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中）

【大纪元2018年11月03日讯】接“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上）”

大饥荒中拒绝外援

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1987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Harrison E. Salisbury的谈话）”。大饥荒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中华民国政府不记前嫌拿出粮食，准备救济大陆同胞。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当时的中共政府轻蔑地拒绝了一切真挚援助，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真挚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美国提出向中国提供500万吨小麦的援助，可以以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美国还想提供更多帮助，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中国特使王炳南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共代表哈哈大笑。中共以千万中国人的性命来一次展示所谓的“骨气”。

大饥荒粮食出口

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还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在严重饥荒面前，本应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但周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其直接过问下，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每公斤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大饥荒对外援助

中共在“大饥荒”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把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

从1958年开始，中国向苏联陆续出口了数百万吨谷物，来回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是否真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怀疑。中国为证实自己的宣传，向苏联、香港与其它国家出口粮食和纺织品；还增加了对“友好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等的援助。在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共无视于4000万农民饿毙甚至“易子而食”的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000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000亿卢布的食品。

历年来中共“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没有因“大饥荒”而停止或减少，无偿的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上百倍。

也许是吸取美国等国家准备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反被中共奚落的教训或其他原因，加拿大在中国大饥荒时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大量的粮食，满载粮食的运粮船驶向中国途中，中共下令调转方向，开向阿尔巴尼亚，连中国国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给了阿尔巴尼亚。

1961年，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大量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粮库满盈却不准赈灾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原河南省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后来也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说：“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不仅是信阳粮库是满满的，全国的粮库也是满满的，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

也就是说：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国库粮食也是最多的时候，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再以某天为例，60年6月3日这一天，是最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些粮食存放在全国各地：北京有2.3亿斤、天津1.15、上海2.53亿斤、湖北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各省都有。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库存；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的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粮食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去开仓放粮。

在历史上发生大饥荒时，官府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1960年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并且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中共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粮食征购和粮食库存，其中的奥秘，只有中共最高层才知道。

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多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是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按党的方针办”。曾希圣后来又在1960年10 月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1962年2月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几百万人，民愤极大，但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赈灾结局

张凯帆开仓放粮案

像彭德怀一样的良知还未被中共完全泯灭的官员，不仅中央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地、县、社、队也都大有人在。他们全都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凯帆，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他从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全征购3 亿斤。张凯帆十分震惊，他是无为人，知道无为全年产量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就被刮光了，还怎么生活？他决定去无为调查。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大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

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3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多万老百姓。因为这件事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被打成“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撤销副省长并下狱。家属和亲友因受他的牵连遭到残酷的迫害，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其家族被迫害致死20多人(张凯帆说是5人)。

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这些人被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七千人大会后，任监察部部长的钱瑛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因这件事，“文革”爆发后，钱瑛被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钱瑛得肺癌却得不到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凰仪“武装抢夺粮食”案

就在四川荥经大量饿死人之际，荥经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带领农民武装抢夺国家粮库粮食。

凰仪距县城20公里。六〇年春，凰仪公社各食堂都断粮绝炊，短短几个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干活，倒地就断气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驻地凰仪堡的小街上，几乎天天有死尸。偏桥沟、木沟岩一带村子几乎死绝了人。

其时李文中任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的婶娘死后，叔叔带两个儿女去逃荒，还没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几天后有人告诉，他才去收尸。他把三个尸体背上，轻飘飘的加起来没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积极听话的干部。眼见死人如潮，于是找到县委书记饶青反映灾情，要求立即发粮救灾。没想到招致饶青一顿狠批，说他是“站歪了阶级立场”，要严肃处理。

李文中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那些太老实、太可怜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算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闯进装满粮食的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他持枪和饥民们一起闯进粮库时，遭到粮库干部的阻拦。李文中怒火中烧，用枪顶着站长，逼他打开粮仓，随行的饥民欢呼雀跃，一袋袋白米和谷子，被背回到饥民的家中。

县委书记饶青闻知凰仪公社李文中带头抢劫国家粮库，怒不可遏，说他带领“五类分子”（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全是贫下中农，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比社员更惨，早就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搞反革命武装暴动，报经上级批准，以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罪，将其逮捕。1962年，他被判刑20年。

