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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几置李锐于死地的“革命母亲”范元甄

【大纪元2017年11月05日讯】上篇介绍的是被中共打造的“革命母亲”、女作家杨沫，本篇说的是另一个典型“革命母亲”范元甄，她是曾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前妻，她的女儿李南央2002年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李南央看来，选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文章题目，是因为她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她又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而她写这篇文章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看到，因为“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

与李锐结婚和复婚

1921年出生在汉口一个殷实人家的范元甄，十几岁即参加了中共，“年轻时很是得意”。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她不仅得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的称赞，还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喜爱。

1939年范元甄与李锐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在延安，范进了马列学院，而这是她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在马列学院，连毛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她还与江青等并称为“延安四大美人”。据李南央记述，母亲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

范元甄的能力也十分出众。李锐曾对女儿说过：范元甄能力在自己之上。据说，在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中，范元甄扮演的国民党代表，结果把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这个事情在延安谈论了很久。

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范元甄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

1943年4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李锐被诬陷为特务，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范元甄写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地。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

而在李锐被关进监狱后，范元甄与后来的中共“左王”、也是当时去“抢救”她的邓力群“睡到了一起”，还被邓的妻子撞见。李南央的文章中提及了此事。

1944年6月，李锐被放出来后，范元甄将自己与邓力群的事情说了出来，并说自己“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他们是“真诚的爱情”。李锐听后，马上离开了住所，两人很快离了婚。之后李锐大病了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

因为此事闹的越来越大，中共还开了五次批判会，范元甄被中共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其同居了一个星期。

此事发生后，范元甄的名声很坏，大概是为了消除影响，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范元甄主动与李锐复婚，并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中共高官的私生活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后的心理扭曲

抗战胜利后，范元甄随李锐北上热河。李南央的哥哥就出生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到热河后，二人一直吵闹。后来到了北平，范元甄在《解放报》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当上了总工程师。

据李南央讲述，在中共建政初期，范元甄受到了重用。不过在1959年李锐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随者后，她受到了牵连，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在重压之下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做了手术后，变成了机能低下，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身体自此垮掉。

多次的政治连坐以及身体上的垮掉，使范元甄严重心理扭曲。在此后很多运动风潮之中，她疯狂的揭发李锐、揭发亲人，甚至连女儿都不放过。那些让李锐致命的“攻击”毛的话都是其揭发的，而李锐却连一句范元甄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

1960年李锐被发配到北大荒，他请妻子给他寄点东西，范竟然去信挖苦，还把他们夫妻间讲的枕边话写成揭发材料，把李的两封信交给组织。伤心欲绝的李锐提出离婚。1961年，两人第二次离婚。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范元甄短暂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很快文革开始了，她被发配到干校劳动，回京不久后便被做离休处理。1968年三月范元甄的家被抄，范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

在李南央的记忆中，范元甄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一次李南央忘记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立即遭到了母亲的呵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吵架是家常便饭

李南央回忆道，从她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她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范元甄一个人吵，没听李锐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

有一次吵架后，李锐第二天只好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范元甄和李锐不和睦的关系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至于吵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李南央的奶奶。原来李锐年轻时，因追随中共不辞而别，母亲急得发疯，后来只好把女儿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1949年李锐突然现身，老人打了儿子一个耳光，李锐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母亲面前，请求母亲原谅。范元甄听说后，十分生气，认为李锐身为共产党的干部，“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中共将人变异到罔顾人伦的地步，由此可见。

从此，范元甄不让婆婆进自己的家门，李锐非常苦恼，只能将来看自己的母亲安排在招待所。

而吵架的另一个原因是李锐的用人标准。李锐用了一些国民政府时期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他的秘书和司机也是类似的人。也幸亏是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李锐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在李南央看来，父亲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母亲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

打骂讥讽女儿

李南央小时候，虽然父母总吵架，但母亲并没有打过她。不过，在其9岁时，父亲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后，她成了范元甄发泄的对象。按照李南央的话说：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

家里的阿姨说，李南央见了母亲就像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母亲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在她心里，对母亲并没有爱。

对于孩子的思想教育，范元甄十分重视，而且特爱讲大道理，但李南央却不愿听从，反而偷偷看母亲不让自己看的书，如《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等。

李南央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有一次，范元甄发脾气，讥讽女儿：“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李南央这才知道，自己藏起来的日记还是被母亲找到了，她从此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母亲的看法了。也是从那以后，她对母亲是真真儿的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文革爆发后，因为父亲的原因，李南央在学校里挨斗。当范元甄听说原因后，幸灾乐祸的说：“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16岁的李南央听到母亲这样说，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她的心门是永远的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再向母亲诉说自己的痛苦、麻烦，无论是当冲压工出了事故受伤，还是去陕西的三线工厂。

亲情淡薄

不过，李南央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母亲虐待的，范元甄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其中李南央的大舅（范的大弟）是受害最深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

中共建政前，李南央的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去了台湾。范元甄南下到武汉后，就带着自己两个年轻的、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让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在李南央眼中，大舅一家人都很好，而他对自己的姐姐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还有李南央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范元甄是其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学校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范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自己的弟弟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其出国深造的机会。

而他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范元甄对其十分刻薄，让她睡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的板子上睡；上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等。

和母亲彻底闹翻

李南央和母亲彻底闹翻是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去的那一天。那天，她和刚交的男朋友、也是后来的丈夫悌忠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当听说周的死讯后，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晚上才回家。回到家就遭到了范元甄的一顿骂，说她和男朋友出去玩，不要脸，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她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其断绝母女关系。还说其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

觉得受了委屈的李南央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范元甄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她滚。她的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的哭出声。李南央则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与阿姨的住处。当晚思前想后，她决定离开家。此后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让李南央没想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因为自己在家中常常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范元甄给自己车间的书记写了一封信告发思想反动。幸好，车间书记是个好人，叫李南央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的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在李南央看来，如果说母亲当年与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不是迫不得已。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最后一次见面暴打女儿

1989年学生运动后，李南央离开了大陆出国。1994年，她带着女儿忙忙回国探亲，这是她最后一次与母亲见面，而之前她们已经不止有四年没见了。

回到家中看母亲，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没说两句，范元甄就从说李南央的大姨开始，骂上了李锐，说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等。之后又骂上了李南央的朋友。李南央低头听着，心里却在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骂完了，范元甄拿出一块毛的头像怀表，问忙忙是否知道是谁。忙忙自进门以来，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

忙忙告诉外婆，那个人是“毛泽东”。范元甄又问毛是谁，忙忙故意说不知道。范于是慷慨激昂的说起了毛。李南央不禁想到文革后期，母亲曾将自己与江青作比，而周围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看着母亲那张脸，李南央意识到“这个人是完完全全的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此时的李南央已更多的认识了母亲，知道她当年揭发李锐，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这在其看来，是不可以原谅的，因为“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

李南央写道：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见面终于以不愉快结束。当范元甄问忙忙为什么哭时，忙忙回答不上来，李南央赶紧替女儿解围。在言语中又触怒了母亲，范元甄长期积聚的怒火一下子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抓起李南央的衣领，呵斥着让她滚。深知母亲脾气的李南央马上让忙忙快走，但范元甄两只拳头向她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她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紧接着，范元甄又将女儿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其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李南央感觉她的两只眼睛很让人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像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