达，这种思想在一部分人中还会有一定的市场。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喜业的发展，这种市场是越来越小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是勤劳、勇敢、聪明的。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妄自菲薄”的种种论调，既不符合我国几千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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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解放二十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实际，更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敢想敢干，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伟大现实。就以近几年来的事情为例：那些“造船权威”曾经以自己的人格担保，断定中国造的万吨轮不能远航，现在，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风庆号”、“风光号”万吨级货轮，不是一艘又一艘地乘风破浪，远航欧洲了吗？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撒退专家，妄图把我国的原子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可是，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不是使我国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一个接一个地上天了吗？有机化学工业中的高压、高温反应工艺，多少年来，一直认为只能用高压釜反应。今天，上海染化十厂管道小组的工人，不是用管道反应代替了高压釜吗？实践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你们妄自尊大，不够谦虚。”不对。我们从来反对一切大国沙文主义，不管我们已经创造出多大的成绩，也决不自尊自大。对自己的事业充满自豪，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能够迅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面貌，这和妄自尊大，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是要谦虚谨慎，胜不骄，败不馁，但是，我们决不做谦谦君子。事实上，那种把自己看得
    一无是处、外国什么都好的人，决不是什么真正的“谦虚”，而不过是在谦虚的幌子下，贩卖洋奴哲学而已。
    我们从来认为，国无论大小，都有自已的长处和短处。对于外国一切有用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习和借鉴，而且要学得十分认真，洋为中用。有些人，对外国的东西那么顶礼膜拜，你说他是推崇外国的一切人吗？其实他们推崇的，不过是外国的一小部分人，即西方的资产阶级，而决不会推崇外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中国人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过是说中国的工人、贫下中农什么都不行。妄自菲薄者，菲薄劳动人民也。这种思想，和二千年前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教正是一脉相承的。
    妄自菲薄，是一种低级趣味。这种思想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危害很大。它严重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瓦解革命斗志，使许多本来可以办好的事情办不成。我们热情奉劝患有这种病症的人，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经常到群众中走一走，听一听群众的意见，看一看群众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这是医治这种病症的一帖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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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虎”斗说明了什么
    上海染化十厂管道小组革新工艺的调查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上海染化十厂管道小组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第一次试验成功用管道高压反应的先进工艺，生产高效低毒新农药的中间体邻硝基苯胺。这项重大技术革新的试验成功，为发展我国有机化学工业闯出了一一条多快好省的新路。
    长期来，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认为，在有机化学工业产品中，高压反应工艺是碰不得的“禁区”，只能用高压釜生产。这个迷信，现在被敢于变革、敢于反潮流的管道小组冲破了。工人们形象地把这场管釜之争叫做“龙”（管道形状如龙）“虎”（釜的谐音同虎）斗。这种新工艺，化学反应比高压釜的速度快二十倍以上，使邻硝基苯胺能够在管道中连续生产，产品质量也完全符合技术标准。采用这种新工艺，同以高压釜老工艺生产的基建方案相比，投资可节省三分之二，占地面积减少三分之二，操作工人也减少三分之二，起到小设备进行大生产的作用。
    这项新工艺的试验成功，反映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广大工人群众坚持革命、坚持前进，敢于变革、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一)
    生产邻硝基苯胺，是按照常规用高压金生产，还是试验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这场在生产技术领域里的斗争，正反映了革新还是守旧、前进还是倒退的思想斗争。
    染化十厂领导上接到生产邻硝基苯胺的任务后，便由少数人订了一个需要二百十六万元投资、添置七台高压釜的方案。他们认为高压釜是定型设备，工艺成熟，用老办法生产保险；而且高压釜不仅可以用来生产新农药，也可以转产本厂主要产品土林染料，想乘基建机会搞几台高压釜“武装”一下自己厂。因此，他们宁愿守住旧工艺不放，等高压釜拿到手再上马。
    管道小组的工人们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用高压釜生产农药，虽然工艺成熟，但投资大，成本高，特别是现在一下子拿不到这种设备。如果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试验成功。投资小，上马快，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工人们说：生产高效低毒新农药，是一场争时间、抢速度、向虫口夺粮的战斗，怎么可以慢吞吞地等呢？我们一分钟也不愿意等，要争分夺秒地闯！
    同样是为了生产上马，一个心安理得地等，一个迫不及待地要闯，领导干部想的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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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想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用邻硝基苯胺制成农药，对防治小麦赤霉病、水稻纹枯病、油莱菌核病，有很好的效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效低毒新农药。当管道小组工人听到国家安排厂里这个生产新任务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我国是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国各地农药生产都迅速发展起来了，那将需要多少高压釜？如果靠进口，发展农业的命根子岂不是会捏在外国资本家的手里？采用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制造方便，成本低，有利于在全国普及推广。因此，不能只看到我们一个厂，要从全国七亿人口出发。纵有千难万险，也一定要使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使它早日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工人们豪迈地说：“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广生产‘保险’而守旧，要为整个国家建设的发展来创新。”
    这样来看待技术革新，就有了非打破现状不可的勇气，有了急农所急的革命激情。他们还仔细地算了-一笔账：如果厂里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上马，用邻硝基苯胺早生产一分钟苯骈咪唑44号新农药，就可以多施十二亩地；早生产一小时，可以多施七百亩地；早生产一天，可以多施一万七千多亩地。时间是多么宝贵啊！工人们越讨论，热气越高，干劲越大。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时间就是农药，时间就是粮食。在这样有志气的工人群众面前，任何困雅也动摇不了他们变革旧事物的决心，什么落后的现状都将被他们的创造力所冲破。
    （二)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一项重大技术革新，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会遇到技术上的种种难题，也会遇到来自各方的思想阴力。这个小组工人进行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的试验，也一度得不到工厂领导的支持。在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支农会上，厂部派的代表，汇报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高压釜方案，对新工艺一字不提。管道小组的工人代表赵厚国也站出来，介绍了他们试验管道高压反应有初步进展的情况，拿出两小瓶试验样品，建议在缺乏高压釜的情况下，厂里可以试验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工人的大胆建议，对正在进行的讨论投进了一颗石子，它向有些领导于部故步自封的思想挑战了。
    这一颗石子，在厂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领导干部说：“没有一定成功的把握，我怎么好支持？”少数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埋怨管道小组：“把可以拿到手的高压釜撬掉了，你们瞎起劲做啥？”
    当创造一个新事物，暂时得不到领导和部分群众支持的时候，怎么办？是跟着涌来的潮流走，还是迎着风浪前进？开始的时候，小组的同志们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不试验，新工艺不会凭空创造出来，试验吧，阻力又这样大。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想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把基本路线直接交给广大革命群众，就是要我们关心路线的大事，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眼前，在遇到因难、遇到阻力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掉这个“决定一切”的舵把子。工人赵厚国提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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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上对照自己的行动，看一看我们该不该革新，要不要前进。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广积粮”，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一是的，我们搞的是农药，是坚持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大方向。毛主席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个革新是不是符合多快好省？一是符合多快好省，新工艺比老工艺各方面都先进得多。毛主席又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是不是符合这个精神？一是的，我们是在坚持自力更生，走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通过这样一番议论，全组同志方向明了，信心足了，他们坚决表示：“只要我们双脚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那就决不后退半步！只要路线对头，就是泰山压顶也不弯腰！”这正体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的战斗风格和精神面貌。要从无到有地试验一项新工艺，有许多困难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有了正确路线的指引，不仅使他们看清了技术革新前进的方向，也使他们在思想上处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主动地位。在暂时得不到领导支持的情况下，试验缺少设备，他们就分头到兄弟单位去借，自己动手把厂里旧设备上的零件拆下来，请金工、电焊工加工改制，拼凑起来用。从开始试验到试验结束，他们没有添过一台新设备。没有厂房，就在露天干。台风季节，工人们利用旧木料、旧竹子搭个天棚。狂风把糊顶掀开了，青工小张立即爬上屋顶修理，大家冒雨站在齐膝深的水里，继续坚持试验。人手不够，三班工作两班顶，谁也不叫一声苦，谁也不喊一声累。工人说：“为了早日拿出高效低毒新农药，打击帝、修、反，就是掉脱几斤肉，心里也高兴。”工人们这种冲天的革命干劲，不是由什么奖金、物质刺激出来的，也不是靠什么管、卡、压的规章制度管出来的，而是来自他们高度的主人翁自觉性，来自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管道小组经过坚持两个月的小样试验，以及一百多小时的中型试验，终于用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生产出了邻硝基苯胺。经过鉴定，质量完全合格。用它制成的一批新农药拿到农村去使用，效果很好，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三)
    邻硝基苯胺经过小样和中型试验，虽然已经试制出来了，但是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这个新事物能否最后站稳脚跟，还要在工业连续性生产中经受考验。正当工人们积极地进行工业连续性生产的时候，人们最担心的管道阻塞的情况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试验过管道常压反应，就是因为管道阻塞而中途停止的。现在，当试验受到挫折的时候，人们头脑中的保守思想又重新拾头。有的说：“过去在常压的条件下，试验管道反应也没有搞成，这次是高压，哪能行得通？”小组里有的同志也怀疑起来：“新工艺果真能行吗？”这时，摆在小组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既要同人们头脑中的保守思想斗，又要同技术上的困难斗。而且，只有坚持战斗，突破技术上的难关，说服人们的保守思想，才能巩固和发展新生事物。共产党员梅卞顺的亲身体会，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过去，他为了革膏糊状物料干燥旧工艺的命，反复试验，摸索了三、四年，先后进行过三百六十五次试验，才终于搞成功一套新型干燥设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为我国千燥工艺填补了空白。现在，这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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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闻名的技术革新能手，还是那样地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向小组同志回忆当年搞千燥新工艺的经历，告诉大家：“没有第三百六十五次试验，就没有新型干燥设备的成功。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就一定能找到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大家听了，信心十足地表示：“尽管困难大如山，我们也能一肩担。”
    为了寻找解开科学技术奥秘的思想武器，小组同志又认真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的有关章节。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工人和技术人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经过实践，失败，再实践，终于从原料配方比例、反应过程中物料的混合情况和反应热等各种矛盾中，找出管道阻塞的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造成结焦。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技术难题就很快解决了。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运行，把管道拆下来检查，管壁净亮无积炭。工业连续性生产试验的初步成功，为正式投产创造了条件。
    为什么过去试验管道常压反应，技术要求低，半途而废了，而今天进行管道高压反应，反而能坚持到成功呢？两次都参加过试验的技术人员瞿鸿琮深有体会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搞管道试验，虽然也是工人群众提出来的，但后来由儿个技术人员关门搞试验，遇到了因难，就只从书本上找答案，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结果搞来搞去没有成功。这次管道高压反应试验，实际上是那次技术革新的继续和发展。它所以能成功，并不是我们现在技术水平特别高，设备条件特别好，而是由于路线正确，工人和技术人员真正结合在一起了；由于坚持前进，发扬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一步一个脚印的科学态度的结果。工人们说得好，如果拿过去试验失败的事实，来作为今天不可能试验成功的依据，那只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结果只能是不要革命，停止前进。
    事实最能说服人。管道高压反应新工艺的工业连续性生产试验成功的消息一传出，原来不相信新工艺的人相信了，原来不支持的人也支持了。去年底，有关领导部门要求这个厂，在一百天内建成一个年产四百五十吨邻硝基苯胺的装置，得到了全市和全国各地二十多个单位的热情支援。上钢五厂专为这项工程拉制了近六百米管道；川沙县东海公社承担了土建工程；到这个厂搞教育革命的大连工学院的教师们，春节和寒假也不休息，专程赶来参加会战。工地上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热气腾腾的场面。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他们迎着风雪，冒着严寒，全力作战，工期一再缩短，最后只花了四十五天就胜利地拿下了这项工程。
    管道小组创造新工艺，走过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工人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他们在斗争中创造新事物的体会，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才史观”、“中庸之道”。他们说：“我们要把‘上智下愚’的反动信条彻底颠倒过来，把‘中庸之道…合理’的鬼话戳穿，工人阶级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工人阶级的信条，是卑贱者最聪明，实践出真知。”他们满怀信心地表示：要永远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新贡献！
    (陈克俭吴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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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科学实验九年
    上海灯泡厂三车间玻璃小组
    我们是为电子管和排气设备加工玻璃零件的生产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自己设计、自已制造成功十八种超高真空测量规管和排气泵。这些产品，能够把管内的气体，排除到只剩下一千亿分之一，真空纯度比电子管高一千倍以上。它的主要质量指标都达到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是怎样坚持九年搞科学实验，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呢？用我们小组工人的话说：路线走对头，一步一层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厂里正在试制一种新的电子管，这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重点产品。有人说，排气泵已达到“极限”，真空度不可能再提高了。我们听了心里很着急。要提高管子的高真空程度，就要造出超高真空的排气泵，排除管子里面的空气。但是，超高真空是一门尖端技术，过去长期被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垄断，他们搞不成，又不准我们工人过问。为了填补国家这一技术的空白，我们冲破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束缚，决心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掌握好这门技术。
    敢想就要敢干。有的技术人员说，要造超高真空泵，光是设计泵上面的四只喷嘴，就要计算一大堆数学公式，技术要求确实很高。越是难，就越是要干，只有干了才不难。我们小组工人一面学习毛主席“实践出真知”的教导，一面回顾自己技术上成长的过程。以前，我们这些灯泡工人，从来没有做过真空电子管，也没有读过电子专业的书，但干了几年不是也都学会了。再说，做第一只超高真空泵的时候，难道是先有数学公式然后才有产品的吗？大家一讨论，就兴致勃勃地干起来了。我们先后做了三十只不同的玻璃泵体，对蒸气导管和喷嘴的结构、位置、角度，一个一个分析比较，在十个月里反复试验了一百多次，第
    一只超高真空排气泵终于试制成功了，真空度达到负十次方。超高真空技术也是一只纸老虎，我们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完全可以掌握它。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散布的神秘论一经被打破，我们小组开展科学实验活动的信心和决心就更大了。大家说：“技术上的小改小革我们可以搞，发展新技术我们也应该闯。”
    搞科学实验，是有曲折，有斗争的。我们的体会是：在风浪中，要敢撑革命的顶风船。
    一九七○年，国家把一项尖端技术的研究任务交给了我们，技术指标要求真空度达到负十
    五次方。党和国家对我们工人这样信任，大家热泪满眶，高兴极了。为了拿下这个课题，我们在半年内先后试验了几十个方案，可是都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标准。这时候，原来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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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人不能搞科研的人，就乘机刮冷风，说什么“读过许多技术书的人，现在还在仿造，你们没有学会走路，就想一步登天哪。”“如果这么容易，也就不叫尖端技术了。”有些好心的同志也来劝我们不要费力不讨好。回想在我们刚开始搞科研的时候，思想上并没有一点包袱，敢想、敢说、敢闯，现在做出一点成绩以后，遇到一些压力，为什么就犹豫起来了呢？
    是怕冒风险，怕被人家讥笑，照着外国资料的葫芦画瓢，还是敢字当头，坚持去闯，走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教导，认识到只有出于公心，才能坚持敢想敢干。
    回想文化大革命以前，曾经有一台进口的超高真空电离计，烧坏了一只规管。外国资本家趁机敲竹杠：又是只卖整机，不卖零件，又是成倍提高售价，迫使我们接受专利。工人们听了，气得肺也要炸了。大家说，要搞科研，要发展新技术，这不是我们个人得失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大事，我们工人不把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没有尽到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而且，在自己研究设计、自己制造的过程中，克服一个困难，得到一项锻炼，也就是向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目标越走越近。想到这些，大家信心又足起来了，表示决不从半山上往下跑。后来，我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试验，自己研究设计的新产品终于又试制成功了。经过测定，真空度达到负十七次方，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以后，我们在科学实验活动中，就更加自觉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斗争，坚持前进。在工作顺利时，注意同骄傲自满的思想斗；受到表扬时，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斗；遇到挫折时，同消极畏难思想斗。几年来，我们就是在不断地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磨炼克服困难的革命意志的。
