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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9日讯】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时内两次换肾……国际医学专家对于中国庞大的器官来源不禁疑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为什么“找寻奇迹”唯独在中国频繁发生？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事先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 二零零六年在一连串媒体人、主刀医师太太、老军医的指证下，中共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掀开来，国际社会震惊于此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 文 ◎ 王静雯 近十年来，国际流行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手术，其特点是在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一些国际医学界专家称大陆存在庞大活体人体器官库。 _______________ 《长春城市晚报》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报导了一则离奇的百里“摘心”术。二月二十七日，浙江二十八岁的心脏病人谢抱时，在弟弟陪同下乘飞机来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入院检查后才发现，他患的是“终末期扩张性心肌病”，必须马上做心脏移植，否则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愿意把心脏捐献出来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第二天就找到免疫匹配的心脏 报导没有透露心脏的来源，只说医院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脏。“二十八日早上十点多，吉大二院肾病内科主任苗里宁，乘救护车赶往距长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体心脏，十分钟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脏，放在专门的心脏冷冻保护液中，然后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赶回吉大二院，三小时后，那名男子的心脏就在谢抱时的体内跳动起来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南方日报》在报导轰动全国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亮菌甲素”假药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同时，还报导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抢救中毒患者的事。 报导说，五月十六日，专家在会诊后给中毒患者任贞朝开出的治疗方案是：马上进行肝肾联合移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八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就在普通民众为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术感到欣慰高兴时，国内外的医学专家们却疑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一般要等好几年，为什么“找寻奇迹”却在中国频繁发生呢？中国人口多并不是关键原因，因为不同人种中的器官匹配概率是一样的，哪怕人群基数大，但最终能匹配的器官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况且中国人即使死了也要保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恰恰是最阻碍器官移植的因素。 根据官方公布的每年移植数量，中国已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移植大国，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介绍，截至二零零五年底，中国已累计开展器官移植八万五千多例，其中肾移植七万四千多例，肝移植逾万例，心脏移植四千多例。特别是二零零二年以来，中国移植业迅速发展，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超过一万例，二零零五年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万两千多例。 然而很多国际医学专家称，中国实际移植量比美国多很多。二零一零年三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器官捐献迷宫》采访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二零零零年全国的肝移植比一九九九年翻了十倍，二零零五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布的数据二零零零年只比一九九九年翻了一倍多。 
注2：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国器官资源共用网络（UNOS）显示，九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人等待器官，仅一万四千人找到供体。据大陆媒体报导，目前中国有一百五十万名尿毒症患者，每年仅八千人接受了肾移植；在五百万盲人中，每年仅有一千二百人接受了角膜移植；在三千万人肝硬化患者中，每年肝移植仅三千多例。中国器官短缺现象比美国严重数十倍。 注3： 中国在评定考核三甲医院时，要求必须完成五例以上器官移植，目前大陆获得三甲等级的医院近二千家，几乎每个大中型城市的主要医院都是三甲，医院为了名利双收，对移植手术趋之若鹜。 注4：目前30％的美国人愿意捐献器官。在西方，当公民申办驾驶执照时（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需要回答：“如果你遇到车祸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你的器官？”若签字同意，其驾照上就会印个“红心”标记，一旦脑死亡发生，医院马上就可摘取其器官以救助他人。