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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显宁：董时进、董时光兄弟生死劫

【大纪元2018年11月30日讯】

1、开篇语

49之后，精英群体在土改、镇反、整风、反右、文革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整治杀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割韭菜”式的整人运动中，有出国留学背景的知识人更是罪加一等，遭到的整治尤为惨烈。即便逃脱这次运动，也难逃下次。即便侥幸逃脱多次，到了文革也逃无所逃，如叶企孙、顾准、陈寅恪、吴宓等一大批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竟无一幸免。

在这个挨整的知识人群体中，董时进与董时光是一对同胞兄弟。兄弟俩都是留洋学生。哥哥董时进49前已学成归国，是中国农业经济领域泰斗级人物。弟弟董时光1953年2月回国，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以下简称西师）。49前后，哥哥董时进在国内，弟弟董时光在美国，因对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时政问题发表观点鲜明的言论，分别在大洋两岸闹出不小的动静，并导致董时进离国出走，董时光爱国回归。最终，兄弟俩人生命运冰火两重天，令人扼腕叹息。

2、董时进、董时光兄弟简况

董氏兄弟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原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现为沙坪镇白杨村）。兄弟共4人。董时进居长。3个弟弟分别是董时敏、董时恒、董时光。4弟兄均受过高等教育。二弟董时敏1949年早逝。三弟董时恒终身在大学执教。

董时进生于1900年10月18日。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弃工学农，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公费入美国康奈尔大学，1924年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旅欧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国。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教授农业经济，曾担任过北平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及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等职。1929年，他和竺可桢、翁文灏等5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曾创立“中国农业协进会”、“现代农民社”等组织。1938年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月刊，全国公开发行。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党主席。该党成员多为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因反对土改，农民党于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1949年底，当土改运动在全国展开之际，董时进逆流而上，以《董时进上毛主席书》为标题，向毛泽东致长信，从历史、现实、政策、后果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不同意见，直言不讳地公开反对土改运动。他把信印了几百份，同时寄发给有关高层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学术部门。公开信寄出后，一直没有下文，董时进预感不妙，恐惧遭到清算，于次年出走香港，后赴美国，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1984年4月16日辞世，享年84岁。

董时进一生致力于农业经济研究与实践，术有专攻，眼界开阔，见解独到。其代表作有《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农民与国家》、《农村合作》、《国防与农业》、《粮食与人口》等。

董时光生于1918年，当哥哥董时进逃离故土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修教育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案，派遣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赴朝作战，支援南韩政府抵御金日成军队的进攻。董时光不认同美国政府的朝鲜政策，并撰文批评谴责美军入朝是侵略战争，为美国政府所不容。上世纪50年代初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董时光因此被驱逐出境，1953年2月回到祖国，被分配到地处重庆的西师任教。57年反右运动中因诤言招祸，被打成学院、重庆市和四川省（当时重庆隶属于四川）的大右派，随即被开除公职，押送劳教。此时，离他离美回归、报效祖国仅4年。大饥荒期间，董时光死于劳改场所，年仅43岁。死因和葬身之地至今仍众说纷纭。

3、董时进致毛泽东信的要点及土改的后果

董时进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是近十来年的事。一个离国出走68年，似乎已沉入历史的学者被“打捞”出来，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和研究，必然事出有因。想来，此“因”应是农业、农民、农村这个所谓“三农”问题的严重现实唤醒了人们的记忆。

“三农”问题分量之重，从2004年以来官方连续14年将其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档”发布可见一斑。仅从档标题也可见其重视程度，以最近3年为例，2015年“一号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年是《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2017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2017年标题使用的名词之新、之多，可谓前所未有。新得连经济学界耆宿吴敬琏老先生都连连称奇。

“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放眼当下，土地抛荒、农民离乡、农村空心化已成普遍现象。面对农业、农民、农村如此状况，以农业立国的中国，能不令人揪心？遗憾的是，这种现实69年前已不幸被董时进言中。

1949年底，土改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时，董时进以《董时进上毛主席书》的长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言，旗帜鲜明地反对土改。近年来人们对董时进的研究也多以此信为重点。在这封致毛泽东的长信中，董时进分甲、乙两大部分，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他对中国农业问题，尤其是对土改运动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细致而坦率地向毛泽东提出意见和建议。