    在科学实验中要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还要认真学一点科学技术理论。过去，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技术要求这样高的产品也被我们搞出来了，不懂技术理论不是照样可以干科研吗？那时，我们对学习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还体会不深，满足于自己的实践经验。但是，这样搞了二、三年，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了。由于我们真空技术理论懂得不多，有些具有先进水平的超高真空排气泵、测量规管等新产品虽然试制出来了，但是，有些技术论据却说不出；遇到技术难关，也不能很快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是有些使用单位要求解答一些技术问题，我们说不出系统的经验来。在这些新的矛盾面前，我们小组再一次学习《实践论》，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对呀，我们搞了几年科学试验，虽然有了一定成绩，但很多还仅仅是感性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上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不重视理论知识是不行的。我们还想，我们今天取得的成绩，比起国家建设发展的要求来，还相差很远，在超高真空排气设备方面，还有许多科学研究的尖端项目需要我们去继续摸索、创造。我们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就要下苦功学理论知识。于是，大家就一面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一面学习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白天坚持搞生产，搞试验，晚上刻苦学习技术理论，一有空就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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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翻阅真空技术资料。为了能够看懂国外技术资料，有些同志还认真学习外文。
    我们从生产发展和科学试验的需要出发，结合实践学理论，使我们对超高真空技术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过去，我们试制新产品，是先摸索后设计，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先设计再试验。我们试制的超高真空排气设备，也从一个品种系列发展到三种，试制一只排气泵的时间也缩短了三分之二。我们还把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先后写成
    七篇文章，发表在专业杂志上，又协助大专院校编写了我国超高真空技术的新教材。我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要不断开辟科学实验的前进道路，在科学实验这个阵地上牢牢取得主动权，就要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修正主义。以往资产阶级专家把科学技术理论说成是高不可攀，就是妄想通过宣扬“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把科学技术领域变成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永远专我们工人阶级的政。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表现和影响，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接34页)
    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沦为苏修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回到旧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去。
    但是，历史车轮的前进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极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孔府”用“经书”统治了两千多年的陈家庄，今天已经建成了“地成方，路成网，渠道设在路边上”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使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斤，比解放前猛增了十倍；八百亩寸草不长的沙河滩，改造成了大片良田，种上了粮食，栽上了用材树、果树近万棵；有了载重汽车、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等各种农业机械，办起了十年制学校，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培养了一百多个中学生和三个大学生。陈家庄面貌的变化是中国广大农村面貌的
    一个缩影。今天的我国农村，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巩固，农业生产连年丰收，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开展，农民生活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就是好，它比孔老二的“经书”好过千万倍。刘少奇、林彪一伙反对社会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头来，只能捧着“经书”去见孔老二。一切妄图复辟倒退的机会主义者都逃脱不了同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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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马克思义的理论队伍
    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缕完）
    现在，我们接着讲两汉到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在这两千多年中，儒家和法家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在持续着。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场斗争的阶级内容与表现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春秋战国和秦王朝时，儒法斗争实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斗争。汉以后，则主要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斗争。
    从两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儒法斗争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下面，就着重介绍几次较大规模的儒法斗争的情况。
    (一)盐铁会议上的大论战
    西汉中期为什么会出现盐铁会议上的一场大论战呢？这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形势所决定的。
    以陈胜、吴广为首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并广泛地扫荡了六国旧贵族势力，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秦末农民大起义，为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局面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以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同反动的割据势力、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的矛盾。当时，许多工商奴隶主所拥有的“家僮”即奴隶竞达万人以上。他们找到了楚王韩信、吴王刘濞一类野心勃勃的诸侯王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而这些诸侯王为了实现分裂割据的迷梦，又同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互相勾结，成了西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前期的封建统治若，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基本上都奉行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刘邦和吕后先后平定了楚王韩信等诸侯王叛乱。汉景帝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颁行“推恩令”，打击诸侯割据势力，任用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为理财，官，实行盐铁官营，严重削弱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危险，到这时基本上消除了。同时，汉武帝还起用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为将领，终于击退了北方匈奴奴隶主的侵犯。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但是，汉武帝时期，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利用儒家反动思想作为压迫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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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工具，因而正在逐步向尊儒反法转变。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反映了这一动向。特别是汉武帝死后，儒家路线的代表大将军霍光，利用汉昭帝年幼，篡夺了部分权力。他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划，网罗了一批称为“贤良”、“文学”的儒生，于公元前八
    十一年，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对桑弘羊实行突然袭击，企图借口取消盐铁官营政策，一举改变法家政治路线，挑起了一场儒法大论战。汉代桓宽整理的《盐铁论》，就是这场论战的记录。
    桑弘羊这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从十三岁起，就在汉武帝身边任职，担任最高财政领导职务达三十年之久。他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执行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和反对匈奴侵略的法家路线。在盐铁会议上，他面对反动儒生的猖狂围攻，力排众议，舌战群儒，英勇地捍卫法家的政治路线。
    盐铁会议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坚持统一，巩固中央集权，还是搞分裂割据？第二是抵御匈奴的侵略，巩固边防，还是搞妥协投降？
    先说第一个问题。
    霍光一伙拼命反对盐铁官营，要求倒退到盐铁私营，表面上好象只要改变一项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想改变汉武帝的法家政治路线。会上，这些“贤良”“文学”们，杀气腾腾，别有用心地打起“为民请命”的旗号，说什么实行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是“民间”的一大“疾苦”，弄得经济停滞不前，伤了国家的元气。桑弘羊一眼看穿了这些家伙的险恶用心，理直气壮地指出：盐铁官营是有利于国家的大好事。它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它“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动摇了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桑弘羊还进一步揭露了“贤良”“文学”们所说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一小撮豪强大地主、大工商奴隶主。桑弘羊一针见血地痛斥这些“贤良”“文学”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割据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集权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效劳的。这个批判，击中了“贤良”“文学”们的要害，把封建割据势力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动用心揭露无遗。
    再说第二个问题。
    在盐铁会议上，那些“贤良”“文学”们对汉武帝抵抗匈奴奴隶主侵略的政策，也进行了恶毒攻击。他们胡说根本不应该打击侵略者，全怪儿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他们还鼓吹“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的谬论，主张拆除防御工事，向匈奴奴隶主贵族求和投降。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伙孔孟之徒的卖国主义的嘴脸。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批驳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卖国谬论。他指出，匈奴奴隶主侵略成性，“百约百叛”，对它决不可抱有任何幻想，只能“兴义兵以诛暴强”，用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打败它。只要坚特进行正义战争，就会象风卷残云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就勇敢地捍卫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路线。
    在这场大论战中，儒家的谬论被桑弘羊驳得体无完肤。但是，会议结束不久，桑弘羊就被霍光找个借口杀掉了。自从桑弘羊被杀害以后，尽管汉昭帝、汉宣帝还执行了一段时期的法家路线，但到汉元帝时，就开始执行一条尊儒反法的反动路线。汉元帝全力提倡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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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宣称决不与“民”争利，放手让豪强地主、大商人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压迫农民，使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到王莽统治时期，以赤眉、铜马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全国。农民起义推翻了极端腐朽的王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各地豪强地主，使千百万奴婢获得解放，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东汉时期，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着。以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坚持尊法反儒路线。特别是王充，他写了著名的《问孔》、《刺孟》等战斗篇章，辛辣地嘲笑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揭露了儒家的极端虚伪性。但他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没有把儒法论争看成路线斗争，这是王充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这场农民起义给了东汉门阀豪强以沉重的打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法家人物。他们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对国家统一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曹操，主张“法治”，卓有成效，正如鲁迅所说：“至少是一个英雄”。到司马氏集团建立西晋政权后，又恢复分封诸侯王制度，最后导致了“八王之乱”。他们为了抢夺皇位和维持割据局面，更纷纷勾结北方鲜卑、乌桓、匈奴的奴隶主势力，造成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和战乱。
    (二)柳宗元的《封建论》
    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西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大族势力。农民大起义以后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和稍后的武则天，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族侵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进行了一些革新。武则天很有一番作为。一个妇女出来当皇帝，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在武则天时期，有个著名的地主阶级进步历史学家叫刘知几的，写了《疑古》、《惑经》等文，抨击相传是孔老二编的《春秋》经有许多错误，指责儒家对这部书的吹捧有五大“虚美”，继承和发扬了法家反孔的战斗精神。
    到了唐代中期，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和大地主势力日益膨胀，尊儒反法思潮有所拾头，唐玄宗给孔老二加上“文宣王”的头衔。那些霸占一方的藩镇节度使，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的割据势力，又把分封制搬出来，企图把统一的唐王朝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伴随着政治上的这股倒退逆流，思想领域里又出现了一场儒法大论战。论战是围绕着统
    一还是分裂，坚持中央集权还是搞分封割据而展开的。鼓吹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为了给他们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对秦始皇和商鞅等法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这场斗争中，唐代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勇敢地站出来，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写成了著名的《封建论》，猛烈地抨击了尊儒反法的反动逆流。《封建论》首先强调指出，分封制为郡县制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封建论》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那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措施，充分肯定这一变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卓越见解。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还严厉批判了搞分封的倒行逆施的行为。他指出，西汉初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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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封功臣为诸侯王，结果不过数年，中央政权就被他们搞得内外交困。魏晋时期，重新实分封，又成为这些王朝很快灭亡的重要原因。柳宗元还总结了唐朝建国以来统一与分裂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唐王朝所以能够维持长久的统一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秦以来的郡县制；相反，藩镇割据的出现，正是由于没有坚持郡县制的缘故。历史的教训就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旧制度不能复辟。如要倒退到分封制，那只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对秦汉以来围绕着那县制和分封制而展开的儒法论争的一次总结，是对当时分裂复古思潮的一次总清算。宋代苏轼也不得不承认，“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这说明《封建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较长期的统一，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秦以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分裂的期间越来越短。元、明、清三朝的统-一局面，连续了六百几十年。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今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而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却倒行逆施，丧心病狂地大搞分裂活动，妄图另立中央，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以实现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这完全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与中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因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得到了可耻的破产。
    (三)玉安石的“荆公新学”
    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只延续了五、六十年，到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又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局面。
    但是，宋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农民起义连续不断，而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北方的辽和西北的西夏，不断南侵。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孔老二的地位被封建统治者越拾越高，宋真宗给他加了“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的阔气头衔。孔学演变为理学，又称道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王安石“荆公新学”同反动理学的斗争。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求实行变法革新，抑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增强战备，抵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的统一。王安石为了替新法提供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创立了一个新学派，叫做“荆公新学”。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他们疯狂反对革新变法，鼓吹卖国投降，把王安石比作少正卯，意思是非杀不可。
    王安石以敢于反潮流的斗争精神，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战斗口号，推翻了孔老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信条。“三不足”的口号，象
    一声巨雷震动了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王安石还在诗文中公开赞扬商鞅、桑弘羊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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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代表人物，这表明，王安石变法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担任了宰相，主持政务约六年，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如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主张发展农业，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实力，巩固边防等等。每一项革新措施的推行，都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王安石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变法终于在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对下失败了。“荆公新学”也被废弃。大地主顽固派坚持尊儒反法，使宋王朝越来越虚弱，终于导致了覆亡。北宋的灭亡，正是亡在大地主阶级尊儒反法的反动守旧的路线上。但是，到了南宋有个名叫邵伯温的反动道学家，冒名苏询写了一篇叫做《辨奸论》的黑文，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竟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这是对历史的恶意颠倒。《辨奸论》这么一篇内容反动、手法卑劣的文章，竟然被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奉为至宝，当作他的“政变经”的理论根据。这充分说明林彪同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