然而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哪怕是被枪决的死刑犯，人们也希望自己或亲人能“保有全尸”，以示对生命对天地的尊重。几年前日本曾对七千万日本人进行器官募捐，只有七个脑死亡者愿捐器官。即使在西方文化的澳大利亚，二零零三年也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捐赠器官。 注5：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国器官移植学会主任陈实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目前的活体肾移植的比例还不到1％，而且全部来源于亲属之间的捐赠，非亲属之间的捐肾活体肾移植手术几乎等于零。”十三亿人口的中国，那时“只有十七宗脑死亡捐献”。真实器官来源，中共一直忌讳莫测。 注6：由于器官短缺，各国政府规定应优先保证本国公民的需求，然而在器官严重短缺的中国，大量宝贵器官被医院谋求暴利而贩卖给外国人。《凤凰周刊》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登的〈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一文称，“据不完全统计，仅近三年，就有三千多名韩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华移植器官的人数每年也在一千人以上。” 注7： 大陆各家医院在不同时期收费不一样。据《凤凰周刊》二零零六年报导，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移植费用从二零零四年的三点二万美元升至二零零五年的四万美元，而国际移植（中国）网路支援中心肾移植六万多美元，肝移植十万美元，肺和心脏则要十五万美元以上。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华夏时报》报导了一则新闻：“四十八小时两次换肾二十二万换来财命两空”，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四十九岁的薛燕林，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九天后的二十八日下午，医院从外地取回肾源。在只做了血型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测试、而没做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等检测的情况下，当晚十时十分薛被推进了手术室，直到十一点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匆匆进入手术室。 四小时后薛被推出手术室，韩修武说：“手术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九时做B超检测，确定肾移植失败。据薛的丈夫卢晓星说：“当时坏肾没有取出，因为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说三十日从昆明带回另一个肾，到那时直接把坏肾取出，换上新肾就行了。” 十二月三十日，薛燕林因心脏病发作被紧急抢救。当晚十一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十二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还没等手术结束，韩修武就宣布：换肾又失败了。一个月后，在花光二十二万医药费后，薛燕林含泪离世。 事后据律师调查，“海淀医院移植中心”根本没有在北京市卫生局登记，属于非法行医，然而仅韩修武一人就做了四百多例肾移植。人们议论纷纷：“在国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宝贵肾，在海淀医院却跟买猪腰子似的，第一个肾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个肾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这不奇怪吗？” 前些年大陆影视红星傅彪曾先后两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确诊为肝癌，九月二日就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时间最多一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傅彪被查出肝癌复发，遂在四月二十八日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二次肝移植手术，从病发到移植手术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万家产后，年轻的他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术的现象在大陆非常普遍。据《三联生活周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报导（http://www.lifeweek.com.cn /2006-04-17/0005314976.shtml），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表示，“长征医院二零零五年完成一百八十一例肾移植和一百七十二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医院器官移植失败的患者二三十例，这是非常可惜的经济损失和供体浪费。”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也表示，该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文章还透露说，“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军事系统。 关于大陆器官的来源，中共官方前后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中国医生在联合国指证中共当局盗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国外交部一直矢口否认，直到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才首次承认：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十一月七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上，黄洁夫再次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然而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慎重宣布：“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开表示：大陆器官“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到了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毛群安才承认中国摘取死刑犯器官。