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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建中”的那一年

【大纪元2021年09月02日讯】

前言

自1963年8月底起，我在“东海东，玉山下”的台北市建国中学（以下简称为建中）混了九个月左右，那是我高中时期的最后一年。至于“东海东，玉山下”又是什么“碗糕”？我想所有建中毕业生都会记得的，那是咱们校歌的头两句。

我自幼成长于高雄县凤山镇（现今的高雄市凤山区），所以原先读的是省立高雄中学（以下简称雄中）。当然，台湾南部绝非“文化落后”地区，特别是位于高雄市的雄中与位于台南市的南一中，他们的毕业生在大学联招之录取比率都极高，只是建中的“名气”好像更高一些，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之下，我经转学考试进入建中，是1963年被录取进入高三就读的十名插班生之一。

图：1963年我就读于建中高三6班时期之“校服照”。（作者提供）

“雄中”与“建中”之历史与校区

雄中校区离火车站很近，校园北端与铁道相邻，刚离站的火车会鸣笛加速，噪音很大，最靠近铁道的那排教室，声音大到会掩盖老师的授课声。不过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习以为常，老师大概也乐于有约半分钟的Break time吧。

建中校区则得天独厚，与环境优美的“南海学园”相邻，园区内有仿北京天坛而建的科学馆，配以馆旁植物园内的荷塘（或许是莲池，事隔久远，我记不得了），还有当时台湾最大的中央图书馆，与一栋美轮美奂的宫殿式建筑物──历史博物馆。刚到台北时，这“南海学园”的景色，是让我这南部来的“乡巴佬”十分惊艳的。

在建校历史上，建中、雄中与南一中等各地之“标竿”中学，大约都是在1910年左右的日殖时代创办的，它们也全是台湾各地的“一中”之一，是只供日本殖民者之子女念书的专属中学。被统治的台湾人之子女，只能在校舍、设施与师质皆属二流或更糟的“二中”（甚至于三、四中）就读，日殖时代之不公不义，莫此为甚。

在此也附带提及，日殖时代只有台中的“一中”是全台唯一兼收极少数台湾人子弟的中学，这是因为“中一中”原址是台湾人自己集资所办的学校，遭殖民者强制征收校舍且改名为“一中”后，不得不允许少数创办人之子女留在原校就读之故。

现在身在台湾的两千三百多万居民，有必要牢记一些当年日本殖民者欺压台湾人的残酷事实。根据日殖总督府自己公布的历史纪录，当年唯一的全科大学（就是现今之国立台湾大学），有三十三年之久是禁止台湾人入学的，直到1928年改制为台北帝国大学后，才逐渐开放让台湾学生就读，统计自1928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17年间，堂堂一个经常维持有千余学子的台湾首学，其台湾籍学生之人数仅从1928年的6人，增加到1944年的60人，而这些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还在学的60位台湾籍学生中，有近五十位是被日寇指定去学医的，那是因为二次大战末期，在各地征战之日军伤亡极重，急需战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只是配合着日本军阀之侵略政策去招收台湾籍学生（仍然是二等公民）而已。

“雄中”与“建中”迥然不同的校风

在简介两校之校史后，请敞开心怀看看我对这两所学校的感受罢。我无意在此判定“建中”与“雄中”之优劣，何况当时的雄中校长王家骥，与建中校长贺翊新，都是全国知名度极高，也备受学生爱戴与尊崇的教育家，我能比较的，只是这一南一北两所“标竿”学校的校风而已。

简单地说，“雄中”校风趋向“保守”，相较之下，“建中”则是相当“自由开放”的。您看，建中校歌中就有这么一句“春风吹放自由花”，简直像是在鼓励学生去“搞怪”。而雄中在校歌中则搬出“礼义廉耻，是所遵从”作歌词，八成是要求学生们循规蹈矩，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想要比较这两所中学的“校风”，还有个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比较它们的“午休时间”之活动。

在雄中，午休时间是有门禁的，学生们必须留在校园内，每一班的值日学生（2至4位）在上午第四节课上到一半时，班长会提醒他们提前几分钟去厨房，把一早就送去加热的五十个左右便当抬回教室，这样子学生们在午休时才有热便当可吃。

当然，没有带便当的同学，是可以在校门口（不可以出校门）向兜售食物的小贩购买便当的。

那么吃完午餐以后呢？雄中的学生至少有一半以上会自动自发地以臂作枕，趴在书桌上“打个盹”，主要原因是，没有什么“午间活动”。

相较之下，建中的午休时间则是完全开放的，学生们可以自由外出，吃自备的便当也好，在外面小吃摊（店）点餐也好，只要你下午一点整准时回教室上课，所有午间活动都没有管束，我的午休时间通常是会出校门用餐的。

午休时间所干的“坏事”

既然在“午休时间”学生们的活动完全自由，我这南部来的“乡巴佬”生怕被同学视为“异类”，所以有时也会“入境随俗”地跟着他们一起“搞怪”。当然，我所谓的“搞怪”，也绝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行为约略超过了校规所釐定的范围，譬如说，结伙去弹子房打撞球之类的“坏事”。

现在回想起来，打撞球真的不是什么天大的“坏事”，之所以被“禁打”的原因，或许是与那些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招徕顾客的“计分小姐”有关。有些顾客（非学生）来“消费”时，会刻意付钱找计分小姐“陪打”，她们为赚取小费，也就乐于执杆应付。但若是有客人“撞”翁之意不在“球”，与计分小姐纠缠不清时，就可能会产生麻烦。