    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断送了北宋王朝以后，龟缩到江南一隅，建立了偏安的小朝廷南宋。封建统治阶级越是腐朽，反动的理学也就越来越系统完整，于是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朱熹拼命鼓吹的“理”，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大地主阶级反动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说到底，就是“三纲五常”那一套儒家教条。朱熹特地搞了《四书集注》，把《论语》、《孟子》跟《大学》、《中庸》拼凑在一起，加以注释和发挥。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了元、明、清三代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朱熹唯心主义理学的产生，是同封建社会的没落相适应的，可以说是大地主阶级全面加强思想统治的理论总结。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却鼓吹要学习朱熹的所谓“待人”哲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蓝本，搞什么《四书集句》。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什么玩意呢？那是地地道道的两面派哲学、卖国哲学。朱熹是个最典型、最虚伪的道学家，他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得出来。他嘴上喊“抗战”，实际上是南宋的一员投降派。林彪要学朱熹那样“待人”，其实就是要搞阴谋诡计，充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
    (四)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
    南宋以来，尽管大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加强反动思想统治，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仍然坚持反孔学、反理学的斗争。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一位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一李贽。
    李贽，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他当过二十多年的小官吏，对孔孟之徒的腐朽、虚伪、奸诈的行径，看得比较清楚，反戈一击，能够击中孔学的要害。他指出，孔老二不过是个酒量很大的大酒鬼而已，肚里空空，根本没有什么学问。《论语》、《孟子》之类，不过是孔孟的徒子徒孙记录下来的残缺不全的笔记，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李贽不仅把孔丘打翻在地，而且对那些“被服儒雅，行若彘狗”、“脸皮三寸”的反动道学家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李贽怒斥朱熹的“理学”是害人误国的“伪学”。朱熹曾经吹捧孔丘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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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贽讽刺说，照此说来，孔丘以前，人们白天也只得点着蜡烛走路了！真是无独有偶，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陈伯达也吠影吠声，把林彪比作“长夜”的“明灯”，可见，腐朽没落阶级总是要靠自欺欺人来过日子的。
    批判孔丘、儒家，必然要肯定秦始皇、法家。李贽拨开了历代反动阶级把秦始皇歪曲为“千古罪人”的迷雾，歌颂秦始皇“掀翻一个世界”，“挣得一个天下”，不愧为“千古一帝”。这样评论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当时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李贽还认为，“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势必至此”。你们这些顽固的儒生们，是丝毫“埋怨不得”秦始皇的。李贽还认为：尊法的汉高祖、汉武帝，是“大有伟略”的皇帝；而尊儒的汉元帝，则“不足称帝”。他对历史上法家人物吴起、商鞅、申不害、荀况、韩非、贾谊、晁错、桑弘羊、曹操等，都一一作了肯定。他还称赞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安石的变法。
    李贽的反孔精神，还表现为反对封建礼教的“男尊女卑”思想。他认为，人分为男女，但不能说见识也可以分为男女，更不能说男人的见识一定比女人高明。他主张男女平等，讲学时就招收了一批女学生，并鼓励她们自由选择对象，不要去听从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大胆地向封建礼教挑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李贽揭露了儒家的反动与腐朽，因而大地主阶级对他恨得要命，咒骂他是“异端之尤”，要驱逐他，杀害他。在李贽七十六岁高龄的时候，他终于被关进监狱，被迫害致死。李贽死后，反动理学愈益猖獗，明王朝终于为明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明未清初，也出现了一批尊法反儒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象王夫之，就是赞成秦始皇郡县制，反对宋明理学的。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不满清王朝的统治，要求变法改革。他写了一首诗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盼望着风雷的到来，要求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政治局面，预示着时代的大转折将要来临。此后，中国便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尊法反儒的革命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著名代表章太炎也批过孔，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作过辩护，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尊新王”。他歌颂“新王”，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造舆论。
    (五)儒法斗争的历史说明了什么？
    我们回顾了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儒法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法斗争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和表现形式，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儒家搞复辟倒退，搞分裂割据，搞卖国投降，是反动势力的思想代表；而法家则是坚持革新前进，主张统一团结，反对外来侵略。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同样，在思想路线上也是完全对立的。儒家总是搞唯心论的“天命观”、“先验论”，鼓吹“法先王”的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因此，儒家都是尊天派。而法家则大都坚持唯物论，否定“天命”论，主张“人定胜天”；否认“天才”论，主张才能依靠后天的学习积累。因此，法家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坚持历史进化观点的“法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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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由上可见，法家的政治思想路线，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而儒家的政治思想路线，是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破产的命运。当然，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法家代表人物还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世界观还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羁绊。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法家的历史作用进行阶级分析。要注意研究奴隶起义、农民革命与儒法斗争的关系。必须看到，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法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坚持的是剥削阶级的专政。对一些法家代表人物，要给予恰当的评价，既肯定他们的进步性，也要指出他们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我们肯定法家，“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尽管法家对孔孟之道作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彻底打倒孔家店。彻底打倒孔家店的历史使命必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我们才能更有力、更深刻、更准确地批判孔孟之道，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才能够对历史现象，包括儒法斗争的历史，得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结论。
    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陈独秀曾经叫嚷要“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王明把孔孟之道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刘少奇一再抛出贩卖孔孟之道的黑《修养》；陈伯达还吹嘘孔老二是“宇宙间之‘伟人’”；林彪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五十多年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总是把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写的一系列批孔的光辉论述，是历次批孔斗争的经验总结，为今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指明了方向。毛主席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无产阶级革命，要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这就势必会遭到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的疯狂反抗，他们必将用孔孟之道同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较量。因此，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出孔老二的信徒，就会有尊孔和反孔的斗争。反修防修，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法家著作，弄清儒法斗争的阶级实质，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彻底“打倒孔家店”的伟大使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本章由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工人玉国荣、前进农场工人王思宇、上海工具厂工人胡申生、上港五区工人蔡喆执笔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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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平论
    论鲁迅小说的反孔思想
    申
    越
    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广泛的批判。鲁迅的许多小说，是掷向孔家店的重磅炸弹，一直闪烁着反孔的战斗光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反孔的第-一枪。《狂人日记》的问世，是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当时，尊孔复古的乌云笼罩了整个中国。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两出丑刷登台，“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论调甚嚣尘上。又是袁世凯发《祭孔令》，又是张勋写《尊孔书》，又是封建顽固派们大兴“孔教会”，暮夜蛙声，鼓噪一时。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狂飘，打破了思想界孔孟之道森严统治的沉闷空气，打破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对孔家店的迷信。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开始了！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最前列，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眼前”闪出的“曙光”，发出了批判孔家店的战斗的“呐喊”。在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以后，鲁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密切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坚持不懈地对反动孔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写了一系列战斗的杂文和小说。
    鲁迅写小说反孔，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精心地研究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针对性很强地提出和回答尊孔与反孔斗争中的重大问题。孔孟之道是圣人之道还是吃人之道？鲁迅的小说象锋利的尖刀剥掉了孔孟之道的神圣光圈，掏出了它的反动本质。在“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中，有一个所谓“国粹派”，打着“保存国粹”的旗号，把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捧上了天。在“国粹派”的眼里，这“国粹”可是一国独有、别国全无的宝贝，“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这样，在一片“保存国粹”的喧闹声中，孔丘被当作千古圣人的偶像供奉起来。鲁迅作为一个反潮流的坚强战士，从多方面揭露了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狂人日记》通篇“充满着义勇和正气”，对几千年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吃人的陈腐礼教提出了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惊雷般的声音，震撼着封建礼教的根基。小说中的那个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狂人”，其实就是一个反对孔孟之道的无畏斗士。请听听他的控诉：“古来时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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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话说得何等深刻透彻啊！“吃人”，这就是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凶残本质。对孔孟之道吃人的凶残本质，鲁迅的其他小说也从不同角度有所揭露。鲁迅笔下的赵贵翁、古久先生、赵太爷、钱太爷、把总老爷、假洋鬼子、丁举人、鲁四老爷、四铭、何道统、康大叔等一大串“吃人”者，虽然面目不同，身份各异，但都无不张着吃人的血盆大口。在他们之中，有的青面獠牙，有的道貌岸然。但他们都要“吃人”。他们“吃”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如单四嫂子、小宝、闰土、祥林嫂，也吃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涓生、子君、孔乙己；即使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大吃小，强吃弱，相互都要戒备着被对方“吃掉”。封建礼教每天都在排着这“吃人”的筵宴，并且妄图“一直排下去”。这种吃人筵宴尽管一直在排着，但从来不曾被点破，“你说便是你错”。鲁迅站在时代的高度，一声“呐喊”，就撕开了这个令人窒息的秘密，并且对“吃人”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还深刻地指出：在这“将来”未到来之前，一切受孔孟之道、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就应当“猛省”，“无须反顾”，不要象复古家那样去“神往”虚假的“太平盛世”，而应当以扎扎实实的行动，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坚决打碎孔孟之道这具精神枷锁！
    孔孟之徒究竟是“圣人”还是骗子？鲁迅小说在揭露孔孟之道吃人本质的同时，还生动形象地刻划了孔孟之徒虚伪透顶的丑恶嘴脸。他们是吃人者，而吃人者又竭力将自己的可恶面目掩盖着，示人以“笑容可掬”的假相。这班披着人皮的吃人魔鬼，很善于装出各种姿态：在弱者面前，是“狮子似的凶心”；在强敌面前，是“兔子的怯弱”；在退却的时候，又是“狐狸的狡猾”。吃了人，不吐骨头，不露血迹，甚至还挤出几滴眼泪，以表示“恻隐之心”。鲁迅尖锐地指出：“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
    鲁迅小说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孔孟之徒的伪君子典型。《祝福》里的那位鲁四老爷，他的书房里不是摆着《近思录》、《四书衬》之类的经书，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吗？可是，谁若以为鲁四老爷真是个宽宏大量的慈善佛爷，那可就上当了。不是吗？当祥林嫂的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最后丧失了劳动能力，鲁四老爷就把她一脚踢开，一任孤苦无靠的祥林嫂沿街乞讨，冻俄而死。鲁四老爷不但不表“同情”，还嫌祥林嫂死在“祝福”这
    一天感到晦气，大骂“谬种”。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爱人”之心？那个鲁四太太的伪善表演也同样令人作呕。当她听了祥林嫂讲阿毛的悲惨故事后，“眼圈就有些红了”，这是否表明大发慈悲了呢？不，那不过是做戏骗人而已。一旦祥林嫂不能供她驱使的时候，她的眼泪和慈悲早就无影无踪了。鲁四老爷和鲁四太太就是这样一伙手中操着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头上却顶着“通达”、“和平”、“宽宏大量”美名的吃人魔鬼。我们还可以在鲁迅的其
    他小说中看到各种形态的伪君子。比如《阿Q正传》中那个整天拿着哭丧棒的假洋鬼子，
    就是一个假冒革命派，实则镇压革命的两面派。《肥皂》中那个假道学先生四铭，实际是一个满嘴忠孝节义，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流氓恶棍。《离婚》中的七大人，表面上悠悠然摆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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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面孔，背地里却串通封建地主慰老爷一家，迫害农村妇女爱姑。《长明灯》中的那位四爷，勾结恶势力，把自己的侄子视为“疯子”，强行锁到庙中的空屋里，原来是为了霸占侄子的房子。鲁迅的笔象锋利的宝剑，把那些孔孟之徒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将他们内心世界的“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以及乔装打扮的“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加以对照，人们就会发现：这些孔孟之徒是何等的虚伪、卑鄙和丑恶啊！
    随着尊孔与反孔斗争的深入，整个思想战线上的队伍也发生着分化。五四运动以后，反动统治阶级用“文”“武”两手同时对新文化运动加紧“围剿”。在这个紧要关头，许多原来参加过反孔斗争的人，纷纷败下阵去，落荒而走。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首先举起了白旗，发出“整理国故”的叫嚣，妄图用孔孟之道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有多少原是“拉车前进”的批孔的“好身手”，也变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尊孔派。鲁迅深刻研究了新文化运动队伍分化组合的经验教训，并且把它熔铸在这一时期的小说里。《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就深刻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清看，五四运动时期一度是有理想有作为的吕纬甫，在一个复辟恶浪袭击下，便后退了，象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那个曾经向旧世界挑战过的魏连殳，斗了几个回合，碰了几次钉子，终于消极堕落了，躬行起“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子君和涓生，开始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而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表现得多么勇敢，但最后子君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家。这些知识分子由坚定变动摇，由勇敢变怯懦，由前进变后退，由革命的变为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一个明显的界限，就是由反孔变为不反孔以至于尊孔。
    这种现象，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队伍里，是很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在深入，队伍也在起变化。因终极目的的不同，队伍在行进时，就会“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倒退者们的悲剧从反面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反孔战士，必须是同革命一道前进的，必须是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之所以能在弥漫全国的尊孔复古逆流中，不怕孤立，不怕围攻，象一株巍然屹立的青松迎着狂风暴雨坚持着战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革命共同着生命，自觉地置身于党的领导下，并且通过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列主义，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小说的创作过程，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批孔的战斗历程。小说集《呐喊》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写成的，而《彷徨》则完成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这两个批孔斗争的不同阶段，给予鲁迅创作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促使鲁迅对孔孟之道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飞跃。这一时期鲁迅小说中的反孔思想，比起《呐喊》时期就更加深刻了。我们试将小说《孔乙己》与《祝福》作一比较。前者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后者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孔孟之道的受害者，但从孔乙己和祥林嫂这两个不同的受害者身上所展现的社会意义就大不一样。《孔乙己》仅仪反映了孔孟之道同下层知识分子的对立，《祝福》则表现了孔孟之道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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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对立；《孔乙己》写的是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对一个穷儒的毒害，而《祝福》则已经上升到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孔乙己是一个受了毒害而不能自拔的逆来顺受者，祥林嫂则是一个具有一定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从孔乙已到祥林嫂，这不仅仅是人物塑造上的变化，而尤为重要的是反映了鲁迅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危害性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步。只有当他认识到孔孟之道是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砸烂时，才有可能选择祥林嫂这样苦难深重的劳动妇女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并且揭示出祥林嫂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已而战斗！
    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写的小说，还只是他一生反孔斗争的起点。如果说，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的反孔小说中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那么，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他后期的杂文中完成了。鲁迅后期杂文的批孔，深刻有力，击中要害，就因为他并没有停止在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孔孟的批判，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创造了新的成绩。比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杂文对孔丘形象的刻划，就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鲁迅指出：孔夫子“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些论述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给孔老二画像，深刻、全面、有力。又比如，他在后期的杂文中明确告诉我们：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卖国之道，是
