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对其人生诸要素的影响（转） author: 朱秋德 date: '2016-10-14 17:12:21' tags: [杂, 李白, 李建成] from: http://tieba.baidu.com/p/2752530002 plain: true
周五，无心工作，畅游了一下午唐史（极小部分）。 这篇是在搜李白是否为建成之后的时候看到的。
李白是我们最熟悉的，但也是我们最不熟悉的诗人。盛唐以降，历代谈论李白其人其文者如恒河沙数，但总其所论，多属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这并不是说历代研究者特别是当代研究者没有看见李白这座七宝楼台，而是说他们只是从这座七宝楼台中拆下各自所需的片断，并且往往给这些片断贴上时代的标签，而置其基础于不顾。如论其思想则不外乎爱国济世，论其艺术则不外乎积极浪漫，论其人格模式则不外乎蔑视权贵等等。姑且不论这类评价是否得当，奇怪的是极少有人结合李白其人对此类观点作出合理的解释。诚然，由于李白人生道路之曲折坎坷与其思想之复杂多变，人们不难从中搜捡到合乎自已需要的东西，这也符合现代语词符号解读规则，但这是另一码事。我所要做的是扬弃李白研究中的实用主义与汉代经学和清代朴学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新方法，对构成李白这座七宝楼台的基础及与其建筑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即对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诸要素作一综合考察和评价，得出一个接近或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须证明李白乃唐宗室后裔。明确地说，即要证明李白乃唐高祖李渊之长子李建成的玄孙。其谱序为李渊——李建成——李承宗——承宗之子——李客——李白。
关于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当时就讳莫如深，特别是对其祖父、曾祖父，史料无一记载。李白自己很少谈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远祖，讳言近亲，闪烁其辞，故布疑阵。当然李白是有他不得而言的苦衷，但却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麻烦，这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对于李白的宗室地位，从古及今少有论及。而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郭沫若先生在解放后的专著《李白与杜甫》中所说的出身于富商家庭，但对于李白之父为何迁居四川一个僻远小乡“高卧云林”却没作出合理的解释（此点后面有文详论之）。更有人明确宣告：“李白后来在诗歌中屡屡夸耀他的家族，其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殷实而已，不会拥有特殊地位和荣贵的光环。’莫非说证明了李白是帝王之后代就会贬损他或美化他？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李白是爱之欲其生的，而在这点上却视而不见，殊难理解。莫非商人之阶级成份优于皇族之阶级成份？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历史的尘幕中看出了蛛丝蚂迹。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于邵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念。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绵州彰明县有李白碑，在宁梵寺门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欧阳文（上文下心）《舆地广记》也提到此碑。碑现已无存，但至少明朝还在。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图经》梓州刺史于邵作李白碑，在县之宁梵寺下。《志》云：碑在县南二十里，即白故宅。”案《旧唐书·于邵传》：“徙巴州……迁梓州……崔宁帅蜀，表为度支副使。”查崔宁帅蜀任西川节度使在大历二年七月（767年），可见于邵在梓州刺史任上为李白立碑当在767年之前，距李白之死不过五年。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他在《杜诗补遗》中说：“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清人王琦在编铨《李太白全集》时对此将信将疑，录存之将它列入《传疑》条。此后久无影响。延至当代，才见到《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建成妃把儿子托亲信宫女随西域商人到了西域。尽管有些情节与史实不合，但定其为建成之后仍功不可没。另外《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1期载韩维禄文。亦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裔。
要论定李白乃宗室后裔、建成遗脉，除上引于邵碑文外，还须引证研究者们都熟悉的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抬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井序》。李阳冰乃李白所认族叔，唐代宗宝应元年冬，李白卧病其家，生命垂危之际将所存诗文手稿交其编订作序。有人考证其人对李白并非仁爱有加，但李白于他并非嫡亲，加之李白晚景凄凉，有所迁累，如此对待李白无非人情世故罢了。我们不可因人废文。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乃李白生前好友范伦之子，时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的他依照李白孙女“先祖志在青山”之言，将李白墓从龙山东麓迁于青山葬之，并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序》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子孙女搜于箱箧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数十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世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