在弹子房生意清淡时，常见计分小姐们乒乒乓乓地在“练球技”，熟能生巧，有些计分小姐也的确是身手不凡呢。

位于南海路的建中校门不远（约五分钟脚程），有一条与南海路垂直交会的南昌路，那儿就有一间弹子房，而且是具有特殊“逃生设备”的弹子房，好像是专门给咱们建中学生而设的，所以我们这群来“搞怪”的学生都“趋之若鹜”。

那间弹子房从街面上看起来，只有四座弹子台，其实后面还有个门，门后有楼梯，楼上有一间较小的店面，摆了两座弹子台，我们建中学生怕“搞怪”时被巡逻的教官逮到，平常都“躲”在楼上打撞球。通往楼上的那个门有锁，楼上有“客人”在时就上锁。

楼下的计分小姐若是见到建中军训教官来“突袭”检查，会拨一个隐藏的按钮，启动楼上的红灯，计分小姐会机警地将我们建中学生统统赶进一间有反锁的储藏室里，那储藏室就是我们的“逃生间”啦。

我读建中的那一年，好像这“逃生间”尚未被军训教官识破，我也不是经常去打弹子的，只是实际“演习”过，得如何“敏捷地”在几秒钟之内躲进“逃生间”。后来听说这“逃生间”遭人密告，弹子房只好将二楼关闭，不过那时我已进入台南成功大学，“名正言顺”地在校门口的“大千弹子房”，练就一身“武艺”。

其他的午休活动

当时，国联电影公司的摄影棚就在校门斜对面的南海路上，古装片“七仙女”正在摄影棚内摄制中，李翰祥是该片之导演，女主角就是当年火红的江青（这艺名倒是与毛大王的压寨夫人一样）。摄影棚虽未对外开放，但是也没有赶走站在棚外之旁观者，由于“站位”有限，捷足者先登。有好几次我想要在午休期间一睹“仙女”们之倩影，都因观众（几乎全是建中学生）太拥挤而放弃。

所以放学后，在观众不太多时，我曾去当场看了几次。但是同一场景常遭李大导演NG，重复拍摄的过程让我看得有点儿嫌烦。还有，众“仙女”们的化妆也嫌太浓了些，浓得像平剧里的花旦，愈看愈不够“仙”，看过两、三次之后，我也就兴趣大减。

这“七仙女”电影当年还闹了个“双胞案”，香港邵氏的“七仙女”原本也是李翰祥导演的，李大导不知为何与邵逸夫翻了脸，邵氏的“七仙女”已拍了一大半，李大导却转移阵地到台湾，用同一个剧本拍同名电影。邵氏的“七仙女”因为是由当年红透半边天的凌波主演（反串男主角董永），所以在票房上远远超过了国联的版本。日后国联的“七仙女”在台湾上映时，我居然还去戏院连看了两遍，特意寻找那“似曾相识”的场景，现在想起来确实是有点儿闲极无聊，对罢？

“午休时间”也是建中鼓号乐队的练习时间，地点就在名闻遐迩的“红楼”宽敞玄关中，当年建中参加全省高中鼓号乐队比赛之曲目，是我自幼就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之一，维帝（Verdi）所作之名歌剧阿伊达（Aida）中，那雄壮悦耳的“凯旋进行曲”（Triumphal March）。原本应该是由交响乐团演奏的名曲，在建中乐队的鼓号声中（缺弦乐器），其悠扬旋律依然让我“振奋”不已。

那一年的全省高中鼓号乐队比赛，建中就是以此曲勇夺全省中学组冠军的。

威震八方的建中橄榄球队

如果中学生“打撞球”是“坏事”之一，“打橄榄球”则正好相反，它是建中学生引以为傲的“镇校之宝”，不但校方积极鼓励，也是所有的课外活动中，最让我欣羡的球类运动。

或许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橄榄球，所以那“斗牛”式的打法让我觉得十分新奇，经常站在操场边看得出神。后来到了美国，入境随俗地迷上了另类的橄榄球赛（打球之方式迥然不同），那就是被美国人“霸道”地称之为Football的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

您看，明明使用的是橄榄球，在美国却被冠以足球之名，然后将世界各国公认，经国际足球联盟（FIFA）确认的名字Football，硬生生地改名为Soccer，然后还强迫地将我在建中时看到的“橄榄球”比赛名之为Rugby，这不是“霸道”又是什么？

你想要在建中被选为橄榄球校队球员还很不简单，除了要具备强健的体魄之外，功课还得维持在“前段班”中的“前段”才行，所以校队球员们都是班上成绩优秀的学生，日后也都进入了比较“理想”的大学或是科系。我们班上只有一位橄榄球校队球员，他就是后来考上台北医学院医科的江明哲，听说他日后也成为实力坚强的北医橄榄球队主将之一。

我读建中的那一年，咱们的橄榄球校队拿到台湾光复后的第十八座冠军杯，而且还是连续十八届呢。后来我在台南市的成功大学就读时（忘记是那一年），全省中学橄榄球赛的冠军居然第一次易主，被私立长荣中学（也位于台南市）夺得，害得我“心有戚戚”了好几天呢！

震撼全台的“周鸿庆遭强制遣返大陆”事件

那1963年的下半年，国内外都出了些大新闻。在国际上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美国甘迺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的消息。但是在台湾的社会上，这“甘迺迪遇刺”事件，其轰动之程度还远不如同一时段，那周鸿庆在东京“投奔自由”后，遭日本政府强制遣返中国大陆所引起的“群情激愤”呢。

之所以在此特别提及“周鸿庆遭遣返”事件，是因为有些“抗议活动”，有建中学生积极参与，而且确实是“自动自发”的，没人在幕后指点。

话说这周鸿庆“投奔自由”后遭强制遣返事件发生时，中华民国与日本尚有正式的“大使级”邦交，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早已与中共在暗中眉来眼去地勾搭，例如鼓动日本油压机械工业协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日本参访等。

