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永难忘怀的血泪史

【大纪元2018年11月20日讯】南宁、乃至整个广西，在文革运动初始阶段的1966年5月至1967年的11月间，基本情况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是大致相似的，并无什么特殊之处。如由开始时的批《海瑞罢官》、“三家村”、“ 四家店”，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其后中共文革运动《十六条》的公布，北京红卫兵的出现，影响到全国，学校停课，破“四旧”，学生打校长和老师、游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大串连，无政府主义空前泛滥。紧接着是两派的出现，内斗，再到上海爆发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号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解放军“支左”——等等，直到此时，机关干部、工人、市民、农民都被卷入到运动中，紧接而来的是两派武斗的出现，使一些工厂停工，交通时有中断，到处都处在一遍混乱不堪的局面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宁及广西各地形势虽是昆乱，经济受到影响，个别地方武斗中有极少数人被打死，对此百姓们当然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但此时的广西并未见有随意乱杀人的事件发生。

到了1967年的11月，广西“422”和“联指”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协议”，中央同时下达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也正式成立。此时的广西人民（特别是受压的“422”派）是高兴的，他们以为广西形势从此会变好了。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人们之所料，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糟，终至出现大武斗、大屠杀，使十多万鲜活的生命惨遭杀害，这是善良的人们怎么样也不会想到的，更是无法理解的。

关于广西各地从1967年冬至1968年8月（不少地方乃至9月、10月）的大武斗、大屠杀情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作者本人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两书，以及其它文革的亲历者、研究者们有关广西文革的许多文章，广西各县的县志——等等，对此都有详尽的记述、论述，在此不必赘述，关心此事的朋友们可以去参阅这些有关的史料，对广西1968年大屠杀的问题定会是一目了然，触目惊心的。

在这里笔者仅就近年来在南宁结识的原“422”派部分幸存者，从他们口述的当年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一切，这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现把他们的回忆和反思整理成文，以享读者，定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文革期间笔者生活在桂林，是一个单位“老多”（造反）派的负责人之一，亲历了这里文革运动的一切。那时在桂林就久闻南宁“422”派的负责人龙智铭、曾春生、曹东风、石怀宇、黄达升、熊一军，以及朱仁等人的大名，可惜从未曾有机会与他们结识交往。

文革结束后，转眼数十年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退休后得以在南宁生活，从2000年起开始了对广西文革问题的回忆、反思与写作，但始终未曾结交南宁“422”派的相关人员。直到2016年初始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笔者有幸结识了盛国福先生，从交谈中得知他在文革中是南宁”422”派的骨干成员，他向我讲述了不少当年文革的辛酸往事；其后他又介绍我与张绍佺、熊一军、朱仁、史妙甫、曾春生、张俊秋、秦尚群、高丽霞、高兴学、唐莉娜、李曜增、王云高、黄振仕、郑绍兴、黄可钊、贺晓晴——等等一批当年“422”派的幸存者结识，令我十分高兴。这些幸存者可以说都是那个荒唐时代下涌现的风云人物，文革开始后，那时他们非常崇拜毛泽东思想，忠实于毛的革命路线，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勇敢地站出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派的反，成立造反派组织，这些风云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目，或者是骨干成员。那时毛泽东支持学生们起来造反，因而“造反派”这一名称在那时是很吃香的。但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开始之时，毛泽东打倒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一批人的目的达到，就把“造反派”抛弃了。在南宁，这批风云一时的“造反派”大小头目及骨干成员，随之饱受磨难，有的人険些丧命。但他们却侥幸活下来了，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经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交谈，其中与一些人还有过多次的交往，从他们的口述中，使我进一步得知了在文革中南宁大武斗和大屠杀的更多真实史料。

现将这些风云人物的辛酸往事简述如下：

1、盛国福：是我在南宁第一个结识的“422”派幸存者。他1942年出生于东北黑龙江省一个农民家庭，汉族，初中文化，1961年入伍当兵，1965年复员后被安排在广西南宁桥梁建设部门工作。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之时，作为生产建设部门的职工，他只是在单位党委领导之下参加运动，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声讨会之类的，其后虽是参加了南宁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只是一般的投入到运动中而已。但到了1967年“1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当广西军区砸了南宁“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激起了盛先生的极度不满，认为这是公然的侵犯人权，是极其错误的，从此使他全力投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