甲部分针对中国土地制度是封建性制度这一土改的理论依据进行批判反驳，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封建性制度”，因而土改的政策就是错误的，不宜进行土改。他向毛泽东提出“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

乙部分针对“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进行反驳，指出，“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把地主当成敌人“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土改运动“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董时进列举出自己本人、家庭和社会的大量具体事例，从9个方面条分缕析地进行论证，指出土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危机。

为了引起毛泽东重视，他在信中写道：“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爱好真理，并能服从真理的，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同时表明，自己反对土改，并非反对国家改善贫苦农民的境遇，而是反对用土改这样的方法去改善。他在信中写道：“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注：引文部分均摘自董时进致毛泽东长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该信全文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但遗憾的是，信发出后没有回馈，土改运动已狂飙突进，横扫全国。董时光感觉不妙，决定避祸。1950年的《观察》周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文章的内容其实是针对董时进上毛泽东书中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批判者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多为董时进的朋友和同事。为这篇文章，《观察》周刊还特别写了摘要；“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

董时进感觉情况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后出走香港，继而由香港赴美国，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直至1984年在美国逝世。然而，他没有料到，49之后，随着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的开展，农民从土改中分到的土地不仅如他在那封致毛泽东信中谈到的那样得而复失，农民、农业、农村遭受的损害之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放眼今日中国农村，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失去家园，良田沃土、河流湖泊大面积被消失。大城市周边百里以内难见稼穑。代之而起的，是荒芜的土地、空心的乡村，以及森林般从耕地上修建的“存量”（尚未卖出的）商品房。这种情况，连天府之国四川也莫能例外。其首府成都，自古沃野千里，水网密布、阡陌纵横。但眼下，在GDP年过万亿的同时，千百年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如今的成都，在炫目的城市化进程中，流水环绕、林盘掩映的民居，蛙鸣鸟啼、稻麦飘香的良田被“批量”消失。成都平原那副麦苗青青菜花黄的天然画卷几成记忆。甚至连蓝天白云和干净的空气，也几成奢侈的梦想。面对森林般耸立的商品房，不知有多少失地农民暂住在“过渡房”中等待属于自家的房子。这种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的状况，近年来媒体报导可见一斑。

应该说，以84岁高龄辞世的董时进，是怀着些许安慰离开人间的：他曾在“改革开放”后于1979、1981和1983年3次回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毛泽东死后，“十年浩劫”结束，农村土地政策松动，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董时进在故乡听到看到的，都是文革结束后，国家从“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迅速复苏走向繁荣的向好局面。人们欢欣鼓舞，庄稼长势良好。董时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然而老人毕竟一代农学翘楚，面对欣欣向荣的华夏故土，想必心里明白——这无非是对农民的管制放松了一点、农民对土地有了暂时的使用权罢了。假如说这是“改革”，也仅是晨光初现，离他鼓吹的土地私有制，还早着呢。

土改至今70年过去，现在回头去看，董时进与毛泽东都是明白人：毛发动土改、董反对土改，两人都“火眼金睛”，两人对土改将会产生的结果都心中有数——

董看到的结果是：土地碎片化不利于农业发展；农民分得土地后激发出来的热情不可能持久；农村生产力将遭到破坏；农民分得的土地将得而复失；国家税收受影响；不劳而获、用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产将导致人性沦丧……一桩桩一件件，不幸言中。

毛看到的结果是：斗地主分田地分财产（有的地方甚至分地主的女人）所向无敌；贫苦农民的斗争热情、发财欲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通过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向全国显示了钢铁般的执政意志……毛泽东成功地收割了丰硕的土改果实。可以说，土改之后的几十次运动无不潜藏着土改的两条“基因”，达到了两种结果。

两条基因：1、发动者权力独大，一旦“挥手”，运动便汹涌而起不可阻挡；2、整人与破坏成为每次运动的核心要素。两种结果：1、每搞一次运动都把发动者的威权推向更高，为下一次运动“热身”；2、每搞一次运动都把人性底线推向更低直至跌破。最终，权成刀俎，民为鱼肉，整个社会陷于停顿与腐烂。