一位在中共油压机械工业代表团里担任翻译的周鸿庆，于全团返国前夕之10月7日，脱团“投奔自由”，因人生地不熟而误入苏联大使馆，被苏联大使馆移交给日本政府相关单位羁押，不但没了“自由”，最后还于1964年元月9日，遭日本政府雇用商船“玄海丸”（大概当时两地尚未直通航机）强制遣返大陆。由于担心中华民国可能会派舰在公海拦截，日本海军居然还派了艘军舰，一路“护送”玄海丸由大阪驶到大连港。

周鸿庆投奔自由遭日本遣返大陆事件之详细经过，网路上已有不少文章，在此不多着墨，不过我得要提醒你，有几篇文章强调他是“自动自发”回大陆的，但那是恶名昭彰，最擅扯谎的中共国务院直辖的“广电总局”瞎掰的文章。君不见，周鸿庆回到大陆后就“失踪”啦，在国外“丢”了毛记政权如此大的“脸”，他还会有好下场吗？后来居然有一位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记者，想要去大陆访问“坚决要重返祖国”的周鸿庆，毛共当局无法交代，只好一口回绝。以毛记政权之残暴本质，我估计周鸿庆被遣返后，最多存活了不到十天。

此时台湾全岛舆情激愤，元月14日（周鸿庆于12日“安抵”大连），数千群众齐聚日本驻华大使馆前抗议，当场若是没有军警拦阻，那使馆早就被“攻陷”啦！

数日后的午夜时分，日本航空公司台北营业处的玻璃大门遭到砖击，碎片满地，现场照片也上了报纸社会版的头条，“暴徒”则消遥法外。事隔一甲子后，我不妨在这儿爆个料，那是几位当时就读建中高三的学生干的好事。不过请看倌们别过度地“举一反三”，我谢某人可不是那“暴徒”之一。

那又如何证明我本人没有参与“施暴”呢？非常简单，看过我写的“浮生六记所衍生出来的故事”一文之读者，该记得我读建中那年，被我父亲“看管”甚严，与他老人家同住在位于当时还是台北市郊区的大直，一栋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区内的军官宿舍里。再加上三军联大有特殊门禁，我半夜溜出军官宿舍，穿过戒备森严的校门去干“坏事”的可能性是“零”。

哦，不就是个军校校门嘛，干嘛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地，那是因为三军联大的前、后门之间的通道，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也是通往被列为高度机密之“衡山指挥所”的主要道路，三军联大的后门与指挥所入口（当然，指挥所之入口绝不止一个）的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五十公尺，其戒备岂止是用“森严”两字可轻易描述的。

所以，我的确没有参与砸日航营业处玻璃门的“壮举”，充其量只算是“知详情而未报”。至于是些什么人干的，我只能说，那一届的建中高三学生超过900名，是其中的几位热血青年干的。不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倒是曾经滔滔地告诉过当时与我住在同一间卧室的父亲，他老人家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完后，面容严肃地命我“封嘴”。

我就这样“封嘴”封了近一甲子，现在讲出来后总算是舒了一口气。

“玲姨”的故事

“玲姨”是彭绣谷，辈份上高我一辈，是我母亲的小表妹，但年龄上只长我半岁而已。她的母亲范新琼是我母亲的亲姨妈，不但与我血脉相连，而且还是位非常疼爱我的姨外婆。范新琼是早年“勤工俭学”留学法国的留学生之一，她老人家是画家，我以前写过一些她的故事。“玲姨”的哥哥，就是前台北荣总的院长彭芳谷医师。

与小名“阿玲”的玲姨第一次相遇，是1949年在九龙牛池湾的难民营里，她与家人也是因逃避赤祸而赴港，所以玲姨与我虽然差了一个辈份，但确曾是幼时的玩伴。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文学博士）在留学法国时，与一众左倾中国留学生是时相往来的朋友。避难九龙其间（前后约三、四年），他们都曾力劝姨外公回大陆“报效祖国”，但姨外公不为所动，反而与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另两位留法时期好友，时任国府司法行政部长的郑彦棻，与立法院长张道藩等联络上，举家来到台湾“共赴国难”。日后他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法文教授，家住台北新店，我则随同父母住在高雄凤山，玲姨与我就这样“一北一南”地分别长大。

顺便一提，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中的“中法”两字所代表的，只是“勤工俭学”的里昂大学中国留学生而已，不是另外一所特殊学校，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没有一堂课不是在里昂大学上的。

转学去台北读建中的那一年，我为大专联招的升学考试而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偶尔还是会随父亲去新店亲戚那儿走走，因为除了姨外婆住在新店七张的十二张路之外，我的范表舅（母亲的表弟范如仲）也在七张的“台湾三育书院”任教，两家相隔很近，去一次可拜访两家。

玲姨嘴甜，我父亲谢肇齐是她口中的“齐哥”，我母亲余莉丽则是她的“莉姐”，我父母亲都被她那张甜嘴“驯”得服服贴贴，好喜欢她。中国传统家庭“长幼有序”，可是要我去唤只长我半岁而已的儿时玩伴为“阿姨”，我还是叫不出口，所以就执拗地只肯喊她的小名“阿玲”。

图：1964年，19岁的玲姨摄于台北新店自家后院。（作者提供）

那年玲姨是政治大学外语系的“新鲜人”，当年在台湾，由中学生“升级”为大学生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更何况“政大”也是“文组”考生心目中的顶尖大学之一。总而言之，那正是玲姨“春风得意”之时，让我这中学生欣羡不已。不过才三、四个月前，她也就是个中学生而已，八成与我一般，被大专联考这人生“关卡”，煎熬得寝食难安，因为即使读的是“明星”高中，也不是保证你一定可以考进理想学校与科系的。