封建时代是如何赈灾的

清乾隆年间，颜希深（净甫）被任命为山东平度州知州时，其母跟随儿子到了山东任所，人称“颜太夫人”。没过多久，颜希深到省城济南公干，不巧的是，突然天降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于是引起山洪暴发，平度顿时成为一片泽国。城中居民纷纷涌上城头，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三形容：“哭声殷天”。

颜太夫人立即命令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衙门里的吏役都纷纷劝谏：“万万不可！这是大事，必须立即详细奏明皇上，待皇上批准后才能办理。否则擅自开仓放粮，可是个重大的罪名，必将受到严厉惩处呢！希望太夫人三思”。太夫人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平度距省城五六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数十万灾民早已全都变成饿殍了！你们大家不必害怕，赶快打开粮仓，解救老百姓的倒悬之苦。至于我儿子的功名富贵则根本不用考虑，有什么罪责，全都由我与我儿子承当。即使奉旨抄家，用我们家的全部资产抵偿，也差不了多少，绝不会连累诸位的。”说完，把自己的发簪、耳环等全部摘下来，换成钱买了米，连同官库中的粮食，都运到城头，当场发放。

有不少灾民攀在大树上、屋顶上，根本就没法生火做饭。太夫人又命人做了不少糕饼，放在竹筏上，撑往灾民的栖止处发放。就这样，水灾虽然相当严重，平度州却没有饿死一人。颜净甫在省城得到了水灾的报告，急忙赶回州城，州府的属员向知州报告散发粮仓米谷的经过，颜知州听了，满面笑容地对属员们说：“我母亲要你们这样做，那是十分正确的，赶快为我缮具呈文，向省级长官报告经过，我当即派专人回家变卖家产，以便赔补粮仓的米谷，你们是没有责任的，大家可以安心”。哪知呈文禀到上峰，山东巡抚大为惊骇，以擅动仓谷的罪名，上疏皇帝弹劾颜希深，只不过，颜太夫人救活平度数十万灾民的消息早已传至北京城。乾隆皇帝看了奏章后说：“有如此贤明的母亲，有如此实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不保举、不推荐，却反而弹劾，如何劝勉各级官员？如何抑恶扬善？”，立即提拔颜希深为山东泰安知府，颜太夫人则赏赐三品封衔。

康熙认为自古以来，官僚的各种不良行为中，以隐瞒灾情最为恶劣，凡是报灾延迟的官员都要受到惩罚，相反，擅自动用钱粮赈灾的官员，可免于处罚。

康熙九年，淮扬地区大水为患，灾情严重，康熙不惜截留运往京师的漕米赈灾；康熙十八年，京师发生地震，波及附近州县，康熙除拨款救济外，更在五城设厂赈灾，派医生为灾民治病。

从此，每年冬天至年终，在五城设厂赈灾遂成定例；康熙二十八年，直隶旱灾，康熙赈灾之余，还资助贫民购买耕牛和种子，以便及时春播；康熙三十年，陕西旱灾，官员未及时上报，康熙在革除失职官员外，还取消元旦筵席，以表达对灾民的挂念。对于这些局部的灾害，皇帝都如此重视，对比中共，可以看出到底谁爱民，谁在残害我中华百姓。

再看一例：

房琯在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被任命为河南卢氏县县令。他在卢氏县任上，革除积弊，废弃酷刑，兴修水利，发展农工，政绩卓著，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好官。不久后，豫西地区便遭遇旱灾，很多饥民逃荒要饭。面对灾情，房琯心急如焚，连连上奏朝廷，请求开仓放粮。而此时唐玄宗雄心已退，渐渐沉湎欢娱酒色，放粮之事迟迟未见批复。

开仓放粮乃国之大事，未经朝廷恩准私动公粮是要杀头的。眼看很多灾民就要饿死，房琯决心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万民得生，毅然下令全县粮仓同时开仓赈济灾民。灾民们见房县令冒死放粮，深受感动，不争不抢，秩序井然。仅一天时间，大部分灾民都分到了救命的粮食。这时，他写好一道救民于水火的呈文，打算以死谢罪。可就在第二天，他正准备派人送出呈文之际，圣旨已到：皇上下令，准予放粮。庆幸之余，房琯立即呈报了完成放粮任务的回复。朝廷接报后，认为他办事沉稳神速，不久便委以重任，调入朝廷供职。唐肃宗时，房琯被任命为宰相。卢氏县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在卢氏县的祁村湾村原粮仓处修建了一座“房公祠”。该建筑经历代维修现仍残存大殿、卷棚两座和石碑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