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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自杀的几个名人（2）文联主席老舍

【大纪元2017年12月12日讯】1949年，反乌托邦小说《1984》发表，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对此书不以为然，认为它是一个阴暗的架空故事。老舍评论说：“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以后的情形的。照那位作者说，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

老舍没有想到，《1984》里的预言会在自己的命运里展现……

二“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老舍

老舍说：“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而现在，“我最注意写得对不对”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老舍曾在天津南开中学短暂任教，那时，他是一名基督徒。

1924年，老舍远渡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

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在新加坡滞留数月后回国。

30年代初，老舍仍然自称是基督徒，1931年7月，老舍与胡絜青结婚，他婚前曾致信胡絜青：“我是基督徒，满族……”

《骆驼祥子》的出版和成功，促成老舍访美，1946年3月以后，他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年。

1949年，周恩来盛情邀请老舍回国，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就来看望老舍，对老舍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回国后，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内定为文联主席。老舍不仅拥有作家身份，先后还被中共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等30来个头衔。

作为一个“旧时代”文人，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无产阶级出身的老舍根红苗正，很快被中共树立成“新中国作家”的典范与旗帜。每年“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庆祝游行，老舍都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万人方阵的最前列。

1950年1月4日，中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先生归国。老舍先生发言，说自己愿意学习，充实自己，希望利用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所贡献。他还当场演说一段太平鼓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人民的胜利真胜利，胜利的新年好新年。劝诸位，紧跟着毛主席走，实现新民主，国泰民安！”

老舍精神亢奋，逢人便说，新社会好，新政府好，共产党好。1951年，他赞毛泽东：“……我怎能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啊……”

回国后，老舍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1年，老舍说：“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而现在，“我最注意写得对不对”。老舍开始否定自己“解放前”的作品。

1951年10月，老舍写了《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他描绘自己参加的一次斗争恶霸大会，当时台下许多人喊“打”，老舍也和几百张嘴一起高喊起来：“该打”、“该打”。老舍说：“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

1952年，老舍专门写了文章《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老舍决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

老舍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

几乎每一场政治运动，老舍都会配合写一部作品

1952年，老舍写了表现新旧时代两重天的《龙须沟》，深得周恩来赞赏。周恩来觉得中共扎根城市，需要文艺作品帮忙，老舍的《龙须沟》就帮了大忙了。他建议发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为配合“五反”运动，老舍费了很大的劲写出《春华秋实》，描绘了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斗争。几经改写，最后在周恩来定调下，总算基本合格。周恩来把老舍请去说：“我要跟你彻底讲一下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过去讲得不透彻，现在运动结束了，我们应该很明确讲出全部内容。你按照我讲的定论重新写一遍，要很艺术，不要公式化。背后要贯穿政策，让人领会团结、斗争、改造的政策。”

1953年，老舍拖着病体去朝鲜前线住了半年，“深入生活”写出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支持抗美援朝。

1954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老舍发言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 也就是歌功颂德派。老舍曾经想要入党，周恩来认为，老舍有统战价值，留在党外对中共更有利。

1956年，老舍响应公安部长罗瑞卿讲话，配合“肃反”，创作出讽刺喜剧《西望长安》。

1958年，老舍配合“大跃进”宣传，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拼凑了剧本《红大院》，里面讲大家吃食堂，下乡锻炼，义务劳动，义务带孩子等等，老舍借剧中人说：“天下无难事，只要想做就能够做得好”，“会创造一个比月亮大一点的卫星”，剧末宣称：“共产主义”“不远啦”。

到了1959年，老舍开始对政治运动感到恐惧。他曾对老友赵家璧说：“老巴（巴金）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猫城记》里充满了老舍对国民愚昧与“内部斗”的批评与讽刺。

文革前历次的政治运动，老舍都积极参与

50年代，老舍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到批判胡适，再到批判胡风、丁玲，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无论是否自觉自愿，老舍都 “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

1955年，老舍以文联合主席名义，与曹禺等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老舍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老舍批判吴祖光：“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他列举具体事例，说吴祖光“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呼吁：“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

