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宁波一起安全事故为何引发热议？

中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法新社）

【大纪元2021年10月05日讯】最近，大陆宁波市政府对一起发生在三个多月前的安全事故的处理结果被多家主流媒体登载、刊发。对于这起因“建筑工地发生3#桩机倒塌”而“造成2人死亡”的事故，政府的说辞很低调，只将其称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但行动起来却大张旗鼓：不仅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行严查、严办，在历时三个月后，还要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对于这个由政府安置房项目施工所引发的事故，调查组最终认定，主要是由“专业分包单位浙江易和公司违法转包工程，接受转包个人尚贤菊无资质且使用不合格桩机，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公司和建设单位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起的。于是，调查组建议，应该将浙江易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灵正和事故桩机的实际所有人尚贤菊“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对于那些“对桩机安全技术综合验收流于形式”、“对工程专业分包单位违法转包、使用不合格桩机等问题监管不到位”，致使“检查流于形式”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尤其是公职人员，政府却只进行了“行政处罚”、“政务警告”等“相应处理”。

看到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见惯了的中国人或许已不足为奇。毕竟，对于酿造了不安全的奸商以及对不安全睁一眼闭一眼的渎职官员，中共一党制下的处理结果向来都是严惩奸商、庇护官员。然而，当这起“一般”的事故、见怪不怪的处理结果于近日被公开后，中国人却争相热议、掀起了舆论狂潮。

大陆网民们关注的焦点似乎并没有完全聚集在处理结果上，而是停留在了死亡者的身份上。其实，早在6月24日，死者“企业家”赵庆所在的公司就已在讣告中证实，他生前担任着“甬港现代控股集团总裁、甬港现代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甬港现代科技园主任、甬创邦资本董事长，兼宁波创业创新学院联席董事长等”诸多头衔。而另一位死者就是他的女儿。在媒体刊发事故处理结果时，赵庆的身份与他一系列的头衔也被登载了出来。

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区质问：“为啥要强调死者身份，这种悲剧发生，严惩责任人是必须的，遇难者是谁重要吗？”有网友直接在下方回答：“一个老农民也应该这样处理！”换言之，若死者是一位身份、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或许就不会有如此公开、高调的处理结果了。

来自大陆的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773起，比2018年增加了39起；死亡904人，增加了64人。在这类事故中，“以土方和基坑开挖、模板支撑体系、建筑起重机械为代表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事故占总数的82.61%，依然是风险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即使在历年所发生的工伤事故中，机械伤害也占到10%到20%。

可见，在中国房屋市政的建筑工地上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并不少见，且还在逐年递增。但类似上面这起事故的处理结果，人们却很少能在过往的媒体上看到。至于说事故责任人是否最终被处理，有关人员是否真的被问责，被剥夺了知情权的中国P民们根本就无从知晓。此外，事故频发，而监管一直都形同虚设，但对负有监管之重责的官员的处理却依然还像今天这般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也就是说，尽管受害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及其家属，但对这起事故的最终处理也只能点到为止。

最近，某网友在品葱上发布的一个将中国人分成九个等级的帖子让人颇受启发。其中提到，最高等级第一级，是以中共在任委员、退休常委为代表的红色权贵，他们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这是位于第二等级的“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部分大权贵”所没有的。

企业家因有大、有中、有小，而被分置在三、四、五这三个不同的等级中。大企业主“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中等企业主“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小企业主只能“有自己的事业”。

从这起事故所牵涉的人员来看，被政府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被处罚最严重的两位责任人分别是当地的承包商和包工头。在网友所列出的九个等级中，这二人应该位于第六（大点的个体户）、第七（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着、富裕农民）等级。为了维护极权体制下所衍生出的森严社会等级，一旦低等级的奸商害死了高等级的企业家，比他们等级更高的政府官员肯定首先为企业家作主，然后照章办事、决不徇私，并以此来树信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