那天，玲姨本来就已约好她中学时期（二女中）的两位同学，一道去西门町的“红楼”看场电影，见我皱着眉，一付心神不宁的样子，乃向她的“齐哥”建议，让她带我一起出去看场电影轻松一下。我父亲居然同意，因为当天下午，他得陪我的姨外婆打八圈家庭麻将，本来就担心我会闲极无聊，无法打发时间，不但如此，还塞给玲姨几张票子，讲明这场电影是由他请客。

由于气象预报是“晴时阵雨”，姨外婆交代我俩得带伞出门，玲姨顺手拿起一把时髦的折叠伞，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奔赴公车站。

到了台北公车总站，我俩都是体力充沛的“大孩子”，决定沿中华商场（现在早已拆除）走向西门町。走着走着，果然下起雨来，而且还不算太小，我撑开伞一看，不禁当场气结，那根本是把给姑娘遮阳用的小花伞，由于那伞实在太袖珍，我俩挤在伞下还是各淋湿了一半，我一路气急败坏地嘟哝着玲姨，她脾气真好，没顶我半句，只尴尬地抿了抿嘴。

到了西门町后，两人在约定见面的一间冰淇淋店门口傻等，见时间尚早，就进店叫了两客霜淇淋，站在拥挤的骑楼下边吃边等人。才吃了两、三口，突见两个女孩子蹑手蹑脚地走到玲姨背后，我还没来得及警告她，两人就同步大声喊“彭绣谷”！吓得她差点把手中的霜淇淋掉落地上。

“难怪前阵子打电话找你出来玩，你都说没空，原来??”她俩上下打量着我。

“哼！你未免太不够意思啦！既然要带男朋友来，也不事先通知一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玲姨被呛得愣在当场。

“谁说我是她男朋友，她是我的??呃??”我抢着回答，但是要在公开场合叫她一声“阿姨”，总还是有点儿“不甘心 ”。

“误会一场，我是他的阿姨。”玲姨终于开口。

“呵？你想骗谁？你怎从没提过你有这么大的一个晚辈？”

“他一直住在南部，上个月才转学到建中读高三。”

“个头儿这么大，才中学生吗？刚才看到有‘人’替你打伞，我们都不敢认你啦。”话说得酸溜溜地，两人显然已盯梢了好一阵子。

“那??那又怎样？我们只有这么一把伞。”玲姨呛了回去。

“她真地是我妈的表妹，我还有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呢，在辈份上我们都低她一辈。”我耐心地解释。

“好罢！不过既然有个‘男生’在，这场电影可是得援例由‘男生’请客的。”两人一付不肯罢休的样子。

父亲给我俩的零用钱是放在玲姨那儿，我无权做主。

“嗳，好吧，那你去买四张学生票。”玲姨无奈地掏钱给我，我心中还觉得好笑，她这是在慷 “齐哥”之慨。不过还好，西门町“红楼”剧场的学生票特别便宜。

“等等，刚才不是讲好由‘男生’请客的吗？”见是玲姨掏钱，这两位女生还不肯罢休。

“那儿能要我‘晚辈’掏腰包。”玲姨扬起头，一边掏钱出来，一边故作正经地嚷嚷。我咬紧嘴唇，怕当场笑出来就“破功”啦。

自此以后，玲姨的好几位“姐儿们”都知道有我这“晚辈”之存在，也与她们同去“红楼”戏院看过好几场电影，我常遭她们当“晚辈”支来使去，心有不甘，乃亟思“报复”。

有一次我与几位建中同学一起翘课，去“红楼”看了一部片名为“惊魂记”的恐怖片（Scream of Fear），导演（英国名导Seth Holt）之手法绝不下于希区考克，剧情令人毛骨悚然，观众中不断地传出阵阵惊叫声，好像都是女性的声音。

看完电影我心生一计，周末时约玲姨与她的“姐儿们”同去看这部电影，我已知晓电影情节，所以只顾借着银幕的微弱反光，偷看众“姐儿们”的惊吓表情，电影情节愈惊悚，我愈笑得乐不可支，终于被“姐儿们”之一看出我在幸灾乐祸。

散场后我遭“压倒性”地责怪，被众“姐儿们”逼着掏尽腰包买“霜淇淋”给她们“压惊”，要不是玲姨帮忙凑了几个零头，我连回大直的公车钱都没啦。

不过她们这“霜淇淋”也不是白吃的，这几位“姐儿们”后来都帮过我忙，至于帮的是什么忙，且请众看倌继续读下去。

转眼间，这已是近一甲子前的往事。玲姨大学毕业后，在位于台北新店的台湾电子公司（主要是研制电视机之映像管）任职时，结识美籍电子工程师海国栋（Bill Hagadorn），他们于1968年结婚时，我正在马祖服兵役，没能参加他俩婚礼，婚后不久他们就搬到美国，住在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个小城Morristown。

1972年我在美国就业的第一份差事，是位于田纳西州西部的另一个小城Milan。田纳西州州形东西狭长，这两个小镇，相距居然有300英里左右，见面不易。

1974年春，我已经接到去德州达拉斯工作之聘书，心想若再不与他们见次面，一旦离开田纳西州后就更难了，乃开了近六小时车（那阵子高速公路行车的速率限制在55 mph），与他俩在美国第一次相聚，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玲姨。

七十年代末，他们举家西迁至Oregon州Portland市。1984年某日，玲姨遇车祸逝世，享寿不到四十，车祸原因是对方酒驾，高速撞到正在步行通过斑马线的玲姨，真的是祸从天降。