毛泽东发动土改运动与董时进反对土改运动，基点截然不同：董在专业与民生。毛在权谋与夺权。于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的结果由此注定；土改运动之后几十次运动的不断发动、民族精英不断被整治杀戮、国家一次次被推向灾难也由此注定。

4、董时光回国情况

弟弟董时光，就远不如哥哥董时进幸运了。回国仅4年即被打成右派，接着被判刑劳教，在服刑中死于劳改营。死亡原因、地点、埋骨之地至今众说纷纭。因为他回国不久即落难，押送劳改营后即与世隔绝，后来又死于与世隔绝的劳改营，致使世人对他了解甚少。在目前面世的有关他的文章中，对其年龄、留学情况、出国、归国时间等都多有错讹。

董时光回国后，住在北京丰盛胡同18号回国留学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他亲笔填写的《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该表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制作。填写内容包括个人、家庭、留学经历和回国经过、对新中国的认识、回国动机及回国后的感想等。《登记表》显示了董时光部分人生轨迹，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留学生。

1947年，董时光考上公费留学，曾是四川省派五名公费生之一，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领过公费，所以系自费留学。他1948年4月27日出国，1953年2月27日回国。回国时35岁，未婚。出国后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后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从事教育理论、教育史、教育心理、哲学等学科的研究。

在“家庭成员”一栏，他填写了3个人：大哥董时进、三哥董时恒和侄儿董保华。在3个人的“政治面貌”栏内，对大哥董时进，他填写的是“亲美反动”；三哥和侄儿都是“爱国前进”。

在“有哪些进步的社会关系”一栏里，他填写了胡士襄、滕大春等，胡、滕两个人的“政治面貌”都是“前进”，即进步人士。胡士襄当时在北京心理研究所；滕大春在天津河北师范学院。49后，胡士襄（2006年去世）、滕大春（2002年去世）同为河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两人都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者。胡士襄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滕大春曾任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

紧接着，在“有哪些反动的社会关系”一栏里，他只写了这样一段话：“本人生性耿直，素缺涵养，凡是政治意见相左者，均不能容忍，所以，没有法子同这帮人往来，连自己的亲哥哥也因此常常争吵。”没有填写任何“反动的社会关系”而是填写这么一段看来与“社会关系”不粘边的话，一则表明自己没有任何“反动的社会关系”，二则借此表明政治态度：即使董时进是自己的亲哥哥，也因其“亲美反动”而常常与其发生争吵。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董时光确实是一位“爱国前进”的进步人士。至少，他以此表明了自己“爱国前进”的政治态度。这点，他在“登记表”接下来的各栏中填写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

在“国内外详细学历和经历”表的“证明人”一栏，他分别把文幼章和陈天池分别填写为自己在多伦多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留学的证明人。文幼章，加拿大人，英文名James Gareth Endicott，终身致力于中加友好的国际知名人士。1948年当选多伦多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1953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史达林奖金。陈天池，浙江诸暨人，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学生运动积极参加者，1946年赴美留学，1949年任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1950年回国，先后参加土改和“三反”“五反”等运动，1954年加入中共，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8 年死于文革。两位先生无疑都是进步人士。

“回国经过情形”一栏，他填写道：“……1950年夏朝鲜战事爆发，我曾作文抨击美国对外政策投到Bonlden城的英文报《每日摄影》上（董喜爱摄影）……该报将我的稿子大概是送到特务机关去了。1951年9月我在三藩市以共党嫌疑被捕，审讯一次，所发问题大半根据那两篇稿子的内容，终以证据不足，十天后交千元保证金（借来的）释放。但被判驱逐出境，在狱外听候驱拨。以后一直没有下文。1952年10月，我自己写信去催，直至1953年2月4日始执行。我之所以宁愿接受驱逐，是为了省下一笔路费。”

