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言论审查是中共式的反民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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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1月18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杨杰凯：《美国思想领袖》上集我们谈到：

雅各布?西格尔：2014年，能和你有意义地谈论虚假信息的人，在华盛顿特区你找不到一百个。现如今，当然了，你随便走进一间办公室，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因为这背后有太多的金钱、太多的政府权力了。

杨杰凯：在上集中我采访了《平板》杂志（Tablet Magazine,）高级编辑雅各布?西格尔（Jacob Siegel），他解释了虚假信息的概念如何被技术官僚用作欺骗的工具去炮制共识，并针对真相发起平叛式战争。现在是下集……

雅各布?西格尔：我认为，抵制“虚假信息”企业实施的最重要的全社会行动，就是2020年成立了“选举诚信联盟”（Election Integrity Partnership）。

杨杰凯：我们将深入探讨技术官僚的信息控制，探讨在美国机构中“选举诚信联盟”如何与媒体和大科技公司勾结，利用反民主手段在社会层面操控民众。

西格尔：我们需要永久结束联邦政府与科技行业之间现存的这种关系。危险在于，在与中国（中共）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变得像中国（中共）一样，这种情况正在上演。

违宪的言论审查职能由“选举诚信合作联盟”执行

西格尔：在信息控制的目标中存在某种内在的统一的东西。因此，从监管选举基础设施，防御俄罗斯等敌对国家政府的虚假信息的攻击，过渡到监管流行病学家，再到审查我们现在知道的真实而准确的有关预防传播有效性的报告、反对封控的意见，或审查对COVID病毒（中共病毒）起源的调查。

这样说似乎有些牵强，仿佛是横跨峡谷的跳跃，但事实上我认为其中的连续性要远远大于其非连续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要指出一个事实：抵制虚假信息的企业，实施的最重要的全社会行动就是2020年成立了“选举诚信合作联盟”。这是一个由四方组织组成的联盟，是在CISA（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支持和官方认可下通过政府本身而成立起来的。这个联盟包括了斯坦福大学，一家名为“Graphika”的公司，该公司是作为国防部反圣战主义、反伊斯兰主义资讯的一部分而成立的。该联盟还包括华盛顿大学和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这四方组织在“选举诚信合作联盟”中联合起来，执行政府内部文件所披露的言论审查职能的角色。政府认为这些职能最好外包给非政府的第三方。现在这一切无论是通过诉讼案件还是通过“推特文件”本身都已被披露了。

所以我们知道，由于明显的涉及《宪法》的问题，政府抵制虚假信息的机构，试图把其审查职能转嫁出去。事实上，“选举诚信合作联盟”的负责人亚历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曾在后来一份被公布的内部简报中表示，“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做一些政府由于法律原因有点不能做的事情。”

亚历克斯?斯塔莫斯：这并不是因为CISA不关心虚假信息，而是当时他们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法律授权来开展必要的工作，以便真正理解选举虚假信息是如何运作的。

2020年大选后该联盟的使命成了审查所谓的“恶意信息”

西格尔：所以这是不假思索地承认了，他们的角色就是一个准政府实体，也就是说，他们可不是一家私人民间组织。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履行政府的那些职责，而那些职责任是不合法的！两点都承认了。所以，这就是“选举诚信合作联盟”，他们审查了数以千万计的内容，我估计有大约两千两百万条内容。他们说他们只是标记了那些内容，但当然了，标记内容是一种标注应审查内容的方式，而其大部分内容后来也确实被社交媒体公司审查了。通过所有这些步骤，所有这种外包，你就在不断地打破你可能称为“问责”的桎梏。所以“我们只是标记它们，我们没有审查它们”。这就是“选举诚信合作联盟”。

2020年大选后，这个联盟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一个为了应对选举诚信问题而成立的组织应该消失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爆红项目”。这时它的使命成了审查、标记、监控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以及很快所谓的“恶意信息”。臭名昭著的“恶意信息”，指事实上属实但以某种不符合规定的方式被置于发生情境之中的内容，究其本质就是它们与官方的论调不一致。也就是说，“恶意信息”是一种说法，说的是事实但会引起麻烦，实际上是一种花哨的叫法。所以它变成了“爆红项目”。我提出这点，是因为不必怎么费劲地重新想像，没有机构上的重赋使命。不费什么劲。它只是一种过渡而已，因为说到底，技术官僚的信息控制就是技术官僚的信息控制，无论其假定的目标是什么，无论其执行是否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国家安全威胁、或是免受公共卫生相关威胁，归根结底，它是为了捍卫权力。归根结底，它是为了剥夺政治体系中个体行为者的独立自主，并将其交给无需负责的技术官僚体系。这就是它的根本，无论它声称在做什么。

