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墙 | 三退 | 诉江 | 中共卖国 | 贪腐淫乱 | 窜改历史 | 党魁画皮 | 中共间谍 | 破坏传统 | 恶贯满盈 | 人权 | 迫害 | 期刊 | 伪火

社论 | 问答 | 剖析 | 两岸比对 | 各国褒奖 | 民众声援 | 难忘记忆 | 海外弘传 | 万人上访 | 平台首页 | 支持 | 真相 | 圣缘 | 神韵

天下收藏第一人张伯驹的悲喜人生（上）

【大纪元2018年01月04日讯】编者按：近些年，回购流失海外文物成为中国收藏界的热潮，很多文物被卖家炒成了天价，民间与相关部门为此投入巨额资金。据2011年3月24日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数据，国家海外重点珍贵文物回流工程，2002-2007年，仅中央财政拨款就达2.5亿元。

可是，除了人所周知的文物流失海外的两个原因：海外劫掠和文物走私，还有一个至今被中共掩盖的真相：廉价出口文物换取外汇。从1949年至1988年，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一直在有计划的组织“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换取外汇，支援经济建设。这个举动被行业人士私下称为盗卖祖宗家业。

据《参考消息》报导，保守估计，至少有17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远超中国本土博物馆藏品总量。

张伯驹，启功评价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耗尽亿万家产收藏国宝，只为“永存吾土”，世人称其比国宝还要珍贵。1956年，张伯驹将所藏珍品悉数捐予故宫、吉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出自张伯驹。第二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1969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年逾70，生活无着，靠亲朋接济度日。

*****

有一个名字，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就难以忘记。

民国四公子，他占一席；民间收藏家，他数第一；天赋超群，享有“神童”之誉；七岁入私塾，九岁能赋诗，一部《古文观止》滥熟于心。

他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待人温和，处世淡定，极重情义。他身为富二代，却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丝毫不讲派头，堪称富贵子弟中的清流。

他挂靴封剑，由军旅功名华丽转身，一头扎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翰海，游得酣畅淋漓，游得感天佩地！他呕心于书画鉴藏，醉心于诗词曲赋，般般拿得起放得下，成就一代名流大家。

他性情秉直，抱朴守真，有功于国，却被扣上“右派”帽子，余生凄惶，黯然谢世，令人哀婉不已。今有五言绝句《咏张公子伯驹》赞之曰：

“逸如天岸马，奇似人中龙。
公子百年后，阎罗不忍收。”

他，就是张伯驹。

豪门身世京城公子

张伯驹，原名张家骐，别号丛碧馆主，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生于河南，生父张锦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张镇芳的弟弟。

张镇芳是谁呀？他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张镇芳主掌盐政；他还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他官财两运亨通，美中不足的，是两个子女先后夭折。故而伯驹6岁时，就被过继给张镇芳作儿子。

及至学龄，伯驹被送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是校友。毕业后，父亲把伯驹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军中，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

人各有志。张伯驹此生注定不是功名圈子里的人，他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从此，古玩鉴藏、读书写字、弹曲唱戏，耽美于名士圈，做了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

金风玉露情定三生

1933年，张镇芳病逝。谨尊父亲遗命，张伯驹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1935年，盐业银行从北京迁到金融中心上海。一段天造地设的姻缘大戏就此开板。

（大纪元合成）

话说当年，上海风月场有一位色艺俱佳的奇女子，本名潘素，艺名潘妃。她是前清宰相潘世恩的后人。母亲是大家闺秀，从小教她音律、女红和绘画。母亲病亡，父亲败光了祖产，继母就把她甩手卖到了上海妓院。潘素人如其名，外秀慧中，能写善画，弹得一手好琵琶，占尽无量风光。

伯驹一见潘素，惊为天女下凡。而他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潘素也早有耳闻。“老生捻胡子，必有好故事。”这么一对奇男异女，瞬间来电，一见钟情。张伯驹挥笔而就一副嵌字联：

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芳名、姿容与伎艺，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真可谓词组解风韵，一联订终身。

然而，好事多磨。潘素当时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中将臧卓，已与潘素婚约在先。当他得知半路杀出个张公子，赶紧把潘素软禁起来。

毕竟对方是国民党中将，张伯驹不能横刀夺爱，而是来了个曲径通幽。张伯驹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救出潘素。然后迅速回京，二人牵手走入洞房花烛夜。那是1935年，潘素20岁，张伯驹37岁。

张伯驹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潘素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为艺之妙，取法自然。张伯驹偕潘素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觅艺术灵感。又师从朱德甫、汪孟舒、陶心如等人。潘素得天独厚，张伯驹家藏的顶级名家真迹，便成了她临摹的绝好范本。潘素又有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慧根，于是画艺日进，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精。张大千评价她的画曰：“神韵高古，直逼唐人。”

