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天下第一田”是如何造假出炉的

1958年人民日报有关湖北麻城创出早稻亩产万斤记录的报导。（公有领域）

【大纪元2023年04月06日讯】关于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人为造成的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笔者此前已经写了若干文章，而这场大饥荒与毛和中共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密切相关。

1958年，心怀“超英赶美”壮志的毛泽东不顾党内质疑，发动了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大跃进”运动，由此全民陷入疯狂中，全民大炼钢铁，建立人民公社提前实现“共产”，农业也频频出现“卫星”。在这些“卫星”中，湖北麻城的早稻亩产三万六千多斤的荒诞剧上演了，参演的不仅有当地的官员、农民，还有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苏联专家、朝鲜政府副总理等等。

党媒泄造假人名单

1958年8月13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新闻。新闻第一段这样描述道：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盛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于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机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确惊人。要知道，现在早稻亩产，即便是袁隆平团队也不过刚刚突破3000斤。当年如此之高的亩产，只能是吹出来的。

按照党媒报岛，这块高产田的主要培育人，或者说主要的造假人，是该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炳、社委王茂刚和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他们都是中共党员，许多社员（主要是青年社员）也积极参与其中。同为造假人的是验收的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侯尚武以及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因为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所以也可以算半个造假人。

此外，掩盖造假的还有农业专家们。官媒透露，当时正在武汉开会的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子明，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歧山，湖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星五，以及其他农业专家等多人，也专程前往参观和访问。参观者们普遍认为，“人的智慧和大自然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朝鲜政府副总理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以及周恩来陪同苏联专家，还有东德、波兰、捷克、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也都亲临现场，有的给予高度评价。据统计，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的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更搞笑的是，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和一幅四个小孩站在谷穗上跳跃的照片。看来，共产国家都是一丘之貉。

在参观者中，有没有人提出质疑？据《炎黄春秋》1995年第三期刊登的章跃兵撰写的文章《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一文中披露，为了接待好中外来宾，做到不漏破绽，建国一社的社委们对这块田的面积进行了精确丈量。他们请教了农业专家，算出这一亩多田里的谷穗是768万穗。同时，社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统一了扯谎口径，谁敢乱说就打谁的“右派”，吃不了兜着走。

自然，在当时的环境和时代下，参观的人一部分根本不相信但不敢有异议，一部分人将信将疑。当时，湖北省直机关和武汉市直机关曾有一个参观团前来参观学习，一位青年干部提问：“你们这么密的稻禾是怎么通风的?”答曰：“先用竹篙捅，后用鼓风机。”问：“苗长得这么密，需要大量养分，你们是怎么下肥的?”答曰：“在水田四周开沟，用管子往田里灌水肥。”这位青年干部还是不信，跑到留下专供参观的二分多高产稻田边，随手提起几蔸连根都没有扎住的稻禾说：“这样也能生长吗?”作介绍的社委尴尬地笑了，参观团带队领导忍无可忍，当场喝令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拖到垸子边的竹园里狠狠地开了一通现场批斗会，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现在明白了，这么大的谎言之所以层层都没有被揭穿，甚至上了党媒，原因就在于刻意的掩盖和刻意的不说真话，因为说真话的人都要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就这样，这出荒诞剧一路顺利上演。

荒诞剧出炉背后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所谓的创新就是“整地共达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的肥料计有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立四百担、硫酸按一百零五斤、过磷酸钙八十斤、水粪肥六十担、豆饼一百八十斤”。至于“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党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如此违背农业规律的做法，党媒居然堂而皇之地广而告之，

那么，是谁让王乾成、冯福炳等人有如此胆量的呢？据章跃兵的文章说，1958年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年代。彼时只有31岁的中共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退役军人王乾成，为加强中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来到白果区麻溪河乡建国第一高级农业合作社任社主任。

刚到合作社，没做实际情况调查的王乾成就表态：“去年亩产千斤（两季）谷，今年争取一千五。变过去的全社每年吃国家供应粮32万斤为今年的卖国家余粮30万斤。”由此可以看出，王乾成很符合造假成风的中共的标准。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逐步展开，各地浮夸风盛行。1958年6月16日，有报纸报道了湖北谷城县沈湾乡星光社亩产小麦4353斤的消息；6月18日，又有报纸报道导了河南双楼社亩产小麦4412.455 斤的消息，并配发了“报高产，天外更有天”的社论；7月25日，《麻城报》报导了本县黄市乡前进五社早稻亩产5665.62斤的事迹；8月1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而且各级报纸都相继开辟了万斤高产榜。

8月3日，中共麻城县委一位书记在白果区主持召开全区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表彰了梁家畈乡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10237.127斤，当场颁发奖旗一面，奖金300元。这让王乾成很是眼热。而这位县委书记，正是王乾成入伍的介绍人，他问王乾成是否也能拿出来点“硬东西”，王乾成应允下来。

虽然应允下来，但王乾成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他回来找到社会计罗文存，讲了当天开会的情况，叹了几遍自己社里亩产稻谷超不过梁家畈的苦处。罗文存觉得梁家畈亩产稻谷一万多斤“鬼都不信”，便问到过现场的王乾成，他们是怎么弄出来的，王乾成告诉他，就是把别处成熟的稻谷扯起来，都放到那一块田里密挨密地摆起来搞的。罗文存于是说可以仿照这个办法做。

