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与共大鹏湾——知青逃港“起锚”之四

“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在新泽西揭幕，当年的“卒友”向亡灵拜祭。（林丹／大纪元）

在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中，那些敢于用绳子把彼此的身体连起来，以示在大海中互相照应、互相扶持的例子原来并不罕有。那些把彼此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人，不管是兄弟姐妹、夫妻还是朋友，在以后的岁月中，在人生的大舞台中往往都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现年59岁、旅居美国任职厨师的胡君，1966年广州40中初二级学生，是表弟沈强的学兄，当他听完我关于一对周姓姐弟生死一绳牵的事迹后，一脸大不以为然地说，那算什么，我们1972年5月底是四个连在一起夜渡大鹏湾的，游了六个小时才上岸。胡君还说他们连在一起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四个都是游泳高手，用绳子连在一起只是为了预防万一，大家在海中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预防中途有人抽筋，不给海流冲散而已。

他说他校中比他年长的一位浪里白条、游泳高手里的顶尖高手更厉害，当年他带着体质孱弱的女朋友经过了一个星期艰难的跋涉后，到了海边，他的女朋友不会游泳，只能抱着一个球胆，他用一条绳子捆着女朋友的腰部，然后用脖子拖着女朋友艰难地在波浪中向前游。如果没有女朋友这个累赘，这位高手完全可以在三个小时内横渡大鹏湾，然而拖着个不会游泳的女人，阻力大了很多，加上被海流冲离了原来的目标，这位高手硬是把女朋友拖着游了十个小时，天明时才在西贡海滩上岸。就快上岸时，这位高手因为体力过度透支口吐白沬，因虚脱而昏迷了，临上岸时反而是女朋友掺扶着他爬上岸边。那男的脖子因为与绳子摩擦过度，以致颈骨都露了出来。经过了这样的生死与共后，那女的自然就成了他老婆，两人一起共度一生了。只可惜因为时间太久胡君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只记得是他的学兄，如能找到这一对鸳鸯，把他们的事迹报导出来，也是人间美事一椿。

胡君是个健谈的人，一提起“起锚”往事，他便侃侃而谈，把他们为何要走、该走哪条路、途中发生了些什么、四人如何下水、在海中遇到什么、上岸后又遭遇了些什么，都讲给我听。

胡君和我表弟沈强一样，都是在1968年11月下放到东莞县道滘的农村插队，在1968年11月到1972年5月三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农村生活太艰苦，他和很多知青一样，大部分时间倒流回广州，留在农村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在广州没有工作、没有粮食、没有户口，平日里闲着没事干，便和三五知己一起商讨终生大事。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和三个知己决定“起锚”了。

1972年5月底，胡君先用假证明，带齐了自己个人的装备，乘坐公共长途汽车到博罗县的一条小村会合他的三个同伙，包括二个广州知青和一个博罗县的农村青年。会合后四人再用假证明坐车到惠州城附近的农村去找相熟的知青帮忙。天下知青一家亲，惠州知青知道他们要“起锚”，都很热情帮忙，因为他们若成功了，将来自己要“起锚”在香港也有个照应。惠州知青立刻进城帮他们买了二斤面饼和六斤面粉，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这些就是他们四人这次“起锚”的全部粮食。他们中一人没鞋穿，惠州知青知道他们在往后的几天要在大山里打游击，不能没鞋穿，便马上脱下自己的鞋子送给他。在惠州知青家中，他们草草饱餐一顿，等到天黑了，惠州知青把他们带上山，他们便正式开始“起锚”。

他们四人中有一名下放博罗县的广州知青有过一次“起锚”经验，算是识途老马，他们选择在惠州附近上山，走的是东线，原因是东线的山比较大，村落较少，比走南头西线会遭遇到军警民兵的抓捕机会少些。但山大也有山大的困难，曾有不少的“起锚”团伙困在大山里迷了路，在山里转了多天把粮食耗尽而打道回府，也有不少不幸的人，在黑夜中赶山路因看不到路而摔伤致残，甚至摔死。

“起锚”的第二天，他们到了一个地名叫秋长的平原地带，那地方其实是两座大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没有躲藏的地方，“起锚”的第一晚他们走不完这段路，天明时被迫要在一条小村边的竹林里躲起来。那竹林离村很近，他们整天都可看到村民进进出出，可能是他们运气好，对方没发现他们。中午的时候，突然一条狗走到他们身边，他们立刻紧张起来，若那条狗一叫起来，他们便立刻会被人发觉，那个小竹林根本没有地方躲藏，一被人发现就意味着会立刻被捕，但可幸的是那条狗只是望了他们几眼就走开了，令他们虚惊一场。

胡君他们四人像所有“起锚”者一样，白天必须躲到草丛中去睡觉。白天睡在草丛中滋味真不好受，蚊叮虫咬，蚂蚁周身爬，不久他们全身都又红又肿。

第三天中午的时候，他们正在草丛中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一个7、8岁的小男孩发现了，那男孩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他们知道已经被人发现，立刻转移到别处去。他们刚离开不久，就发觉一小队民兵向他们刚才躲藏的地方走去，幸亏他们转移得快。第三天晚上，他们在山中赶夜路时，突然在路中见到了一只十斤左右重的穿山甲，那家伙一见到人，马上卷成一团，他们很轻易就把它捉到，如果在平时他们就可以发一笔小财，但在逃亡中他们不知如何处理它，最后还是无奈地把它放了。