1967年“一月革命”后，广西军区受广州军区的指示，在群众中做“让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由于此时韦国清尚未检查错误，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也有不少人听军区的话，支持韦国清。到了4月，南宁就出现了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与打倒韦国清的“422“派。从此，两派围绕韦国清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至出现武斗。

盛先生当时是“422”派“工总”的负责人之一，也是“422”派的赴京代表，1967年6至11月周总理曾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盛先生参加了前面的4次接见。

在1968年6月开始的南宁大武斗中，盛先生受命驻守解放路据点，成了该据点负责人之一。在“联指”派及部队多次的联合进攻中，“422”派负责人及部分人员战死，最终解放路据点在8月5日被攻破，“422”派全军覆没，据点内全部人员被抓，许多人被当场打死，相当多的人因到下水道中躲藏逃生，不幸被水淹死。

盛先生说，当据点被攻破后，他与少数人仍在据点内的民房中躲藏，直到8月6日中午因饥饿他们才手举白旗走出来，但“联指”派武装人员仍向他们开枪，走在前面的一人（属南宁航运公司的职工）被当场打死，一人受伤。此时走在后面的盛先生高喊“不要开枪，我们是徒手岀来投降的”；当他们几个人扶着这个伤患走出来后，看见有解放军，盛先生就向解放军呼救：“解放军同志，救救这个伤患吧”，谁知这个军人却说“你自己不死就算你命大了，管他干什么”。听了这话，盛先生心里一阵悲伤难过。

据点被攻破，盛先生算是逃过了一劫，保住了性命；但其后他被押送到公安厅的看守所关押，不久又把他送到茅桥监狱，直到1974年才把他释放。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他曾多次被严刑拷打，逼迫他承认是“反共救国团成员”，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是他一生中经受的最大磨难。

释放后，盛先生虽恢复了工作，但并未获得平反，非法关押期间的工资也未补发，直到1983年文革“处遗”开始时才获得平反。90年代后期盛先生退休后，除了与朋友办公司做生意而外，他经常邀请当年“422”派人员相聚会歺，回顾文革中的辛酸往事。不幸的是在2018年6月他因病去世了，使“422”派的幸存者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团聚组织者，使大家十分悲痛。

2、张绍佺：是我在南宁第二个结识的“422”派幸存者，是经盛国福先生介绍的。他本是南宁郊区亭子公社的干部，1967年一月革命后，他也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其后成了南宁“422”派“农民造反总部”的负责人之一。1968年南宁局势紧张时，他也驻守在解放路据点，是据点的联络员。当据点被攻破后，他被“联指”派抓回乡里，受尽折磨，几乎九死一生。在解放路和被抓回农村后，他亲眼看到地上摆满了许多尸体，许多“422”派人员及“地、富、反、坏、右”人员被枪杀，或者被棍棒打死，刀捅死，惨不忍睹。他自己曾多次被斗、被打，万幸的是保住了一条性命。直到1973年他才被释放回家，其后恢复工作，80年代初“文革处遗”时才被平反。

90年代中期他退休后，有幸随子女移民到了美国，生活在美国这个民主、自由的世界里，他感到十分幸福。他每年都要回广西两次，住上几个月，与朋友们相聚。自我与他结识后，每当他回到南宁时，常带我去拜访“422”派的幸存者，看当年武斗及杀人的现场, 这些常常都会引起他对辛酸往事的痛苦回忆，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初回南宁时，3月初时我与他和几个朋友还一起聚歺，不曾想到4月中旬他到北旅游返回南宁时中途遇车祸身亡，使“422”派的朋友们万分悲痛。

除这二人外，另外结识的十多名幸存者，都是近三年来由盛国福先生和张绍佺先生二人多次邀集的早茶会、聚餐会，大家会聚一起喝早茶、中午聚餐相识的。

3、史妙甫：他的祖藉是上海人，上世纪40年代中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商务印书馆员工，1950年到南宁印刷厂工作，史先生随夊亲移居到南宁，是在南宁上学、成长的。文革开始时他是南宁一中高三年级的学生，运动初期他参加盾牌红卫兵这个保守组织，其后很快就反戈一击参加造反派组织，后来成了一中“指点江山”的负责人之一，成了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1967年6月开始，广西两派代表赴京学习和谈判期间，他是“422”派代表之一，曾参加过周总理的四次接见会。