    一切要复辟要倒退的反动阶级的“敲门砖”，一切反动派和“外国主子们”都企图利用这块“砖头”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从草命民主主义者鲁迅的反孔到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反孔，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它表明，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才能彻底战胜
    孔孟之道。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小说是从属于革命的战斗工具，是为革命服务得很好的。对于鲁迅小说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儒法两家的斗争延续二千多年，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利用诗歌、戏剧、小说尊孔崇儒是大有人在的；而一些进步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刚利用诗歌、戏剧、小说反孔批儒。尊孔的文学和反孔的文学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我们在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时候，要结合研究一些进步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反孔批儒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反孔小说，无论是政治性还是艺术性，都是结合得最好的。我们要把鲁迅的小说同鲁迅的杂文结合起来读，要把文学史和儒法斗争史结合起来研究，这对于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都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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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三国演义》的尊孔反法思想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严己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它对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识别剥削阶级的本质和他们那套狡诈阴险的手法，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但是，作品中存在着明显的尊孔反法思想，这种反动思想长期来却受到了大量评论文章的吹捧。因此，有必要对这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三国演义》的尊孔反法思想，首先表现在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上。
    曹操在作品中被描写成反面形象。作者不仅把那些能够真实反映曹操情况的历史材料一脚踢开，大量渲染那些无中生有地诬蔑曹操的历史记载，而且还凭空捏造了许多在任何史料中都找不到影子的情节来攻击曹操。例如，曹操杀吕伯奢家属的事，原是吕伯奢的儿子聚众劫夺曹操的行李马匹，引起争斗，曹操为了自卫，“击杀数人”（见《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因多疑而杀吕伯奢家属，乃是后来的儒家孙盛等人所造的谣（见《三国志》注引孙盛《杂记》等)。然而，即使在这类诬蔑曹操的材料中，也没有说曹操杀了吕伯奢本人。《三国演义》不仅以孙盛等人对曹操的诬陷为依据，而且还捏造了曹操在发现误杀后又特意杀死吕伯奢的情节。此外，如曹操杀仓官王垕、纳邹氏、许田射猎、跟陈宫的关系等等，也都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歪曲和捏造。“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品蓄意把种种污秽泼到曹操身上去，把他诬蔑为狡诈阴险、凶残无比，当然有它的缘故。它不仅通过其所热烈赞扬的徐母、孔融等人，一再辱骂曹操“欺君罔上”、“无礼”、“不仁”，而且还由作者出面，直接把曹操骂为“欺君罔上”的“曹贼”。这就清楚说明，作者所以对曹操如此憎恶，肆意诬陷，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曹操破坏了“君君，臣臣”的“名分”，违反了儒家所鼓吹的“礼”。
    在《三国演义》所捏造的曹操这许多罪行中，被作者当作“欺君罔上”的主要罪行来反对的，是曹操杀董承、伏完家族及耿纪、韦晃等人的事件。在董承事件以前，作品并未把“欺君罔上”和“贼”一类的字样加到曹操身上去，还对曹操的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大大歌颂了一通，称赞他是“好英雄”①。而从董承事件起，作品就对曹操骂不绝口，把他的形象搞得
    ①见商务影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引用<演义》，皆据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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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丑恶。在丑化曹操的其他情节中，作品从不以作者身份来发表评论；但-一涉及这类事件，就一定由作者出面，直接发一通攻击曹操的谬论，在写到曹操杀伏完家族时，还说：“此是曹操平生最不是处。”由此可见，这些事件是作品用来攻击曹操的中心情节，为曹操的形象定调子的；丑化曹操的其他描写，则起着一种辅助、烘托的作用，其目的是使读者更加感到“欺君罔上之贼”的可恶。这是作者维护“礼”和“名分”的一番“苦心”。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中心事件作进一步的剖析。
    据作品描写：曹操在打败袁术、消灭吕布以后，产生了自立为“王霸”的野心。他跟汉献帝和百官一起到许田打猎，群臣向献帝“同呼万岁”，他却“遮于天子之前”，接受群臣欢呼，以此来试探百官对他的态度。事后，汉献帝认为曹操“必夺天下”，就写密诏给国舅董承，要他谋害曹操。董承遂与王子服、吴子兰等人结盟，“誓杀此贼”。及至阴谋败露，董承、王子服等都被曹操杀死。“城中官民”对这批“忠义”之士的被杀，“无不下泪”，但曹操却借此排除异己，株连无辜，在这事件中前后诛戮了“一千余人”，“自此许都内外大小官员人等，莫敢交头接耳”。在这以后，伏完家族和耿纪、韦晃等人，也都反对曹操的“欺君罔上”，企图杀死曹操，但都没有成功，先后被曹操杀害。作品在这些描写中，对董承一伙极力美化，把他们吹捧为受到人民拥戴的“忠臣义士”，说是“伏完辅国夷三族”，“耿纪精忠韦晃贤”；而把曹操诬蔑为凶残、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辱骂曹操及其部属是“同恶相滋逆上天”。这种描写，完全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对法家曹操的诬蔑。
    在历史上，董承、王子服等确曾结成死党，妄图谋害曹操；但事实经过却与作品所写大不一样。东汉王朝在镇压黄巾起义以后，反动的世家豪族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不仅把持了王朝的中央政权，而且凭借他们所掌握的军权，在地方上形成了割据分裂的状态，各个豪族割据集团连年混战，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要求的倒退现象。庶族地主出身的政治家曹操，依据法家思想对豪族地主进行斗争，剥夺了豪族地主在东汉中央政权中的垄断地位；最后，北方和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全都被消灭，在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豪族地主作了疯狂的反扑。董承之流就是他们的代表。
    董承是汉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子，汉献帝的丈人；是典型的世家豪族。当曹操在东汉的中央政权中取得领导地位，战胜袁术、吕布等军阀，并准备进而消灭当时最强大的豪族割据势力袁绍集团的时候，董承再也忍不住了。他假说受到汉献帝要他杀害曹操的密诏(“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同王子服等组织阴谋集团，力图在中央王朝复胼豪族地主的统治。他跟同伙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这是个绝妙的招供。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利用他和秦王子楚的密切关系，在秦国大搞复辟。董承也想利用他跟汉献帝的翁婿关系，走吕不韦的复辟老路；是个和吕不韦一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复胖狂。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豪族地主就会重新把持东汉的中央政权，使曹操正在进行中的消灭豪族割据势力的计划半途而废，加深分裂混乱的局面。所以，曹操跟他们的斗争，是-一场倒退与反倒退的斗争。同时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董承一伙打出受汉献帝密诏的旗号，是用儒家“君君，臣臣”的“名分”来压曹操；曹操则“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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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之法术”，对这一伙阴谋分子依法镇压，“董承等谋泄，皆伏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是杀得很对的。
    然面，豪族地主绝没有就此罢休。在董承一伙失败以后，又发生了豪族地主伏完家族的阴谋暗害事件。他们继续以“君君，臣臣”的“名分”作为反对曹操的思想武器，假借汉献帝的名义制造反动舆论，“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指曹操）”，妄图以此作为发动政变的借口。其后，世家豪族耿纪、韦晃等又纠合一小撮人搞武装叛乱。他们仍然把“君君，臣臣”的“名分”作为王牌，打着复兴汉室的幌子，“欲挟天子以攻魏”。
    曹操对伏完家族和耿纪集团都给予严厉镇压，对于篆族地主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所作的种种攻击，也早已作过针锋相对的驳斥。他说，尽管有人在传播流言蜚语，说他“有不逊之志”，攻击他违反“君君，臣臣”的“名分”，然而，要想用这些攻击来使他“委捐所典兵众”，辞去在王朝中所担任的职务，却是永远办不到的。因为这不仅会使他个人受害，而且会加深分裂的局面，使“国家倾危”。所以，他绝不“慕虚名而处实祸”，决不上这些流言蜚语的当（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这里所说的“虚名”，也就是指儒家鼓吹的“名分”。反对“慕虚名而处实祸”，是法家的一贯思想，在《商君书》和《韩非子》中都有类似的论述。由此可见，在曹操和豪族地主之间，始终进行着倒退和反倒退的政治斗争，在思想上则表现为儒家和法家的搏斗。
    把历史真象和《三国演义》的有关描写相对照，就可以了解这种描写是在怎样地颠倒历史。它掩盖了董承集团以吕不韦自居、力图走他的复辟老路的反动本质，却捏造了一系列美化董承一伙和丑化曹操的情节。它所写的曹操要自立为“王霸”、在打猎时“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百官欢呼，董承等死时“官民无不下泪”，曹操在董承事件中杀戮“一千多人”、迫使百官“不敢交头接耳”等等，在历史记载中是连影子都找不到的。经过这样的捏造，死抱住儒家破烂的反动派董承之流，被吹捧为受到人民拥戴的正人君子，而坚持法家思想，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曹操，却被诬蔑为狠毒的野心家、阴谋家，真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三国演义》以这种颠倒历史的手法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绝不是什么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凶残本质的艺术典型，而是宣扬儒家反动思想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凶残本质集中表现在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上，然而，正是对曹操一生中最应该批判的事件一参加镇压黄巾起义，作品却加以热烈歌颂，攒为“好英雄”。这显然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暴行，鼓吹儒家“将（指谋反）而必诛”的思想。至于作品攻击曹操凶残奸诈的那些描写，其反动性也很明显。这种攻击是从捏造曹操杀吕伯奢一家开始的，至董承阴谋集团事件发生以后，其攻击也就更加猛烈和集中，如诬蔑曹操在镇压董承集团时，把吉平的手指全都砍去，还要把他的舌头也一起割掉；在镇压耿纪、韦晃等人时，乘机残杀无辜官员“三百余口”，等等。作品强调说：曹操之所以干出杀害吕伯奢这种“狼心狗行”的事情，是因为他“不义”、“不仁”，也即违反了“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教条；他之所以在董承事件之后更加残酷奸诈，是因为他从那时起已经完全违反了儒家的“礼”和“君君，臣臣”的“名分”，成了“欺君罔上，以为无礼”的“乱臣贼子”。作品还明确指出：当时的“天下”大正因为曹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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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践踏儒家的道德规范，对他恨之入骨；用书中“正面人物”吉平的话来说：“汝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谁不欲杀之？”很清楚，作品写这一切，是要使人们相信：离开了儒家的“礼”和“名分”，就必然流于“凶残狡诈”，成为“天下”的公敌，其实也就是成为一切复辟倒退势力的公敌，这是为儒家的纲常、名教唱赞歌，哪里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凶残狡诈的本质？作品中塑造曹操这一形象的思想实质，归结起来，就是：诬蔑历史上的法家曹操，吹捧反动派董承一伙，鼓吹儒家的伦理道德；它完全是尊孔反法思想的体现。
    二
    《三国演义》尊孔反法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刘备形象的塑造。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被写成孔孟的信徒，儒家所鼓吹的“仁”的化身。他不断地征引孔孟的言辞，一再声称自己“以仁义躬行天下”。为了证实刘备确是在实现这个“躬行仁义”的宣言，作者还让许多所谓“正人君子”对刘备的“仁”大加歌颂。例如，孔融赞扬刘备为“至仁”，徐庶称领他“素有仁心”，徐母夸奖他：“仁义布于四海，谁不仰之”。总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仁人”。
    据作品描写，刘备的“仁”的首要内容，就在于极力维护儒家的“纲纪”、“名分”。他一心要“匡扶社稷”、“上报国家”，对于所谓“败坏朝纲”的行为，“不胜悲愤”；为了坚决贯彻“君君，臣臣”的原则，诛灭“僭越”、“犯上”的“乱臣贼子”，他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万死不辞”。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处处以“礼”作为行动准则。在他还没有做官的时候，跟关羽、张飞一起，救了董卓的性命；不料董卓自恃官高位重，对他们极其傲慢，张飞很气愤，要杀董卓，刘备就此骂张飞说：“我等皆白身之人，他是朝廷命官”，“汝今杀之，将欲反耶！”后来他当上了县尉，督邮对他大肆凌辱，“关张气填胸臆”，他却因督邮是自己上级，对之毕恭毕敬，“喏喏连声而退”。为了格守儒家所规定的“上下尊卑”的礼制，他可以安然忍受反动官僚的侮辱欺凌，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越礼”的反抗行动。在作品所塑造的这个艺术形象中，渗透了“克已复礼为仁”的腐朽思想。
    不仅如此，作品还根据孔老二“仁者爱人”的谎言，把刘备这个形象塑造成“仁慈安方姓”的“救世主”。作品告诉人们，正因为刘备处处照“纲纪”、“名分”行事，所以能为人民造福。他第一次当县官，“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后来他当上新野牧，给百姓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什么：“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战争中，他更是体贴百姓的疾苦。当他在曹操的打击下从荆州撤退时，看到跟随他的老百姓“哭声不绝”，就“大恸日：‘为吾
    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简直“忧民”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与此同时，作者又用了大量笔墨，极力渲染“百姓”热烈“拥刘”的情景：刘备谦让徐州收，“百姓”就拥至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不能安生矣！”刘备作战途中于江汉安营，“土人知是玄德”，立即“奉献羊酒”。当刘备放弃樊城时，“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日：‘我等虽死，亦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作者苦心孤诣地安排了这一系列刘备“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刘备的场景，无非是告诉人们，只要能按孔孟之道的“仁”来约束自己，就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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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人民的拥戴。这不是重弹“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滥调吗？！
    《三国演义》中的这些描写，完全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在历史上，刘备不仅不是标榜“仁义”的孔孟信徒，而且是个法家。在他取得益州以后，他的部属在怎样治理益州的问题上，产生了一场斗争。一派主张“缓刑弛禁”，实行儒家的“仁政”，实际上是要求“惠抚”益州的豪族地主，使他们得以横行不法，任意兼并。另一派以法家诸葛亮为代表，认为益州原来的统治者刘璋所推行的儒家路线，已经造成了豪族地主“专权自恣”、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是益州的最大弊病；因此，必须实行法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做到“荣恩并济，上下有节”。刘备坚决支持诸葛亮的主张，委以政治重任，跟诸葛亮一起推行“刑政峻”“而劝戒明”的法家路线（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注所引《蜀记》)。刘备在临死的时候，还特地嘱咐儿子“与丞相（诸葛亮）共事”，也即要儿子继续跟诺葛亮一起推行法家路线，而且还一再叮嘱儿子学习《商君书》、《申》、《韩》、《管子》等法家著作，用以“益人意智”。刘备之所以能成为蜀汉的开国皇帝，在取得益州后又进而统一两川，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作用，就因为他摒弃了儒家反动的“德治”、“仁政”，贯彻了法家路线。《三国演义》所写的刘备那些虔信孔孟、“躬行仁义”的言行，是作品捏造出来的；跟刘备的本来面貌恰恰相反。
    刘备既要推行法家路线，自然不得不对儒家的“纲纪”、“名分”进行若干冲击。例如，他把刘璋赶出益州，用法家路线取代刘璋原来所推行的儒家路线，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儒家的“纲纪”、“名分”的。刘璋是汉末朝廷正式任命的监军使者、益州牧，按照儒家规定，他的统治益州是“名正言顺”，旁人不能废逐的；把他赶走，则是“名不正言不顺”，是所谓“败坏朝纲”的行为。但刘备却并没有把这种“纲纪”、“名分”放在眼里，毅然为之。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对儒家的“纲纪”、“名分”表现出某种反抗精神。在他当县尉时，因为督邮向他摆臭架子，他就不顾儒家所制定的“上下尊卑”的礼制，带着人把督邮狠狠地打了一顿。《三国演义》写他对董卓、督邮奴颜婢膝，完全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他写成为一心“复礼”的人物，更是对法家刘备的严重歪曲。
    至于《三国演义》所写的刘备跟人民群众的关系，也都是对史实的歪曲和捏造。法家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始终存在着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一面，绝不可能跟人民相互热爱。就拿刘备撤离荆州这件事来讲，《三国志·先主传》说：“（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士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但是，心甘情愿地跟刘备跑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并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地主阶级分子“士”。这一点，《三国志·刘巴传》中说得很清楚：“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说这批人是“赴义之士”。当时，地主阶级分子往往占有一大批附属人口，包括“宗族”、“宾客”、“部曲”、“僮奴”等，例如刘备的妻舅糜竺就有“僮奴万人”；他们迁居到哪里，就把他们的附属人口带到哪里，《三国志》上出现“众十余万”的记载，是不足为怪的。然而，这些附属人口在小说中全变成了父老百姓，成了刘备的“仁德”的证据，真正是煞费苦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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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
    胜利果实
    读小说、散文集《新课堂》
    刘清益
    小说、散文集《新课堂》，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专业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校
    三年的学习期间创作出来的部分作品。大概由于我们是从旧大学走过来的，对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身有切肤之痛吧，因此读着《新课堂》，新旧的对比就更鲜明、更强烈，因而感触也颇多。《新课堂》也给我们上了新的一课啊！
    记得在旧大学学习，禁锢在高楼深院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谁想搞一点革命创作，那是“不务正业”，谁想写一点结合现实斗争的文章，那是“浅薄”。更何况远离了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又怎么能写得出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来！可是现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工农兵打开了文科大学的大门，工农兵学员以战斗的姿态深入三大革命斗争，打破了过去文科大学不能搞创作的陈规，拿起笔来，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展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以高亢激越的音调，谱写了一曲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颂歌。
    《新课堂》的容量并不大，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画卷，把我们带进了充满蓬勃朝气的新的世界。读着《新课堂》，我们仿佛坐上了时代的列车，“沐浴着灿烂的阳光，驾着浩荡的东风”，“满载着欢声笑语，前进在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我们来到了烈火熊熊的炼钢炉旁，望着那金浪翻滚的钢水，仿佛自己也投身于时代的洪炉，决心炼成“百分之百符合标准的优质钢”；我们来到了灯火辉煌的海港码头，方海珍的战友们正在创造着新的奇迹，那雄壮奔放的码头号子，唱得我们思潮激荡，“干劲倍增，豪情满怀”。在那飞红流翠的苹果园里，人们正在用毛泽东思想谱写“北树南移”的新篇章；在那烟波浩渺的东海之滨，一群“长在红旗下”的海岛儿女，正在踏着“老红军的脚印”，艰苦创业，发出“青春的闪光”…是啊，无论工厂农村，矿山渔场，总是那样轰轰烈烈，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生活在这样充满阳光的时代，怎能不洋溢着“欢声笑语”？当然，这“欢声笑语”是从斗争中赢得的。在那“沸腾的夜晚”，不是还有人躲在阴喑的角落里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图苟延残喘、东山再起吗？在那充满风浪的胜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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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不是还有人想拨转舵来，躲进“避风港”吗？有斗争才有前进，在斗争中才能得到幸福。正因为是从斗争中赢得的“欢声笑语”，才会那样嘹亮，那样舒畅。让那些妄图复辟、倒退的一小撮顽固分子向隅而泣吧，社会主义时代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了，必将“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轨道向前飞奔”！
