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一等兵的修炼故事

如果你不喜欢另外一个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你不喜欢内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Fotolia）

我于二零一二年来美并递交了庇护申请，二零一四年初获得庇护身份。二零一七年初在美国空军基本军事训练营顺利毕业，正式成为一名美国空军一等兵。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我得知绿卡持有者在三十八岁以下可申请入伍成为美国军人。美国军人分三种：全日制现役军人、非全日制预备役军人和非全日制卫士。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非全日制预备役。我没有在美国学校读书或全英文环境下生活工作的经历，我意识到加入美国军队是一个提升技能的好机会。作为预备役军人，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可以继续之前在媒体的全日制工作，于是我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役。

在和招兵军官面谈时，我讲了自己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并表示愿意为更多人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他没有问其它问题就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个办公室每年只招聘几十个新兵。我问他为何这么少。他说美国空军招人是百里挑一的。此话不假。应聘者要真正成为美国空军一员，除考试和体检外，须通过至少两个月的封闭式基本军事训练，对体能，心理素质，知识水平，责任感，品德修养等各方面都有高标准的要求。

美军五大兵种的入伍训练大同小异，目的是帮助受训者成为合格的专业军人，但训练环境和内容对即使二十岁上下魁梧健壮的美国年轻人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个环境中人的神经是绷紧的，不仅要学习训练，承受思乡之苦，且随时随地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教官呵斥，“回炉重炼”，因为各种不达标原因而被降级甚至反复降级受训，更是时刻悬在受训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为大法弟子，美国军队的训练环境对我没有构成多大的精神压力，但我担心自己的体育成绩是否能达标。因为我不仅是高龄入伍，是许多战友年龄的两倍，并且几乎从来不做体育锻练，在人群中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型。

在入伍前不久的一次媒体工作中，我采访一位韩国足部矫正专家。他观察了我的双脚后说：“你的足弓比较平，容易疲劳，不宜跑步或远足。”在入伍前几天，我决心测试一下自己的跑步速度，就快跑了约两英里，接连跑了三天，第四天右膝盖出现疼痛症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来到了美国空军训练营。

后来，我的膝盖不仅没有再痛，反而越跑越快，越跑越舒服。这绝对是大法力量的展现，而并非训练内容不够挑战性，因为仅我同班战友中就有五位小伙子因腿脚伤痛而中止了训练，更多战友因腿脚伤痛就医问药，而我始终没有用任何医药，也从没有请假休息。

在入伍第三天，约八百名新兵被召集一堂，大队总监和上校司令先后讲话。总监问大家为何加入空军？有回答希望将来有更好生活的，有回答为了上大学免学费的。我站起来简述了自己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并表示自己加入空军就是为了回报社会，做自由与正义的卫护者。总监称赞嘉许。

在基本训练期间，受训者全天几乎没有任何的个人时间。但从第一天开始，我都会在每晚熄灯后盘腿打坐。很快，整个寝室的五十多名战友都知道了我打坐炼功，有不少人向我了解更多信息。

我对面床铺战友是一位来自拉斯维加斯的热情开朗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每次见到我都会有一种愉悦感。我在去军营前写了一封关于法轮大法真相的信，并打印了几份带在身上。但因为我性格内向，有时不知如何开口向人讲法轮大法真相。这位战友读了信后非常感动，他经常直接对其他战友讲：“过来读张的信。”（在军队中只称呼姓，不呼名）

因为总监和司令在第一周都曾表示他们和教官们不在乎我们的参军初衷，因为“如果你不能毕业，一切梦想都是零”，所以我并没有主动去跟教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想，我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负责我们班级的有一位女教官罗伯逊士官。她在整个中队是出了名的严厉，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她的严格要求，一些战士一度产生负面情绪。一位战友跟我讲：“我不喜欢罗伯逊教官，她好刻薄。”我回答说：“如果你不喜欢另外一个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你不喜欢内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他和旁边的另一战友想了想说：“有道理。”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在我培训进入第四周的时候，一天，我正在餐厅吃早饭。罗伯逊教官冲到我面前，大声喊到：“张，你为什么把水倒鸡蛋上？”我一愣，赶紧解释说：“根据我的知识和经验，倒一些凉水到带壳的熟鸡蛋上，更容易剥壳。”她虽然接受了我的解释，但不肯放过我：“你倒了一些水到鸡蛋上，意味着你将喝不足两杯的水。”（每餐必须喝两杯以上的水是这里的规矩）她命令我再去取一杯水喝，并记“小过”一次。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两天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她写好的材料，告诉我因为该事件她将在当周的考核中给我一个“U”（不满意）处分，并责令我写一篇文章，回答如下问题：如果我因为喝水太少而死亡，教官和司令如何向我父母交待。

