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李一哲”炮打文革的闹剧

【大纪元2018年07月25日讯】今天的中国人都明白，与中共谋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但能认识到这一点，很多人是付出过血的代价的。

在文革中，敢向中共公开表达民主与法治思想，确属难能可贵。一些人尽管历经磨难与疯狂，本性上依然质朴纯真，“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情怀悠然，依稀可见。但历史无情地告诉人们：对中共希望有多大，失望和受害就有多大。

文革后期，喧噪海内外的广州市“李一哲”炮打文革无法无天大字报事件，向人们诉说的就是这样的一则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叫李正天。

李正天：迷信中共宣扬的“大民主”

“李一哲”中的“李”——李正天，如今是个哲学艺术家。常年穿长袍，光头且蓄胡须，有点艺术家特立独行的风格。如今的他，基本不关心政治问题。

但四十年前的李正天，是个热衷听中共号召、迷信群众运动救国的热血青年。

“‘文革’爆发时，我是广州美术学院四年级学生，当过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呐喊’兵团的头头。那时，我反对林彪、康生、黄永胜这伙人，写过一张大字报《炮打黄永胜是对他最大的挽救》。因为这事，1968年夏，我被通缉，从武汉抓回广州监禁。”【1】

“九一三事件”后，李正天因反康生的“罪行”，被押送到广东省人民艺术学院边劳动边审查。1973年底，中共的四届人大召开前，李正天和广东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等人，合作写了《九个问题》、《反态度定性论》、《反执法唯我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等文章，他们准备把这些文章以及对海南岛等地在“文革”中大规模屠杀群众的调查材料，寄给毛泽东和全国人大，结果被扣查，定为“反动油印品”。

按照李正天自己的话说：“我不安分，只要有一点点自由，就开始活动。我和（当时是）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我们都认为，当时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很危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民主与法制，这个饱含着‘血和泪的命题’一定要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 【2】

“‘文革’初期，我迷信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迷信所谓的‘大民主’。”【3】

江青怒批：最反动的文章

1974年11月10日，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李正天与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共同书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大字报共67张白报纸，长达2.6万字。大字报署名“李一哲”，从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来。

大字报图文并茂、文字书写具有美术功底，依据文革迫害调查事实材料，引经用典，有理有据，对文革的非法手段和黑暗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与控诉，同时提出颇具理论性的关于实现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建议和主张，围观人群不分昼夜，有人挑灯夜读，街头巷尾人们热议大字报、传抄大字报语录。

在“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李正天积极参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曾指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任命李正天为该报“社会问题调查员”，大字报中的“仅广东一省被杀害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是有调查依据的，曾在《南方日报》上陆续刊载，大字报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两百多人的意见。这让日后的批判者们大为尴尬。大字报引起文革中被压制一方的群起支持，空白处写满了“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

广东美院领导紧急找到李正天问话：大字报中的“坚持顽固派的林彪主义”说的是谁？李毫不掩饰：江青他们！

事情很快传遍广东、全国以至海外，反对者与支持者同时受到震撼。广东省上报中央要求定性，李先念亲自披阅，批语“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纪登奎亲到广州定性“李一哲”大字报为“反革命事件”，广东省不得不下令批判。李正天被看管，陈一阳逃匿，王希哲“进京告状”。

江青看到大字报，怒批其为中共篡政后“最反动的文章”。事情传到了文革总后台毛泽东那里，毕竟是到了文革的后期，毛泽东正寻找文革的替罪羊。毛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广东出了个李一哲是件好事！”也因毛表态暧昧，从上到下，很多人对事件持骑墙态度，使得后面的批斗会也极富戏剧性。

一百多场批斗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关于广东全省发动的李正天批斗会，当时在北京、广州和港澳地区流行一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有谁能把他驳倒。”【4】这就与文革先前流行的批斗会表现出了诸多不同的戏剧化特点来：

首先是，武斗时有“保镖”保护。在100多场批斗会上，70多场成了武斗会，李因为不低头、不认罪，一上台就遭到暴打，万人群中有人冲上台对他拳打脚踢。广东省委领导不得不派人来防止人被打死，通常有8个人“保护”着李正天。