老舍批判老朋友丁玲：“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其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9年后，这句话也成为了官方为老舍钦定的死因。

老舍痛斥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而且他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1958年3月《茶馆》首演，正值“反右”尾声与“大跃进”时期，政治风向再度收紧。7月10日《茶馆》停演，报纸上开始了对《茶馆》的批判，认为这个戏没有把反动派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贯穿到整个剧本之中。

到了1960年3月，躲过了“反右”运动的老舍，因“文艺上修正主义思想”，被列为批判重点。材料都已印出，最后因北京市政府的保护，老舍名字被勾掉。

1963年，江青在一次谈话中说，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

那时人民日报几乎不刊发老舍的文章，人艺也不再找他写戏，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老舍便主动要求和文艺工作队一起下乡去为农民演出，但没被批准。他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他甚至想通过写竹板快书、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

1965年，老舍在《忆昔》诗中歌颂了中共的救命之恩：“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

文革前，老舍自己掏钱到北京顺义陈各庄里住了一个月，体验生活，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就是科学养猪的快板儿：《陈各庄上养猪多》，也是绝笔之作。“热爱猪，不辞劳，/ 喂食、饮水、冷热饥饱，时刻仔细瞧。/ 粪便干，或是不爱动，/立即去找防疫员来治病。/……/有成绩，戒自满，/一定要站的高来看得远。/看得远，站得高，时刻不忘学赶帮超。”这个篇幅很长的快板书，讲了各种养猪的技术问题，是一个农业文章，不是文学作品。

1966年2月，中共建政以来的文艺领域，都被定性为“文艺黑线专政”，局势更加紧张。但老舍地位还是很高，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

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革委会主任。

老舍说：“我哪是什么作家，作家是搞创作的，我顶多是一个笔代……”

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院。身体不好，市委宣传部长曾告诉他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他给朋友电话讲：“……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都受教育……”

8月21日，儿女告诉老舍，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王府井大街老字号匾额已经被砸，四联理发店的大镜子也被学生贴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是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女儿劝老舍，把家里多宝阁上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不然会被当成“四旧”被扫掉。老舍坚决回复说：“不，我绝不收！”

老舍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又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侮辱而在什刹海投水自杀的例子。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捉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

当天，老舍一大早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文联参加运动。其实那一天，他可以不去文联开会的。老舍夫人曾经回忆：“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下午在文联开会时，一群头扎小刷子、腰系宽皮带的女红卫兵（北京女八中红卫兵）闯入文联“破四旧”，拿著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被定为“牛鬼蛇神”，必须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然后往脖上挂牌子。端木蕻良和老舍是最后被点名叫出去的，当时市文联被揪出7人。

红卫兵扬言要烧毁市文化局系统剧团所存的戏装，并勒令市文化局把揪出的“黑帮”送去陪烧。老舍等被装上卡车送至孔庙。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起，老舍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强迫围着烧戏装、道具的火堆下跪。当时天非常热，红卫兵还是推搡着跪在地上的人往前去烤火。

一个红卫兵称老舍是“反动作家”，老舍申辩：“我哪是什么作家，作家是搞创作的，我写的东西都是按每个出版部门的出版意图写的，我顶多是一个笔代，哪能算作家，更谈不上文人。”老舍受到红卫兵的污辱与皮带抽打。

据当时在场的文化局筹委会副主任葛献挺说，老舍的脑袋被打破了，血一直流。他觉得老舍不能死在这，便对红卫兵说：“老舍的罪恶很大，你们不能把他打死，打死就没口供了。”说完便问老舍知不知罪，老舍答了声“我知罪”。葛献挺叫人把老舍押回去。那些留下的人，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不敢回家。有人回家拿了推子来。推光了他们的头，这样才一个一个回家了。

傍晚，头上盖着一块血迹斑斑手帕的老舍被押回文联，赶上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串联”，聚在文联大院，又接着批斗。当时，杨沫等作家都被迫围观。据文联革委会副会长浩然说：“（女作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红卫兵喊，老舍打人!老舍打人！接着被打得更凶了。浩然借“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的理由，让派出所的人把老舍带走。送到公安局后，老舍半夜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天去机关继续接受“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