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三）——纪念四二五

不论多么的风霜刀剑，我们一同走过二十二个春秋，人间天上，众目所睹，天理昭昭。（王嘉益／大纪元）

（接上文）我上班到家里走路也只要十分钟，我们公司有一部分业务是跟香港某公司做电视股票分析，我做电子商务。一天，人事部经理发给我们一楼食堂的征询意见表，当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充满对工作人员的尊重和感激，我填完了这个表。

正是夏季。

过了几天，人事部经理兴奋地问大家：你们谁填的反馈表啊，食堂那边很高兴！我说是我那样填的，同事也很欢天喜地。

那是我第一次见证佛法在人间的威力，只要你怀着 “善”，会震撼世人。

以后，我下去打饭，食堂的高帽子们莫不欣喜，脸上笑开花地把我的饭盒盛上谢意满怀的饭菜，还指着我向他们经理说，就是她填的那个表！

一次我们公司办个活动，一般情况，其他公司钻破头也想来参加。经理让我通知业务相关人员。我发现，拨打电话时，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我一定是多少傲慢自矜的，但自从修炼以后，那样的浮华不见了，我的语气非常变得谦恭，有一接电话的人，误认为我有求于他，等我说明来意，对方大吃一惊，口气完全变了，连说好好好。

活动当天，我负责接待，来登记的人都很满意，给予很好反馈，认为我们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在当时九零年代，明明握着好牌却不借此夸耀，尤其在深圳比拼各种能力才华的地方，已经算稀有了。

公司新招一位财务总监，是个女孩子。一天我有空和她聊天，谈到工作中的现实，努力却找不到真实的欢乐，拼搏却无法真正用到实处的感觉，果真是所见略同。

与她谈话中，我更加知道，在虚浮的社会现实，整个系统都不对劲了，当时还想不到是社会体制和共产意识形态的问题。由于缺德，人类社会危机四伏。我们努力工作，被要求须报告自己做了什么，要经过审核才能得到薪水。这种科技无情且官僚式管理，让大家感到工作环境并不好，要努力却找不着北。

有一天我通过公司的局域网上了《明慧网》，被网络部的人看到了，他们非但没阻止我，反而告诫我要小心，注意安全。

看了许多关于修炼、做好人的感人故事，其中有个人说他曾脚踏两只船，但因修炼了，认识到要对得起家庭，于是他改邪归正走回正途。他写道：“感到情是那么地难舍”，并叙述他处理与情人之间的归正过程，句句令我感动流泪。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不会做一个被感情左右的人了，而以对家庭负责任做为提醒。

因是新学员，当时我对四二五的了解只限于“天津抓人了”，以及后来七二零不许党团员修炼了的通告。当时良知告诉我，要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我写信给当地政府，虽知已有诛连“政策”，但我并没多想，向公司递上辞呈，并告诉同事：如果我去北京上访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回来，所以就先辞职罢。

后来，我活着回来了，也通知了同事，但我再也没回去上班。后来又历经了流离迁徙，家人也被抓了，家中只有我一人，我也曾消沉放纵，不停的看电视到深夜，最终还是振奋振作起来。在动荡岁月中，被迫失业的我无暇顾及钱包和工作，居然也活下来了！

那年头我二十多岁，也因为是新学员，很多都不懂。而老学员在哪里？炼功点早已被禁，去了只是双方比谁持久。有时保安不敢碰人，因我们是业主且是女性，他们得尊重。

哎绿草地啊！我曾是那般贪玩，没有珍惜坐在你旁边砖石上的时光！从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就失去那样的环境，那时的我，才刚刚开始我的人生的新的篇章，才刚刚开启那新的一页，惊风骇浪，就以国家之力开始了。

把我就推向了国家的对立面。

我妈说我要被打成反革命。

出东门，过大桥，拿着竿子去打枣，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

我终于听说，有位刘喜峰同修，徒步去过北京上访，他妻子被迫害致疯了，他带着孩子流离失所，我决定去找他。

大雨滂沱，冲刷过我的脚面，在如注的雨水中，我还是坐上车。刘来接我，带我去他临时住所。他的八岁儿子，在窗外探头，妻子被关在广东省三水妇教所。听说在南山看守所时，她撞墙，头上缝了十几针，我感到这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

刘喜峰说，他去了八达岭，把横幅挂到长城上，足有二十多分钟。分管这一段的片警上来，气急败坏地劈头盖脸打他，自然是鼻青脸肿，神奇的是，一下长城，肿痛立消。

在他往北京途中遇见同修，同修却淡定地告诉他，知道他要来，筷子多摆一双出来。有时他累得走不动了，却有小孩子给他引路，把他拽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神奇的故事啊，很多修炼人都经历过。就说我吧，中南海府右街派出所一个胖警察煽我耳光，啪一声，多么响亮啊，我却毫无痛感，我想一定是被打麻了吧！伸手捏捏自己脸颊，挺痛的，为什么他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第二次去见刘喜峰，没想到他太太出来了，我大吃一惊。听说在看守所那些人拿针扎她的腿，又如何被不上麻药的缝了十几针等等，原以为是位强壮精悍的女人，没想到是个闺阁弱质，跟强壮完全扯不上边。原来，力量不是体现在身躯上！

她被接出来没几天（当时劳教所说她已经神智不正常，通知家属保外就医），所谓疯了的状态就完全消失了，各方面好端端的，神智正常。

在深圳南山区，他们租住的房子，今生我可能再也找不到了，除非老刘还在世，也许他自己还能找到。

在那间房子里，我听到了法轮大法弟子历经艰困魔折，而志节终不改的故事。不多的两次相聚，成为我动荡岁月中的珍贵片段。

再以后，我自己也不幸坐牢，出来后来到海外，也从明慧网上看到刘喜峰一家人消息：他太太被迫害致死，他则被抓进西丽洗脑班，已迫害致残，儿子成为孤儿。

他们家在深圳，今天，在深圳，一个老师月收入可以几千美金。

刘喜峰，千千万万个刘喜峰和他们的家庭儿女，在往事中，在他们幸存的友人的回忆中。现今世人谁能想到，这世上那些家破人亡、际遇悲惨的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明知活在共产中国，国家机器要绞杀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甚至丢掉性命，是什么让他们走出来？是什么让他们九死而不悔？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声音和呐喊，是那般温柔敦厚，世人啊，难道你听不到、看不见？难道你不思考？难道你不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