李阳冰《序》作于李白同时，其中的身世内容当出自李白口授；范传正《序》虽作于李白死后五十五年，但离李白之子伯禽死不过二十几年，且伯禽唯一的儿子离家“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伯禽别无传人，只有一女陪范主持其祖父迁墓之事。照理说，以两序时间之早和与当事人关系之近，它们都该是真实可信的。但为什么它们却历来不为人所重视，不为人所深信，反而为人多所诘难，置之存疑呢？这要怪李白狂放的性格给人造成的错觉，以为他攀龙附凤自高身价，也要怪他至死也不肯公开身世的真象，他的本意不过是象他父祖辈一样保护后代全身远祸；还要怪两序的作者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守了不世之秘。怪则怪矣，疑实存之，且让我们对照两序一一析之。
首先是两序明言李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世孙”。对于李白声称其近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近人颇多异说，主要是辈份无法坐实因而存疑最多。有人根据李白在与唐宗室联宗时往往把自己降低二至三、四个辈份，常称人叔、叔祖等，而依据“九世孙”字面理解，李白不可能是李渊儿辈（李渊为李八世孙，后文论及），故断定李白假冒宗室之后，因为李白在辈份关系上颠三倒四，连常识性的关系都搞错了。
这里首先必须弄清李渊与李暠之关系。《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凉后主讳歆，字七业，为蒙逊所害……七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魏为弘农太守。蒙逊徒翻子宝等于姑减，岁余，北奔伊吾，后归于魏”。从李暠及其后代谱系中得知李渊为李暠八世孙。
接着该弄清李白与李暠之关系及与李渊之关系。据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自述其家世道：“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由于行文有意简省，后人对此殊难理解，以致胡应麟干脆说是伪作。王琦认为“自‘本家金陵’至‘少长江汉’二十余字，必有缺文讹字，否则‘金陵’或作‘金城’之谬亦未可知，断言伪作者非是。”其实这段自述并无缺文讹字；亦无谬语，更非伪作。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有关李白家世的直接材料，至于不通之处，参考《全唐文》注可释其疑：“定因前凉张氏侨置建康郡于敦煌，人遂目此建康为金陵，故下句云：‘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前凉张轨侨置建康于敦煌，西凉武昭主李暠建都敦惶，封张体顺为建康太守。建康别称金陵。李白所言金陵指敦惶。接着的“遭沮渠蒙逊难”是指412年北凉王沮渠蒙逊率军攻破敦煌，西凉国亡，即李玄盛传所载李歆为蒙逊所害，子李重耳及侄儿李宝相继逃亡，并先后在他国为官，此即所谓“因官寓家”。这与李渊的祖先饱经国破家亡之苦，任宦他国的经历是完全一致的。这里李白只能点到为止，让世人去分析判断。他决不可能直言李渊的祖先就是他的祖先。这种把自己往刀俎上送的傻事他是不会做的。他心中时刻有警钟长鸣。因此，《新唐书》说：“白兴圣皇帝九世孙，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中逃还，客巴西。”在自述中李白在明确提及十余代远祖之后为什么突然跳到自己“少长江汉”，让中间留下如此一大段空白呢？因为这中间的事情就是李白不敢言及的了。如再明言，则身世真象将大白于天下。这牵涉到唐隐太子李建成的继承权问题。众所周知，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太子建成及其五子、元吉及其六子，并除其属籍于宗室，使其他的后代具有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权。事关皇权，攸关性命，李白纵有虎肝熊胆也不敢明言身世而将父祖几代人的心血毁于一旦。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辈份问题上一再故布疑阵，一再说明是李暠九世孙和在与宗室联宗时自降辈份了。不难想象李白在这前遮后掩中该有多么为难和痛苦了。另外，李白强调“凉武昭王九世孙”，是否隐指李建成或让人注意到李建成？因为李建成正是凉武昭王九世嫡长孙。果若此，则李白用心之苦可谓极矣。
与此谱牒和辈份相关的另一疑点，则与玄宗的一道诏书有关。天宝元年玄宗下诏：“自今以后，凉武昭王孙室以下，绛郡、姑减、敦惶、武阳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见《唐会要》）李白当时在长安，却并未办理入籍手续，隶入宗正寺。有人即以此来否定李白的宗室身份。按一般的理解，此时李白正供奉翰林，春风得意，即使玄宗不下诏，他也该求玄宗或去宗正寺要求入籍，哪有皇帝请他入而他却不入之理！事情偏偏就怪在这里。李白哪里是不想入籍，而是他不能入籍，不敢入籍。一是他的属籍早被太宗开除了，无籍可凭；二是入籍势必牵连自己的父祖辈，牵涉到李建成。后人对此不稍体察，而一味指斥李白冒充、吹牛。太白地下有知，不亦悲乎！这样，范传正《序》中的“绝嗣之家，难求谱碟”，“故国朝以来，漏干属籍”，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前句是说太宗诛建成及其五子，除其属籍，对唐宗室来说，长房和三房是绝嗣了。如果说李白绝嗣就不通了，因为李白明明有子孙。而“漏于属籍”，不管是被漏还是自漏都是托辞。由平民而迹升皇族是任何人也不甘疏漏的。李白是最善于与宗室同族攀亲的，但由于除其属籍和待罪之身，他是不敢上宗正寺报户口的，因而只能长期“漏于属籍”，当黑户。他与同宗攀亲是为了满足其几代人被开除属籍、隐姓埋名的寻根意识和补偿心理，但这也只能是流于口头和形式，他是不敢认真其事的。
