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文革冤案中周恩来的落井下石与冷酷

【大纪元2017年12月04日讯】如果说这么些年，通过真相的被还原，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么对于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的真面目，则仍受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实际上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论是他的战友、同事，还是他的“干女儿”、警卫，乃至至亲。

曾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回忆录《岁月艰难》中说，文革开始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从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为止，中央共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林彪批准。

而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铭在1994年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则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这正是周为人究竟如何的明证。至于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护的，并非周有什么善心。

认为刘少奇“该杀”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对此，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早已达成共识，即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代表正是刘少奇。

1966年12月，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刘少奇随后被彻底打倒，并被“严加看守”，直至惨死。

而在整垮刘少奇的过程中，周恩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是他在1966年7月底，与清华的蒯大富两次见面且详谈达6小时之久，之后将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向毛做了汇报，给毛向刘少奇发难提供了弹药。

后来，周恩来在毛的授意下，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在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2014年9月30日百草止水博客的题为《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文透露，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之前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表态支持批判彭真

据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披露，1966年，身在武汉的毛借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之机，决定打倒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而其最终目标正是指向器重彭真的刘少奇。3月，毛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其意见。

虽然对彭真并无太多好感，但此前周与彭真并无直接冲突。在毛的指令下达后，周恩来经过两天的考虑，正式写报告给毛，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彭真不得不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而从国外回来的刘少奇也默认了这一结果。

很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批判，并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职务。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在会议发言中，周恩来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其处处都在向毛表忠心。他表示：“要跟着毛××。毛××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恩来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周恩来说“这些人都是无耻的”。也因为周恩来的话，瞿秋白被掘墓毁尸。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专案审查委员会，彭真等人被打倒后被监禁，其85岁的老母和弟弟均被批斗折磨致死、侄子傅汝正因迫害绝望自杀。

教训朱德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开会批评朱德时，周恩来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还教训朱德说：“毛××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出卖贺龙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之下，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南昌武装暴动。此后，贺龙加入中共，并在中共建政后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其自认是周恩来的“莫逆之交”。但令贺龙没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危难之际，周恩来不仅出卖自己，还落井下石。

据薛庆超《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一书，文革爆发后，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1967年1月19日，周和李富春奉毛命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周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想为自己辩解，但周却不让他说下去，并称给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秋天再接回来。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香山附近象鼻沟的一个地方。这与官方所言的是中央军委工作人员趁周恩来不在家时带走的完全不同，应是周主动“出卖”贺龙去接受审查。

其后，在毛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选择了坚决执行。他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并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而在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更是将贺龙定性为“叛徒”，最终致其惨死。

另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称：“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显然，按照姚监复的说法，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贺龙的刽子手之一。而且，对于贺龙的惨况，周恩来也是知情的。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林彪事件以后，毛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并在1975年6月9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他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这是怎样的变色龙！

签署逮捕令? 抓捕干女儿孙维世

文革期间，由江青直接授意害死的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1927年被民国政府处死，当时孙维世6岁，周恩来认其作干女儿。另有消息称，仪态万方的孙维世与毛和周都有不正当关系。

1968年3月1日深夜，一群人冲进孙维世家中，将其逮捕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像”，而正是周恩来亲自在逮捕书上签字同意，连夜审讯。

几个月后，仅47岁的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裸体，浑身布满伤痕，四肢被手铐和脚镣紧紧的锁着。据悉，孙维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剥光衣服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据说其被捕后一直期盼着周恩来去救她。

下令逮捕亲弟弟

据周恩来侄子周秉钧回忆，中共在查找刘少奇王光美问题时，也审查了他们的亲属，包括王光美的二哥王光琦，而王光琦与周恩来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交好，他们四五个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顿饭。后来名单被报到了中央文革，江青批示让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就此给毛写了一份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毛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于是，在1968年，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了周同宇。周同宇被北京卫戍区的人抓了起来，被关了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而周同宇被逮捕后，其儿女们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提和求情，直到1981年才知晓一些内情。

出卖贴身警卫

成元功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时就开始为周工作直到1968年，历任周的警卫秘书、卫士长。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3月，因“阻挡”冒犯了江青，被迫接受“改造”。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东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邓颖超的一句话暴露出，周恩来为了自保可以出卖一切人。

结语

周恩来在上述迫害中的冷酷无情，只是其唯毛马首是瞻的少数例子而已。高文谦透露，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实际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高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口气极严厉的的批语。

高文谦表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本人又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与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关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