在赶赴Portland参加玲姨葬礼的飞机上，我脑海里尽是些往日情节，“各淋湿了一半的那场雨”，“西门町的霜淇淋”，“电影院里的恶作剧”，“在美国重逢的欢愉”。它们就像跑马灯似的“转个不停”，也让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个不停”。如今，每念及这近四十年前之惨事，仍令我扼腕唏嘘不已。

筹办毕业舞会

北部中学生名堂忒多，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准备大专联考上已经是够心力交瘁的，居然还得“照惯例”，搞个什么“毕业舞会”，而且还是由各毕业班“自筹自办”，不像现在的美国高中应届毕业生的Prom舞会，原则上是由校方主办的。六十年前台湾的高中毕业班还没这“规矩”，想要搞毕业舞会，得“自食其力”。

办“毕业舞会”是需要租场地与音响的，没钞票就不能办事，赚钱点子当然不少，也都是建中的“前辈们”传下来的，其中被我们认为可行的，是租用“廉价”的台北中山堂，办两场“电影欣赏会”赚钱，记忆中好像每位同学都得负责“推销”至少二十张票以上，否则自己得要“吞下去”。两部电影的片名分别是“手提箱女郎”与“蓬门今始为君开”，前者是得了1961年欧洲影展首奖的意大利片，后者是得了1953年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喜剧片，虽然名气都不算小，但当我们租来时，它们都已是在第三轮戏院放映过不少次的老片子啦。

想要推销这么多老电影的票，只有靠“卖人情”，而我的“哥儿们”与人脉之“基本盘”远在高雄，眼看就得自己“吞”下新台币四十元（每张票仅两元）之际，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到了玲姨的众“姐儿们”。承她们帮忙，各自“勉强”认购了几张，再加上当时在北一女高三良班（北一女以温、良、恭、俭、让为班名）就读的“绛妹”也帮忙推销了好几张，最后只剩一张而已，就被我留下来当纪念品啦。

图：这是当年我们高三六班办的电影欣赏会票根。（作者提供）

“绛妹”是我的堂妹谢绛光，她的尊翁是早年留日习农的谢鸣轲先生（长期担任屏东农林改良场场长），鸣轲伯不但与我父亲是同乡同宗（共一位四世祖先），两人还是中学住宿舍时的上下铺同学，所以两家当年在台湾之交往十分密切。绛妹日后留学美国，是位双科博士（营养学与医学博士），一生成就非凡，她更是我俩的共同家乡──福建武平，谢氏家族之光，可惜于盛年病逝，也是我生平的憾事之一。

至于那“毕业舞会”办得如何啦？呃，好像还不错，不过说来你或许不相信，我根本就没参加，因为当时我随同父亲，住在位于大直“三军联大”校区内的军官宿舍里，那儿门禁森严，我这非军人的“小朋友”，在夜间是进出不了校门的（除非我与我父亲同行）。

“四国五强”篮球赛

我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集邮”，照台湾邮政总局的宣传广告，“集邮”是“益智，怡情，储财”的最佳“嗜好”，所以我奉行多年。大概是受“集邮”之影响，所以我连带也有“搜集票根”的习惯。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好习惯”，这“搜集票根”的习惯让我在“爬格子”时，增添了一堆题材，也让读者们可以“见图识文”，是吧？

手头珍藏了九场1964年“四国五强”篮球赛的票根，那一叠票根所代表的，不只是我当年有幸现场目睹激烈国际球赛之“自傲”，也充满了点点滴滴的“父爱”，是我年轻时不懂得体会的父亲“亲子之情”，更是我日暮之年，感念亲恩的媒触。

图：这是妥藏了一甲子的几张“四国五强”篮球赛票根之一，它表达了我对浓浓父爱之珍惜。（作者提供）

话说我11岁到18岁之间，父亲工作的军事单位在台北，与我们在高雄县凤山镇的眷舍是一南一北，父亲只得两地奔波，而且在家的时间少，原则上每个月只有一个长周末（周四至周日）而已，以民国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铁道运输工具而言，两地的“距离”至少是六小时。所以父亲即使是乘坐当年以“飞快车”为名的快车回家渡长周末，感觉上也好像总是“来去匆匆”似的。

我这辈子非常幸运，从双亲那儿得到了“大量”的爱，母亲的爱偏向于“溺爱”，是生活上与物质上的照顾，父亲给予的爱虽然也相似，但方式有异，甚至还加上了“精神上”的鼓舞。

打个比方吧，我大学毕业后得服一年兵役，当母亲得知服役地点是马祖列岛中，一个面积仅约两平方公里的“离岛中之离岛”──东犬岛时，当场吓得掉眼泪，父亲则淡然处之，认为那是花钱都买不到的“男孩成长时应有之历练”，两人还为此而大吵了一架。我则自始至终赞同父亲的立场，讲句玩笑话吧，我要是没有这危机四伏的“外岛历练”，那儿写得出那篇自鸣得意的文章──“服兵役的那一年”呢。

父亲想必是意图弥补他在我成长时期之“缺席”，所以与他老人家同住一室的这一年，在督促我准备大专联考之际，也尽量提供我一些“父子同乐”的休闲项目，让我稍微轻松一下。项目之一，就是带我去现场看“四国五强”篮球赛。

已不记得“四国五强”篮球赛是何时开始举办的，但是这一年一度的中、菲、日、韩、四国篮球邀请赛，是当年体坛之年度盛事，“四国”之所谓有“五强”，是因为主办国中华民国有两队参战，它们是“克难”队与“国光”队，通常是由“中广”实况转播（播音）。中广的那位播音员是洪缙曾，在台湾颇有名气，他的口齿相当清晰伶俐，现场转播时，可以让收音机旁的听众“身历其境”，把球赛现况讲得“钜细靡遗”，所以我一甲子后还记得他的大名。

