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暴政录：从船王卢作孚自杀看中共劫财手段

【大纪元2018年06月01日讯】

“中国船王”卢作孚

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坐镇宜昌，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这保存和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打破日本灭亡中国美梦，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卢是中国航运业先驱，名符其实的“中国船王”。

1932年秋，张国焘率红军进入川北地区。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涌向重庆等地，卢作孚也给予救济。

卢作孚还是重庆北碚的开拓者，被喻为“北碚之父”。卢作孚的成就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

人生的选择

1949年大陆变色，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香港，作为“中国船王”，成了中共和民国争夺的焦点。民国政府要他到台湾继续他的航运事业，中共则垂涎民生公司的财产而动员他北上。

另外他还可以去美国写回忆录，总结二十几年来办民生公司和建设北碚的经验，或留在香港，凭他掌握的那些轮船，“船王”恐怕就轮不到的包玉刚了。

人生就是选择，选错了路就铸成千古恨。一向精明的卢作孚在中共地下党的蛊惑和安排下，1950年6月10日，他带着他在香港的船队踏上了北上之路，他未曾想到这是他通往死亡之路。

回大陆后，他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礼遇，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返回重庆处理民生公司工作，还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夹心化造成经营困难

即使在战乱和日本侵华年代，民生公司从一条小火轮开始，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独资或合资创建了70多个企业和附属设施。

但在共产大陆就不同了，中共采用“夹心化”手段，一切原材料、资金和销售管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特别是企业现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私人企业的生死已完全操控于政府。

因此，民生公司财务逐渐陷入困境，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

引狼入室

在民国时期，有些权贵想染指民生公司都被卢作孚断然拒绝，也没影响民生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而对“夹心化”造成的困境，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卢作孚希望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资金，这也是唯一的途径。

卢作孚“赞同”公司合营，但卢作孚与中共对公私合营的理解和目标并不相同。

在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他却无能为力。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民生公司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给他巨大的震撼，因为有经验的旧有管理人员没了公司就垮了。

这位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得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得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得宝贵，当然在他心中还有他和民生同仁共同缔造的“民生精神”。目睹剧变之际，而他却无力保护他的管理层人员，那宝贵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内心的那种挫伤、痛苦无人可以体会和倾诉。

海损事故不断

在抗战年代面对日军轰炸的情况下抢运人员、物质设备过程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被炸残炸沉，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伤残。

但卢作孚回到重庆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民生高中层干部遭打击或被清洗，和平时期公司却事故也不断，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两天一次，死亡232人。

1952年2月，民生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这件事件极为蹊跷，决不是“触礁”那么简单，其内幕可能也永沉江底。

卢作孚含冤去世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

2月6日上午的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生平首次当众检讨，并当场落泪。

2月8日上午，卢作孚参加民生公司“坦白检举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麟作动员报告，并主动引火焚身，“揭发”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声称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

曾在卢作孚家中吃住，受卢作孚恩惠甚多的卢的随身通讯员关怀当场配合地揭发：卢曾请公股代表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

其实这些开销，都是卢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的，但都成了卢作孚的罪状。

那时“五反”运动还没有如火如荼，仅仅在动员阶段，这一年多的经历，和“五反”动员会上的气氛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绝望感，到了不能承受的限度。当晚，卢作孚在重庆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卢死后，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与此对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1949年后先到香港观望中国政局的发展，后明确拒绝共产党的北上邀请，确定留在香港经营在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后定居台湾，得以保全财产和善终。

卢作孚遗嘱的目的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遗嘱：一、借用民生公司家俱，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临终前，卢作孚总算看明白了中共要的是什么，为保护妻子儿女性命，“借用民生公司家俱，送还民生公司”，否则，中共给你安个罪名可把家人整死，中共就是要共你的产，所以“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靠近中共只会带来厄运，故“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之迷

中共既要共你的产，还要博个好名声，有个说法就是中共给卢作孚贷款1,000亿元。

说是民生公司经营困难，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人民币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收到电报后均未告卢作孚。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这个故事编的也太离奇，公司经营困难，需贷款，同意贷款的电报来了，却放在口袋里几天象没事一样不告诉卢作孚，也不去办理。

而且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档，在中共的解密档中也没有这个电报和档。

事实上，1952年2月中共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民生公司当是必须要依靠政府贷款才能渡过难关。从1950年3月起，中共控制下的国家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万港币贷款，偿还两季度的加拿大贷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旧币，下同）。以后多次请求贷款，批的都是小额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款10亿人民币，而且条件极为苛刻，有的是两三个月就要还，故一直不断地贷款，有时用新的贷款还旧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