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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最得宋庆龄信任此人为何寻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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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复兴中路1473号，一座欧式花园洋房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最信任的高官——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上吊身亡了。是什么逼他走上绝路呢？今天，我们就根据宋庆龄的文章《怀念金仲华》等资料，说说金仲华寻短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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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老报人

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梧桐镇一个书香门第，4岁能顺畅诵读《千字文》，6岁入读县立崇实小学，13岁入嘉兴第一中学，16岁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大学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萧项平等同学结为知己。

金仲华曾是中共的老报人。

1928年，金仲华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录取，在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当助理编辑。从此，开启了他的新闻生涯。

1934年，他受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邀请，参与创办《世界知识》，后任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经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推荐，在香港任《星岛日报》总编缉。1942年，在桂林当过《广西日报》的主笔。

1944年冬，在重庆，经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刘尊棋介绍，他进入美国新闻处工作，历任助理翻译、编辑、译报部主任。他常选译中共《新华日报》的言论、消息，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创办《联合日报》《联合晚报》。1948年7月，受中共委托，到香港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远东通讯》（英文版），年底任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主笔。

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当过《新闻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文汇报》社长；1952年，成为中国新闻社首任社长。

宋庆龄密友

金仲华1938年秋在香港时，加入了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并编辑中文版《保盟通讯》。宋庆龄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从英文译成中文的。

金仲华是宋庆龄最信赖的朋友。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以及后来在寓所设宴招待毛、周等人时，她都让金仲华陪同。

中共也知道宋庆龄信任金仲华。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共政协会议，其中特别提到，“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将电报）送去”。

1951年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创办英文杂志《中国建设》时，特邀金仲华任社长。

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金仲华是第一届执委会委员，并负责国际宣传委员的工作。他在中国福利会，担任领导整30年。

他也是中共的一名文化官员。

1949年4月，金仲华随陈毅进驻上海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从金仲华的履历来看，可算得上顺风顺水。他为何走上了自我了断的道路？

地下党员变美国特务？

金仲华的噩梦，始于文革。文革爆发的第二年，1967年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上海市革委会成立，金仲华被排除在外，一度赋闲在家。

但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没有放过他，对他大会批，小会斗，贴了他的许多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办所路线”等。

金仲华最终被逼上绝路，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被怀疑是“美国特务”。

1944年，他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战时情报局的驻华机构。

中共建政后，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关系恶化。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中共的头号敌人。文革期间，曾经与美国沾边的，常被怀疑是“美国特务”。

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都是特务。张春桥在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

张春桥发话后，金仲华的处境急剧恶化，批斗升级。

可悲的是，金仲华当年是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替中共做了许多事。如今，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被逼交代刘思慕的“美国特务”问题，可能是金仲华想不开的第二个原因。

金仲华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调人员4月4日会再来，向他调查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的问题，要他必须老实交代。

刘思慕是金仲华多年老友、同事、下属，当年在广州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当过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副社长、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

从1968年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调人员就已连续数天对金仲华进行诱供、逼供，要他交代刘思慕“美国特务”问题。面对逼供，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不知道”，甚至表示“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但现在，造反派又来逼迫了，他可能实在受不了了。

被抢80封密信

金仲华与宋庆龄的80封通信被抄走，可能是第三个逼他上绝路的原因。

1968年中国新年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冲进金仲华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资料等，还把数千册中外图书、字画、古物、国际友人的赠品都抄走了。

当造反派发现金仲华保存的87封信，其中80封是与宋庆龄往来信件时，准备装进麻袋，一向彬彬有礼的金仲华突然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可造反派根本不理睬，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上海市革委会在写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

因为金仲华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通信中肯定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里话。

据曾担任过中共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宋庆龄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是什么原因？”

文革中，宋庆龄曾表露过想离开中国大陆的意愿。

参与保管“蒋介石日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2012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到最后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

这些话，很可能在她用英文写给金仲华的信中都有表露。

宋庆龄在写给金仲华的信中特别嘱咐他“阅后烧掉”。但是，金仲华舍不得烧，结果，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

自从这些信被抄走后，金仲华的情绪一落千丈，整天神色忧虑，沉默寡言。

此后，他便开始安排后事。据他的外甥女刘丽朝回忆：“在抄家之后的日子里，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开始暗暗做着安排。他把住在家里的小孙女托人送回了广西，又把从小在身边带大的外孙女园园送回北京，连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临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时，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手扶着额头，一边低声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