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当然也还没有我们现在早已司空见惯的电视实况转播，能够在收音机旁竖起耳朵听洪缙曾的精彩“描述”，已经可以让球迷们之肾上腺大量分泌，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现场看球赛。

被父亲带进烟酒公卖局球场后才了解，那挤得满坑满谷的现场“气氛”，确实会让球迷们比较更“投入”些。还记得十分清楚，咱父子俩看完现场球赛的次日，嗓子都因呐吼而有些沙哑，有一次大慨是赛情紧绷，我们也随着现场球迷们声嘶力竭地“加油”，嗓子沙哑到咽口水时都会隐约作痛，但父子俩乐此不疲。

1969年来美国后，我几乎立刻迷上了美式足球，主要是因为美式足球每场皆有实况转播（以各球队之所属城市为准）。但是美式足球也是一样，即使有电视转播，买票在现场看球的动不动就是八万人（以达拉斯的牛仔球馆计）。

或许是不自觉地在延续父亲的“父子同乐”罢，我曾连续十五年，买过四张（全家四口）达拉斯牛仔队的季票（直到两个孩子都离家去读大学后才停止），每每在现场随着在场观众喊得声嘶力竭，只有“如痴如醉”差可比拟呢。

回头来讲“四国五强”篮球赛吧，那些当年家喻户晓的篮球国手们，我居然还记得下面几位之大名，甚至于那些稀奇古怪的绰号，他们是陈祖烈，唐雪舫，李南辉，霍剑平（大象），黄国扬（肠仔），赖连光（骡子），罗继然（铁皮），傅达仁，卢义信（小三），凌镜寰（水牛），与王毅军等。

少为人知的是，众篮球国手中，以陈祖烈之家世最为显赫，他是革命烈士陈英士的族侄，也是国民党CC派掌门人，陈果夫与陈立夫之“幼”堂弟，他们都是同一个辈份的。

其他众多没有被提到的球星们，请你们看到这儿别责怪我，我已到“从心所欲”的年纪，记忆力显着退化，“竭尽所能、竭脑所思”的就只剩下这么几个名字啦。

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常在中央日报的海外版上，看到“篮球国手蒋海平”的字样，经隔洋与父亲证实，这位大个子中锋，果然就是在我们凤山黄埔眷村长大的“海平”。他家与我们有特殊渊源，海平的父亲蒋梦辉，是我父亲于民国二十二年留英返国后，在陆军机械化学校（装甲兵学校之前身）服务，担任战车学生队第一期（简称战一期）总队长时的五十多位学生之一。可无巧不成书，我日后在成功大学就读时，蒋梦辉正好担任成大军训总教官，我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之学生（呃，听起来像是在这儿绕口令）。

父亲喜爱看篮球是有渊源的，他在机械化学校任职时，曾以战一期学生们为班底，组成了一支篮球队，自任领队，蒋梦辉就是其中队员之一。这支篮球队曾勇夺当年南京区各陆军部队篮球比赛之冠军，我以前在家中曾见过一张该篮球队之合影照片，大约是1936年所摄，可惜那张照片已不知所终。

遇到蒋纬国将军

读建中那年，我在三军联大的伙房搭伙，但通常是赶不及三军联大饭厅的晚餐开饭时间的，所以伙房都会准备一个便当让我父亲带回宿舍给我。但是在建中开学前的那几天，我的晚餐却是直接到三军联大的饭厅去吃的。

有一天在饭厅吃完晚饭，正伴随父亲缓步走回宿舍，在离宿舍门口只有不到五十公尺处，突然身后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就在我们身旁嘎然停下，一位身着军常服的将官（帽沿有金边，容易辨识）从驾驶座上一跃而下（他显然是自己开车），直接向我们走来。

来人仪容挺拔，威风凛凛，当场踢着腿“砰然”立正，对着我父亲行了个非常标准的军礼（后来才知道那是德式军礼），还扯着喉咙大声嚷着“总队长好”！

“总队长好”？奇怪呢，我父亲当时的职称是三军联大的“教育长”。

父亲也不含糊，立刻将手中卷宗交给我拿着，也将皮鞋踢得砰砰响，当场回了他一个标准的“英式”举手礼，就是掌心向外的那款，然后两人居然相视大笑，一付“老朋友”的样子。

父亲嘱咐我先回宿舍，我一面走，一面回头不断地端详他，心想，真是位英俊潇洒的将军！

虽然早已过了办公时间，但见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后，父亲就坐上那吉普车，往校本部驶去（显然是为公事），约一小时后父亲才坐着同一辆吉普车回来，两人又再演一次那“行礼如仪”，我在宿舍窗后看得清楚，只觉得“滑稽”，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行“英式”举手礼。

原来，那位英挺的将军竟然是蒋纬国，他与我父亲是旧识，两人虽无密切私交，但是在对日抗战之前，同在南京的陆军机械化学校（也就是日后的陆军装甲兵学校之前身）服务，蒋纬国是坦克教官之一，这群教官可不是“普通”军官，他们完全是当年国府选派出去，在英、美、法、德、等各正规军校留学三至五年不等，学成后返国服务的军事留学生组成。我父亲除担任教官外，还被“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他是机械化学校教育长，职位等同校长，因为当时全国各军事学校之校长衔头皆为蒋委员长）任命为学生队（也就是正规黄埔军校的装甲兵班）兼学员队（已毕业于黄埔之低阶受训军官）的总队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蒋纬国会“搞笑”地称呼我父亲为“总队长”之原因吧。

呃，您千万别小看他们学员队的那几位低阶青年军官，二十年之内，这十几位年青学员，都曾先后在台湾担任过国军装甲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或师长等要职。