至于有人纠缠不休李阳冰《序》中的“谪居条支”和范传正《序》中的“一房被窜于碎叶”，视为抵牾之处，鄙意以为无关宏旨。条支和碎叶皆属当时之西域，只是远近不同罢了。出逃避难时当然是越远离唐王朝的势力范围越好，祖父先居条支，然后随时间的推移移居离家国近一些的碎叶，父亲则移居更近一些的四川，这是通常的步骤，反正这些地方皆非世居之所，非根之所在，因而言及时或此或彼无须经意，只凿凿于“陇西成纪”。有人在此一争高下，互相攻评，纯属“黄牛肉与水牛肉”之争，有人借此否定序文的真实性和价值，则完全没有必要。
另外，有人会疑而发问：为何只说是李建成之后裔，而不说是李元吉之后裔？笔者认为元吉之后没有可能。据唐史，“玄武门之变”时太子建成之长子李承宗被封太原王，已病故在唐朝发祥地太原。其家远离长安，其子闻讯逃脱或先藏匿后再逃并携走大量王室财宝。而元吉当时才二十几岁，有子无孙，何况齐王府在秦王的掌握之中，李世民把弟媳妇齐王妃尽变成秦王妃，是不会给元吉留下传人的。所以李白只能是李建成的后裔，这样李白家境豪富和他父亲的行为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范传正《序》载：“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仁禄。”李白的父亲逃亡避祸到青莲乡，以客居他乡之意给自己命名“客”（非其真名，其时也不姓李）。他什么事也不干，闲适度日。却富甲一方，李客出川时携资百万，这大量财富从何而来，联系他从西域迁到绵州昌明县青莲乡这样一个五等州四等县、距州治六十里、县城十五里的偏远小乡的行为，人们不难发现，他决不是个生意人，也不屑于做生意，他的财富就是过去太原王府财富中的一部分。他家从条支迁到碎叶，又从碎叶迁到四川，一步步接近长安一步步接近故土。他选了一个离长安不远不近，进退自如的地方，来窥探朝廷动静，等待时机。近百年前的赶尽杀绝，太宗的子孙们此时可能早已忘记了那血腥的权位之争，但他却不会忘记，他的后代也不会忘记，那么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李白成人，苟命之人的主要职贵是抚育后代，此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白只有亲兄妹二人，他得抚育好这根独苗。他在李白幼小之时就教他读《子虚赋》教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还让他学剑习武，期望其成为文武全才。李客自己是不会出山的。因为照中国传统，李渊延至他为第五代，俗谓五服之内，属近亲范围，出去将冒很大风险，于是他侨寄深山僻壤，不事仕禄，延至李白为第六代，己出五服，只要他小心行事，守口如瓶，出去将不会有大的风险。李白谨遵父嘱，其他方面豪宕不羁，唯身世不敢视为儿戏，只在临终前对李阳冰有所透露，但仍嘱其不得公开，于是李阳冰也就只得运用春秋笔法，隐约其辞，点到为止；伯禽父女亦同样遵父祖之训，未敢公开，于是范传正也只得假托伯禽手疏“纸坏字缺”，效李阳冰行其微言大义了。
行文至此，李、范两序中圭有关李白身世的语句就不难理解了。李阳冰《序》中“蝉联圭组，世为显著”，“穷蝉至舜，五世为庶”。前言“圭组”乃帝王诸侯用缓带所系玉制印信，加上“世为显著”，符合由皇帝李渊到太子李建成到太原王李承宗之实际，后句以颛顼之后穷蝉至舜再次为帝中间五代为庶之典，暗比李渊之后李建成至李白五代沦为平民百姓；穷蝉和舜，皆涉及帝王之家和王位继承。“中叶非罪，滴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姓，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神龙初潜还广汉”、“上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李、范皆提到易姓与名，并效李耳指李树而姓之故实。在中国历史上，长期隐姓埋名的大都是在政争中失利，恐被胜者一方斩草除根而采取的防范行为。李白先祖逃到西亚的条支和中亚的碎叶，一直不敢暴露真实身份，潜居四川后依然不敢暴露姓氏，而是仿效李耳，在生李白时指李树姓李来遮人耳目。李阳冰对于“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之家突遭灭顶之灾而“滴居条支”，“五世为庶”，认为是“非罪”，即不是犯了通常的所谓律条，对此而“可叹”。知道了真象的李阳冰是会忍不住深深叹息的，任何人知道真象后都会叹息的：皇位继承人突遭诛杀，王孙公子一夜之间成为逃犯，几代人隐姓埋名；如此大难，能无叹乎！范传正则用后世之“真事隐”手法，佯说伯禽手稿“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用曲笔将李家罹罪之唐初稍稍提前，变成“隋末多难”，又用“一房被窜于碎叶”之“一房”来提醒它属于一家之一支，隐露真象；但一语“指天枝以复姓”，明白道出李白乃宗室之后。“天枝”者，帝室之支派也。王僧需《礼佛唱导发愿文》曰“天枝峻密，帝叶英芳”，就是如此而言。范传正实在有点忍不住，太想把真象公诸于世了。如此真情流露，可后人没人理会，只一个杜田曾窥破其中隐秘，可惜王琦又将它存疑，一片苦心付诸东流矣。惜哉！
李白的宗室身份确定之后，一个异乎常人及其理解的李白形象就凸现在世人面前。在李白的意识中，一方面他是太祖之后，如无“玄武门之变”，他是嫡系继承人，天下本来就是他的，再差也不失王侯之位。于是他高视阔步，自命不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狂放之士。他之前的所谓东晋名士如阮、稽之流的狂放是对现实的逃避，是时代的异化，而李白的狂放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高贵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另一方面，他又是隐太子的后代，是被开除了宗室属籍、侥幸逃脱诛杀而苟全性命者的后代。这使他的一生特别是出川后的生存状态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矛盾、惊悸之中。他的狂放实际上是以其强烈的自尊来掩饰深刻的自卑。这两方面及其结合构成李白的宗室情结的主体，这一宗室情结使他一生处于复杂、矛盾与多变之中，使他的诗作回旋往复于高八度与底八度之间；他的宗室情结使他不容于世，但又使他的一生极富色彩和魅力，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面试从李白的人生诸方面所受影响逐一说明。