1968年韦国清和“联指”派的幕后操纵者们挑起武斗时，他是南宁“422”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解放路一片据点的总指挥，领导这一片据点内“422”派人员多次击退“联指”派的进攻。从7月下旬开始，在部队和“联指”武装的强攻下，8月初解放路据点终被攻破，8月6日他在楼上被抓，幸好抓他的是解放军，不是“联指”暴徒，因而没有被打。后以“现行反革命”、指挥“杀人放火”、“坏头头”等罪名把他押送到公安厅看守所关押，其后又送到监狱关押。开始时把他和另外21名被抓捕的“422”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五花大绑押到展览馆搞“活人展览”，组织全广西各地的“联指”派人员分批来参观。史先生说他心里一直不服，曾严正的对展览组织者们声言：“你们想用这种手法来羞辱我，实际上是羞辱你们自己”。在关押期间曾几次把他押回学校进行批斗，在关押中没有被打，但在学校被批斗时曾几次被暴打。

他的所谓“罪名”都是胡说八道强加的，在监狱他被非法关押了九年多，从没有经过司法正式判刑，直到1977年才从监狱中放出来，1984年广西文革“处遗”时才被正式宣布平反。

由于他一直没有机会找到合适工作，1980年他结婚成家了，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他开始做些小本生意，后代理广西的水菓批发生意，销售到北京等地。经过艰苦地创业，逐步地挣了钱，不但改善了生活，还建了一座八层楼的房子。步入老年生活后，常与朋友们聚会用歺，回顾和反思文革中的辛酸往事。2016年春接受过香港电台电视部纪者的采访，制成“1968——广西故事”在电台播放。不幸的是2018年过年前夕史先生因病去世了，使“422”派中的众多幸存者朋友们无比悲痛。

4、高丽霞女士：她的祖藉是江苏徐州，父亲是广西田阳糖厂员工，1941年他出生于田阳，是在这里长大上学的。高中毕业后，她到南宁工作，先到西厢塘一所小学任代课教师，文革开始时是新阳小学的教师，1967年“一月革命”后参加造反派组织，成了一名骨干成员。1968年南宁大武斗时她驻守“422”派的解放路据点，是据点内的广播员。

当8月初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她被“联指”派武装人员抓埔，先在水牢里被关了三天，没有任何吃的，饥饿难耐，险遭饿死。后被送到茅桥监狱关押，期间曾与另外被抓埔的21名“422”派人员被押送到展览馆作为“现行反革命”、“ 坏人”展览了三个月，供“联指”派人员参观。想不到韦国清这个广西土皇帝、独裁者、迫害狂也来参观这个“活人展览”，当他和一批广西的高官及“联指”派头目走到高女士身边，看到高女士被捆着绑坐在那里被展览，竟无耻的说：“高丽霞，你这么年青漂亮也来参加反动组织，当反革命，早知道我把你送到越南打美帝去了”。那帮随行者听后则发出了卑鄙的奸笑声。

在监狱中她受尽了磨难与羞辱，直到1972年才被放出来，仍被送到街道工厂管制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直到1984年文革“处遗”时才被宣布彻底平反。80年代改革开放后，她辞去工作，走上了经商之道，而今已成了一个拥有三个门面摊位的老板，经营干杂品生意。业余生活喜欢唱歌，由她牵头组织了一个合唱队，常有联欢表演等活动。除此而外，也常会参加“422”派幸存者朋友们的聚歺会，回顾和反思文革往事。

5、熊一军，南宁人，生于1937年12月，文革前就是南宁橡胶厂的员工。文革开始后，他回应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积极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自己也和一帮人组织工人的造反派队伍，成立“工人造反派总部”，是负责人之一，担任宣传工作。1967年“一月革命”后，是南宁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不久军区和南宁警司以“工总”中成员不纯而砸了“工总”，并逮捕了“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使他蒙受了半年多牢狱之灾，直到1967年11月才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得以平反出狱。

1968年南宁武斗时他是“422”派解放路据点的负责人之一，当韦国清组织部队和“联指”派武装频频向解放路等多条街道进攻时，街道房屋常被炮弹和燃烧弹击中着火燃烧，多处房屋被烧毁。为保护银行资金不受损失，在熊一军亲自组织领导下烧毁了解放路银行储蓄所中的50多万元现金。当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他被逼无奈带领一批武斗中未死的人员打着白旗走出据点投降，全被抓捕关押，有的被当场杀害。他因是“422”派的领导成员，早就是知名的造反派，当局为了得到他的口供，因而未被杀害。他先被关押在公安厅的看守所，后转至茅桥监狱关押，为了获得他的口供，多次对他刑讯逼供，多次遭受毒打和非人的折磨，险些丧命。在70年代初期曾被法院以搞“反革命暴乱”、“抢劫银行”、“ 杀人放火”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是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只是后来没有执行而已。妻子也因他而受连累，被单位管制多年，儿子在80年代初考上大学时不不允许去上学，使家属子女苦不堪言。