    《新课堂》通过这一幅幅新生活的灿烂画卷，塑造了一个个各有光彩的新的人物。这些英雄形象也许塑造得还不够高大丰满，但都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崭新的精神面貌；而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又是通过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斗争表现出来的。《初航》刻划了工人新船长许泳的英雄形象。他的性格的特点是“我就是喜欢大风大浪”。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了航程中的大风大浪，并把它与人物的性格揉合在一起，通过自然界的大风大浪所带来的困难和思想上的严重斗争的考验，来突出英雄人物的“喜欢大风大浪”的思想性格。这也可以看作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一代革命接班人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的典型概括。《矿山新松》中的魏炳根，则通过他和郑猛这一对新干部的思想冲突，着重刻划他的严格要求自己，永远谦虚谨慎，和群众心连心的革命品质。作者抓住富有特色的情节，来点染人物的性格光彩，写得细致入微。而另一新干部郑猛虽走过弯路，但他那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仍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朴素本质，令人喜爱。它与《初航》各有所重，相映成趣，为工人新干部的成长唱赞歌。再看《老配角》石大柱，守着钳床，加工着零件，兢兢业业，十分平凡，甘当工业生产的“配角”，但当他急革命所急，把领导“退”掉的任务抢回来，并注视着领导的一举一动，热情帮助领导纠正路线上的错误倾向时，平凡中就闪耀着一个发光的思想一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人，使人物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金灿灿的大道》中的党支部书记申启郎，在娶媳妇、造房子的常见的生活事件上跟老伴产生了矛盾。尽管他身兼砖瓦厂的厂长，尽管他确有造房子的必要，群众也都同意，但他还是坚持把党的温暖先送给别人，教育了老伴，粉碎了敌人的流言蜚语。正如作者所写：“‘立党为公’四个大字，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一条金灿灿的大道…”正是这个思想照亮了人物的行为，使他具有了崭新的革命风采。如果我们伫立在这英雄的画廊里，稍作思考，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的闪光都是和现实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以形象的力量，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想倾向，如否定革命的新事物，看不起新千部，否定青年的革命积极性，穿新鞋、走老路，散布“技术无用论”，等等。我们读着这些作品，可以清晰地浮现出这几年现实斗争的各个侧面，这就使这本书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战斗作用和现实意义。
    《新课堂》所反映的广阔的生活画面，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归结到一点，就是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才会产生这样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是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才会出现这样精神焕发的英雄形象。
    这本集子题名为《新课堂》，是意味深长的。毛主席指出：“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毛主席的指示是改造旧大学的锐利武器。它给“课堂”赋予了新的含义：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是真正的课堂；广大工农兵群众，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是最好的老师和教材。这课堂之所以“新”，不但冲破了原来的小天地，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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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野，更表现在实践了一条新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所以，《新课堂》这本书的诞生和出版，本身就是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胜利成果。
    路线正确了，就能搞创作。这正如小说《方向》的主人公关兴明所说的：“我觉得我们工农兵学员，要真正为阶级争气，首先要把正方向！”创作并不神秘。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初次和读者见面，而且他们进大学以前，也并没有想到要搞创作，只是革命的需要，“为阶级争气”，才使他们拿起笔来，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赞歌。当然也有他们的有利条件。他们都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对工农兵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有深切的了解，一旦回到斗争中去，接触有意义的题材，再加上正确的理论指导和集体的帮助，就能够写出有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作品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就说《春夜》吧，这是一篇有特色的散文。作者是第一次发表作品，但作者紧紧扣住春夜、春雨，用以衬托人物的活动和精神境界，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作品的结尾写“窗下那几簇迎春花”，“受了春风雨露的滋润，一夜间，又爆出了许多金黄色的花朵。”这也不是随意地写景点缀，而映照着钢厂技术员林芳的精神面貌：她为了解决污水污染的问题，造福于人民，拜群众为师，战斗了一个春夜。在毛泽东思想的雨露的滋润下，她也象几簇迎春花那祥迎着曙光开放，给人们送来了春天的消息。作者怀着诚挚的感情赞美着她笔下的主人公。而有一些小说还没有充分典型化，仅写了好人好事，没有充分展开对立面的斗争，并通过斗争塑造英雄形象，主题也略嫌平淡，这说明对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要坚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社会为工厂，以广阔天地为课堂，必然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就象《方向》所描写的那样，明目张胆地要把工农兵学员关进高楼深院，这是比较容易识破的；有的人也说要以社会为课堂，但只是用以装潢门面，实际还是闭门写作，那就会有不少人上当。这就是“穿新鞋，走老路”。象田老师那样的人，虽然经历了革命风暴的洗刷，很想为工农兵学员做一些好事，但由于世界观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造，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不自觉地走到老路上去。只要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在教育这个阵地上就不会太平，所以这个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应有足够的精神谁备。正如关兴明所说：“这里也是战场！”“占领大学这个阵地也必须象在边防前线打仗那样，寸土不让！”我们相信《新课堂》的作者们正是这样来认识这场斗争的。
    《新课堂》跟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作若们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学校生活，重返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踏上了新的征途。理工科学员有所谓毕业设计，这个集子或者可以叫做“毕业创作”吧。是的，这里记录着他们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前进的坚实脚印。这是他们向敬爱的毛主席，向伟大的党，向抚育自己的阶级所做的一个象样的汇报。这是一份总结，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他们将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课堂”更新、更广阔。因此我们相信，不要多久，他们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凯歌唱得更加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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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哲宁用荖学。
    用全局观点指挥铁路运输
    上海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铁路运输日益繁忙。货物增多了，车辆、场地、人力一时跟不上去，这就使货运工作出现了很多矛盾。为了在运输工作中赢得主动，我们组织各基层站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顾全大局的教导，用全局观点指挥货物运输，正确处理运输中各个环节的矛盾，从而较好地组织起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一九七三年全年货物发送量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
    铁路运输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多载快运，装车是主要指标。但是，要更好地完成装车任务，就要搞好卸车和排车；卸车是为装车做准备，排车是为保证兄弟局及时装车创造条件。重车卸空以后，是先把空车排出去供邻局装车，还是先顾自己装车？这实际上是从全局着眼还是从本单位的局部出发这样两种思想的斗争。
    有一年年初，我们分局的货运任务完成得不好，有些同志为了多运，就片面抓装车，没有及时把空车排出去，这样，上半年全分局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却拖了兄弟局的后腿，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我们分局对全国铁路系统来说，是个局部。着眼于整个铁路运输部门全面任务的完成，这就是我们服从全局的观点。我们每一个站就是一盘棋上的一个子，处理装、卸、排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指导走子的运动方向，每走一步都要从全局出发，服从全局，决不能只顾局部，让小卒子一个劲儿往前走。我们在日常的运输工作中，局部和全局的矛盾，大量地反映在装车和排车的问题上。例如：何家湾中心站，每天有一列油罐车发往南方的儿个油站。过去，为了加速车辆周转，实现快卸快装，他们对回空到站的车辆，总是来几辆，装几辆，但是，回空的车辆有时大批到站，有时一辆也没有，快装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要服从全局就要先了解全局。为此，他们到南方各油站进行调查，才发现各油站由于装卸能力有大有小，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因此，回空车辆也就时多时少。针对这个情况，他们就改进调度方法，首先，根据各油站不同的需要量，制订运输计划，同时，根据各油站的不同路线，进行编组整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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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串联解体的方法，即组织直达车，减少沿途的解体作业，这样，列车从近到远，依次放车，回空时，又从远到近，依次挂上。这种做法，在何家湾站发车时似乎是慢了，但从全局看，比过去快得多了。
    在我们铁路运输中，不同类型的货物是要用不同的车辆来装运的，例如：钢材要用敞车，拖拉机、机器要用平板车，鲜货要用冷藏车，等等。但是，有时往往一个时期要装运的某种货物比较集中，而所需的车辆不够，特别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海与外地交流的产品越来越丰富，而车皮又是全国调度使用的，这样就经常发生车种和货种不相适应的矛盾。如果按照“有什么车就装什么货”的规矩办事，那么，货等车或者车等货的被动局面就不能改变。但是，当广大铁路工人了解到全国各地工农业建设和人民生活对各种货物的迫切需要时，进一步增强了全局观点，各站都决心积极发挥自己这一局部的作用，以争取全局的胜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这几年来，广大职工采取各种措施，克服车种、货种不相适应的矛盾，多装快运了许多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货物。今年春天，在渔业工人和渔民的努力下，黄鱼大丰产，国家要求我们把一批鲜鱼保质保量运到各地去。但是，装运鲜鱼要用冷藏车，而我们能够使用的冷藏车却只有需要量的一半。怎么办呢？工人们大胆提出：“打破车种界限，让车种服从货运的需要。”我们积极支持了工人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同他们一起对冷藏车和敞车作比较、分析，认为只要在敞车上创造冷藏的条件，敞车就可以发挥冷藏车的作用。工人们采用冰夹鱼的装车方法，利用一批敞车把大批鲜黄鱼保质保量及时地运到了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载重量还比冷藏车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这件事也为货运调度工作开拓出了
    一条新的路子。以后，在货运任务紧急，车种不适应货种需要的情况下，我们在采取了必要措施的前提下，实行车种代用，扩大车源，达到多装快运的目的。今年上半年，我们分局实行车种代用的有一万二千多辆车皮，多运各种货物四十八万一千多吨。以后，工人群众又从一些专用车的空载回程中挖掘潜力。例如：利用水泥专用车的回程空车装运小包裹，利用矿石专用车的回程空车装运盐、煤等物资。这样，从空车回转中又挖掘出了不少运输潜力。
    车种可以服从货运的需要，那末还能不能改变货种条件，充分利用原有车皮，多装快运呢？广大铁路工人发挥了聪明才智，仔细地分析了车与货的各方面矛盾，创造了轻重并装、空心套装、大小配装等许多巧办法。例如：钢板占用车皮空间小，但比重大；汽车、拖拉机占的空间大，但重量轻，真如站工人就把钢板装在下面，汽车、拖拉机装在上面，实行了
    一辆车当两辆用。
    我们铁路运输部门和其他生产部门一样，总是希望做到均衡运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货与车的不平衡状况：有时货源不足，车皮积压，有时车种不配，货源积压。这种情况年年都有，而且形成一种规律，这就是：“一季淡，二季上，三季旺，四季跟不上。”多少年来，大家都认为铁路运输工作上这个“老谱子”是不可破的。“老谱子”究竟能不能破呢？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和总结几年来的工作，开始认识到，在完成年度计划和季度、月度计划之间，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从全年运输计划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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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运输计划来说，年度计划是全局，季度计划是局部。而从季度计划和月度计划来说，季度计划是全局，月度计划是局部。我们在完成运输计划的时候，只有争取到局部的主动，才能保证全局的胜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做计划、调度工作的时侯，抓早，抓提前，在每年的第一个季度、每季度的第一个月争取到主动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批判了“你来我收，你进我装”、“等货上门，拣货装车”、“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坏作风，实行出门调查，走访客户，找米下锅，送货上门，主动为客户服务。通过对一百多户重点物资单位的访问，对物资去向和送货计划的调查，才发现第一季度不是无货可运，而是有许多货物积压在客户那里需要我们去组织落实。后来，许多基层站纷纷走出门去找米下锅，使第一、二季度从原来的淡季变成了旺季。今年一至五月份，我们分局提前发运货物十三万三千多吨。
    在优先装运什么货物的问题上，也存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一般说来，国家重点建设所急需的物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必须优先装运，保证完成。例如：上海郊区有个工程是国家建设的重点。这个工程所需的黄砂、石子、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都要通过闵行站转送。开始，这个站的同志担心，弄不好，重点任务完不成，日常运输指标又要受影响，工作
    十分被动。后来，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的教导，懂得了“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道理，决定集中力量，确保重点，每天调出三十辆车子为重点工程装运物资，同时又认真做好其他货运车辆的调度工作，实行三班操作，停人不停机，货物随到随装，这样，既确保了重点任务的完成，一般的运输任务也完成得比较好。
    几年来，我们在完成国家运输计划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铁路运输部门要做好工作，离不开各兄弟部门、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协作。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广大职工群众，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全局的需要，一方有困难，各方来支援，出现了很多动人的景象。今年上半年，港口到了大量散装化肥，要及时发货，但装卸、运输力量都有困难。何家湾车站职工了解了这个情况，就主动上门联系，没有专用码头，水产公司利用鱼汛季节未到之前的间隙时间，立即让出三个码头，并且帮助一起装运。鱼汛季节到了，上钢一厂又把自己的专用码头和装卸机械让给我们使用。一时，路内路外，厂内厂外，先后有八个单位协同抢运。结果，仅三个月时间，就把四万八千多吨化肥及时地运往全国各地农村，支援了农业生产。这种动人的社会主义新型的相互关系，也教育了我们广大铁路工人进一步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努力学会正确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协作。
    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为了迎接新的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决心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立足本职，胸怀全局，更好地做到多装快运，把满载货物的列车开往祖国各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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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秧不弯腰
    中共嘉定县望新公社委员会
    “面朝泥土背朝天，弯腰曲背几千年”。这是多少年采人们对农村手工插秧的真实写照，表达了广大贫下中农对改变农业生产中“三弯腰”的强烈愿望。近几年来，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公社终于逐步推广使用了插秧机，使广大社员特别是妇女劳动力摆脱了“插秧忙，累断腰”的处境，有效地促进了粮食增产。
    从氽秧想到“治土”
    我们开始搞插秧机试点，试来试去，碰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歪歪斜斜，二是氽秧严重。插秧机前面开过，刚插下去的秧苗就象河浜里的窜条鱼那样氽了起来。有的社员见了摇摇头，就走开了。为什么插秧机插的一排十儿棵秧苗，有的能插牢，有的插不牢呢？我们下到田里，同插秧机手一起分析氽秧的原因，发现氽秧的地方，不是低塘，就是大泥块。原来我们平整的土地不适应机插秧的要求。手工插秧凭手控制，高地插得高些，低塘插得低些，碰上大泥块力气用得猛些。而机插秧插得浅，一排一插，深浅一样，使的力也均匀，当下插的秧苗碰上高低不平、大小不匀的田块时，秧苗当然就立不牢足跟了。这说明了旧的平整土地方法已不能适应新事物的要求，只有把粗耕粗作改为精耕细作，使土地平整得适应插秧机的要求，才能解决氽秧问题。
    但是有一次，插秧机在一块种过旱作作物的田里操作，土地明明已经平整得符合要求了，当机器开动起来一插，机子两边却又壅起了两条小堤岸，出现了“壅泥”现象。结果，一边插秧，一边又把近旁插好的几棵秧苗壅到了泥里。
    为什么用同样机器，同样操作方法，机插秧又会失灵呢？原来毛病就出在这块地前茬种的是玉米，成年干旱，土质本身比较松，经拖拉机一翻，再灌水一耙，正象调稀的面粉，变得粘粘糊糊起来。上千斤的插秧机压下去，烂泥就从机子两边挤出来，一开动，自然就形成两条小堤。这使我们懂得，旱地改作水田，具有它的特性。要在这种田里用好插秧机，就一定要克服田烂的特性。
    有实践经验的老农，通常是采用让泥水沉淀一个时候的办法来治理烂田的。田越烂，沉淀的时间也长些。遇到了这类田用机器插秧，我们也就采取淀土治烂的办法，当天耙田，隔天插秧，这样就终于征服了烂田壅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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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回，插秧机来到和平大队的一块田插秧，机手见田平、泥匀、水清，满有把握地干了起来。谁知机子过去，氽秧又严重出现了，一部分勉强插下去的秧，根须也都翘在泥外，真好似“烟筒头”。事后一了解，原来这里是一种青紫泥，连年种稻，土质变得僵硬起来。有首歌谣这样说：“青紫泥，青紫泥，板结得象块水泥地。划破手指擦破皮，难把秧苗插得齐。”可见，青紫泥是比较难对付的，娇嫩的秧苗碰上了它，矛盾自然尖锐起来。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要使秧根扎土，就得把僵土变烂，创造机插秧的有利条件。治烂田是用沉淀的办法，治僵土就得反其道而行之，等田一翻耕好，乘泥混浆多的时候，就抓紧把秧苗插下去。这样，土活田烂，秧苗容易插牢，“烟筒头”秧也减少了。我们公社的近二万亩水稻田虽然片连片、块接块，都紧靠在一起，但因为有高亢地、低洼地的不同，又有旱作、水作之分，土质也就不一样。要使用好插秧机，就得根据不同的土质，采用不同的耕作方法，因地制宜地改造土壤，才能获得使用插秧机的自由。
    解开秧苗变黄的“谜”
    用机器插上了秧，并没有解决插秧机的所有矛盾。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秧苗泛黄现象特别严重，秧苗返青一般要比手插秧慢三四天。季节不等人！大家都担心这几天脱下来会影响收成。
    我们召集有经验的老农和插秧机手一起开诸葛亮会，经过反复比较，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凡是白天顶着烈日插下去的秧，我们通常称为“火烧秧”，第二天准出现泛黄；而晚上插的秧，我们叫它“夜潮秧”，情况就好得多。这给大家很大启发：江南的“双抢”季节，中午气温高，秧苗从秧田里拔起，堆放在田埂上，好似火烤过一样，再插到水已晒得发烫的大田里，秧苗当然经受不起；手插秧就不同，因为速度慢，秧苗可以边拔边插，没有经过这番折磨。于是我们打破常规，开始把插“火烧秧”改为插“夜潮秧”，同时采取白天灌水降温，晚上放水，增强活棵，促使机插秧成活早、返青快。
    尽管我们作了这些努力，总还是有一些秧苗返青特别慢。经过细细察看，发现这些返青慢的秧苗上有黑斑点，显然是在插秧过程中被秧爪碰伤的。秧苗碰伤了，自然对生长不利，大家都认为这是造成返青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说来也怪，半个月后，机插秧的田里，包括那部分伤秧，不但长得挺拔有力起来，而且分蘖和发棵都比手插的要旺。
    插秧机爪伤的秧苗，为什么反而比手插秧的分蘖多、发棵好呢？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在横楼生产队，找了两块土质条件相同而在同天分别用机插和手插的田，拔起儿棵秧苗进行对比：手插秧，根须短而细，机插秧，根须粗而壮，并且施展得开。俗语说：根深叶茂。正因为机插秧的根须长得好，所以秧苗后期生长特别旺盛。原来机插秧的部分秧苗被爪伤后，主秆并未受损，它虽然一时影响了养分的输送，造成秧苗泛黄，但秧苗为了继续生长，补偿损环的部分叶子，就拼命向下扎根，根须也就长得特别发达。从对比中，我们还看到，手插的包心秧多，插下去的秧苗根须结成一团，包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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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根须，就不易伸展；而机插的秧苗，深浅一致，秧根与秧根之间有一定的间隙，没有包心秧，有利于向四周和地下伸展，促使分蘖、发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化成好事。机插秧苗返青慢只是暂时的现象，分蘖多、发棵好才是它的本质。
    “黄秧”的谜终于解开了。横楼生产队那两块作对比的试验田，经过同样的田间管理，秋收时机插秧比手插秧的亩产量要高出百分之五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机插秧胜过手插秧。只要我们掌握了机插秧的生长规律，又管理得当，黄秧能减少，返青能加快，能有效地促进粮食增产。
    秧随机变机从秧变
    随着双季稻的大面积推广，插秧机在播插后季稻秧苗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矛盾。这后季稻的秧苗比较长，插秧机插起来，前一棵秧的叶梢同后一棵秧的根-一起插进了泥里，出现了“拱桥秧”。
    怎么办呢？开始我们采用剪根截梢的办法，消极地使秧苗来适应机器。但这样做人工多、费力大，忙了一阵子还是跟不上插秧机的需要。这就逼着我们去培育一种矮而粗壮的秧苗。我们做了一块有软、硬两层泥的秧田，上面一层是软土，秧苗易生长，长到一定深度，根须碰到硬土层，生长也就受到限制。这样培育出来的秧苗，果真根短苗壮，长度适当，适应插秧机的需要。
    秧可以随机而变，是不是插秧机就不能随秧而变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回顾了推广使用插秧机的过程：起初使用的是一种手扶的插秧机，劳动强度比较高；后来改用一种机动的，工效一下比手工插秧提高了十倍。插秧机正是在使用过程中，才不断地暴露矛盾而又解决矛盾，为提高机器的质量提供了条件。因此，不能一味强调秧苗来适应机子。近儿年来，随着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良，耕作制度的改变，秧苗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情沉，这就不仅要注意使秧苗适应机器，同时也要注意不断改进插秧机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为了使插秧机适应播插后季稻秧苗的需要，造机和修机部门的同志来到田头，具体听取意见，又改制了一种新型插秧机，使长度超过四十公分的秧苗也能插播。现在，我们公社使用的几种不同型号的插秧机，基本上能适应长短不同、粗壮不一的秧苗。去年，全公社单季稻的机插面积占百分之六十，今年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后季稻机插面积去年占百分之三十