从那以后，中共一直咬定大陆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 从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辩护中，人们看出了症结所在：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 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就算大陆每年处置一万名死刑犯，面对各省市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上直到二零零六年后才开始建立全国器官－病患资讯网，假如一个在山东的病人需要某种HLA类型的肝脏，即使新疆有个被枪决的死刑犯具有匹配的肝脏，没有器官联网资讯，人们怎么知道新疆有器官呢？又如何在十五小时内把肝脏从一个新疆人身上移植到一个山东人身上呢？大陆移植界公认中国器官浪费率很高，如何来解释这么大的移植量呢？ 由于器官来路不明，尽管中国移植医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在国际性医学期刊上却很少有中国医生的论文，因为国际器官学会曾发表过一个三页长的文件，公开质疑大陆来源不明的器官很可能与罪恶相关。 其实早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中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从而展开了以法院为主导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医院想获得器官，就必须得到法院及其领导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统的认可。当法院判决犯人死刑时，医院就会提前到监狱给犯人验血，以获取其器官资讯。到了法院的法警执行死刑那天，检察院还要派人现场监督，所以医院还要获得检察院的默认。 
只要随便查查大陆媒体公开的报导，就能发现中共所说的“死刑犯”非常特殊。据“乌鲁木齐在线”（http://www.wlmqwb.com /wlmqwb/map/2005-10/11/content_26276.md#1）和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s /2005-10-03/11557091937s.shtml）报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随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活动时，顺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演示了一场移植手术。 当黄洁夫在打开四十六岁的肝癌病人姚树发的腹腔后发现，这个肝正好适合做他梦寐以求的自体肝移植：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据说全球只有德国、美国、法国、日本四个国家能做这种高难度外科手术。 于是他让人缝合好刀口，并马上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分别让他们准备一个备用肝来，以防自体移植失败。“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转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 黄洁夫的手术从二十九日晚七点一直做到三十日早上十点，在观察二十四小时后，黄宣布手术成功，不再需要备用肝脏了。卫生部二零零六年发布的“肝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规定肝脏冷缺血时间不超过十五小时，那从重庆和广州运来的两个备用肝只能是两个大活人，否则别说从寻找肝脏开始，就算手术开始到四十小时后才能知晓的自体移植是否失败，事先摘下来的肝脏早就失效了。奇怪的是，这两个来自重庆和广州的死刑犯为什么刚好都在这一天被宣布处死，而且被随便拉到新疆执行死刑呢？中国监狱、法院、医院又存在怎样的勾当呢？ 这样的实例还很多。据《广东医师》报导，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陈规划“在当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计达到一千例。”这样算来，陈规划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处置一名“死刑犯”，而这名死刑犯的器官类型刚好跟陈规划当天病人需要的组织匹配，天下哪有这样巧的事天天发生呢？ 像陈规划这样几乎天天处理死刑犯肝脏的移植大王还很多。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更是自白的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他哪去找这么多死刑犯呢？ 由于器官移植要求时间短、匹配难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几年。据美国卫生部报告（www.organdonor.gov），在美国等待肾平均需要一千一百二十一天，肝七百九十六天，心二百三十天，肺一千零六十八天，胰腺五百零一天。在二零零零年前的中国移植界也是这样。然而二零零零年后，特别是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四年间，大陆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似的巨大增长，由于器官来源充足，等候时间也大大缩短。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 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近十年来，国际上流行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特点是在中国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比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宣布：他们那做肾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一个月，而肝移植也一样。