这么干是赤裸裸的威权

杨杰凯：我想谈谈“选举诚信联盟”这个组织，在它蜕变之前，姑且这么说吧，它努力确保选举，你认为它实际上干扰了选举吗？

西格尔：我认为“选举诚信联盟”所做的就是粗暴干涉选举。我认为大规模的言论审查与开展自由选举是完全对立的，水火不容。它与自治是对立的，是违宪的。最终无法准确地说它产生了什么影响，影响了多少选票，但我们不必确切地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它产生了多么精确的统计影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与民主自治的原则和程序的彻底决裂。而且它是在政府最高层、民主党的批准下进行的，得到了顶级大学的支持，得到了美国众多媒体欣喜的赞成。它实际上是整个统治阶级努力的化身，表明他们以公开的蔑视对待民主、矮化民主。在我看来，这是无可辩驳的。

事实上，我很乐意与人探讨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大规模言论审查的同时不可能不敌视民主，不可能不敌视自由公正的选举。事实上，在其它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唯独这件事上没有认识到。为这件事辩护的人决不会为在中国（中共）或俄罗斯正在实施的类似的行动辩护，他们会完全清楚那边发生了什么。但不知何故，在这边，由于川普（特朗普）和白人民族主义或否认COVID病毒、否认气候变化、否认跨性别者的权利或任何那种人的人权，以及所认为的当前政治紧急状态，都被视为空前的威胁，于是推理能力完全丧失；若换作其它任何一种情形，推理都会告诉我们，这么干是赤裸裸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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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成了一种“对我们有利”的政治体系

杨杰凯：我想再多谈一下这个问题。你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即2021年2月《时代杂志》上的这篇文章，那是我读过的让我最吃惊的文章之一，因为基本上我们就是那么做的。人们似乎不记得这篇文章了。我记得我读的时候感觉，这不就是在干涉选举吗？但我想知道是否很多参与其中的人并不这么认为。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认为，他们做了那篇文章提到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事情，是否认为他们就是在捍卫民主。

西格尔：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多数人，显然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在捍卫民主。但是事情发生的方式，在此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的阶级分析会非常有帮助，即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他们阶级利益的投射。因此对他们来说，民主就是“我们继续掌权”。这就是民主对他们的意义。民主成了一种“对我们有利”的政治体系。

那么你如何调和看似明显的矛盾呢？因为民主的意义、民主的字面含义最终远不如赋予它的那种政治内涵更重要。所以那些人，那些参与镇压民主活动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人，他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追求进步的。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赞同反民主的威权措施。他们从自己是好人这一前提出发，然后他们给自己的行为赋予了与此相应的意义。我认为似乎他们中大多数人，属于这一群体。

左翼进步派精英中的反民主情绪

但现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派，那就是知识分子少数派。我认为甚至在川普之前，至少可以追溯到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后期，他们就真正开始公开敌视民主，认为民主是多数主义的暴民政治。你可以从一些源于多数主义的批评者中，从一些持民主可能助长白人至上论的批评者中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严格的反民主措施，防止种族主义的白人多数对美国的其它地区实施种族主义政策。因此，一种反民主情绪正在蔓延。很明显，这种情绪在美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在本世纪之交和20世纪初，你可以在左派进步精英中发现大量的反民主情绪。但它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卷土重来。它从反对多数主义开始，然后演变成对言论自由的全面进攻，因为言论自由被视为有利于贱民、最底层。言论自由用民主捍卫者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允许太多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在网上，因为它会被种族主义者和发恶意挑衅帖的人滥用。

你会在例如对“玩家门争议”的反应等运动中看到这一点，你可以从呼吁实施更多在线监管和言论审查中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派，他们正在散布明确的反对民主的理由，他们不仅一方面可能通过这种心理扭曲的方式淡化自身，而且实际上也在争辩说为什么民主本身是危险的。我认为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形成了思想上夸夸其谈的框架，把一群信息监管者抬到公众之上。它形成了思想上甚至一种法理上的框架，称不能信任人民、让其拥有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可能危害公众言论，或因为种族主义者可能会危害公众言论，或因为疫苗怀疑论者可能会危害公众言论，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由专家监督的更严格的互联网，他们可以控制言论内容，以保护人们免受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的危害。从奥巴马、希拉里，一直到非营利组织的初级工作人员，都提出了这种论调。

社交媒体是有史以来管理、塑造公众感知最强大的工具

杨杰凯：也许他们认为，由于2016年川普总统高效的社交媒体活动，川普盗用了那种力量，他采取的行动盗用了那种力量，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你通过那些新的……通过互联网，通过社交媒体，通过那些社交媒体体系，通过削弱某些声音同时放大其它声音的能力，你真的可以营造一种非常强大的共识感，我们很容易受到其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西格尔：我同意。首先我应该说，我认为这是对的。我确实认为上层对川普的强烈反应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关乎川普本人，而且感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惧，担心这个终极强大的武器已落入坏人之手。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是有史以来管理、塑造公众感知的最强大的工具。但不知何故，它落入了敌人的手中，比如落入川普之手。在此基础上，你还必须加上民主党，或者甚至你可以延伸一下称作美国新自由主义党、新保守主义党、中间派单一政党，和社交媒体公司之间已建立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要忘记奥巴马领导了脸书竞选活动，并吹嘘社交媒体在他当选中的作用，他是数据政客。他是利用大数据的人，他的政府利用大数据来实现进步派“伟大”的社会目标。还有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国务院领导了互联网自由议程，并且和社交媒体民主化的力量一起被视为世界革命的力量，他们谴责政府实施的审查互联网的独裁措施。因此，这是共识世界观，即“互联网是我们的”，意思是说互联网本质上已与政治进步派势力结盟了。