首先，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一生的抱负是“王霸之学”。“王霸之学”亦称“帝王之术”。李白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明确提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所谓“王霸之学”，其义出自《战国策·燕策》：燕昭王拜访郭隗先生，说：“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答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于是燕昭王为他筑黄金台而师事之。郭隗的意思是说：成就帝王事业的人主和谋臣是师友关系，成就霸业的是君臣关系，亡国之君则是主奴关系。李白追求的就是一种和人主的师友关系。从他的诗中对这一类古人的赞颂和倾慕中可见一斑。如“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燕昭延郭隗，遂逐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古风》），“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奏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坦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缀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汉军如转蓬”（《梁甫吟》），“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扶风豪七歌》），“伊尹生空桑，捐庖佐皇极，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纪南陵题五松山》）“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古风》），“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兄弟，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在李白心目中，郭隗、剧辛、邹衍、鲁仲连、张良、郦食其、吕尚、伊尹、诸葛亮、严子陵、管仲、鲍叔牙、乐毅以及伍员、苏秦、东方朔、陈平等等，都是与人君或师或友，亦师亦友。这些人物成就了人君的帝王之业，也成就了自己经邦济世的奇勋伟业因而永垂史册。这是李白极心向往之的理想的政治模式。李白的这一政治理想是深受其年青时的老师赵蕤影响的。赵蕤一生讲王霸之学。据《唐诗纪事》称其“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其存世之作《长短经》，《四库全书提要》称“是书皆谈王霸经权之要”，其自作《长短经序》称：“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李白二十岁左右在赵蕤夫妇隐居的大匡山从赵学习，前后约有数年时间。有人认为李白的政治思想主要受战国“士”的影响，尽管比以往之高论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是失之宽泛，不若将其定位于王霸之学恰切。
李白的王霸之学或帝王之术虽属外来，却出自本心，是他的宗室情结作用下的产物。以其出身心性，李白是不甘于为臣为奴的，他只可能追求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不屑于做小事的，他只可能干经邦济世的大事。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他终身不事科举，不参加任何类型的考试。以李白之才，走科举之途，循序渐进，不说位居宰辅，但也决不会“不及一命，穷悴终身”的。李白之不事科举，一方面是因为他期望的是与人君师友相交的鱼水关系，惺惺相惜的平等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自由关系；他期望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功业，青史留名。他怎么会接受皇帝的考试、盘问而将自己列居臣奴之位呢（“长揖万乘”也是这种心态下的行为反应）？更不用说接受普通人乃至庸官俗吏对自己的考试了。另一方面，从他的宗室情结上作心理分析，李白是排拒和反感有人来考试他的，潜意识中的王室之尊使他羞于与普通人为伍从而走到了科举的对立面。他在坚守自己的唯一一道防线：在人格意识上坚持自己是帝王之后，而帝王之后是靠世袭而不是靠科举获取功名利禄的。他还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告诉我们：“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两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志忘机不屈之迹也”；“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在供奉翰林期间，他让高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对不能实现王霸之学和不能建立功业的极度失望和不满。理想和抱负不能实现，则不如自请放还。不过，无论怎样努力，李白的政治理想是注定要落空的。从唐玄宗当时和以后所倚重的高力士、李林甫、杨国忠来看，玄宗注重的是臣奴关系。从他给李白的“非廊庙器”的评语来看，两人关系是不融洽的。这是李白的悲剧，亦是玄宗的悲剧。
李白的政治理想的另一面是功成身退。对于李白来说，功成身退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口头上的标榜，而是其一贯的、既定的思想。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宣称：“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难矣。”这是他出山不久的宣言。“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公”，这是他自请放还时表示要学商山四皓。李白的功成身退不是道家意义上的出世，而是鉴于历史的教训。