“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一栏，他真情地填写道：“……解放前国内一片悲观，很少有人料到会解放得如此之快。……及解放以后，大规模的建设又接踵而至，每一条铁路，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学校、医院的建立，每一种法令的颁行，无不使人兴奋。朝鲜战事爆发后，我志愿军一鼓而驱美军至三十八度线以南，使我们海外留学生第一次感到作中国人的骄傲。至个人回国动机，简单说来有下列几点：1、乡土观念。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生于斯，长于斯，自然有一种像小孩对母亲的那种爱情。2、在外国常受迫害，已如前述，此处不赘。3、祖国光明前途的引诱。我们出生的时代，恰逢我国历史上受帝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时代，因此我们日日夜夜所梦想无不过是一个富强的祖国。今天这个愿望终于现出实现的可能。我们现在虽然还有重重困难，但是我正在坚决地向这条富强之路走去。我回来也正好亲自参加这伟大的阶段。”

“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一栏，他谈了从深圳入境后几件小事对他的影响。过海关检查行李时，关员异常和气；公共厕所干净整洁，出乎意料；看见军车压死一只猫，开车的解放军赶忙停车向猫主道歉……社会状况和国民党时代相比，已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京汉路上听一位铁路上的老工程师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一万公里铁路时，觉得“这简直是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过去几十年一共才有2万多公里，现在短短五年中就要修建几十年总和的百分之五十。对北京的感想是这样写的“北京原是我旧游之地，小学、中学都是在这里上的，七七事变才被迫回到四川故乡。久违的北京有许多地方是改变了面目，也有许多地方仍然是昔日淳朴敦厚的老城。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开始，大街小巷全堆满了建设材料，使人心中浮现出一个新的中国，新的北京——灿烂而辉煌的远景。用四个字来概括我回国的感想——隔世之感。”

新政权建立后的新气象深深地感染着离国5年的游子。在美国被捕受审，继而被驱逐出境的董时光，真的感到了回归祖国怀抱的温暖。此时的他，和那一代知识人一样，充满报效国家民族的激情与憧憬。

在《登记表》“工作志愿（部门、地区）”一栏中，董时光填写了3个志愿：1、教育方面的课程，成都；2、英文的教学（交流、读本、写作、翻译等）重庆；3、摄影方面的工作或教学，北京，到康藏等边区作摄影工作，以短期为限。结果，他被分配到了三哥董时恒任教的学校，位于重庆的西师教育系当讲师。不是教授或副教授，可能和他在《登记表》填写的，出国留学“当初并未作学位打算，所以没有证件。只有华西大学毕业文凭，亦不知丢到何处去了”有关。

从董时光在《登记表》填写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热情真挚、表里如一、爱恨分明而又生性耿直的爱国者。如在一个正常的国度，他自然是一个精英人物。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重谋略而非民生、重权力而非法治的独裁者治下，国家无非是个招牌，名字可以叫民主、共和，核心却是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若与此相悖，或者被统治者认为与此相悖，便被推上了不归路。这一点，已为过往的历史证明。

其实无须证明，毛泽东60年前已经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注：引文部分摘自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因此可以说，董时光从踏入国门那一刻起，悲剧便已注定。

5、董时光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

反右运动中，像董时光这样出身地主、留学归国的知识份子，本已属被打的大概率中人，加之有思想，有担当，不媚俗不阿世，基本上便在劫难逃。如果再“生性耿直，素缺涵养，凡是政治意见相左者，均不能容忍”，便注定只有死路一条了。何况，董时光还有句大逆不道的话：“你共产党有四百万军队，我董时光有正义感！”有了这句话“垫底”，即使他再不发声，也注定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在当年，这句话想必有“醍醐灌顶”般的震撼力，以至56年之后，同样被打成右派的张先痴在其劳改回忆录之一的《格拉古轶事》一书中还这样记述道：“一九五七年四川省被揪出的数万名右派分子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具有董时光那样坦荡，那份勇气，也没有能像他那样占据过《四川日报》那样多的版面……在鸣放中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刊载着他的大胆陈言，虽然话语中难免有偏激之词（例如他说，‘你共产党有四百万军队，我董时光有正义感’就是一例）”（张先痴着《格拉古轶事》，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P422，“路边的同学”）。