互联网本质上已与政治进步派势力结盟

这是一种深度内化的世界观。人们总会有理由认识到这是荒谬的。但当然了，当外部力量对你有利时，有时你看不到摆在面前的明显的现实。所以这也是会遭遇背叛的事。因此，当川普似乎强占了社交媒体时，当他似乎控制了推特和脸书时，无疑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控制。那时只是没有监管者和把关人的直接干预，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对立面当时能够表达自己。而希拉里如果不是某种寡头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候选人，她什么也不是。所以川普在脸书和推特上的成功首先真正证明的是，他具有沟通者的独特的天赋这是真的，不管你对他的政治主张持何种规范判断。他过去是一位非凡的沟通者、现在仍然是一位非凡的沟通者。这还表明，就像对于杰布?布什这样的候选人一样，对克林顿这样的候选人也都会存在很大的阻力。

我认为当最终、当社交媒体公司最终没有直接干预2016年的选举时，不管这里委婉的说法是什么，当他们不去降低曝光度、不去降低川普及其支持者的放大效应时，那么民主党的官场，当然包括希拉里和她的竞选班子，还有奥巴马身边的那些人，会认为这是对他们与大科技公司之间联盟的背叛。这引发了一场运动，把川普的当选归咎于脸书。这一武器非常有效，迫使脸书就范，并迫使脸书真正从那时起开始配合，听从民主党机器以及更大的单一党机器的指挥。

坦率地说，我认为脸书、马克?扎克伯格是更愿意保持中立的。他们不想疏远任何一方，只要他们能同时与双方打交道。他们当然是为了盈利，推特也是如此。但由于这种联合起来一致指责他们，认为是他们导致了2016年选举的结果，他们被迫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这种努力也得到了脸书和推特员工的支持，他们认为川普的当选是一种背叛。

在自由主义建制派中的反民主成分

杨杰凯：我想回过来谈“平叛”这个想法，之前我没有在整个体系的背景下思考过这一点，直到你的提法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平叛”行动这一前提，这让我想起了阿富汗。据我了解，“平叛”的愿景是那里实际所发生的事情的核心。当然，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因为你比我更了解这一领域。我们是否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即不断尝试让所谓的本国人归属这种正确的世界观？

西格尔：恐怕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有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政治方面，一种是技术方面。我先谈政治方面。在某个时刻，在美国统治阶层中发生了变化，或你可以说一定的反民主态度得到了强化。我们可以追溯到川普时期，我们可以追溯到川普之前，我们可以看看它在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中的深层根源，这些传统一直都包含着矮化了的民主和反民主的元素，就像美国右翼一样均有矮化了的民主和反民主的成分。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反民主成分在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中胜出了。证明其胜出的证据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各式各样的观点，这些观点显然不仅属于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言论范围，而且坦率地说，也属于常识范围。

现在你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又不愿意容忍，例如对戴口罩、学校停课的异议，那种取消警察的企图，所有领域、所有对话的主题，从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事件到孩子的“性别肯定”。实施一种信息控制的企图源于或受这样一种观念的推动：只有某些想法是正确的、可接受的，那些无法接受的想法，不仅是错误的或灾难性的大错特错，而且超出了可接受的政治话语的范围。

那么，政治之外还存在什么呢？政治地平线的另一头是什么呢？战争，就是这个东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战争是一种组织原则。谢天谢地，在美国，我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大多生活在民主的妥协之中，凡有意见分歧甚至是激烈的意见分歧，都可以和平地了断。或我们就是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大家可以一拍两散，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在一种彼此宽容却互不理会的状态中。在我们最佳情况下，要好于这一点；但即使在最糟情形下，彼此宽容却互不理会，还不算太糟。但这种情况已被打破了。为什么被打破了，我认为原因众多，如果要充分解释，那需要另外制作一整期节目了。所以，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了。

我们现在已进入的领域，其中不仅有“平叛”的手段，还有“平叛”的激励设定，即反对派是非法的，存在于可接受的政治领域之外，必须通过协调一致的强制手腕加以解决，这已成为规范，而且在整个政治社会问题中都成为了规范。我们看到，话题不同，它展开的方式也不同。对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处理方式，显然不同于对疫情封控所采取的方式。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精英阶层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进入公众言论，哪些信息则不可以。精英阶层同样也认为，公开那些胆敢逾越自己所设界限的人是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