如“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古风》），“吾观古时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毁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泪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篙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李白把古今功高不退遭祸身亡的例子都牢牢记在心上，经常把他们拿出来观照一番，这在历代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隐忧意识的自然流露，同样是李白宗室情结的刺激和影响：一方面是祖先政争失败被诛，父祖辈一直逃亡避祸的阴影，使他总是处于一种惊悸、担忧之中，这种害怕祸从天降的隐忧和感觉一直伴随其终身。功成身退的另一方面是想向君主说明自己无意于打天下，自己只想做成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之后就效法范蠡、张良，决不会危及君主的江山。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在没有经历世事沧桑之前就定主意全身远祸的，有则只李白一人。李白从记事起就一直背着祖辈留给他的沉重的十字架。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拔剑击柱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等诗句透露出的内心强烈的悲苦之情了。有人用儒家的入世来套其王霸之学，用道的出世来套其功成身退，不能不说是隔靴之论。因为李白是独特的“这一个”，其思想基础和政治理想也是独特的“这一个”。
李白的个性之鲜明突出是无人匹敌的。他处处自视高人一等。是个集傲骨和傲气于一身的人物。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这样描绘自己：“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把自己形容成天之骄子，地之杰灵，欲纵横四海，出入天地，自命不凡无以复加。他也知道自己：“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同时代的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曾这样评价李白：“白璧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旧唐书》载崔宗之称李白：“顾瞻笑傲，旁若无人”。这些都说明李白个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傲岸。一般人评价他是蔑视权贵，从骨子里说他是对所有人都轻视的，连皇帝也不例外：“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就是明证。他的傲岸使他连有求于人也与众不同，《上安州裴长史书》：“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软中有硬，不露卑屈之态。《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明明是求人接济，却先自吹自擂一番，就是不肯说出一借字。诗云：“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小节岂足言，退耕舂陵东。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乌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花倘不接，甘与秋草同。”
李白常以大鹏、天马、鸾凤、松柏自比。如“奋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长征……块视三山，杯视五岳”，“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赋》），“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古风》），“鸾乃凤之族，翱翔紫云霓，文章辉五色，双在琼树栖”（《登黄山》）“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鸿骞风立，不循常流”（《秋夜还都序》）。李白还常将凤与鸡并比，坦露自己“凤立鸡群”之居高临下的宗室优越感：“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鸣口皋歌送岑徽君》），“鸡与鸡并食，鸾与鸾同枝，”（《于五松山》），“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赠郭季鹰》）“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李白强烈的宗室意识所支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优越感和高贵感，与并不了解他的现实社会的冲突，使他的人生具有一种悲壮之美。但这种悲壮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斯人独憔悴”。杜甫的“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并非空穴来风。这加重了诗人生活的悲剧色彩。