医院纪录显示，二零零五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时间为两周。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上海长征医院网站网路截图。 异常短的器官等候表明存在意外的器官来源。沈阳一医生在谈到随处可见的卖肾广告时表示，“我们器官来源很充足，根本不需要理那些卖肾广告。” 然而二零零七年后情况急转直下。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南方周末》的〈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写道：“从春节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了，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十五例来自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手术。而在二零零六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六百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主要是没有供体。’（中心副主任）朱志军无奈地看着手术数量直线下降。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源于最近关于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言外之意，以往大量充足的死者供体突然没有了。 为什么原本充足的器官供体一经整顿一下就没了呢？中国肝移植注册网（www.cltr.org）统计了最近十七年来全中国从事肝脏移植的医疗机构的移植数量，其中包括三十五个国家级移植中心和四十五家省级中心。 数据显示，大陆移植一直呈上升状态，但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间，来自死者的器官突然成倍增加，使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一样的爆炸式膨胀，然而到二零零七年突然减少了一半。人们不禁要问，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这四年间发生了什么？二零零七年又发生了什么呢？ 最近法轮功学员办的明慧网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导：〈“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系统翔实的分析了在每年变化不大的普通死刑犯之外，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期间，中共利用偷盗法轮功学员器官，才有了这四年移植量的大爆炸。随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中共不得不收敛以往的肆意妄为，并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 如今外界还不能断定中共是否已经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诸多证据和疑团让全世界意识到，揭开大陆器官黑幕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了。  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游行队伍中，展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斌遭活摘器官的事实。（AFP） 一九五四年底，美国波士顿的默里医生成功完成世界首例同卵双胞胎之间的活体肾移植手术，使病患多活了八年，至今全球已有七十余万绝症患者接受过器官移植治疗。 ●《赫尔辛基条约》：器官不能买卖 一九七零年代国际社会制定了《赫尔辛基条约》，明确规定器官不能买卖，不少国家还制定了器官移植法，严格规定判断脑死亡的医生与参与移植的医生是两套系统，以防为了移植器官而任意判定脑死亡，然而大陆至今没有完善的脑死亡判定等相关立法。 在捐献的器官中，除亲朋好友间的活体捐赠外，国外供体主要来自脑死亡者：即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永久丧失，但仍被维持呼吸，因为当人停止呼吸十五分钟后，其器官就会随之死亡而无法用于移植。要保证移植成功，首先得及时将器官保存在特制的低温灌洗溶液中，并必须在有效的缺血时间内完成移植手术，一般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肝脏不超过十五小时，心脏不超过六小时。 ●人体天生免疫机能对外来器官排斥 由于人体天生的免疫机能，能对外来“非己”器官加以识别、控制和消灭，从而导致移植失败。 人体主要有二大类抗原：ABO血型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他们之间能组合形成两百多万种不同的抗原。除非同卵双生子，人群中很难找到完全匹配的供体和受体，目前临床上只要HLA基本匹配就可做移植手术，但术后必须终生大量服用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在中国大陆，平均肾移植手术费十五万元人民币，但以后每年还需花费十多万元的维持药费，一旦停药就会导致器官死亡或人体死亡。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测试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测试包括：一、血型要相容；二、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是阴性，即细胞杀伤率应小于10％；三、群体反应性抗体（PRA）也应小于10％；四、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相同位点越多越好。 人体HLA类型有常见、少见、罕见之分，常见的HLA分型在三百至五百人就可找到一个相同者，其余则是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据美国“全国骨髓捐赠计划”（www.marrow.org）网站提供的HLA匹配资料，大约四千个捐赠者中有二百个能成为潜在的供体（匹配率5％），而在这二百个潜在供体中，只有大约四点五人能较完全的匹配（匹配率1％）。 由于手术后持续不断的使用免疫抑制剂，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HLA不完全配型带来的排斥反应，这为提高器官匹配率带来了可能。