对董时光的揭发批判声势浩大。从学院到重庆市、四川省，讨伐文字连篇累牍：

1957年5月11日，董时光应邀参加西师党委举办的老教师座谈会，帮助党委整风、提意见，在会上发了言。5月29日，《重庆日报》即根据他的发言，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为题刊发文章。董时光看见报导后，发现文中对其发言多有断章取义和歪曲篡改之处，要求改正，但报社未予理睬。后来，《四川日报》“重庆通讯”以“牛鬼蛇神现形记”报导：“在5月11日西师党委邀请的老教师座谈会上，右派分子董时光（教育系讲师）首先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了第一支毒箭。”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反右派运动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为正式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是中共4 月27日开始的“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了搞好整风运动，要求党组织“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中共中央1957年4 月27日公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董时光5月11日参加座谈会，就是应西师党委邀请，响应“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号召，发言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批评。基于此，5月29日《重庆日报》对座谈会进行报导时，才有董时光“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之说。二是，董时光本来是应党的邀请，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却成了“首先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了第一支毒箭。”并因此被打成大右派，引来杀身之祸。“引蛇出洞”，此之谓也！

6月11日，《重庆日报》以《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为题，专门报导了对董时光的批驳，说董时光对“卢郁文匿名恐吓信事件”提出疑问，认为这可能是当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翻版，受到猛烈的批判。

《四川日报》1957年7月4日2版，以《重庆人民展开了反右派斗争》为题，继续报导：“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5月29日，在重庆日报发表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后，又在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发表反动演讲。董时光散布所谓‘党的危机’的谬论，他污蔑党和老党员说：‘共产党打天下打七、八年，就腐化成这样子，他们（指老党员）骑在人民头上，虐待人民，伤害人民，甚至杀死人民’。董时光把伟大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说成‘缺点是主要的，没有成绩’。他说这些运动：‘没有一次不是残酷，都是共产党屠杀人民’。当全国人民同声斥责卢郁文所揭露的恐吓信的事件时，董时光就捏造说这是‘某个共产党员伪造的’。”

《四川日报》1957年7月11日1版《重庆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报导：“曾经倡狂一时的右派分子董时光，所有他去点火煽动的学校，学生普遍组织起来进行消毒工作，有些曾经被迷惑过的学生，撤回了同情他的信，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并要求召开北培区所有大专学校的群众大会，来批驳董时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8月编印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里，第一集、第一篇、第一个就是董时光的言论，还专门加了编者按：“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大地主家庭出身，在美国混过五年，参加过反动地主政党‘农民党’。其兄董时进，‘农民党’党魁，现是美国‘自由中国协会’负责人，搞着反革命勾当，与董时光有密切联系。”

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董时光想把青年引向何处去：驳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

接下来已经没有悬念，董时光被“批倒批臭”后，押送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即著名的“四一五”劳教。4年后，在大饥荒中死于劳教场所。

6、董时光死亡之谜

董时光满怀爱国激情回归，未及施展报国之志便横遭不测，和千千万万蒙冤抱屈的右派那样，惨死于荒野大漠。对于他的死，目前至少有4种说法：1、在雷马屏劳改农场当马倌时，因捡食马粪中残留的胡豆充饥被告发，惨遭批斗毒打，不治身亡。2、用衣服换牛肉干，因过食被胀死。3、饥饿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4、因劳改队应付上级检查改善伙食，暴食而亡。众说纷纭中，后两种说法为张先痴和陆清福两人的著作所记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张先痴曾与董时光见过面并与抢救过董时光的两位医生相识，陆清福曾与董时光一道劳改半年，并同在一个小组。

张先痴被打成右派后，被判5年劳教，押送“四一五”服刑，被编在201中队。“四一五”开往云南盐津县修筑内昆铁路，在一次挑煤途中，张先痴“遇见一个放下担子在路旁休息的中年劳教分子，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反复用一条脏手帕在脸上抹汗，他戴着的一副断了一支‘腿’的眼镜，断‘腿’则用一根黑线挽上挂在一只耳朵上，这个有点创意的狼狈相似乎别有风味，我也就多看了一眼，随即挑着我的煤担继续前行。”事情到此本可以结束，但张先痴挑着煤担前行“才数十米，又看见一个我认识的劳教分子在路边休息，他叫罗相毅，贵州赤水县人，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罗相毅问他“刚才看见那个戴烂眼镜的‘同学’没有？”张先痴回答“看见了”，罗相毅说“他就是董时光！”张先痴对董时光的深刻印象已如前述。劳改营里众多右派也知道董时光这个名字，因此，罗相毅才会专门告诉张先痴路边那个人就是董时光。