蒋纬国将军于年轻时，曾经留学德国的慕尼黑军校（当时国军中也有不少德国军事顾问），返国后就一直在装甲部队内的各单位服务，陆军机械化学校是其中之一，与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返国军事留学生们（在机械化学校当教官的就有五、六位）都十分熟谙，生活上也“打成一片”，即使不是私下往来的朋友，也算是旧识罢。

附带一提，1963年，也就是我遇到蒋纬国将军的那一年，他正担任与三军联大隔邻的陆军参谋大学校长。后来我也得知父亲与蒋纬国当年为事何而聚首，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与“建中这一年”扯不上边，以后再写罢。

简介几位高三六班的同学

我进入建中后，被编到高三六班，班上约有五十名学生，班导是军训教官李伟纯少校，他是陆军官校25期毕业的，由于他在学时的陆官教育长是我父亲谢肇齐，所以应该算是家父的直接门生吧。

当年各校的电机工程系是甲组（理工医组）最夯的科系之一，所以联考放榜后，班上有两位进入台大电机系，一位去了交大电子工程系，而我们成大电机系居然有三位建中同班同学继续在一起“切磋”了四年。

与我同届的建中其他班级毕业生，除我之外还有六位考进了成功大学电机系，他们分别是黄君杰（十一班）、黄致庸（十一班）、何光庆（十班）、刘旦业（九班）、卢克梁（九班）、与曾广琛（五班），总共是九位。这么一算，我们这一班约五十位同窗（不包括侨生与军方代训生），几乎有百分之二十是建中毕业生呢！

有这么多的建中同班同学，我显然不可能在这匆匆而逝的一甲子时光中，与他们全都保持紧密的联系，下面就简单地介绍几位吧！

刘民治

他是咱们高三六班的班长（连续两学期），大家都知道，班长是班上同学票选出来的，他若是没有人缘，或是欠缺领导能力，八成是选不上的。

记忆中，他好像与我一样，也是眷村子弟。其实我在高雄中学就读时，外省同学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眷村子弟，原因是高雄是南部的军事重镇，当年的“六十万大军”，少说也有二十多万在当地驻防，凤山、左营、冈山分别是陆海空三军的大本营。而台北市区里就没有那么多的眷村，民治兄与我可能是班上“唯二”的眷村子弟。

眷村子弟从军的不在少数，民治兄成绩虽优异，但志在从军报国，是我们建中那一届毕业生中，被保送到凤山陆军官校（37期）去就读的一位。日后在陆官毕业时名列前茅，被分发到以“慓悍”闻名的海军陆战队服役。

不妨在此爆自己的料，刘民治与我是一道去军医院做体能检验的，因为我也想去报考陆军官校，给父母亲一个“惊喜”。不料体检结果，刘民治体位是甲等，我体重不足（纸片身材），加上近视度数太深，体位遭列为丙等，就此碎了当职业军人的梦。后来我服的兵役是义务役，非志愿役。

离台负笈美国的前几天，民治兄特别向部队请假，专程到我台北的家中来话别，可见我俩交情之笃。日后他在“特战部队”任职，依保密规定不得与国外通信，我俩就这样慢慢地断了联系。

大约十年前，在德州的一场餐会中，遇到已退休的罗文山将军（前联勤总司令罗友伦上将之长子，陆官28期毕业，曾任军团司令等要职），我向他打听刘民治的消息，才得知他曾在罗将军的部队中任过职，可惜在晋升上校官阶后不久，就因病辞世。

卓允中

允中兄与我一样，也是位高三插班生，由省立基隆中学转学来的。由于我俩高度相当（约178公分），所以当依高矮次序排座位时，我们都被排在最后一列，卓允中是我的左邻。

“允中”之名，应该是取自“尚书大禹谟”中的那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或是论语里的“允执其中”（在这儿，“厥”与“其”都是含义相通之语助词，意义相通），可见为他命名的家族长辈，必是饱学之士。

允中兄成绩特优，考进了刚在新竹复校的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成为新竹交大第一届的毕业生。他日后在硅谷创业有成，是湾区电子业名人之一。

由于我俩是邻座，放学回家时的公车路线也相似（他住士林区，我则住大直区），都必须路经中山北路，所以放学时经常结伴同行，直到必须得要“分道扬镳”的“圆山动物园”站多年后（动物园才迁往木栅），才各自坐不同的公车返家。

平日除了切磋功课之外，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的，“不务正业”的怪嗜好，那就是喜欢“远距离”鉴别轿车之厂牌与型号（至少是在四、五十公尺外）。

呃，看倌您看“傻了眼”吗？这又是那门子怪招？

由于放学时校门口排队搭公车有长龙，我俩经常结伴，由学校徒步到两、三公里外的台北火车站去搭公车，沿途闲亟无聊，就以鉴别轿车打发时间。当年在台北市满街跑的，几乎全是美国四大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思勒与AMC）制造的，好几十个不同品牌与型式的轿车，我俩就远远地竞相猜测它们的厂牌与型号，猜中时的满足感，弥补了“跋涉”之辛劳。

也算是“乐此不疲”罢，就有那么一天，连当年最宽广的中山北路也堵车堵得个水泄不通，两人决定由火车站沿中山北路途步到圆山，一路上兴高采烈地以“鉴别轿车”打发时间，走了近两小时，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我俩显然都儍得可以。

十多年前我曾在硅谷见过允中兄一面，两人在一间咖啡店里畅聊往事直至深夜，日后疏于联系，愿老友依然平安无恙。

虞光

虞光是咱们班上的第一名毕业生，也是班上个子最高的（超过180公分）一位，所以他的座位就排在卓允中后面，也算是我的邻座吧，我们三人时常在一起切磋课业，我是三人之中最“笨”的一个，同窗一年受益于他俩良多，特此致谢。

