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澳洲西人为法轮功赴京上访（下）

2018年5月，尼克（右）和双胞胎弟弟西蒙（左）在纽约参加法轮大法游行。（尼克提供）

【大纪元2019年07月15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柏川、赵琼玉澳大利亚墨尔本报导）二十年前的7月，澳洲墨尔本的园艺师尼克（Nicholas Vereshaka），一个平凡的西方人，与亲友远赴北京，为中国人呼吁信仰自由。他和双胞胎弟弟西蒙（Simon Vereshaka）认为，“中国人也有寻求真、善、忍的自由。”

（接上篇）

计划险遭举报

尼克在2003年参加墨尔本法轮功活动时的资料照。（陈明/大纪元）

这次中国之行，因为不懂中文，尼克他们吃饭和住宿都遇到了很大困难。直到有一天，他们碰到了一位会讲英语的酒店老板。当得知尼克他们来自澳大利亚之后，老板变得非常热情，因为他曾在墨尔本留学。他还以折扣价格为尼克等人提供了住宿。

在递交请愿信的前一晚，也是尼克一行在中国的最后一晚，酒店老板坚持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这位老板看上去非常开朗，他告诉我们他吃素，而且信佛，还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我当时想，他会不会也修炼法轮大法呢？”凯蒂说。

出于信任与感激，凯蒂告诉老板，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正要去提交一封请愿信。没想到，老板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变得暴躁和粗鲁，说我们不懂中国形势，还告诉我们不要干涉中国的政治。可是之前，他刚刚才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且不赞成政府的一些政策，”凯蒂回忆到，“他还告诉我们不要去交请愿信，否则他可能会因为跟我们来往而失去上百万元的生意。”

尼克回忆说，这位老板说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去报告警察，并让他们回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早上跟警察走。可是到了半夜，老板突然来到房间，让他们立刻离开。老板一边抱怨着，一边说要送他们去另一家旅馆。“他说不想卷进任何事，但也不想支持我们，”尼克说。

凯蒂则记得，老板写了一张字条，告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送到另一家旅馆。

无论尼克、西蒙或凯蒂，都不确定那个老板是否真的想把他们报告给警察。如果是，那他为什么不报警，而要提前告诉他们？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担惊受怕呢？

新华社内见到的不是记者而是警察

尼克在2007年参加墨尔本法轮功活动时的资料照。（陈明/大纪元）

经过这惊心动魄的一晚后，在尼克三人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终于来到了新华社。澳广电台（ABC）的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已经提前在那里等候他们了。

凯蒂回忆道：“当我们一提到法轮大法，并且把请愿信交给值班室时，值班人员的手像铅块一样拍在电话上，他开始打电话叫人。很快就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来盘问我们，最后还来了一群警察。他们拿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主管的警察英语讲得非常好，问我们在中国见过谁、那些人住在哪里、以及我们跟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被关押了五个小时。很难受。我不停地告诉他们每一个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全世界都受欢迎、而且是自由的，”西蒙说。

“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想，我们很光明正大。我就跟他们介绍法轮大法，”尼克说。

随后，尼克一行被带上警车。凯蒂认出那是去机场的路，警官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飞机快起飞了，所以只能把他们带去机场的办公室继续审问。

在机场，警察做了中文笔录，让他们签字，他们因为不认识中文，拒绝签字。凯蒂看出警察们因此很焦虑，但却无可奈何。

西蒙在2005年参加墨尔本法轮功活动时的资料照。（陈明/大纪元）

西蒙说：“虽然我感觉自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我真的很想回家，但是，他们试图让我在纸上签字时，我很坚决，什么也没签，因为他们可能是让我们签字说法轮大法不好之类的东西。我就想，如果他们不让我走，那我就留下来。这就是我的决定。”

最终，警察归还了护照，让尼克他们按时上了飞机。

“好像我们是第一批来到中国为法轮功上访的外国人，那些警察还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所以我们那次没有被暴力对待，”尼克说。

或许正因如此，那些警察这次没有使用暴力，而之后再去北京的澳大利亚修炼者则没有了这种幸运。

西蒙全家近照。（西蒙提供）

西蒙说： “我的妻子凯特，之后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她和另外35名学员一起打了法轮大法横幅，警察10秒之内就把他们包围了。她和她的朋友们——都是西方人——直接就被抓起来了。她的朋友被警察狠狠地殴打。我的妻子吓坏了，她说在看守所里，墙上都是血。”

“我妻子问警察，自己犯了什么罪？警察说，‘真善忍’在中国是非法的。”

“后来我在墨尔本工作中还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曾在610办公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任职过，后来来到澳大利亚申请避难。有一天，我们出去工作，他在车里哭了。他告诉我，当他在中国时，曾看到很多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士被手铐吊在610办公室的天花板上。他晚上下班回家，第二天来上班时，看到她们还吊在那里。他受不了了，觉得太邪恶了、太可怕了。”西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