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走一趟中华路

芦笋、凉粉。（张学慧/大纪元）

那位“壁上米勒晚祷的钟声，被我的寂寞敲响了。骑驴上耶路撒冷的人，还没有回来”的诗人杨唤，赶着去西门町看星期天劳军的电影，急迫地穿越中华路的平交道，被南下列车辗死，“诗的喷泉”就此干涸。那位天才诗人也在人们记忆里淡出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谈杨唤，一如现在没有人再记起辗死杨唤那一带的“窝棚”。

杨唤辗死的地方，据说就在现在拆除的中华商场附近。那时中华商场还没有建，这一带还是“窝棚”时期。所谓窝棚是用简单的材料和铁皮搭建的临时房子，晴天下雨门前撑起布棚遮阳避雨，很像大陆小城镇的集市。在这些麇集的窝棚下，卖的多是小吃。三十八年仓惶渡台，惊魂甫定，就有人想到生计的问题，做些营生糊口。这里地近西门町，是当时台北繁华地区，所有的电影院都集中在这里，原来就有些卖料理吃食和四果冰一类的摊档。

我曾在那些小摊档吃过咖喱饭和烤文蛤。饭上浇淡黄的咖喱烩马铃薯，盘边加两片黄萝卜，颇有“和风”，黄萝卜片是最难吃的东西。当年我因思想问题被捉，从嘉义解到台北来坐牢，大概也称白色的恐怖吧。一日两餐的囚饭，都是一碗糙米饭和一块黄萝卜。所以直到现在不吃那种东西。许多临时的小吃摊子，以原有的摊档为轴心凑了过来，到后来就成行成市，合成一幅杂乱的流民图。

当年我初从南部到台北读书，宿舍的工友老崔文质彬彬，在大陆官拜少校参谋，最初就和几个难友在这里开了间小面铺，白天做买卖，收了买卖搭铺睡觉，吃住的问题都解决了。老崔说过去没做过生意，也不知生意啥做法。一次他捧着一碗打卤面，恭恭敬敬奉到客人面前，他肃立在旁说了句，“客人，你看像不像敬神？”敬神是北方话献给鬼神的祭品。客人是山东人，一听火了，把碗砸了，桌子也翻了。最后老崔和他朋友凑的二十几两金子都蚀了，店盘给别人，就各自东西了。

这里的吃食南北都有，内地和本土杂陈。如果从现代饮食史的角度观察，这是内地和本土饮食最初大规模的接触和汇合的起点。虽然台湾的饮食来自漳泉二州，但由于地理环境和五十年日本统治，饮食的发展已具有自身的性格，不过，经过这次的接触与汇合之后，台湾饮食习惯的范围和胸襟都扩大了。所以，从中华路一带吃食店的发展和转变，也可以发现这几十年台湾社会变迁的痕迹。

当初这一带的小吃店开开关关，旧的歇业不几天，新的又在原地开张。店也不需要重新装潢，几张旧的桌凳换个人经营就是了。不过这里也有几家像样的馆子，如大同川菜、致美楼、厚德福、恩德元、清真馆和专售小吃的点心世界。大同川菜的番茄牛尾汤甚佳，我初到台北读书，一位长辈带我吃过一次，汤浓泛着金红色的油花，不仅色美味也香郁。致美楼和厚德福都是北京的老字号，和火车站对面的同庆楼，是台北最初几家著名的北方馆子。致美楼的烤鸭和涮羊肉出名，店门前檐下每天亮着一排吹妥的白白肥肥的鸭子，就是招牌。那时还没有真北平，致美楼的烤鸭一枝独秀，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水准，皮脆肉嫩汤多。真北平后来居上，那是促销的工夫，一鸭三或四吃，价又甚廉，大家吃烤鸭都上真北平。不过，真北平对烤鸭的推广却发生了影响，如今台北街头的烤鸭专卖店，多少或有真北平的余韵。致美楼的涮羊肉，当年还不兴机器切肉，师傅在檐下设案片肉，一小盘一小盘地砌得高高的，案下几只旺火烧的紫铜火锅，火苗外冒、火星四溅，冬天从那里经过，虽然吃不起，心里也是暖暖的。

北京厚德福是梁家的生意，少东家就是梁实秋先生。厚德福是河南菜，瓦块鱼、铁锅蛋誉满京师。全国各地的厚德福都和梁家有关，不过，台北开的厚德福却不是梁家的。据说有一次梁先生逛西门町，走进厚德福问掌柜认不认得他。掌柜摇头说不识。梁先生说：“不认识我，你怎么开起厚德福来？”说明原委，掌柜的忙着陪不是，并且说请梁先生随时来，吃多吃少都不算账。不过，厚德福开了没多久就收炉了。

每当华灯初上，电影还没有开场的时候，这里人声和火车声交杂，馆子的油烟和火车过后的煤烟相混，凝聚在空气里。火车来了，腋下夹着红绿旗的守闸的老人，从铁道旁的小水泥屋缓缓走出来，慢慢将栅闸放下；没有铃响，没有红绿灯的讯号，全凭看闸老人的累积经验。火车交会而过，往往要等上七、八分钟，铁路两旁拥挤着许多人，有些耐不住性子的，趁着火车没来冲了过去，铁道旁常有用草席盖着被辗死的人，这是当年台北繁华的街景。当时我也常挤在其中，那时正是看电影的年纪，而且除了到西门町看电影，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消遣了。