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时，熊一军于8月5日才被释放回家，但并不是平反，法院的人对他说“是假释，放你回家就不错了”。其后不久虽然恢复了工作，但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工资分文不补发。到1984年文革“处遗”结束才获得正式平反。

而今熊一军重病在身，2016年夏季的一天张绍佺先生带我去拜访他时，他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见我们的到来，他热泪盈眶，只能细声的与我们作了简要的交谈，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代他说的。见到此情此景，我们也不忍心过多的打扰他，与他夫人了解一些情况后，我们就告辞了。临别时我与张先生和他紧紧地握手告别，祝福他好好治病，早日恢复健康，一切多保重。他则叫他的夫人拿了一本书送给我，这是一本明镜出版社出版、旅美文革史研究学者宋永毅作序的《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一本十分珍贵的史料，令我非常感动。

去年底我曾给他的夫人打电话，询问熊一军的病况，他夫人回答说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但仍不能出门下楼，他只希望静心地调养，对过往之事不愿再回首了，不希望有人去打扰他。我们本想再度去拜访他的，也只好作罢。在此，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健了。

6、朱仁：广西柳城县人，出生于1930年，解放初期就参加地方工作，后到东北师笵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回广西，到区党校任教。文革前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搞过“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后被调到“区党委文革接待站”搞接待工作。因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一月革命”后开始参加造反派组织。当1967年4、5月间广西因韦国清问题分裂成“422”和“联指”两大派后，他是“422”派的一员，虽然他不是“422”派的负责人，但却是一个比“422”派负责人名声更大的“422”派成员。1967年广西两派代表赴京学习、谈判时，他长期在北京活动，为“422”派效力。

1968年初广西柳州铁道学校四名学生写出《今曰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影响很大，此文被康生定为反动文章，康生并指出学生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是背后的黑教师爷写的，当时朱仁就曾被怀疑是这样的 ”黑教师爷”。其后广西南宁、柳州、桂林发生大武斗时，朱仁也在北京活动，为“422”派奔走效力。当中央领导人在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时，一味的指责“422”派，并不许“422”派代表申辫，特别是康生、温玉成这样的领导人，在会上公然叫骂：“南宁主要是朱仁、曹东风，柳州主要是白监平、王反修，桂林主要是刘振林、刘天赏”，把韦国清和“联指”派挑起的武斗、杀人、放火——等等罪责全部推到“422”派和桂林“老多”派的头上。此次接见会后，朱仁等一批人在北京即被抓捕，后押送回南宁关押。

朱仁是作为要犯押回南宁的，以“反革命罪”长期关押在公安厅的看守所，受尽折磨。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出狱，文革“处遗”时才获得平反并恢复在区党校的工作。其后调到广西大学任教，被评为经济学科的教授，出版了《简明发展经济学》等多部著作，为培养人材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今他虽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仍是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能常参与“422”派幸存者们的聚歺活动。我曾多次与他接触交往过，他与我谈过许多文革时的史料，他说他掌握的许多资料在被关押期间都被搜去了，十分可惜。我对他说，我们都年老了，要认真地回顾一下往事，趁身体尚好的时候多写点东西，多留点文字在人间，为总结和反思文革，给后人多留下宝贵的史料。朱先生回答说，他一定会写的。但愿能早日能看到他的大作问世。

7、高兴学： 1939年出生于广西贺州，家庭出身贫农，汉族，初中文化。1958年到南宁电业安装队工作，1961年应征入伍当兵，在部队入党，1965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南宁，仍在电业部门工作。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他回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积极支援学生们的造反举动。1966年11月，当南宁也出现工人的造反队伍时，他是第一批工人造反队员。由于他是共产党员，出身好，被大家推举为工人造反队伍的负责人之一。