比如肾移植一般需要六个点的 HLA匹配，但大陆基本上有四个点匹配就可进行移植。目前大陆临床移植界认为，直系亲属之间的器官匹配率为50％，普通人群为20～30％。 从手术难度来讲，假如肾移植为十，心脏移植则为二十，肝脏移植高达六十，一般所说的肝移植都是全肝移植，因为肝脏移植难度较大，除非二零零七年后特别注明的亲属间活体肝移植。但由于肝脏是“免疫特惠器官”，相对而言容易匹配，故肝移植寻找器官最容易。 文 ◎ 文华  在中国大陆的中共监狱牢教所，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内脏器官牟取暴利，为保证“品质新鲜”，甚至不施麻醉药物直接开膛破肚，情景极其惨烈。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美国国会以四百一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https://edit.epochtimes.com/news/administrator2/Ed/DisplayArticle4Update.asp?ID=2881569&y=2010&m=4的绝对优势通过了第六零五号决议案，要求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法新社报导说，这是美国政府为“阻止最邪恶的系统迫害”所采取的行动，报导引述议案起草人罗斯莱亭恩（Ileana Ros-Lehtinen）议员的发言：杀害法轮功学员获取他们的器官，“如此的暴行竟会发生在二十一世纪，这似乎让人无法理解，其残酷程度可与罗马帝国皇帝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吃掉相提并论。” 六零五号决议案等于用官方档的方式，间接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暴行。让我们回顾整个黑幕被曝光的全过程。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大纪元》发表了〈沈阳集中营设焚尸炉，售法轮功学员器官〉。化名皮特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独家爆料，称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有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这里很多法轮功学员离奇死亡，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  苏家屯血栓病医院北面正门。（大纪元） 据法轮功学员办的明慧网介绍，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开始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镇压。当时，法轮功学员本着相信政府的善良愿望，前往北京上访，希望能用自己切身受益的经历来让政府纠正错误。 据北京公安内部消息，到二零零一年四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纪录的法轮功学员就达八十三万人次。为了不让中共株连所在工作单位和地方派出所、公安局，还有大批法轮功学员没有报出姓名或未作登记。有消息说，二零零一年十月，北京公安局通过计算每天街头馒头售出量的递增，估算出当时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至少一百万。 由于北京公安无法将不报住址的法轮功学员遣送回原籍，北京监狱个个爆满，上访学员还在源源不断进来，中共各地劳教所爆满，于是中共将他们秘密转移到不为人知的地下监狱、劳教所或集中营关押，这群为数数十万、主要来自东北、华北及各地农村的法轮功学员，就这样失踪了……员警在监狱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签署“悔过书”的时候，普遍动用酷刑，中共江泽民直接指示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白死”，由于对造成的死亡不负法律责任，人性中的私欲不受约束，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成为靠移植器官牟取暴利者的觊觎目标，无所顾忌的罪恶于焉展开。 三月十七日，第二位证人现身。《大纪元》以“主刀医生太太揭苏家屯器官摘取黑幕”为题，进一步点明上述集中营就设在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四十九号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证人安妮的前夫曾亲自摘取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从二零零三年开始，他开始出现精神恍惚，晚上盗汗作噩梦，床单湿透了一个人形。后来他才告诉家人，医院大量摘取法轮功学员的肾脏、肝脏等器官，这些学员很多还是活的。叫他干的人说：“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杀一个人是杀，几个人也是杀。”那时他们被告知，残害法轮功学员不算犯罪，是帮共产党“清理敌人”。  证人安妮（摘取眼角膜的主刀医生太太）说：医院的人称锅炉房为焚尸炉，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后，丢进这里被毁尸。（大纪元） “我丈夫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篇日记中说，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他用剪刀剪开这个病人衣服的时候，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圆的法轮章，上面还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从那以后他就不想干了，但他多次遭到暗杀威胁，有次安妮还替丈夫挨了一刀。后来丈夫逃到国外，但由于安妮无法原谅丈夫参与偷盗活人器官的罪行，两人离婚了。如今前夫得了癌症，但他还是不敢站出来讲真相，怕国内的家人受牵连。 苏家屯事件曝光后，大陆很快把“苏家屯”三个字列入网路禁词。三月二十七日，事件曝光后的第十九天，中共当局匆匆推出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施行时间却定在七月一日。外界质疑，既然人体器官买卖是非法的，应该立即执行，为什么还要等上三个月？莫非有人需要时间来处理现有器官库？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首次否认该指控，并邀请海外记者前去调查，但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没有公布该消息。