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教育投入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投入

【大纪元2018年01月20日讯】

教育是立国之本，可以教化民众，启迪民智，改良社会风俗，教育投入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关系到国民素质及国家长远发展，任何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国家，都会重视教育。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的高水平教育投入。

早在2000年前后，绝大部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占其GDP的比例就已超过5%。高水平的教育投入，极大地支撑了国家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

那些曾经举全国财力去办教育的国家，无论是现在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国还是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对教育的高投入，最后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财富上获得了增长，在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上，教育都发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共教育投入

文革前，教育投入极少，当时公社（即后来的乡）及以下的学校校舍及教师宿舍大部分是占用农村的祠堂，教堂，庙宇，正式的教师也不多，许多为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由当地农民供养—即上课相当于和农民一样挣工分，然后每月国家再给5 元人民币的补贴，也就是教育的费用由农民分担了。县城的学校大部分也都是清末及民国的学校，新盖的学校校舍很少。

1978年至2011年，中国教育投入一直在2%～3%上下徘徊，远远低于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平均水平为4%，

直到2012年，中国教育投入才首次达到4%，4%是什么水平？

以1994 年各国教育投入为例，当年发达国家为5.1%，世界平均水平4.9%，欠发达国家为4.1%。印度，巴西，哥伦比亚，非洲的乌刚达等国都超过4%，而我国仅为2.52%。

2007年教育经费对比，中国为3.22%，其他国家及地区如下

中共又把本来就少的教育投入集中投到少数教育机构上，? 中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教育投入就更少，至今还有拖欠教师微薄的工资的情况发生。

民国时期的教育投入

1912年，民国一成立，即强调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明文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更是强调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县、市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己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教授收入堪比国民政府部长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还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为400-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元，县长一个月20块银元，而国小学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元。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竟是县长工资的两倍。

抗战时期，财力紧张，有人主张将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对此，蒋介石说：“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并采取措施，保证学校不能停课，老师不能减薪，后方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国破家亡，耽误啥都不能耽误娃的功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民国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时的两倍。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学生上学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八年抗战，在许多学校被日军炸毁的情况下，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这就是说，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而且比战前还强大；大学的整体水平非但没有下降，相反很多专业领域还有了明显的提升。与国际化接轨的程度高，并且国际上排名位于前列，这与当时政府对对教育的认识及重视有很大关系。

抗战最困难时，蒋介石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私人或者自主办学的对比

民国时政府办学不是唯一形式，在社会办学很普遍的民国，政府经费是少部分，主要是供给给部分高校。部分优秀的高校如山西大学，齐鲁大学都是地方军阀供给经费，燕京，圣约翰这样的大学是教会供给，协和是美国财团供给，湘雅是雅礼协会及教会供给，都不在中央预算内。并且国际上排名都很靠前。

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学院等教会办的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彻底消失。

中共窃取政权后，中共控制所有的经费了。不仅对教育投入少，且绝对禁止私人或者自主办学，教育成为中共利用来愚民的工具。现在好像是可以办一些学校了（如考英语的学校等），那也只不过是中共想利用家长重视教育的传统来赚钱罢了，教育内容不得越雷池半步，前几年有人自费办个图书馆免费供人阅读，里面主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的传统国学的书，都被中共强行关闭。

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

在中共治下，文革结束前，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各次运动都被波及。

而民国时期对学者极为敬重，比如章太炎、傅斯年多次骂蒋介石，死后民国政府仍给予国葬待遇。胡适从美国回来，看民国很不顺眼，破口大骂蒋介石，能用上的词都用上了，气的蒋介石火冒三丈，蒋介石对他可不薄，挨了骂，反而多次提拔胡适，并且唯以重任。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不仅动口当面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你是新军阀”，还一脚踢过去，结果仅以打架斗殴论处、只被关押了七天，照样当教授。但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大遭批斗，刘文典低下了在蒋介石前曾经高傲的头，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批判自己，向整个社会低头，并承认那些莫须有罪状。即便这样，他依然没有得到中共的宽大处理，依然被当作顽固派学术权威一批再批，1958年含冤病逝于昆明。

当年在日本侵华时，全国倾尽国力抗战时，蒋介石优先保证教育经费，敬重教师。抗战时西南联大8年，办学水准和成绩令世界瞩目。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于敏6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涌现了众多的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