战友听了后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并为我担心。因为虽然“回炉重炼”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但如果有两次的U处分就很可能被“回炉重炼”。不过，我没有丝毫的担心焦虑。一方面，我向内心查找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讲法轮大法真相的机会来了。

在给教官的文章中，我感谢她帮我指正错误，分享了我与战友们的交流，表达了我对教官及整个基本军事训练项目的看法。我是如此表达的：在我看来，美国空军基本军事训练，特别是罗伯逊教官的风格，很像中国古代道家的授徒方式。他们爱护徒弟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但在修行方面要求极其严格，因为他们知道这关系到该法门文化的传承。在文末，我表示我有另外一封关于个人背景的信附上。解释了为何没有开始就给他们看，同时表示，有这些专业的教官严格的训练，我非常有信心按时顺利毕业。

罗伯逊教官看了我的文章和关于法轮大法真相的信后，特别找到我说：“看了你的经历，我非常震惊。而你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则让我自豪。你有很大的领导潜质，但我没有见过你在众人前大声讲话，你需要这方面的锻炼，从今天开始，委任你做咱们班级的代理班长（Acting Dorm Chief）。”哦，这真是峰回路转。

军训期间受训者不可以自由走动和说话，但师父为我做了细致巧妙的安排。例如，有一次全班人员需去诊所做例行检查，我因为有其它约见所以第二天才去。我坐下不久，身边的一位黑人小伙子开始把双腿盘起来打坐。我向他介绍法轮大法，他非常感兴趣，留下联系方式索取资料。他隶属于另一个中队，也是错过了集体体检时间而特地赶过来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说上话。

在我最初抵达圣安尼奥机场等候去军营的时候，和我同排坐另一端的是一位总是面带笑容的白人女孩。后来在营区，无论是在操场、餐厅还是去办理什么手续，我们常常遇到，但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话。一方面是因为军队的纪律，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畏惧跟漂亮女孩搭讪。在第五周周日我和十几位战友负责到餐厅做全天的清洁服务，发现这位女孩也在其中。为什么我总是遇到她？是应该向她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吧？可是怎么开口呢？

在大家都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她座位旁有一个空座，但我不敢走过去坐在那里。过一会儿，她起身去了洗手间，等她回来，她原来的座位和旁边的座位都被别人坐了。她看我旁边有一空座就径直走过来坐下，并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正义”（Justice）。天啊，我非讲不可了。我跟她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她听得非常认真，并问了很多问题。

培训过程中，有多个不同科室的例行会谈安排。每次每个战士和工作人员的交谈时间只有几分钟。每次在这几分钟里，我都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往往都是手上处理着业务，一边听我讲或问我问题，最后都说：“如果没有下一个军人在等着，我非常想就此话题跟你继续聊下去。”

在毕业之后，我在营地商店里遇到一位和我同期毕业的台湾女士。她问我是不是修炼法轮功并在中国受过迫害。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是那位职业顾问老先生跟我讲的。他说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男生曾因信仰在劳教所受过迫害。我猜他说的是你。他还说这里的军训难度对你来讲肯定是小菜一碟。”哦，我没想到当时几分钟的交谈给这位老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作为活传媒向更多人讲述。

因为有许多战友想更多地了解修炼文化和法轮大法，我请同修寄了多本大法书籍和传单给我。在紧张的训练间隙里，有多位战友阅读了大法书籍的部分内容。有的说等毕业后自己会去订购一本详细阅读，有的说他一直在寻求精神方面的信仰。

有一位来自丹佛的小伙子，在离开营地前最后一周，我们到了一个寝室。他在小组讨论时踊跃发言，逻辑思辨能力很强。关于精神和信仰，我们每晚会单独交流很长时间。他说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虽然尊重家人和其信仰，但他一直在寻求超越宗教的精神价值。他曾多次一人爬到高山顶上静坐，感受万物有灵的神奇。在有限的时间里，他读了《转法轮》的部分章节，深感共鸣。

在离开训练营前，我把一本《转法轮》和《法轮功》捐给了营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帮我把约二十份大法传单放在了入口展板的最显着位置。我相信更多的有缘人会因此闻得法轮大法。

在毕业前的考核中，我的文化课成绩为92分，优秀（全班有10名优秀），体育成绩为89.9分（达标75分）。多位班干部一致推荐我为全班唯一的最佳毕业生（Warthog Warrior），中队司令和首席教官（First Sergeant）在给我的奖状上亲笔签名。教官在毕业成绩考核表上给我非常高的评价：张意志力坚定，勤奋自觉，表现远胜同侪。他鼓舞了大家，是整个班级的标杆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