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随即申请签证前去调查，签证被拒。 三月三十一日，《大纪元》刊登了“沈阳军区老军医指证苏家屯集中营内幕”，这位了解中共活摘器官内幕的老军医指出：“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三十六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一点四万人被集中关押。……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十二万。” 老军医还透露说，“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我能讲的只有这些了。” 四月一日，一个非政府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调查报告，确认“沈阳存在庞大活人器官库”，并公布了几个大陆移植医生的原始电话录音。这些医院公开承认他们移植用的器官来自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这其中包括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上海中山医院、河南郑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那位医生还不耐烦的说：“法轮功该用就用呗，管他法不法轮功！是不是！”（http://news.epochtimes.com/gb/6/4/18/n1291746.md#1） 四月八日，《大纪元》披露了“盗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一直在劳教所”。调查显示，大陆三百多家劳教所里关押着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许多劳教所强行抽取法轮功学员的血样，用以建立活体器官库。一旦有病人需要某种类型器官时，就反向匹配，将该学员害死以盗取器官。 四月十二日，中共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苏家屯血栓医院副院长张玉琴称主刀医生和太太的证人证言“子虚乌有”：“我们医院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而当时《大纪元》还没有公布女证人安妮的照片和她的真实姓名。难怪有记者嘀咕：连这两个人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能否认有无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四月二十一日，在胡锦涛访美期间，女证人安妮和记者皮特首次公开露面，表示无论中共如何销毁证据、搞国际恐怖主义，他们愿用生命作证，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苏家屯的两位证人首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证中共在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纪元） 四月三十日，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盗卖法轮功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盗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六万多份。另外，中共严重隐瞒了盗取器官规模，将十一万说成三万。二零零零年以后中国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资料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有几个人还因此升为将军。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报告从十二个方面汇集了调查的起因、方法、证据、反证、可信度、结论及建议等。最后得出结论，这项指控是真实的。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过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五月，《大纪元》根据明慧网资料，综合报导了一系列法轮功学员被偷盗器官的具体案例，如“唐山市劳教所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山东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严重”；“河南新乡盗器官谎称尸检 市长受株连”。如河北秦皇岛青龙县土门子村法轮功学员宋友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上午被抄家后被关进青龙看守所，十四天后被迫害致死。家属证实，宋友春的遗体被掏空了所有器官。被怀疑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法轮功学员赵英奇、陈爱忠、孟金城、贺秀玲、于莲春、李梅等。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人权圣火在雅典点燃。（大纪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由三百多名各国国会议员、法律专家、医生、教授、记者、知名人士等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在希腊点燃了人权圣火，提出“奥运不能和反人类罪行同时存在”，并在随后一年里，人权圣火经过欧洲－澳洲－纽西兰－南亚－非洲－美洲－东南亚，传至全球三十九个国家一百六十九个城市，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 文 ◎ 季达 