冰雪肝胆，怜香惜玉，救红颜知己出风尘的好男人，天底下不乏其人，但能把上海红倌美妓，培养成山水画家的，却是凤毛麟角，张伯驹算一个。

伯驹乘金风而来，潘妃噙玉露以待。其后大半生，伯驹与潘素，一对神仙眷侣，一诗一画，琴瑟合鸣；亦为护持文物国宝及经历文革劫难，而饱受惊惧与辱诟。令世人深以为憾！

舍命为国宝丹心可问天

古玩不好玩，越古越砸钱。说白了，古玩鉴藏是一个有多少钱都不算钱的大买卖。痴情于收藏的张伯驹不论这个，他起步就奔孤品、极品，只要他看入眼的宝贝，不惜卖房子卖地，花钱不是如流水，而是如决堤。再不行就卖掉爱妻的首饰；有时债台高筑，甚至舍命而不足惜。

（大纪元合成）

1928年，张伯驹30岁，在北京琉璃厂偶遇一幅匾额，上书“丛碧山房”四个字，仔细一看，居然是康熙御笔！他喜极了“丛碧”二字，买到手，抱回家，藏了这幅匾额，缘此他自号“丛碧”，走上古字画收藏之路，遂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平复帖》，是西晋文人陆机真迹，距今已1700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书法墨迹，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流传有序，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张伯驹闻说溥儒要出手《平复帖》，担心国宝再一次出流海外，便多方托人从中斡旋。因在此前，溥儒曾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出，致使国宝不慎流失国外。如果《平复帖》成为《照夜白图》第二，那将是民族之痛、千古之恨。

溥儒开价20万大洋，张伯驹拿不出，为此焦心，彻夜难眠。说来也巧，后来赶上溥儒母亲去世，急着用钱，张伯驹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以4万大洋购得。此后，历经跋涉离乱，张伯驹以命相护《平复帖》。

《游春图》，出自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之手，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作。古玩商马霁川觅得后，一心想卖给外国人赚大钱。张伯驹听了，心急如焚，可马霁川狮子大开口，要800两黄金。张伯驹刚筹资110两黄金购得范仲淹的《道服赞》，哪还来800两。

情急无奈之下，张伯驹四处呼吁：《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谁为多赚金子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张伯驹这么一闹，马霁川就无法出手了，只好让价到200两。张伯驹一咬牙，忍痛把住了十多年、最喜爱的的似园给卖了。那可是大清朝慈禧太后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旧宅，张伯驹在《多丽》一词中说它“仿官家，飞廊架宇”。豪宅换回古画，张伯驹从此自号“游春先生”。

聚宝如攀岩，越高人越险。张伯驹身边顶级国宝越聚越多，有人红眼了。1941年6月5日，张伯驹在上海法租界被绑架。绑匪索要伪币300万，否则撕票！张伯驹为了只出不进的收藏，一掷万金，此时的张家，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潘素想来想去，只有卖画一条路了。张伯驹悄悄对设法来看望的潘素说，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潘素见伯驹心铁意决，只得向亲友筹措，把能卖的东西都卖干净了，凑足了20根金条，经过8个多月讨价还价，张伯驹才得以生还。

那时，北京已经沦陷，张伯驹和潘素把视为重于性命的字画缝入衣被里，一次次往返于北京西安，一路担惊受怕寝食不安，带出北京。在那动荡的战乱年代，为使这些珍宝不受损毁，张伯驹真的是为之付出了身家性命。

1956年，张伯驹决然将8件珍品捐献给了故宫，件件价值连城——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蔡襄《自书诗》卷、黄庭坚《诸上座》、赵孟頫《草书千字文》、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卷》、吴琚《诗帖》。政府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分文不取，只收下一张褒奖令。很多人不解：稀世珍品换来一纸褒奖状！耗尽家业收藏，说捐就捐了？

您猜人家张伯驹怎么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国外。”好一番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

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感慨，“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这些古代书画极品，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据说，现今故宫里面的顶级书画，有一半都是张伯驹捐献的。如今，《游春图》和《平复帖》静静躺在故宫里，似在等待着旧主人轮回归来。

京城名票因戏获罪

捐完书画第二年，张伯驹就被打成了右派。另一个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曾问她父亲：“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是啊，为什么呢？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在毛泽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下，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发出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指令，骨子里深植传统文化基因的张伯驹高兴坏了。戏曲是他另一大爱好，他时常引以为快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当时的京剧名伶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陈香云、钱宝森等，都曾与他联袂同台。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京城名票。而这个雅好，却给他被打成“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和“右派”埋下了伏笔。

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和“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重新搬演《马思远》。

可是，就在演出《马思远》前两天，北京市文化局来电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谦谦君子的张伯驹怒了，他要跟当官的理论理论。5月12日，张伯驹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求获得舆论支持。记者会上，一心沉溺艺术从不过问政治的张伯驹问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马思远》事件成为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罪证。

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珍宝捐给政府，却要为一出旧戏跟官方叫板呢？殊不知，中共当政后，对传统艺术的批判、斗争，使京剧艺术日趋衰落，令张伯驹尤感痛切。1949年前，他不惜散尽家产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如今，他同样不能坐视国剧至于消亡。这其实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社会日益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他要尽其所能，挽回传统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