    四，今年可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革命化统帅机械化
    插秧机在推广过程中，充满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
    刚开始使用插秧机的时候，我们有些干部生怕粮食减产，说什么“手插保险，机插危险”，还有的认为“低产田可以试，高产田不能试”。我们坚持公社干部搞典型试验，亲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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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试点工作，和社员一起操作和总结经验。我们在单产超“纲要”的石泥生产队找了两块面积同是一亩九分的田，一块手插，三个劳动力，整整插了一天；一块机插，三个劳动力一个半小时就插完了。收割时一比，机插的比手插的产量高四十二斤。这才使得一些同志口服心服。
    推广使用插秧机，这里有一个如何关心和爱护群众的问题，决不是“农活忙时用，平时可用可不用”。有一个生产队，劳动力比较多，个别队干部认为机插秧总不如手插秧，丢着插秧机不用，硬要女社员下田用手插。女社员说：“一只秧竹管，不满四两重，二十四根助骨根根动，就是我们有些干部不心痛。”这种批评是多么尖锐呀！我们支持这个队的女社员，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联系实际，进行思想路线教育。最后大家一致认识到，决不能让广大妇女继续束缚在弯腰曲背的繁重劳动中，必须坚决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插秧机大面积推广后，也给我们领导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课题。譬如，机插秧用的秧苗比手插秧用的多。再如，插秧机一坏，机手不会修，就得停在田头。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要加强农机维修和机手技术培训的工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插秧机的推广使用。我们公社现在每年举办两次机手技术训练班，逐步培养了一支能用、能修、能改插秧机的农业技术队伍，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插秧机的推广和使用。
    几年来，随着插秧机的逐步推广，我们公社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一九七三年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了二千五百亩，而总产量却增加了一百四十万斤。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解放了大批劳动力，使棉田管理得到了加强，棉花也连年获得丰收。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进一步掌握插秧机的自由，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建设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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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完全是用颠倒历史的手法塑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把法家刘备歪曲为“克己复礼”的儒家信徒，一面又尽量给这个捏造的儒家形象涂脂抹粉，制造“仁者爱人”、“天下归仁”的神话，大肆宣扬儒家的“仁政”和伦理道德。作者还特地给刘备设计了这样一段对话：“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很清楚，作品对刘备形象的歌颂，同时也就是对曹操形象的否定。是以刘备的所谓“宽”、“仁”、“忠”，来进一步烘托曹操的“急”、“暴”、“谲”。所以，作品中的这两个形象，是密切配合的，全都渗透了尊孔反法思想。不过曹操的形象侧重于对法家的粗暴否定，刘备的形象则侧重于对孔学的直接歌颂。
    然而，《三国演义》中的这种以尊刘反曹为表现形式的尊孔反法思想，长时期来却受到许多评论文章的吹捧，这正说明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尊孔反法思想是何等严重。我们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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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革命
    红验总结
    “七・二ー”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调查
    毛主席发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光辉指示已经六年了。
    六年来，上海工人阶级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除了每年选拔大批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外，工厂办学的群众运动日益深入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市主要工业企业，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单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技术教育，共计有二十多万职工参加技术学习。象上海机床厂那样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全市有四十八所，学员七千七百多人。业余中等技术学校有三百多所。此外，还有大量的短期技术训练班和各种业余教育。
    在“七·二一”指示的指引下，一大批工人技术人员正在成长。这支从工人中培养的技术队伍，朝气蓬勃，依靠群众，团结原有的技术人员，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工人群众看到自己的技术队伍迅速成长，由衷地高兴。他们说：“毛主席指引的‘七·
    二一’道路，是使劳动人民知识化的道路，我们要坚决地走下去。”
    工厂办学是革命事业的迫切需要
    解放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工交战线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工人技术人员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支队伍目前还只占现有技术人员总数的百分之
    三十不到，分布又不平衡，有些中小型工厂还没有工人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为了使自己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为了适应生产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强烈要求工厂办学。上海玻璃瓶六厂，老年工人多，文化水平较低。文化大革命前，厂里的技术大权掌握在几个资本家手里。玻璃配料技术，长期被一个资本家垄断，直到这个资本家死后，才从他抽屉里拿出来公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根据毛主席“七·二一”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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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指示，总结了技术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把依靠工人群众直接掌握现代技术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积极组织职工开展业余技术教育，全厂百分之九十七的职工都参加了学习，连警卫、食堂的同志也积极来听技术课。几年来，通过四个学期的教学，培养出了-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技术队伍，对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除进一步掌握了制瓶的技术理论，熟悉了厂里各种机械设备的性能，提高了操作技术水平外，还先后搞成了自动控制料平面机、小瓶自动包装机等重大技术革新，并派出十多名工人技术人员到外地协助兄弟厂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受到了兄弟单位的好评。工人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才能真正掌握技术大权。”
    从当前许多单位发展新技术的需要来看，也迫切地需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有的大厂开始以为技术人员已经不少，用不着再培养了。后来经过深入分析，感到生产技术在不断发展，有些新的技术需要去掌握，原有的这支技术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不是不要培养，而是必须赶紧培养。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人群众痛批了孔老二“有教无类”等瘸朽没落阶级的教育思想，更加认识到我们今天走“七·二一”道路，是无产阶级占领教育阵地的大事，是为社会主义教育革命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工厂办学，正是工人掌握教育权的崭新形式。上棉
    二十二广等许多单位的干部和群众还摆出了工厂办学的四个好处：一、工厂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工厂办学便于工人群众对学校的领导和监督，这是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有力保证。二、工厂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有利于培养三不脱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三、工广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场所。四、工厂里生产技术上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是文化技术知识取之不尽的源泉。大家说：为了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工厂办学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大厂能办，小厂也能办
    许多工厂在办学的过程中，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克服了物质上的种种困难，办起了各种形式的技术学校、训练班。这些单位的经验证明：工厂办学，不但大厂能办，小厂也能办；机床厂能办，各行各业都能办。中国伞厂是一个只有三百人的小厂，厂房简陋，地分五处，人员分散。但是，这个厂党支部遵照毛主席“提倡勤工俭学”的教导，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所业余政治技术学校。没有场地，下班后，食堂、车间、办公室都可以用来当教室；没有黑板，他们就在墙上涂上黑漆，木箱贴上块黑皮布，当黑板。没有教师，就从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中挑选。这个厂办学到现在，除了粉笔、油墨、纸张需要企业小量开支以外，做到了不花钱和少花钱办教育。工人群众欢迎这样的办学，参加学习的人数占全厂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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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工厂办学所需要的师资，除部分单位由市业余工业大学及高等院校帮助解决一部分以外，主要是在本单位选拔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担任。这些工人教师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把许多课程讲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上海电机厂有一个工人，参加了本厂“五·一”工人大学教学，当他学习了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经验以后，看到很多工人学员听不懂高等数学课，就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决心对高等数学的教学进行改革。他结合生产实践，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把原来专职教师需要五十多个小时才能讲完的微积分课程讲完了。工人学员说：“旧教育制度把高等数学讲得神乎其神，工人老师讲的活龙活现，听得懂，记得牢。”
    工厂办学所需要的教材，一般都是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采用三结合的办法编写的，有的还以典型的产品和工艺作为教材。这样，既可以把工人生产经验系统化，提高到理论高度，又可以使工人学员把学到的技术理论直接用来指导生产。轻工业局电子技术训练班根据本行业推广电子技术的需要编写的二十多种教材，不仅受到工人学员的欢迎，有的还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深受各行各业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欢迎。
    现在看来，自力更生，勤俭办学，不但可以使办学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对当前的生产有很大推动，而且，发扬“抗大”精神，使工人学员保持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色。本来认为“我们办不到”的工厂，学习了这些单位的经验以后，也纷纷办起来了。因此，工厂办学发展很快。手工业系统的工具金属制品行业，都是些小厂。但他们为了适应新产品发展的需要，在公司范围办了一个工人大学，每星期三天学习，三天回厂劳动，坚持带着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学习技术理论，在两年多时间里，培养了一百十四名各有专长的技术骨干。这批工人学员在学习期间从设计到制造搞成了五十多项新设备和技术革新项目，促进了全行业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
    造就学用一致、能上能下的工人技术人才
    许多工厂在举办各种类型的“七·二一”大学中，对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把工人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华业的工人学员，大多数能够做到学用一致、能上能下，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有一些人对“七·二一”大学看不顺眼，说什么“七·二一”大学“不正规”、“质量低”，理由主要是两条：
    一、正规的大学上课要用厚厚的书本，而“七·二一”大学却把一台马达扛到教室里来了。
    二、正规大学毕业生一进厂就是技术员，而“七·二一”大学毕业生还是回车间当工人。可是，这两条实在好，广大工人群众和学员都欢迎。例如，沪东造船厂的工人大学，他们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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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揭露旧大学搞“三脱离”，致使有些学生变得“四体不勤，钢铁不分，轻视劳动，脱离工农”。他们根据教学的要求，在系统理论教学的几个阶段，有选择地结合几个典型产品的施工和设计实践进行教学，边干边学，培养的学生不仅技术上有很大提高，而且思想上进步很快。这所工人大学的学员曾经参加了一项特种船舶结构设计，有些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的技术人员讽刺他们“走还没有学会就想跑”。他们憋着一肚子气，遵照毛主席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对国内外的几条万吨轮进行典型调查，作了分析比较。紧接着就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日夜奋战，节日照干，在短短的二十儿天内就提前完成了整条船基本结构的设计和描图工作。后来，在有关方面召开的设计方案会审会议上，工人学员的设计得到了肯定。工人群众称赞他们说：“旧大学的学生动嘴不动手，新大学的学生能讲又能干。”
    检验学生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无产阶级看待学生质量不是看他书读了多少年，多少本，而是要看他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看他能不能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看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海电机厂过去派出一个工人去旧大学培养，读的《电机设计》是苏联在一九三三年从德国翻译过来，德国是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这个工人在厂时，已经参加制造比较先进的十万瓩发电机，到学校却学二十年代的陈旧货。就是“样样五分，门门优”，毕业回厂后也是一门一样也没有用。现在这个厂自办的一所“五·一”工人大学，完全打破旧的那一套，遵照毛主席从战争学会战争的教导，让学员在参加新产品设计的实践中进行基础课教学，这就充分发挥了工人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特长，把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工人说：“这种学习真刀真枪，听得懂，学得进，记得牢，用得上。”
    “七·二一”大学的学员从工人中来，又回到工人中去，这是最受工人欢迎的。许多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的工人毕业生，成了车间技术骨千力量。他们一面顶班劳动，一面与工人
    一起搞技术革新，工人同志说：“这些大学生没有一点架子，还是当工人时的老样子。”现在，经过六年的实践，工厂办学的形式有许多发展，内容更加丰富。有一个厂办的，也有几个厂联合办和区办的；有办大学的，也有办中专、短训班和讲座的；有脱产的，也有半脱产和业余的。这样就能够根据不同情况，适应工人群众为革命学习技术的要求。有的厂办工人大学，除了从本厂工人中招收学员以外，还为兄弟厂培训工人技术人才。有的还设想为农村培训技术人才。毛主席的伟大教育思想深入人心，“七·二一”的道路正在越走越宽广。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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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办好函授教育
    上海赴安徽阜阳地区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部分同志座谈纪要
    编者按：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函授教育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如何进一步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办好函授教育？上海赴安徽阜阳地区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的同志，根据他们的实践，提出了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不断提高对函授教育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
    盛少展（太和县慰问小组)：
    见面，即使见面也是“你灌我记”；新的函
    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函授教育是批
    授，师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和旧函授
    唐国才（蒙城县慰问小组）、俞雪棠（临泉
    教育相比，它新就新在路线不同：（一）方向
    县慰问小组)：
    对头。旧的函授教育向学生灌输的是“读书
    我们对办函授教育的意义的认识有一
    做官论”的一套，目的是为了使知识青年离2个过程。开始时有些同志认为，慰问团是协开农村，成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今天办助当地搞好知识青年的安置落实工作的，函授教育是为了使知识青年更好地红在农把函授教育看作“份外事”。后来，在办函授村，专在农村，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指
    教育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广大知识青年那
    引下，锻炼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二)么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对象不同。旧的函授教育拒工农于门外，习科学文化，才逐步认识到，慰问团主动配新的函授教育招收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合搞好函授教育，不但不是“份外事”，而是经验的知识青年。（三)教学方法不同。旧
    份内的大事。许多知识青年听到办函授的
    的函授教育照搬旧大学的“三段式”，学制
    消息后，都争先恐后地来报名。地区办的马
    过长；新的函授教育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时
    列著作短训班，在报到那天，许多青年冒着
    间短，收效快。上海师大生物系在淮北农瓢泼大雨，背着行装，不顾道路泥泞，身体劳村开的农作物育种课，当地的育种技术员累，步行几十里去参加。临泉县一个青年因反映，教材编得好，有乡土味，学了用得上。
    交通中断，步行一百二十里，从清早走到深
    (四)师生关系不同。旧函授，师生长期不晚，按时来学习班报到。蒙城县这次举办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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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机结构短训班，有的因故晚来的学员夜
    马列著作。许多公社党委定期组织马列著
    以继日地补习功课，赶上了进度。当学校将
    作函授学员以及知识青年骨干到公社集中
    书发下来后，有的公社还举行了仪式，象给
    学习，回队后，带动插队小组和生产队的学
    战士发枪一样发了书，许多知识青年拿到
    习。有的公社党委还把办好马列著作的函
    书后激动地表示，一定努力学习，扎根农村，
    授同建设理论队伍结合起来。二是推动了
    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当地各级
    知识青年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这次写
    领导部门对函授载育也非常欢迎，他们反
    作短训班的六十名学员，个个口诛笔伐，写
    映说：现在农村机械化、电气化发展很快，很出了上百篇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回队需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阜阳地区每年生后都成了批林批孔的骨干力量。三是推动产一万台柴油机，就需要一万名柴油机手，
    各方面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许多公社的
    而函授散育正是普及技术知识的好办法。
    中学、农机站、农技站、医院、机关都主动承
    因此试办函授教育的地方都普遍要求增加
    担有关科目的辅导。四是推动知识育年进
    招生名颜。这些事实说明，函授教育这个新
    一步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枣庄公
    生事物是受群众欢迎、有强大生命力的。
    社有些学习育种的学员开始怕学育种要长
    钱大林（阜阳县慰问小组）：
    期留在农村，经过学习，决心做一颗革命的
    几个月的函授教育，初步起到了四个
    种子，在淮北生根、开花、结果，为贫下中农
    推动作用。一是推动了知识青年认真学习
    服务一辈子。
    依靠当地各级党委领导，争取各个有关部门支持
    洪梅芳（涡阳县慰问小组副组长）：
    一起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领导同志不仪
    办好函授教育的一条根本的经验，是
    亲自召开会议深入宣传、发动，而且还逐一
    要依靠当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争取各有
    地帮助解决筹备过程中遇到的包括经费、
    关部门的支持。在我们涡阳县，县委就专
    办学地点、教学机器和设备等具体问题。县
    门成立了函授教育领导小组，并由教育局
    委领导的热情支持，也带动了各级领导和
    和乡办组成函授教育的办事机构。函授教
    部门都来关心、支持，使全县函授教育能够
    育开展以来，工作都是在县委领导下进行
    顺利开展。
    的。今年招生，函授领导小组研究后，召开
    葛炳炎（阜阳分团团长）：
    了各公社函授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会议，并
    函授教育取得各个有关部门的支持很
    从各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工作，只用五天时
    重要。这次卓阳地区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
    间就完成了任务。
    年就有一万多名，而且分散在十一个县二
    韩宝兴（毫县慰问小组副组长）：
    百多个公社，近八千个插队小组，学习函授
    依靠了当地党委，取得了有关部门支
    科目有十一种，真是数量大，分布广，科目
    持，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比如，上海
    多，涉及到各个业务部门。从开始招生、编
    交通大学来联系筹备举办农用柴油机短训
    写教材、组织面授短训班、选派辅导老师
    班，开始时碰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和教师就