第四天他们发生了逃亡者在逃亡中最不想发生的事，胡君病了，整个人软软的提不起劲来，昏昏欲睡，感冒很快就传播开来，所有人都有差不多一样的病征，幸亏他们带有感冒药，吃了药加上年轻很快就好了，但毕竟拖慢了进度。这天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他们带来的炒面粉，由于爬山时不小心混进了水和药油，发了霉变得很难吃，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干粮，难吃也得吃，每天每人都要艰难地把一小团面粉像吃药一样把它咽下去，以维持生命。由于缺粮，有人这时动摇了，提出为了安全不如回去，但大家经过商讨后都认为都走到这里了，后退也是困难重重，不如坚持下去，就这样他们继续走下去了。

由于他们四人中有一个是农民，方向感比较好，白天他们看准了南方的山头，晚上就一直向南走，这样山过山、岭过岭，没有迷路。第四天中午他们在山中遇到一伙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团伙，大家相遇时不用解释，彼此都知道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起锚”客。那些人情况比他们更差，在山里迷了路乱走了十天，已经弹尽粮绝被迫要回家了。他们为迷途者指明了方向，而迷途者也祝他们一路顺风。第六天的黄昏，那难吃的炒面也吃完了，这意味着他们也绝粮了，然而这时他们爬上了最后一个山头，看到了大海。上半夜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在最后跳下公路时，其中一人因为紧张过度而自己的膝盖磕伤了自己的胸部。人还未全部下到公路，又遇到民兵巡逻，又要立刻躲起来，等民兵走过去了，便立刻扑向海边。

他们下海的地方叫小梅沙，白天他们在山上见识过大鹏湾的宽阔，这时拖着又饿又累的身躯到了水边，几天来他们每天都只靠一把炒面和维他命丸维持体力，虽然四人都是游泳高手，但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横渡如此宽阔的海峡，谁也没有把握。一阵透心凉的海风吹过来，令到站在水边的“起锚”者不寒而栗，在此生死关头有人胆怯了，提议不如回去。此时退却，则多天来的努力白费，心有不甘，经短暂商讨后，大家决定用绳子把四人的身体连起来，这样一来可在海中互相照顾，二来也可显示四人生死与共，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

四人用泉水把仅有的一罐炼奶冲开，大家分了喝，喝完就用绳子把四人串在一起，大约每隔3米一个。胡君由于水性最好，所以是串头一个。胡君他们运气好，下水一刻没遇到解放军，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个人，也是四人一起“起锚”，下海的一刻不幸遇到解放军，其他三人乖乖的作了俘虏，而他所认识的一个不甘心作俘虏，转身跳进了大海，解放军见有人逃走，立刻举枪向海中射击，几下枪声过后，那位同学从此再没在世上出现。

四人用绳子串在一起，在黑夜中迎着风浪向大海游去，在大海中俗语说无风都三尺浪，何况当晚月黑风高，波浪自然很大。四人虽然都会游泳，但在又冷又饿又疲累的情况下，只能缓慢地向前游，由于海峡对岸的灯光很微弱，在风浪中喝了几口海水后，很容易游错方向，如果不是四人连在一起，在风浪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共同修正方向，四人中肯定有人会沉了下去。他们在海里游了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已是深夜，突然他们四人全都听到一阵阵凄厉的救命声，发声的距离应是在他们身后20米左右。由于他们四人连在一起头尾相距不过10米左右，经过点算他们四人都安全，喊救命者肯定不是他们，但叫救命者肯定就在他们附近。

在漆黑一片的茫茫大海中，他们且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救人，况且也看不到遇难者身在何方，在大海中他们四人只能默默地听着那凄厉的救命声越来越弱，直到消失。但说来也奇怪，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胡君他们在整个后半夜，似乎在大海中到处都有人在叫救命。1990年胡君移民美国前夕旧地重游，在当地人的指点下知道那晚横渡的海峡听到救命声的地方有一个别名叫鲨鱼沟。那晚叫救命的遇难者，一个可能是体力不支抽筋，另一个可能就是遭遇到鲨鱼袭击，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晚他们四人没被攻击，真是好运极了。

天将黎明时他们离岸不远了，这时他们发觉有一艘中方的炮艇在海中间巡逻，由于离岸只有200米左右，他们四人便一齐解开身上的绳索，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每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岸边冲去，很快他们就爬上了香港水域的吉澳岛，上岸时他们每人的身上都只有一条短裤，幸亏是在夏日的早上，不过又冷又饿，每个人都在发抖。

爬上香港这边的沙滩，并不意味着就是成功。香港边界当年由于受到文革左的思潮的影响，那里的原住民也分成左、右两派。那些身体虚脱、疲惫不堪兼不明情况的“起锚”者如果不幸落在左派分子手上，他们会千方百计诱骗偷渡客上船，然后把船开回华界去把他们送回中方。等到“起锚”者醒觉时，船已到了海中，很多“起锚”者经历了九死一生后，最后还是无奈的给左派分子押运回来，功败垂成。至于落到右派一方的偷渡者，则成了他们的肉参，亲友要拿钱来赎。胡君他们四人幸亏遇到的是右派，家属通过有势力人士参与，经过讨价还价后以每人500元的赎款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