其次是，批斗会变辩论会，一边批斗一边辩论。万人会上，台下声嘶力竭，台上李手持麦克风发表演讲，常常是把批斗者辩得哑口无言，批判者吃力时就关掉李的扩音器。各个单位要事先找省委预约批斗日期，专车接送李。有的还要搞彩排，请人扮“李正天”，提前准备辩论应急预案。

最具嘲讽意味的是，批斗会无意间达到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辩论奇效。李正天那时比较迷信中共，内心根本没有“反红旗”的意识，那为什么能把专家、教授驳倒呢？因为他熟悉马列毛著作，辩论会上，他拿出的是共产党纸上说的那面“红旗”，批斗者举起的是现实运动中的那面“红旗”，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本身就自相矛盾，虚伪至极，经李正天这么一根筋一较真，批斗会演绎成了共产命题证伪辩论会。

比如在一次中山大学组织的批判会上，当局邀请老工人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罪恶”，回忆过去的“悲惨生活”。李正天因势利导，站起来很沉痛地说：“老伯伯，我们贴大字报，搞批林批孔，正是要防止旧社会的悲剧重演。要是不将林彪体系批倒，中国人民又将回到旧社会中。”老工人连连点头说对，搞得众人哄堂大笑，批判会只好草草收场。

广东省专门印发署名“宣集文”的批判长文，下发省委各单位，人手一册，勒令要求大中学校“若批不倒李一哲大字报，不准毕业”。 “李一哲”又先后发表了《反批判书》、《一评宣集文》、《二评》、《三评》、《四评》、《五评》、《25个问答》等系列文章，印发并公开贴出来。

这并不是中共真正的民主了，而是文革末期，中共借“李一哲”事件开始转变斗争风向了。

文革结束秋后算账

中共善于秋后算账，这是那个年代一时还看不清中共真面目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李一哲”大字报对中共的四届人大会提出了六点要求：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它形式的“法西斯专政”；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李一哲”表示，这些要求“绝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在“李一哲”的讨伐檄文中，有一个代表正确革命路线的“毛泽东体系”，还有一个代表法西斯的“林彪体系”。“李一哲”说：“六年前林彪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毛主席的那一套。”

“李一哲”大字报将文革的残酷和无法无道算在了“林彪体系”身上，无论是出于策略，还是认知有限，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同时也是“李一哲”言论相对自由的现实基础，在中共反右倾翻案风中，给邓小平等人起到捧脚和站台的作用。“李一哲”思想本身，也得到赵紫阳的些许默认。

但“李一哲”大字报主张的民主与法制，起到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作用，着实点痛了中共的敏感神经。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当作“文革”替罪羊而下台，那时，赵紫阳已经离开广东。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李一哲”问题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广东省第五届人大会上，中共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罪行帽子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李正天被押往粤北矿区石人嶂钨矿石坑井下“安全措施小组（抢险队）”接受监督劳动改造，遭到轮番残酷武斗，血泪交加。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其他人或者被投进监狱，或者被监督改造，受牵连者达30人左右。

其实，“毛泽东体系”就是中共体系。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里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平反与内控

习仲勋接手广东后，因有过“写小说反党”而被迫害的亲身体验，对“李一哲”多有同情，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李一哲”平反。此前，几位外国政要访问北京时向邓小平发出呼吁调查“三名前红卫兵受囚禁事”，邓小平答应调查。

1978年8月，李正天在狱中给习仲勋写申诉书，并绝食一周抗议，8月15日被释放出监狱。平反大会召开前，习仲勋两次会见“李一哲”成员。广东省委定于1979年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李正天等几人心有疑虑和不满：“文革”中批斗，开了那么多次的万人大会，定罪也是在一个全省大会上，平反怎么能安排在友谊剧院这么小的地方？再有，一把手习仲勋不出席平反大会，那几个整过我们的领导以后有反复怎么办？

尽管当时的“李一哲”们不能看清中共是一切动乱和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但对中共培养起的官僚的整人手段，都有着相当戒备的心态，直觉也好，经验也罢，“李一哲”们感觉到，中共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

习仲勋离开广东后，对李正天的“内控”和封杀就全面展开了，“内控”自始至终是无法规、无红头（文件）、无白头（讲话稿），只有口头（指示）。不准升级、不准评职称，书画作品不能公开悬挂，当年抓捕李的省市要员多次公开指出：“李正天这种人，在‘文革’中从左的方面反对我们，现在又从右的方面反对我们。”内控指示一直执行到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