    等，都需要有关对口部门大力支持。我们配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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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当地领导印发了五千多份宣传提纲，走
    三千多个生产队中有一百十四个队块会
    访了各对口业务部门，广泛宣传了函授教
    计，七十四个队的会计新担任这项职务，因
    育的重要意义，使大家都来热情关心，得到
    此他们就提出培训二百名农村会计画授学
    了各部门的积极支持。地、县两级许多业
    员的计划。县政工组考虑到批林批孔运动
    务部门都主动承担办短训班的任务，提供
    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理论队伍，他们就
    培训经费，指派专人负责。有的对口部门主
    以县委宣传组为主，举办了一期有全体学
    动把函授教育与本部门的培训任务结合起
    习马列经典著作选读的学员以及辅导教师
    来。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函授教育是办
    参加的短训班。县卫生局感到搞好农村常
    不起来的，办起来也不能巩固。
    见病防治函授是培养农村赤脚医生的好办
    虞惠庆（凤台县慰问小组副组长）：
    法，因此要求各公社卫生院承担社队函授
    在县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各个业务部
    辅导任务。水电局把培养水电技术力量作
    门把函授教育工作纳入本部门培养规划，
    为函授内容，农林局种子站把学习育种的
    这样比较有利于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
    函授学员都作为种子站的骨干队伍。这样，
    保证函授教育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凤台县
    专业对口，有关部门就比较支持，而且使函
    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县银行分析了全县
    授教育能直接为农村三大革命斗争服务。
    重视社队知识青年的自学，加强对他们的辅导
    盛少展、解庭玉（阜南县慰问小组副组长）：
    二是辅导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在辅
    淮北地区的习惯是一天“三出工”，特
    导农用柴油机时就以农机站的机器作教
    别到了农忙季节，知识青年一天劳动下来
    具，采取边拆边装边辅导的方法。公社医院
    已经很劳累了。如何抓好函授教育的自学，
    担负了农村常见病防治的辅导任务，就充
    开始我们感到没办法。第二季度“跑面”时，
    分利用医院门诊、查病房的条件，讲什么，
    太和县大新公社党委的做法，对我们启发
    实习什么，效果较好。学员们反映说：“我
    很大。他们在党委副书记亲自负责下做到
    们有函授教材，又有辅导教师的精心辅导，
    了四个落实：即按科目建立学习小组，选出
    为我们坚持自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组长；规定各科集体辅导的时间；在社队聘
    陈定远（阜阳县慰问小组组长）：
    请各科目的辅导教师；确定实习地，点。为
    函授教育自学的质量怎样，这和公社、
    取得各级组织的支持，公社还将所订措施
    大队的领导是否支持有很大关系。阜阳县
    以书面通知发至各大队、生产队。这样就
    口孜公社由于党委重视函授工作，各个科
    从制度上使知识青年的自学得到了保证。
    目的多数学员能坚持每天挤半小时到一小
    除此而外，公社还着重抓好两条：一是
    时进行自学，在自学的基础上大部分科目
    加强兼职辅导教师的责任心。公社兼职辅
    都进行了二至三次辅导活动。马列著作的
    导教师为了帮助学员搞好自学，都很认真
    学习不仅函授学员参加，并做到了一人参
    地研究函授教材，制定出具体的教学计划，
    加，全组学习。红旗大队全体知识青年每
    有的科目还因地制宜地补充了教学内容；
    周一个晚上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函授学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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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当骨干，大队支部书记亲自为大家做辅
    计划学完了函授课程，而且自已还钻研了
    导报告，这样，在知识青年中认真学习马列
    一些其他的农业科技知识，并且发动生产
    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风气得到了发扬。
    队全体青年，成立了几个科技小组，进行选
    唐国才：
    种、杂交等科学试验，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
    公社、大队的领导支持了，自学就能得
    郭根祥（利辛县慰问小组副组长）：
    到保证，有些经济问题也容易解决。蒙城县
    除了当地领导的重视，负责有关函授
    辛集公社，由于党委重视，坚持了平时自学、科目的大学是否加强同兼职教师和函授学每月三天集中辅导的制度。乐土公社有些
    员的联系，这对青年能否坚持自学关系也
    大队党支部规定函授学员在学习期间不出
    很大。现在这方面工作，有的学校做得较
    或隔天出早工，工分照记，这样保证学员每
    好。比如，第二医学院在当地卫生部门支
    天清晨有二小时自学时间。同时，社队党组
    持下，在举办短训班的同时，同兼职教师、
    织注意做学员的思想工作，要求同学自觉
    学员三结合，共同研究了今后自学的辅导
    遵守学习制度，提倡为革命刻苦学习，使知
    计划，保证自学能顺利进行，短训班结束
    识青年始终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性。事实证
    后，也经常注意保持同辅导师、函授学员
    明，只要领导重视，制度落实，思想工作抓紧，
    的联系。相反，有些学校做得就较差，短训
    青年自学的劲头是很高的。岳坊公社有许
    班办完，任务就算完成，急于回上海，对生
    多知识青年即使在大忙季节也坚持每天学
    产队青年自学不够关心，有的教材迟迟没
    习一小时。有的青年参加育种学习，不但按
    有送到，影响了知识青年的学习。
    还要办好面授短训班
    徐瑞麟（阜阳分团）：
    海科技大学农村应用化学科目的教师，跳
    阜阳地区函授教育开办以来，到七月
    出了过去旧学校那种偏重系统的基础理论
    底为止，已举办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
    的老框框，经过几次调查，编写了化肥、农药
    学、写作、农村会计、农作物育种、农村应用
    两本书。同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增发了
    化学、农村电工、农田灌溉、拖拉机结构、农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群众测报、安全使用农
    用柴油机和常见病防治等十一个科目，二
    药及中毒急救等讲义，使教学内容紧密结
    十四个面授短训班，参加的学员有近二千
    合当地实际。这些教材在短训班使用过程
    人。通过四个月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办
    中，普遍受到有关对口部门和学员的欢迎。
    好面授短训班很有必要，它可以为函授教
    二、教学活动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实
    育培养学习骨干，又为自学打下了基础。但
    际，使课堂和现场、学和用结合起来。广大
    是要真正办好，除了依靠当地党委的一元
    知识青年虽然来自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实
    化领导和各对口业务部门的积极支持外，
    践，但仍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
    在教学工作上还必须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农作物育种科目
    一、教材内容必须紧密结合农村三大
    短训班，重点结合当地午季小麦选种进行
    革命运动的实际，具有一定乡土性。这次上
    教学，受到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欢迎。农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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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柴油机短训班，结合当地生产制造的S
    郑沛良（蒙城县慰问小组副组长）：
    195型柴油机的拆装和维修进行教学，也
    上海的大学到外地来办面授短训班，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农村应用化学短训班，
    一定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放下大学的
    结合当地棉铃虫的防治，安排了棉铃虫和
    架子。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事情就办不好。就
    棉花害虫的综合防治课。学员反映说：“这
    拿依靠当地兼职辅导教师这一点来说，只
    样讲课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以后我们
    有抱虚心好学的态度，才能和他们搞好关
    治虫，可有办法了。”
    系，把教学工作搞好。这次上海师大开办农
    三、充分发挥兼职辅导教师作用。我
    作物育种短训班，有个兼职教师已经六十
    们地、县举办的各种短训班，聘请了近七十
    多岁了，但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讲课学员很
    名兼职辅导教师，他们与专职教师共同进
    要听。师大的同志就虚心向他请教，上课效
    行教学，起着取长补短的作用。兼职辅导
    果也就较好。相反，有些教师由于抱着大学
    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地情况十
    教师的架子放不下来，什么都想自己包下
    分熟悉，讲课能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很容
    来，或者只是在形式上和当地兼职教师结
    易被学员接受；而且他们讲的一般都是当
    合了，思想上没有真正结合，结果事倍功半。
    地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短训班办得好
    学员回去以后，就能用得上。例如，利辛县
    不好，和教师的思想革命化搞得怎么样很
    农林局的兼职教师，为了提高农村应用化
    有关系。应当说，教师到农村办函授教育，无
    学教学效果，在课堂上教大家识虫，课后又
    论是政治上再学习、业务上再提高部是一
    带领大家到田间去查虫，收效很大。
    个很好的机会。许多教师到农村以后，精神
    韩宝兴：
    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我泸原来认为，
    交通大学在毫县办了一期农用柴油机
    只要把深上好就可以了。可是，几个月来，
    短训班，时间半个月，效果却很显著。参加
    同知识青年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睡地
    短训班的六十四名知识青年，原来只有十
    铺，听到和看到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战天
    几人懂得一些柴油机原理，其他人都从来
    斗地的先进事迹，想法就不一样了，觉得自
    没有碰过柴油机。学习后经过考核，百分
    已不只是来上误，更主要的是来接受再教
    之九十五的学员掌握了柴油机的原理，并
    育的。许多教师实际工作能力也有了加强。
    能排除故障和进行修理。这个短训班之所
    同济大学这次来办拖拉机雏修短训班，有
    以有这样的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的教师开始讲课，总习惯于从“抛物线”、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开门办学，贯彻了理论
    “座标”讲起，不善于联系实际，虽然讲得满
    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师讲课、学员学习都不
    头大汗，学员还是听不懂。后来，索性清学
    是单纯关在房子里纸上谈兵，而是采取请
    员上讲台，自己虚心当“学生”，从有实践经
    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从战争学习战争”，
    验的学员中学到了新鲜知识，然后再当教
    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课堂上讲原理，走出
    师，讲的效果就好得多了。我总觉得，农村
    门就去为贫下中农修柴油机。在学习期间，
    是个大学校，如果有条件，每个教师都很值
    同学们在教师指导下，帮助生产队修理了
    得分批到农村去办一期函授效育，这对于
    十多台柴油机，在群众中影响很好。
    大学教育苹命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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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麦敏以传
    史
    锋
    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
    方志敏同志，一九○○年八月十三日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在帝国主义张牙舞爪侵略中国的黑暗动乱的年代里，方志敏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投身于群众性的斗争，上街演讲，查禁日货。一九二
    二年春，九江成立“反基督大同盟”时，他又带领同学上街进行革命宣传。在斗争中，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三年，他在上海由赵醒侬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誓言里写道：“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我党指示下，方志敏同志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进入江西，他领导各地农民协会为北伐军带路、送饭、拾担架、运粮草，配合北伐军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革命高潮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在一个月里从六千人发展到五万人。一九二六年年底，江西省有五十四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协会员增加到三十多万。他们收缴军阀溃兵的枪械，掌握了武装。但是，江西省各级政权仍然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农民协会在武汉成立，方志敏同志担任全国农协的执委。不久，方志敏同志去武汉出席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在会上，他读到了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到江西，他立即召集农民干部开会，详尽传达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他还组织开办了江西省农民运动训练班，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指导了各地农民协会如火如茶的斗争。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弋阳九区农民一举攻占漆工镇，捣毁了警察派出所。横峰的农民攻下横峰县城，赶走了反动县官。农民到处捉土豪游街，封地主房子，没收地主财产。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来势迅猛异常，有力地摧毁着反动统治的社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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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基础。
    农民在乡下造反，搅乱了绅土们的好梦。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开始猖狂反扑。城里城外，贴出了一张张反动标语：“制止农民运动过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新任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右派朱培德公然下令解散各地农民自卫军。黑云翻滚，形势严重。方志敏同志儿次跑到省委要求急电中央采取措施，反击右派进攻。但是，省委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每次给予的答复都是“拉拢拉拢”，“尽力去影响他们”。
    可是，朱培德之流既不理睬“拉拢”，也不接受“影响”，他派了一营军队包围了省农协，缴了农民自卫军的械，抓走了留在省农协的几个人。反革命屠刀开始挥舞了。三月
    十一日，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杀害。十七日，九江总工会的工人群众遭到右派的残暴毒打。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开始对共产党和革命分子进行大屠杀。血腥的大屠杀遍及江西全省，弋阳县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弋阳靖卫团头子黄宗带兵在漆工镇大肆烧杀。北伐时逃跑的大地主张念诚带了一营军队回来，一把火烧光了漆工镇附近二十几个村庄。秘密转移回来的方志敏同志，踏上漆工镇街头的时侯，正是残阳如血的薄暮时分。漆工镇和周围二十几个村庄已是一片瓦砾，满眼废墟，烧焦的栋梁东倒西歪。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方志敏同志感到无限悲愤。他秘密找来了许多和党失去联系的同志，大家问他：“怎么办呢？”方志敏回答：“重起炉灶，从头再干！”
    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方志敏组织了二百多个贫农团骨干的暴动队伍，进攻漆工镇派出所，缴获了二条半枪，“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事迹立即在弋阳地区传开了。十
    一月，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召集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介绍了毛主席在湖南领导的秋收起义。他向同志们提出：“现在的办法，只有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土地革命。”经过讨论，会上通过了起义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会上决定成立党委会，方志敏为书记；还成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由方志敏任总指挥。忠于革命事业的方志敏同志和江西人民，没有被凶恶的反革命势力所吓倒，他们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气概，英勇地投入了战斗。
    这一年的除夕，方志敏同志在横峰县楼底蓝家村领导了暴动，揭开了弋、横起义的序幕。几天内，起义军分五路向弋、横各地冲击，起义区域遍及百余里。农民革命团烧田契，毁债约，分粮食，分土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弋阳县到处红旗招展。农民热情歌颂起义的领导者：“湖塘塌塌岭，出个方志敏；一心为革命，都是救穷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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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一九二八年五月，敌军以一个主力团和一个靖卫团向弋、横起义区大举进攻。游击队被挤到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之间的磨盘山上。政人不停地“搜山清剿”，游击队整天和敌人兜圈子，白天吃不上饭，晚上睡不好觉。斗争越来越艰苦，有人开始动摇了。
    六月间的一个夜晚，在方胜峰的一个破庙里，方志敏同志召集了弋、横两县的于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全国两百多处暴动都失败了，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几块地方，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把枪埋起来，把队伍解散，躲躲风头再说。”方志敏同志坚决抵制了这种逃跑主义的主张，他说：“这里的群众跟我们一起革命，共产党员应当与群众共患难。我们要和群众一起坚决斗争下去。谁想埋检逃跑，谁就是革命的罪人！”他还具体分析了敌人的弱点，指出打击敌人的有利条件，他说：“敌人兵力分散，群众反对他们，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先打敌人弱的一路。”会议决定集中兵力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开辟新根据地。这次会议是赣东北党走上创立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正确道路的转折点。
    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坚持下来了。方志敏同志坚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作战方针，打退了优势的敌人一次又次的进攻，扩大了根据地。这一年年底，在靠近弋阳九区的德兴磨角桥一带，三十几个村坊举行了起义，红色根据地又扩大了四十多里。-一九三○年八月，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在弋阳芳家墩成立，方志敏同志当选为主席。十月，民主政府机关移驻葛源镇。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是跟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理论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分不开的。正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方针，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抵制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六月，窃踞了党中央领导权的李立三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大好的革命形势。立三路线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它在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下，指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赣东北红军第十军攻打九江，然后围攻武汉。毛主席从一开始起就坚决反对和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同它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他耐心地纠正了红军中的“左”倾错误，劝导部队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游击战争中扩大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红军。
    方志敏同志在当时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边，对立三路线作了抵制。当立三路线关于“攻占九江，占领湖口、马当，截断长江，保障武汉胜利”的命令下达时，方志敏同志明确表示反对。他说：“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敌人驻军多，增援也方便。红十军仅二千余人，远离根据地，越过鄱阳湖去进攻九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立三路线仍
    ·81·

==========第83页==========
    然顽固坚持要红十军攻打九江。他们甚至提出：“丢了信江根据地，争取九江、南昌的胜利。”为了推行这条错误路线，他们还从组织上改组信江特委，将支持方志敏的同志调离信江，还动员赤卫队一百个连加入红军，命令立即进攻九江。方志敏同志服从特委的决定，但仍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嘱咐红十军进攻九江时要“相机行事”，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送中央，希望中央改变指示。但立三路线一意孤行，置之不理，硬要红十军进攻九江，结果造成根据地内部空虚，敌人乘机调动驻上侥的第五师和五个县的靖卫团向赣东北根据地进攻，使赣东北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方志敏同志尽力挽救立三路线给根据地带来的损失。他和同志们经过详细研究，作出决定：“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才能保卫和巩固根据地。”他首先组织群众狠狠还击猖狂反扑的地主豪绅，在一个晚上捉了七十七个地主豪绅，当场镇压了两个罪大恶极的恶霸，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窜犯根据地的白军，他巧妙地组织赤卫队同敌人周旋，出敌不意打击优势的敌人。正当敌人进犯铅山和贵溪、河口镇只留下一个师指挥部时，方志敏同志组织了一场“虎不在山，直捣虎穴”的奇袭。他带领了一千多名赤卫队，乘夜色，抄小路，直奔河口镇。赤卫队用“明包围，暗突击”的战术，在不到两个钟点的战斗中攻下了河口镇，生擒敌军师长，缴获大量枪枝弹药。接着，赤卫队又四处张贴布告，宣传不杀俘虏的政策，严重动摇了白军军心。许多白军丢下武器逃跑，有的还带枪投诚了赤卫队。
    奉命进攻九江的红十军进到长江边上，无法渡过鄱阳湖攻打九江。他们根据方志敏“相机行事”的指示，攻打鄱阳湖东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等地，但是部队仍遭受到一定损失。这段时间的斗争实践，使方志敏同志更痛切地认识到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他坚决主张红军回师根据地。在乐平召开的一次特委会上，经过激烈争论，方志敏同志的正确主张终于被接受。方志敏同志立即下令：恢复贫农团，以自然村为单位集中武装，组织群众上火线，配合红军作战。红十军接到回师命令，马上回头猛扑深入信江地区的敌人。八月初，在上饶一举歼灭敌人五县靖卫团。红军乘胜准备攻打敌正规军第五师。