虞光在联考中大放异彩，他的考试总分应该是全国甲组（理工医科）数以万计的考生之前二十名，高到可以进全国各大学的任何理工医科系（他的第一志愿是台大物理系）。后来在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研究所深造，毕业后被联合国的某机构招揽，好像就在纽约市的联合国大厦内任职，直到退休。

虞光的尊翁是当时的台湾大学工学院院长，也就是日后的台大校长虞兆中，虞光的成就应当是有“家学渊源”的，不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那句“龙生龙、凤生凤”吗？

郝晶瑾与王启元

我有幸与他们两位在建中毕业后，又在成功大学同校四年，但已不再同窗（他俩是土木工程系），所以我们在成大的四年中，交往不太密切，但是他俩的一位土木系同班同学罗庆昌，是我在高雄中学时的同班挚友，所以我对郝晶瑾与王启元毕业后的情况略有所知。

在建中时，郝晶瑾的表现不是很特殊，而且好像“外务”多，“坏”点子也不少，记得前段提到过的南昌路那间弹子房吗？我第一次去那儿“消费”，就是郝晶瑾与王启元把我带去的。王启元日后在台湾经营建筑事业有成，郝晶瑾则负笈新大陆。

据老友罗庆昌说，郝晶瑾到了美国后，有如“脱了胎、换了骨”，成为美国的土木工程专家，是名扬异域的工程学院院士与大学教授不说，他还著作等身，除了用英文撰写过许多土木工程的教科书，发表过一篇又一篇的杰出论文之外，也写了不少与他专业无关的著述，以流畅的中文，风趣地谈古论今，可说是文（文学）武（工程专业）全材。

前些日子，成大颁发他“杰出校友奖”，确是名至实归。

可惜的是，郝晶瑾与我俩的共同朋友罗庆昌（比利时土木工程博士、成大土木系资深教授），约于十年前在台病故，感叹声中，又凋谢了一位老友。

赵瑚与周重光

我们班上人材济济，这两位是班上之成绩佼佼者，风风光光地考进大部分甲组理、工科考生们的第一志愿──台大电机系。

他俩虽属同系、同年还又同窗，但日后在电子与电机工业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十足印证了我在“0与1的故事”中所谈及的，这一甲子以来的电子工业革命，衍生了太多的枝枝节节，而且有些电子领域居然还是“互不相属”的。

举例而言，我在北德州有两位同龄的密友，其中一位是曾在成大电机四年同窗的李耀亭兄，他的专业是“红外线二极体”之研制与生产，他的实验室与厂房中那些设备，与我搞自动化与人工智慧的数位工程领域，何止有天壤之别。

还有一位是专精军方“极高频”微波通讯的刘英毅兄（不幸于2020年病逝），他也是我几十年来的“钓友”、“牌友”兼“歌友”，但我俩在湖边、海边，甚至于麻将桌上，卡拉OK银幕前，绝对不会讨论工作上之琐事，因为必然会导致“鸡同鸭讲”。

回头来看赵瑚与周重光的领域吧，赵瑚专精“微电子”，在美学成后返台创业，是新竹工业园区“晶豪”电子公司之创办人。周重光则是美国知名的“电磁波”学者，好像与“医学电子”也有相当的关系，与赵瑚之工作领域则几乎无关。

您看看，以上所写的四百余字，虽然只提到五位电子工程师，就已划分出五个几乎互不相属的电子领域，难怪有些大学已经将电机系提升到与工学院平行的“电机学院”地位，因为电子界的涵盖领域，几已超越其他工学院各系领域之总和。

丘宁世

丘宁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抗日前辈，丘逢甲之嫡系后裔，也是郝晶瑾的“哥儿们”之一，至于溜去南昌路的弹子房打撞球那桩事，宁世兄堪称是咱们的“领头羊”。

宁世兄大学毕业后，留在台湾办教育，长期担任某私立中学之执行校董，为台湾作育英才，不负其先祖之盛名。

余光湫与叶弘胤

我与他俩缘分颇深，居然同窗长达五年（建中一年，成大电机四年）之久。

成大毕业后，他俩没有出国，在读完国内的电研所后，就如许多成大的工学院毕业生一样，留在台湾打拼。余光湫的“剑扬电子”，与叶弘胤的“台证科技”，都是成大电机毕业生在台湾创业之典型。

根据几十年来的就业纪录显示，台湾企业界与工业界最爱雇用成大各系级之毕业生，不仅因为成大是台湾顶尖学府之一，也因为成大毕业生中，“楚材”被“晋用”之比例（也就是出国深造后，一去不返的留学生们，不幸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起其他顶尖学府要低些。

以我们成大电机五十七级的毕业生为例，在国外拿到高等学位后（甚至于是在国外工业界汲取经验后），返国创业的比比皆是。台湾电子业在这二十一世纪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世界级地位，成大电机的毕业生着实功不可没。我就随便举个被各界誉为台湾“护国神山”的“晶圆代工”业为例吧，曾长期担任台积电副董事长的曾繁城（张忠谋之副手，成大电机五十六级），与联电副董事长张崇德（曹兴诚之副手，成大电机五十七级，与我同级），都是长期在“晶圆代工”业奋斗有成的创厂员工之一。

喔，那老张﹝张崇德﹞就更不用说啦，他居然还是我自大二起，在台南的三年同房（Roommate）呢！

其他的同届毕业生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同届的一位毕业生，十七班的蒋慕琰，是我在凤山陆军子弟小学（诚正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不过我是在几年后偶尔翻阅建中毕业纪念册时，才注意到他的照片与名字。十七班在红楼的西翼，与位于东翼的六班有些距离，而且好像我俩自小学五年级以后就“各奔前程”啦，六、七年后经过青少年时期的“形象演变”，是有可能会相遇而不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