就这样一通商量，王乾成等连夜行动起来，马上召集社委会，统一了思想，并布置连夜突击挪稻禾。第二生产队所在的河北垸有400多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4个生产队，光靠第二生产队的田不集中，劳力不够用，社委会决定四个生产队一起上。当天夜里，他们用手扯，用门板抬，硬是将七、八亩稻田中已成熟的稻谷全部连蔸扯起，移到一块1.016亩的水田里，密密实实地排列起来。

8月4日一早，王乾成急忙用电话向那个县委第一书记作了早稻亩产15000斤的汇报，县委书记第二天亲自赶到建国一社田头检查，还当场叫人拿来一个鸡蛋，放在大田的谷穗上一滚，鸡蛋在谷穗上滚了一尺多远，仍稳稳地躺在谷穗上。县委书记还帮他们借来了县上十分罕有的鼓风机，用社里的一台8匹马力柴油机带着，日夜不停地鼓起风来，帮助稻谷通风。

在县委书记走好不久，县城就来了一队又一队打锣敲鼓、红旗招展的参观队伍，这大概是县委书记下的指示，为这颗“大卫星”造势。

8月8日，已成熟的稻谷再也不能等了，经请示县委批准，他们开始收割。收割这天，湖北省委副秘书长、黄冈地委第一书记、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领导和专家，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现场摄影，新华社记者都来到了现场，见证这所谓的历史一刻。

8月11日，这块田收割、打场、晾晒完毕，连夜过秤入库，社里特意买了2盏大汽灯点在稻场上。尽管一亩田里摆了七、八亩田的谷，但也不过四五千斤干谷。为了凑数，社里又偷偷将别的稻场上的谷调了一部分过来。

称秤时，一杆秤不够用，共用了十几杆秤，称重的有省、地、县验收团的干部和当地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大概是验收团的干部称累了，所以懒得称，半箩筐谷直接估重60斤，当地干部社员看了，胆子也大起来，一箩筐谷干脆报二、三次秤，甚至三、四次秤。这样一夜下来，这1.016亩田竟产出了干谷37547斤，折合亩产36956斤。

就这样，在中共“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鼓动下，在县委书记的鼓励和王乾成等以政治风向为行动指针的基层官员的配合下，一出漏洞百出的荒诞剧出炉了。

36956斤单产，果真是大放卫星。很快，县、地、省、中央四级党报作了重点报导，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出尽了风头。这是王乾成没想到的，因此有些后怕，怕弥天大谎被揭穿，因此装病躲了起来，由公社其他人负责接待参观者。

不过，在那个年月，又有谁敢戳破这个牛皮呢？因为真的要追究，最高领袖的“雄心壮志”才是祸首啊。也因此，王乾成非但无事，还被提拔为白果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在建国一社后，麻城又有地区创造了4万多、5万多、10万多的亩产记录，但或许是中共上边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中共中央和省级报刊没有再奉陪麻城往下吹，以后的产量再也没有得到社会承认的机会。因此，建国一社的亩产3万多斤也就成为了经典笑柄。

三年大饥荒中的建国一社与王乾成

然而，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不到一年的时间，三年大饥荒到来。建国一社先是按谎报的产量超卖了大量的粮食，接着是吃公社食堂，之后是开始饿肚皮。

章跃兵的文章讲述道，此时的建国一社的社员们才真正体会到放了“三万六千斤”的后果是什么。在他们到公社粮管所称口粮时，遇到的是营业员的冷嘲热讽：“哦，你们是建国一社的，有三万六千斤粮食，还称什么口粮哟。”到周围借粮遇到的也尽是白眼：“就是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搞了个三万六千斤，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要借粮？没门！”

从那以后，建国一社的人出门都不敢说出自己是建国人。而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仅建国一社河北垸的400多口人中，就饿死了70多人。

至于王乾成，反浮夸风时受到中共的严厉批评，检讨写了几大捆，还受到了降职处分。同时，“三万六”成了他的名，走到哪里别人喊到哪里。“三万六”的方言是“馓碗卤”。

2009年12月16日，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了《寻访“天下第一田”》的文章，文章透露了建国一社、如今的龚家埠村的现状。记者们注意到，当他们拿出那张四个孩子在天下第一田跳跃的照片时，很多成年人都会脱口而出“馓碗卤”，这说明“馓碗卤”在当地已经属于“地标性”名词，当年的历史农民基本都知晓。

有农民回忆，照片中的一个男孩好像是他哥哥龚正堂，但龚正堂自己并没有印象，表示照片中的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过，龚正堂对“馓碗卤”印象很深。那时候他是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他回忆道：“卫星上天第一天，大小车子50多辆，震撼了全世界。来了好多人，我是提水送饭，让我抱一个大南瓜，还抱不动。周总理戴着白帽子，像广东人（装束）。苏联专家跟我说话，我不懂，边上的人告诉我他是说‘你好，叫你握手’。苏联专家的手很大，长满了毛，我一只手上去握，只握住两根手指头，两只手只攥了四根手指头。心里怕得要死。”龚正堂说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到村子里拍纪录片的事。

龚正堂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后发生了“饥饿”。“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王乾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