    黄昏，火红的晚霞映红了天空。集合在上饶北面岭溪村的红十军战士斗志昂扬，精神抖擞，整装待发。方志敏同志进行了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的是驻在河口镇的白匪正规部队李全坤团，大家有把握吗？”
    “有！”战士们响亮的回答声震荡着暮色苍茫的山谷。
    “好！为了争取胜利，我们要组织一支突击队打先锋，愿意参加的同志站到中间
    来！”
    突击队立即组成了。半夜，红军迅速地包围了河口镇。天蒙蒙亮时，晨雾弥漫，笼罩大地。敌人还在做梦。突然，一阵剧烈的排枪声打响了，突击队迅速地解决了敌人的桥头哨所。从梦中惊醒的敌人张惶失措，用机枪胡乱扫射。方志敏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突击队进攻祠堂里的敌人主力。正在这时，我军特务营从外围配合突击队发动了进攻。方志敏同志命令突击队让开正面大路，绕到祠堂左右两侧，冲进祠堂，全歼这一团敌人，攻下了河口镇。这一仗缴枪八百多枝，赢得了很大的胜利。
    九三○年九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赣东北也停止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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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立三路线。就在这年冬天，敌人对红色根据地开始实行残酷的“围剿”。方志敏同志根据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的作战方针，打退了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红十军主力在作战中发展到五千余人。
    坚持与王明路线作斗争
    一九三一年一月，以软差大臣自居的王明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召开了
    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推行了一条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根本不懂中国革命，教条式地搬弄外国革命经验，到处褴下命令，哇哩哇啦地乱说一气，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王明派人来赣东北，借传达四中全会决议为名，给赣东北的工作戴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方志敏同志当即指出，这些批评没有根据，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王明听了汇报，认为赣东北批行四中全会决议不彻底，立即于一九三一年四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格来赣东北。曾洪易等人一到，马上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姿态，指责赣东北一切工作都错了，下令立即改组省委，撤换一切不同意王明路线的同志，孤立方志敏同志，还宣布红十军直接归他指挥。他们大骂赣东北的同村大姓支部是父子党、家庭党、封建党，攻击红十军的“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的作战方针是保守主义。七月，曾洪易在葛源召开了闽浙皖赣党的代表大会，大肆攻击方志敏等同志是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声称“要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
    正当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指手划脚瞎指挥一通的时候，敌人发动了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似潮水一般地进逼苏区。怎样粉碎敌人的“围剿”？方志敏同志认为，应向皖浙赣边界方向发展，那里敌人力量薄弱，只要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就能巩固和发展苏区，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如果持久围攻堡垒，势必造成被动，到处碰钉子。曾洪易却胡说什么：“堡垒政策必须粉碎，不粉碎就不能战胜敌人。”他恶狠狠指责方志敏同志的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是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曾洪易在赣东北强制推行王明路线，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打仗，却任意调动红军主力，妄图实现他的特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敌人在那里筑堡垒，他就把红军开到那里去。这种胡乱的死打硬拚，使红军处处被动，损失很大，以致赣东北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当时有很多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同志，对曾洪易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斗争，曾洪易不仅毫无自我批评精神，反诬这些同志进行反革命派别活动，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错误的肃反政策打击迫害这些对王明路线表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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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或不积极拥护的同志，造成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方志敏同志对曾洪易的带误方针种恶劣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省委会上提出不同的意见。曾洪易拒不接受，会上引起激烈争论。最后，曾洪易蛮横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强制隔离方志敏同志，并逼迫他写声明书在群众中公布。
    方志敏同志并没有因为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而停止斗争。有一位战士，看到曾洪易的错误领导对革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非常焦急，他问方志敏同志：“这样下去怎么办？”方志敏冷静地对他说：“现在是很困难，今后也可能暂时失败。但是，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你要相信共产党，要坚持工作。”方志敏同志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坚贞信念，激励着这个战士革命到底的信心。
    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方志敏同志冲破曾洪易的阻挠，二次率领红十军进闽北作战，前后缴枪一千六百多枝，打通了闽北与赣东北根据地。红十军以后回赣东北与中央红军会师，赣东北游击队和赤色警卫师一千五百人改编为新红十军。曾洪易不顾新部队的特点，否定方志敏同志坚持的游击战方针，硬要部队死打硬拚去打正规战。谁反对这样做，他就给谁扣上“怕死”、“不能作战”的罪名。这种错误方针，导致部队伤亡惨重，红十军入闽作战造成的大好形势，被破坏殆尽。
    十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攻，出动兵力一百万。王明在“全线抵御”、“六路分兵”、“御改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下，反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原则，否定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结果使红军陷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处处被动。他们还拒绝了毛主席主张红军主力进到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迫使敌人回援其统治中心的正确意见，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拚命主义，同优势的敌人“拚消耗”。结果，红军艰苦战斗了整整
    一年，也打不破敌人的围攻。
    方志敏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同曾洪易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指出，只有“在白区游击，争取群众，创立自己宽广的游击根据地”，才能“牵制和消灭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只有向皖南发展根据地，才能直接威胁反革命统治的中心一南京，把刀架在蒋介石脖子上。但是，曾洪易却顽固执行王明路线，拒绝了方志敏同志的正确意见，强迫红军在根据地同敌人的堡垒死打硬拚，致使红军多次失利。
    不久，曾洪易要去中央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省委书记职务改由方志敏同志担任。方志敏同志认为，曾洪易工作中的错误，必须予以揭露，以分清是非，不能糊里糊涂地走。在曾走前的省委会上，方志敏同志严厉批评了这个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痛斥他打击同志、丝毫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恶劣作风。曾洪易态度蛮横，拒不接受批评，方志敏同志在会上同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曾洪易暂时滚开了，方志敏同志开始改变机会主义路线的许多错误方针。新红十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皖南地区行动，建立了华婺德根据地。香港的英文报纸透露了被国民党封锁了的一条消息：“方志敏指挥的中国红军大队，突然击破了皖赣边界上的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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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战一昼夜，结果蒋军全部覆灭。”
    可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却使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顶点。曾洪易带着全会的决议，气势汹汹回到赣东北。他传达了“以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方针，变本加厉推行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方志敏同志在工作中实行的一些转变被全部否定。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消息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立即由原来的拚命主义变为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主张干脆丢掉武器，转为秘密活动。方志敏同志领导根据地的干部对曾洪易的叛卖革命的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省委会上，斗争十分激烈，方志敏同志愤怒地指责曾洪易说：“你是想要逃跑！”广大干部也都看清了曾洪易的假革命、真叛卖的面目。省委会作了决议：在群众中广泛批判曾洪易的罪行。曾洪易不久逃到南京，告密自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无耻叛徒，最后暴露了这个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
    但是，王明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敌人占领了根据地，红十军无法再在根据地坚持。这时，中央电令红十军与北上抗日的红七军团合并，组成第十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同志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出发那天，敌军已占领葛源镇，红军在离葛源儿里的枫树坞集合，群众扶老携幼，满含热泪，前来送别工农子弟兵。方志敏同志在广场上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北上，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们革命是要革到底的。我们现在虽然暂时离开了，等打败日本鬼子，我们还要回来的！”他号召留下的军民，艰苦奋斗，争取革命的胜利。接着，部队就翻过山头出发了。
    先遣队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被敌七倍于我的兵力包围，弹尽粮绝，方志敏同志
    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站不稳，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是鼓励同志们：“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但是，由于一个警卫员的叛变出卖，方志敏同志不幸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清晨在皖浙赣交界的陇首村被俘。从此，方志敏同志开始了一场同敌人的新的战斗。
    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第二天，被押解到玉山，再到上饶。在那里，他被钉上脚镣手铐。敌人开起了“庆祝大会”，将方志敏同志带到大会的讲台上去“示众”，妄想借此宣扬他们的“胜利”，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
    方志敏同志昂然挺立在台上，他正气浩然，目光炯炯，沉静地望着台下的群众。上饶的革命人民谁不敬仰方志敏同志啊，他们看到落到敌人手里、大义凛然的方志敏同志，心情无比沉重，许多人低下头来，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敌人军官在台上喊起了反共口号，但是，台下寂然，没有一个人应声。敌人恼怒了，恶狠狠地命令群众跟着喊，但是，还是没有人应声。这种蕴藏着无限愤怒的静默，把敌人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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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了。方志敏同志的脸上浮现出了微笑。他看到群众的心向着共产党，向着革命。他看到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怒火将在沉默中爆发，推翻国民党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敌人害怕出事，匆忙把方志敏同志押走，第一次“庆祝大会”就这样收了场。
    敌人把方志敏同志拥解南昌。途中，经过方志敏同志的故乡七阳，敬人又想搞“庆祝大会”，威吓弋阳的革命群众。当“方志敏被白军捉了”的消息传开后，不等国民党“召集”，三千群众手拿锄头、扁担、木棍、柴刀，全不顾“通匪”、“暴动”的杀头罪名，怒涛般地冲向弋阳城。他们怀着沉痛、愤激的心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方志敏同志。惊慌万状的敌人不得不把方志敏同志押进装甲车，用十儿挺机枪对准怒火满腔的群众，这才通过弋阳。
    南昌城里，血雨腥风，春寒料峭。敌人于二月六日在豫章公园里组织了一个所谓“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这一天，公园四周军警密布，宪兵侦探大批出动。被匪军强迫来的群众挤满了公园会场。一个美报记者记载了“大会”的情景：
    “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了脚镣手铐而站立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之静默，适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当局看来，群众态度之静默，殊属可怕。”看吧，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一个手铐脚镣的共产主义战士，竟惊慌到如此地步！而方志敏同志面对着被国民党逼来的儿千群众，却抓住时机，宣传起革命来。他站在装甲车
    上高声说：
    “同志们，同胞们！我很高兴还能和大家见见面，能和大家讲讲话。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统治剥削，国已不国，民不聊生，只有实行共产主义…”
    白匪军官从惊愕中猛醒过来，他发神经病似地叫嚷起来：“快拉下去！快拉下去！”这伙匪帮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们精心策划布置的“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竟会变成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方志敏同志争取最后儿秒钟时间，大声地说：“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
    方志敏同志被推进装甲车开走了。那位美报记者的报道中记载着：“群众随即开始骚动，表示不平。但是机关枪口早已向着群众的胸膛头颅瞄准…”。
    方志敏同志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压倒了色厉内荏的敌人。从此，国民党再也不敢“庆祝胜利”了。
    但是，愚蠢的敌人仍然抱着幻想。蒋介石密电顾祝同，要他设法劝诱方志敏“归诚”。当方志敏同志押到上饶时，国民党江西省部书记长俞伯庆特地从南昌赶来劝降。“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愿意早点出来呢？”俞伯庆装出一副由衷的神情
    说。
    “蒋委员长，哼！…什么东西！”方志敏同志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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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已经失败了吗？”俞伯庆还不放松。
    “不！我们在军事上是暂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失败！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
    们永远也不会失败！”
    俞伯庆“劝”不出个名堂，灰溜溜地走了。
    在南昌，国民党党部常委也一个个跑到监狱来劝降，弋阳县长和过去曾教过方志敏书的一个劣绅也买了水果、点心跑来了。但是，方志敏同志坚定而明确地回答他们：“投降？梦想！你们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剑子手！我同你们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法西斯匪徒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以拷打屠杀为职业的敌军法处副处长，也奉命前来劝降。方志敏同志挺身大踏步地走进审讯室，这家伙马上喝令他的爪牙搬凳子。凳子搬来了，说不好，又要换椅子。坐定后，他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态说：
    “方先生，我想向你进一步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我可以告诉你，共产党员是深刻信仰共产主义的。”方志敏同志严肃地说。
    “嘿嘿，算了吧！”副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有信仰也不能实现，就说将来能实现，顶快也得二百年。我们为什么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拚性命呢？人生在世，忘了自己，不能算是聪明人吧！中国有何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人必要的本领…”他看见方志敏同志丝毫不为他这套说教所动，话锋一转，说：“嘿嘿，方先生，你晓得你们那方的孔荷宠吗？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薪金五百元”
    方志敏同志听到孔荷宠这个名字，无法抑制自己的满腔气愤。孔荷宠曾是苏区的一个领导人，后来带枪投降敌人，成为可耻的叛徒。方志敏同志厉声说：“那是个无耻叛徒！我决不会跟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决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副处长膛目结舌，不知所对。他无法理解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为什么这样刚强，为什么对共产党的事业如此忠贞。
    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敌人终于露出了凶相，拿出了杀手锏。
    他们残酷地折磨方志敏同志，给他吃腐霉的米，里面尽是稗子、谷壳、沙石。每天只给两碗水，洗脸漱口饮用全在内。牢房里到处都是老鼠、臭虫、虱子。方志敏同志本来就有严重的肺病，在残酷的折磨下，他连续病了二次。敌人又对他衰弱不堪的身体施加毒刑，拷打、鞭答，各种惨刑都用上了，方志敏同志钢铁般的意志丝毫不为所挫。连敌人的报纸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方志敏态度之强硬，一如平常。”“方志敏反对一切提议，态度非常强硬，看出他到死也不会动摇的；关于红军现状的一切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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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的残酷折磨摧残不了方志敏同志的钢铁意志。他在牢房里写道：“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方志敏同志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在昏暗的牢房里抓紧时间写作。他身体太虚弱了，写了几个小时，头就发晕。他咬着牙关，靠着桌子，坚持着…实在支撑不住了，躺一会，起来再干。在这种雉以想象的艰苦情况下，方志敏同志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死》、《狱中纪实》、《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等纪实性的作品。其中《清贫》、《可爱的中国》两文的手稿连同给党中央的
    一封信，他设法托人带给在上海的鲁迅先生，请鲁迅先生转交给党中央。方志敏同志还准备利用最后的时间写下《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在序言里，他写道：“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五个来月了，何时枪毙一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之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可惜这篇历史没有写完，只留下一个序言。
    敌人妄想用囚笼栓住方志敏同志的行动，但是拴不住方志敏同志日夜怀念党的事业、怀念千百万战友的心。当他偶而从一张包东西的旧报纸上读到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在娄山关消灭了敌王家烈部和薛岳两个师的消息时，他欣喜万分，兴奋得通宵不能入眠。他在报纸的空白处写道：“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敌人的僚铐能锁住方志敏同志的手脚，但是锁不住方志敏同志坚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他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写道：“如果我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如果我不能生存一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诚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为我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些激动人心的字何，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多么崇高广阔的革命胸怀啊！
    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前一天，伪军法处就在南昌城内外布下严密的岗哨，连卖茶点的小贩都给赶走，交通全部断绝。那天早晨，天色昏暗，下着蒙蒙细雨。刑场上布满宪警、匪兵，敌人如临大敌。方志敏同志挺着胸膛，拖着沉重的脚镣，器宇轩昂地步入刑场。“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划破昏暗的天空，震撼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牢笼，激荡着千百万革命战士的心。烈士的鲜血，化为灿烂的光华，映红了祖国的壮丽河山。
    方志敏同志牺性了，他坚持革命、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的一生，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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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和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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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四年
    第八期
    总第十二期
    ◆
    ×U三>X1YUP@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土海人不女放社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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