李白的行为特征是不徇常规，狂悖行世。《河岳英灵集》说他“志不拘检”，杜甫说他“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佯狂真可哀”（《不见》）。现代有人说他：“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杜甫的“佯狂”二字很有见地。在别人眼里，他是“佯狂”。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莺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平交王候的气概如显目前；《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谈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则生动地显示了他供奉翰林期间傲视群巨，不拘礼法的情景，狂态可掬。在王霸之学伸展无望上疏求去之前，他“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去京后与他交好的魏颢说他：“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抚《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其放浪豪宕无人出其右。在世人眼里，李白不过一介布衣，受诏入京皇帝并没任命他一官半职，为何狂放乃尔！实在不可理解。于是他自己乃有“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之慨叹。其实在李白自己来说就不是佯狂而是真狂。从小他就是“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十五为游仙，游仙不曾歇”（《感兴八首》），出川后“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李白的狂放有其物资基础和思想基础。王府之后为他提供了强大的财富基础，使他在经济上不依附于人，保持独立的人格。而即使他接济匮乏，陷入困顿时依然能保持其“平交诸侯，长揖万乘”之一贯作风，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思想中强烈的宗室意识。他一生中的游侠行侠，游历名山大川，学道，入道籍，去道籍，挥金如土，傲视众生，蔑视权贵以及不事科举等行为，无不透出一种天地万物主宰者的豪雄气概；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深植于其潜意识中，使他“以万物为刍狗”。
李白一生中强烈的使命感同样是他的宗室情结的折射。早期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不说，愈是晚年愈显出强烈：入永王幕，求宋中丞自荐，长流夜郎遇赦后前往李光弼幕，因病半道而归。临终时他还高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这种从小到老、至死不渝的使命感，显示出诗人与江山社樱有一种血肉般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他已没有了非分之想，但这种来自根上的联系使得江山社稷成为他“生死以共”之精神家园和乐园，离开它，失去它，也就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仅仅用积极用世、爱国爱民来解释是皮相之论；说他想做官，爱做官，至死不悟，则是小儿之见。
总之，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同一首诗作中同时具有多重变化和矛盾，刚刚之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忽然就：“但愿长醉不愿醒”；刚刚说：“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击柱心茫然”，马上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刚刚说：“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下句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复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种高低音切换之快捷与和谐只能是属于李白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真正地而不是泛泛地理解他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与尔同销万古愁”，一唱三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等心迹流露的作品了。有人说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史。我不敢肯定其普遍的价值意义，但用在李白身_上，却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诗作就是他的心灵史、生命史。理解了他的诗，也就了解了他的人；而弄清了他的身世，则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诗。由李白的身世的特殊性，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学史上的某些现象。“李杜”双璧是中唐以降一直挂在文人骚客口中的，但也就仅挂在口头而已。宋及其后，宗杜、宗韩，蔚成风气，即所谓“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杜韩而外，有宗王、孟、韦、柳，宗百居易，宗李商隐；连二、三流的孟郊、贾岛、许浑、姚合也成了人们宗奉的对象，唯独李白无人奉为圭臬。套用杜甫《梦李白》的诗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诗句如同一句应验了一千多年的谶语，道出了李白名气虽大，但诗业乏承。这其中不乏中国诗歌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但也说明李白是难以模仿，更难以神似的。这除了普遍的趋易避难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不具备李白那种生命内在的矛盾和悲剧情境，因而是无法学的。李白的身世和思想基础使李白成为我国中世纪最后一位以心灵作诗的伟大诗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