1967年6月南宁两派出现武斗时，他是成了“422”派的负责人之一，曾在武斗中负伤。在1968年的两派武斗中，他负责驻守“422”派的展览馆据点，是该据点的总指挥。中央“7·3布告”下达后，他和一些“422”派负责人被中央指名接到北京学习，为此他参加了7月25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的会议。在接见中，中央领导严厉地斥责“422”派，把武斗、杀人放火、抢劫——等等罪名都算到“422”派头上，并不允许“422”派代表发言申辩。此次接见后，“422”派在北京的负责人全被公安抓埔。高兴学先生是8月底被从北京押回南宁的，关押在公安厅看守所，后被转到茅桥监狱关押。在看守所、或者在监狱关押的初期，都经受过“逼供信”和严行毒打，逼迫他承认“422”派的所为是“反党、乱军”、“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部”、是“反革命”、“ 反共救国团”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苦难岁月。

在关押期间，他被开除了党籍、公职，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式的审判，被非法关押了9年多，直到1977年12月才被释放回家，恢复在电力部门的工作，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时才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8、曾春生：文革运动开始时是广西医学院（现在的广西医科大学）的学生，文革造反运动在南宁兴起时，他与一帮学生率先站出来造反，成立名曰“闯”的造反派组织，他是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4月开始，广西出现”422” 和“联指”两派严重对立时, 他是“422”派的负责人之一，与另一名“422”派负责人龙智铭(广西水电厅的年青干郚) 成了广西造反派中的领军人物，名声威震广西。后作为“422”派代表赴北京学习、谈判。1967年11月广西“区革筹”成立时，他作为“422”派代表成了“区革筹”的成员一之一。

1968年初，在韦国清和“联指”派幕后指挥者的挑动下，广西形势巨变，“联指”派四处挑动武斗，打压“422”派，抓人、打人、甚至杀人，使广西出现了严俊的形势。在此种形势下，曾春生、龙智铭等一批“422”派人员失去了反抗的斗志，被韦国清拉过去了。而“422”派的另一些头目黄达升、曹东风、石怀宇、史妙甫、熊一军——等一批人则坚决站出来与韦国清和“联指”派斗争，为维护“422”派广大成员的人权、民主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由此“422”派的队伍被分裂成了曾春生、龙智铭领导下的老“422”和黄达升、曹东风、熊一军等领导下的新“422”两部分。那时新“422”派的宣传曾指责曾春生、龙智铭等人是“叛徒”、“ 右倾投降派”。后来广西的“422”派被韦国清和“联指”派歼灭后，“422”派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抓埔关押，而曾春生和龙智铭两人却在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成立时成了副主任，走上了领导岗位。

不幸的是，1971年广西开展清查“5·16”运动时，曾春生和龙智铭两人都被作为“5·16”的清查对象而被审查。那时笔者在桂林，因文革初期是一个单位“老多”派的负责人之一，也被作为作为“5·16”份子而被审查，广西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5`16”, 但当时广西却大张旗鼓开展清查所谓清查“5·16”运动，是把当年“422”派和桂林“老多”派在文革初期造反运动中所作的一切都翻出来，作为“5·16”的“罪状”进行清查，实在是可笑至极。在此过程中龙智铭想不通而卧轨自杀身亡，丧失了年轻的宝贵生命。而曾春生在清查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冤屈, ?直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得以解脱，恢复职务，此后任广西卫生厅的厅长，直至90年代后期退休。

我与曾春生先生的结识,，是在2017年4月，盛国福先生组织的一次“纪念‘422’ 派成立50周年”聚歺会，邀请了南宁的十多名“422”派幸存者参加，桂林“老多”派的风云人物杨福庭、李日明等人也被请来聚会，大家回顾历史，交流谩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曾先生不愿过多的谈论什么，只是听其他人的说话。之前我曾写了一篇《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暨‘422’ 派兴亡纪亊——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的文章，分发给曾先生及其它与会者们参阅，从未见曾先生有任何反应。

人各有志，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是客观存在的，不必强求一致，大家能互相交流探讨就可以了。笔者以为，原“422”派的人们今天也不必骂曾春生先生之类的人是什么“叛徒”了，那时的形势复杂多变，在那种形势下，各人有不同的选择，只要自己不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就不必计较太多。当年南宁被非法杀害了数千人，这是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要把仇恨记在韦国清及“联指”派坏头头、众多杀人凶手们的头上，要切底清算他们的罪行，这是文革经历者们的历史责任。而今大家都已是古稀之老年人了，大家能很好地安度晩年，有时能聚会交流一下，回顾过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能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