来自中国大陆的证人皮特（化名）和安妮（化名）在美国公开指证：中国劳教所、收容所与中共军防医院、地方医院、黑社会集团、中共公安和中共其他部门贪官和海外代理中国器官买卖的国际集团已形成一个庞大的贩卖人体器官网络。 交易中涉及中国地下经济、身份证及死亡证等法律档造假、借官方和军方医院私下做移植手术等等黑幕，即便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若对中国社会没有实质性的了解，也较难完全明白这个庞大网络的作业流程。 皮特是中国一家间谍学院的高才生，后送到日本大学深造，之后留在日本新闻界工作，他因采访关系在沈阳偶然发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安妮是曾在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的太太。 在海外曝光中国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之后近一个月，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在中共沈阳官方陪同下，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参观，随后美国驻华使馆女发言人说：“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这里从功能上讲就是一家医院。” 《大纪元》记者就此问题对二位证人进行采访。皮特表示，“中共最近公开邀请各方去苏家屯采访调查，调查团根本查不到什么人和任何的证据，什么都查不出来，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因为本来这个医院它就是正规的医院，大陆都是用正规医院的幌子，暗地里做黑市器官交易。” 安妮说：“中共说苏家屯医院是容纳三百个病人的医院，容不下六千人，我没有说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在这家医院公开的住院病房里，法轮功学员被安排在秘密的特定设施中。这家医院做的不是移植手术，是做器官摘取手术，医生在这家医院摘取器官以拿到别的医院去移植，或卖到别的地方去。 中共说苏家屯医院里面只有二十多个主治医生，作不了这些移植的手术。其实，在这家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大多数都不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当然也有个别是这个医院的，但我前夫就是别的医院调过来的，很多都是别的医院调过来的实习医生去作移植手术，医院院方并不知道。还有一些医生借政府医院设备私做手术，但其人事档案等都不在这家医院，就类似苏家屯医院丝毫查不出来相关医生的手术纪录。大陆医生借政府医院设施做手术、赚私钱的事情很普遍。医院的员工、管理人员大多也都不知道医院中曾发生过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 《血腥的器官摘取》还访问了一位去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做肾移植的病人，他的主刀医生是高伟。太平医院是非军方的普通医院，但是，主刀医师高伟是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肾移植科的大夫，高伟同时还在广东省深圳武警边防医院兼职。 中央电视台二零零六年四月曝光了一位港商到广州做换肾手术死亡的事件。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名主任医生接收这位港商，但换肾手术却在广州市附近的三级医院做，医生不留病历，没有纪录，手术后不久这位港商就感染致死。 据安妮介绍，中国盗卖器官生意最初起源是在约二十年前。那时在中国沈阳有一群高干子弟，与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黑道有联系。这些高干子弟与黑帮联手拐卖中国农村的儿童和妇女，送到海外或其他地方贩卖。 后来，国际上器官生意和买卖人体尸体的生意逐渐开始兴旺起来，他们发现若将人杀了出售器官和尸体，比贩卖活人利润要大太多。大陆很多地方都出现人失踪死亡后，尸体被掏空的情况，这类情况在大陆报纸上经常看到。 在大陆的国际器官旅游热潮中，沿海城市的大医院得天独厚，更容易从港台、东南亚和海外招徕病人。如何广泛的开辟器官来源，建立与军方或者军方背景的医院的关系，就是这些医院的器官中介所极力钻营的。 事实上，大陆地下黑社会、中共劳教所、医院（或器官移植中心）、海外招揽换器官生意的国际集团，有个庞大的地下系统在经营盗卖人体器官，包括活体摘取器官的黑市交易，这其中涉及大陆黑社会组织、中共官方贪官、中共劳教所员警、医院“走穴”捞外快的医生。  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在中国各大省市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中一直都有发生，当地公安医院（包括武警医院）勾结劳教所的不法分子和社会上贩卖器官的中介机构等共同参与犯罪。图为中国劳教所。（AFP）
正是中共的迫害和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使得零星个案发展到大规模活摘器官。据知情人透露，二零零一年底就开始有规模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出现了。 中国盗窃死刑犯器官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还没有断气，相当于是变相活摘。在这种背景下，当中共把法轮功当作国家的敌人，当作比死刑犯还不如的抹黑目标和迫害对像时，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器官迈出的就只需一小步。 利用死刑犯器官必须要经过司法部门的许可和参与，导致医院不能到监狱随便摘器官。但是，如果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司法系统之外的、被政府镇压、摸黑、丑化、被仇恨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被非法集中关押，人数巨大，那么，这个群体就很可能成为最好的活体器官库，特别是被拥有特权的军队和武警移植医院开辟成为新的器官来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出现的大量非法集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便是一个这样的群体。这个群体作为器官来源，有几大特点： 一、绕开了司法系统。很多学员是被抓后直接送去劳教所（送劳教所不需要审判，公安可以直接送）。很多上访的学员，为了不株连家人、单位和地方政府，不报姓名和住址，从而被大量非法集中关押。 二、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能把国外几年的等待时间缩短到一至二周，最适合让中国大陆成为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 三、器官移植的关键之一就是供体的质量，活体器官远远好于尸体器官，这样的器官最适合要求高质量、愿出高价钱的洋病人。◇ 文 ◎ 王明甫（中国大陆）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模拟图。（新纪元资料室）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句话如果用来形容中国大陆的现状，非常贴切。 