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暴政录：镇压“反革命”运动

【大纪元2018年10月17日讯】

镇压“反革命”按指标杀人
“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指示
镇压“反革命”杀人知多少
“镇反”冤案无数
镇压“反革命”杀人的目的及影响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中共夺取政权后，于1950年初发动的第一场肃清反对势力的运动，目的就是大肆屠杀思想或行动上反对共产党的人、或者有潜力成为武装反抗共产党的人，如国民党遗留的残部、知道中共假抗日真相的国民党抗日军官、国民政府公职人员、教师，而非刑事犯，以巩固其政权。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反”运动。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但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那么，我们看看中共当时对“反革命”的定义：

中共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因此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极其宽泛，如散布“谣言”，而对中共不利的话(不管是真假)都会被认为是“谣言”，或者中共认为其有对中共不利的意图，因此“反革命罪”的标准极其宽松和有很大的自由度。

镇压“反革命”按指标杀人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1951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就是55万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 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示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被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 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 28人。…… 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 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了落实杀人指标和更快杀人，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许可权。1951年2月5日，毛泽东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镇反”的指示

镇压“反革命”刚开始时的极短时间内，毛还强调过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毛马上改变看法，认为这是镇“反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时机，毛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主张“大杀几批”。

刘少奇说，“抗美援朝”的锣鼓一旦敲响，就会响得很厉害，“镇反”的锣鼓声就不大听得见，就好搞了。

“镇”反杀人知多少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仅仅在1951年的2、 3、4、5那四个月，就杀了50多万人，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

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究竟镇压了多少人？历来说法不一，但有几个重要的参考数字。

1、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透露从1948年至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死。

2、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

“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

3、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

从1951年2月——1952年5月间，至少有300万人被杀害。

4、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

1949年——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处死；
1953年——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6,000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

6、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200多万土匪”。

历来中共的统计数字都是假的，就像右派的统计数字是55万，实际是317万。所以，我更相信外国情报部门的数字，实际被处决的人很可能达到500－800万。

“镇反”冤案无数

从上面中共对”反革命”的定义可以看出，“反革命”就是在思想或行动上反对共产党的人，或者有潜力成为武装反抗共产党的人，并无真正对社会有害的刑事犯罪活动，其中所谓的“匪首”大多是国民党遗留的残部，因此被杀的人并没有多少刑事犯。

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以邀功求赏，刑讯逼供，人为地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即使知道是冤、假、错案，由于是“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什么人敢去揭示、平反。

中共镇压的“反革命”大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军公教（军人、公务人员、公立学校教师）人员，反之，大官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什么代表，作为“统战标本”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因为省主席、厅长等高官，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需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仅仅因为在国民政府工作过，或在国民政府当过兵，就被当作“反革命”枪决。

比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中共军队进入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为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一贯道坛主，6个地主。16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11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女人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

许多国军“投诚”官兵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那些受中共蛊惑而背叛国军投入中共军队者，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二点二万人。

还有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跟共产党干革命，没被国民党杀掉，却被中共自己给杀了，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受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死于北京狱中，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其父的平反，是由于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影响，完全是出于统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