看电影附带的就是吃。致美楼一类馆子吃不起，常光顾的是点心世界和隔壁的清真馆。点心世界卖的是豆腐花和油豆腐粉丝，夏天还有凉粉。点心是生煎馒头和锅贴，当然还有其他的小菜，一碗咸豆腐脑、一客锅贴也就凑和了。不过常光顾的还是那家清真馆。这家清真馆价廉物美，所谓物美，是蒸饺的油水大。两个人两笼蒸饺、一碗开阳萝卜丝汤已经是打牙祭了；如果口袋富裕，改喝羊杂汤就更美了。清真馆也有酱牛肉、扒口条、炸小丸子等菜肴，就不是我所能问津的。这是家很清的清真馆，自从这馆子歇业后，台北市再找不到真正的清真馆了。吃罢之后，如果还有余钱，再踱到成都路的白熊，来块三色冰砖，就美上加美，美得冒泡了。因为白熊是唯一有冷气的冰店，坐在店里舔着冰砖，看着窗外街上往来行人挥汗，小人得志之心便油然而生。

后来中华路的窝棚随着中华商场落成渐渐衰退，中华商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北门到小南门一字排开，的确非常壮观。现代台北都会又有了新的城墙，而且是一道发光的城墙。入夜之后，灯火辉煌，和对街新生戏院巨幅电影广告的霓虹灯相映，映出台北灿烂的夜空，台北自此就不寂寞了。窝棚时期能撑得住的馆子，如点心世界，清真馆都上升迁进中华商场。新的馆子如真北平、小小松鹤楼、吴抄手、好味道、后来葛香亭的糁锅相继在这里开业，许多馆子如山西馆、湖南的曲园、江浙的三合楼、云南的昆华园也迁到这附近，桃源街兴起的四川红烧牛肉面，独树一枝。端的是要逛，逛西门町；要吃，上中华路。

小小松鹤楼的姑苏面点、酱肉酱鸭也有陆稿荐的风味，吴抄手的红油水饺和粉蒸小笼，好味道的温州大馄饨，糁锅的鸡肉糁和绿豆丸子，陕西馆的牛肉泡馍和穰皮子，山西馆的刀削面和猫耳朵，昆华园的过桥米线和破酥包子，曲园哨子米粉，隆记的菜饭和黄豆汤，胜利的海鲜米粉和红糟羊肉面，都一处的褡裢火烧和芝麻酱烧饼……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西东，大陆各地不同风味的小吃都集中在这里，任君品尝。

这时三年反攻四年扫荡之期已过，青春结伴还乡之梦难圆，翘首乡关，云天渺渺。于是秋风起而兴莼鲈之思。亲不亲故园情。人离乡已久，最怀念的还是故乡的吃食。一如当年从唐山过台湾，不仅带来妈祖的神像，同时将鼎边趖、大鼎肉羹一并带来。这样的情怀是很容易了解的。南宋渡江、迁都临安，所谓“暖风吹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所以如此，汴京吃食也随着过江，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就说“都城食店，多是旧京人开张。”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临安市面所售的菜肴饭点也多是汴京旧味。同样地，中华商场初建和繁盛时期，出现的各地小吃，都保持各自特殊的地方风味，其中涵隐着载不动的沉重乡愁。这是近几十年台湾饮食发展，非常重要的转折。经过这次百味杂陈，各自表现自身不同的独特的风味之后，互相吸收与模仿，然后更进一步与本土风味汇合，逐渐形成新的口味。饮食是一种生活习惯，最容易随着生活的环境换变。吴自牧《梦粱录》“面食店”条下说：“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经过这次的饮食汇合，不仅消除彼此饮食的差异，同时也消蚀地域的藩篱。因此，我敢说不论你如何坚持自己的口味，却一定吃过一碗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面虽冠以川味，但成都市面却没有以红烧牛肉面著名的。红烧牛肉面是在此地兴起的新口味，如今已成大众食品了。

日前，在课堂讲“中国饮食史”，谈到宁波的臭冬瓜，过去靠永康街口的上海小食府有售。后来小食府歇业，原地改营电玩，此味似已无处寻了。下课后一位旁听的小姐告诉我，中华路的三友饭店，有麻油咸冬瓜出售。使我想起中华路天理教总会墙外的那几家小饭馆。于是，晚上和内人欣然前往。这些小馆子从窝棚时期就存在，几十年来也没有改变，三友饭店还保持着多年的旧貌，窄小的铺面，几张油腻的桌子挤坐满了人客，地下潮湿，门前的条柜摆满治妥的菜肴，虽不精美，却是道地的浙江家常口味。我们挤出个座位坐定，点了些菜和砂锅小黄鱼，举箸四顾，座上的客人的饮酒欢笑、跑堂伙计的吆喊，仿佛时光倒流了数十年，店外车辆往来如梭，灯火灿烂，店内却像壁上停摆的时钟，永远静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