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底，因为出来为法轮功说几句公道话，被中共员警绑架，关押在北方的一个看守所里。同狱牢头是当地人，在看守所里，也叫劳动号或学习号，他是因为参加黑社会的寻衅滋事而被判五年刑期，后安排在看守所服刑。 犯人一进了看守所，牢头狱霸就会用各种方法要犯人向家里要钱，即使不向员警行贿，把钱入到看守所里登记在犯人的账上也行，犯人用这个钱向看守所买吃的用的，一千块里面，真能让犯人吃到嘴上的，最多就是三四百块，还要分点给牢头狱霸呢。其余的钱成了员警的奖金了。监狱及劳教所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快要离开那个看守所的时候，有一天，看守所有个被判死刑的犯人被拉出去枪毙。牢头看到死刑犯被从甬道中押走的样子时，就若有所思，后来就一直心情不好。我问牢头：“你认识这个人吗？”牢头说：“不认识。”“那你忧郁干嘛？”我问道，牢头摇摇头不说话。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牢头才小声地跟我说：“我真后悔，当时如果下手狠一些，杀了人命，被判死刑，我现在也出去了。”我吃了一惊：“你疯了，判死刑还能出去？”牢头小声地说：“你不知道，我跟的这个老大，是我们当地政协的大官。我们黑社会有一个规矩，小弟替老大出去办事，打了人杀了人，被员警抓了，判几年刑，老大照付工资给我家里，出来后还给老大办事。如果被判枪毙，老大就要替手下买命。” 我奇怪道：“怎么买命呢？”牢头说：“我这个案子同案的四人，我是第三被告，前两个首犯都是死刑，他们把大事都扛下来了，我被判五年，另一个判三年。 “判死刑的两个也不是一宣判就马上拉出去枪毙，都有一个上诉期。在这期间，我们老大就跟看守所里讲好，用三百万买两条人命。看守所会去收容所里找两个没有身份（无真实姓名的临时被关押的收容者），这其中有不少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上访被捕后等待遣送原籍，但因很多法轮功学员拒绝透露其姓名和原住地而暂时无法遣返被送入收容所，还有一些是流浪汉或乞丐、小偷等。 劳教所要‘买人’时，一人几千或一万左右给收容所，收容所不一定知道看守所来要人干什么，反正收容所有的是人，有钱赚就行。然后带到看守所里关着，黑话叫养‘小肥羊’。等到要枪毙人的当天，把‘小肥羊’先叫到办公室里，给他打一针，‘小肥羊’就不会说话了，神智也不太清楚，但还会走路。武警到号房带被枪毙的人过来，迅速进办公室，把人调一下，带走到刑场枪毙的是‘小肥羊’。我们兄弟（被枪毙的人）在办公室里化装成员警，然后由真员警送到看守所外面，老大早就派车来接了。人一出来，马上派两个弟兄护送到南方去，换个姓名，换身份证等，给那里的黑社会老大做马仔。” 我问道：“那驻监的检察官及刑场上可能还有法院的人都要验明正身呢，这怎么办？”牢头说：“你傻啊，那一百五十万一条人命，也不是看守所独吞。武警、检察官、法官等，只要有沾边的，大家都有份分钱。而且家属还有钱赚呢。”“为什么？”我又问道。 牢头说：“家属也知道被枪毙的不是自己的亲人，是别人替的。家属来收尸的时候，已经跟医院讲好，把人身上的器官，只要能卖的，连眼角膜，全部都卖给医院，至少也能卖个几万元。”我惊叹地说：“天哪！共产党太黑了，可怜的中国人被当成猪那样来宰杀和贩卖。” 后来我了解到中共劳教、收容所中发生买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甚至出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残忍事件。◇ ===================================== 文 ◎ 王静雯 自中国发生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黑幕曝光之后，近年来国际上谴责声浪不断。二零零七年五月六日来自世界各地五千多名医生和专家，在旧金山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上，共同探讨如何照顾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并就器官移植的道德伦理和有关规章制度等议题进行讨论。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比金（Scott Biggins）等医生公布器官移植伦理道德研究调查报告显示，许多参加二零零六年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国际医生，选择明显表示不再鼓励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调查还显示，有67％的人支持不发表那些存在不道德获取器官行为国家的论文；有56％的人不愿意对来自从事不道德器官获取的国家的医生进行培训。有86％、73％的人认为美国和欧洲符合获取器官的道德标准，而只有4％的人认为中国符合获取器官的道德标准。 比金医生说，调查的结论有如下几点：一、器官移植专业人士们关注中国同行获取器官的道德标准；二、大部分人不鼓励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缺陷的行为；三、大部分器官移植专业人士愿意照顾那些曾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缺陷的国家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病人。 参加器官移植大会的美国新泽西州的路易斯（Lewis）医生对伦理道德议题很感兴趣。他说，五年前他有一位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位病人在前往中国前，中国方面已经把器官匹配好了，而且他知道供体来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人。路易斯表示，中共利用被关押者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这令人非常困扰。 路易斯医生还表示，美国不允许进行器官买卖，器官都是自愿捐献的；病人在美国等待器官的时间是五到六年。但是，他的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时，是器官在等着病人去的时间，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病人等待器官；病人到达中国后即进行摘取，这一切和后面的黑幕让人毛骨悚然。 来自日本的肾脏移植医生Tsuneco先生表示，去中国移植器官的问题很敏感。他不愿接收照顾从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并告诉病人不要去中国进行移植，否则回到日本后，不会对这些病人进行护理。 —-转载《新纪元周刊》第168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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