后来，张先痴因越狱逃离“四一五”，被抓后再次被判重刑，押送到雷马屏农场服了整整15年苦役，熟知那里所有的知名右派，但从未听说董时光在雷马屏呆过。张先痴在一次劳改犯转移工地途中得知董时光死亡的消息，时为1965年。告诉他消息的，是原“四一五”劳改医院的医生、“前同学”李壹。“这位毕业于哈尔滨军医学院搞X光专业的医生亲口对我说，在劳教队医院里‘董时光死在我的肩头’”。1979年右派陆续“平反”后，大家时有聚会。聚会中，当年被判刑，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的车玉生也曾亲口告诉过张先痴，董时光因心脏病死在“四一五”医院。（注：引文部分摘自张先痴着《格拉古轶事》，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P420-422“路边的同学”）

陆清福被打成右派后，也被流放到“四一五”服刑。他和董时光相遇也是在修建内昆铁路期间。1961年秋，“四一五”把老弱病残分解出来，另建一个新的中队，派往甯南铅锌矿劳改。董时光由215中队分出，划入驻在“13公桩”的213中队。陆清福与董时光在这里相遇，并被编在同一个小组。“我与董时光相识于‘13公桩’等待甯南铅锌矿来人接收之时。有幸同组改造，为期约半年许。”在“13公桩”等待接收的那段时间里，“可能是时代和命运作媒的缘故，董时光和我已成莫逆。愿意将‘狱中日记坦示于我’。”两人从此在一个小组里劳改，直至董时光不幸死亡。

1961年冬，213队到达甯南铅锌矿，陆清福和董时光一起被指定在河滩上修电站。陆被事务长选中，到运输组拉车运给养。因两人同睡上铺，陆清福利用进城拉给养的机会，不时偷偷送董时光一点食品。在董时光生日前，甚至搞到三条烤鱼为他祝寿，董时光深为感动。因粮食紧缺，1961年底董时光患了浮肿病。1962年过年前夕，铅锌矿为迎接省劳教检查组检查，破例改善伙食。长期挨饿的犯人们因为突然暴食，当晚许多人暴病。仅电站就有11人被送到矿部医院抢救，其中就有董时光。五天后，矿部医院通知：“董时光因肠道严重阻塞，导致肠道多处溃破，抢救无效，死亡。请派人前来埋葬。”

陆清福参加了董时光的遗物清理和掩埋。董时光被埋葬在矿部医院背后一个叫“松林坡”的地方。陆清福为董时光挖墓穴，“墓穴足足挖了一人多深，将席片裹着的爱国者轻轻地安放在他生前不曾想到的荒凉之地。坟头向着那条通往内地的碎石公路，好让安息者时不时地听到汽车的叫声，同伴的呼唤和家人的叹息……”（注：引文部分摘自陆清福着《左右春秋》，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2月，P201-230，第十六章“董时光之死”）。

无论死于心脏病还是肠道溃破，都和长期挨饿有关。无论埋在“四一五”医院还是甯南铅锌矿，都埋在劳改营。但愿随着生者对历史的追索、扒梳一步步深入，董时光死亡的真相能有定论，他的冤魂能够安息。

49之后，运动不息，整人不止。土改、镇反、整风、反右、文革……运动连着运动。50多次运动到底整了多少人？“四一五”、夹边沟、雷马屏、兴凯湖……在遍布各地的劳改营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这些问题至今仍和董时光的死亡一样是个待解的谜。但整人者的目的是明确的，并一以贯之，那就是：消除异见，权力独大。结果显而易见：“伟大领袖”横空出世，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精英人物则像割韭菜般一批批倒下，终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华夏大地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国民经济被搞到濒于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