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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面对突发的疫情，为什么不佳？对于日后的防疫工作有什么经验教训？
人们经常犯一种极其低级但却普遍的错误——
干活时喜欢牛力气大，过桥时却嫌牛重。
追求时热爱校花美貌性感，谈上了却嫌不够安全。
招工时喜欢人家要价低，用起来却嫌人家能力差。
爹妈在教导子女的时候，总是会讲这个常识——“任何一种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但是ta们往往教成了——“任何人都有一部分优点、一部分缺点”，仿佛人像一个苹果，有可吃的部分，有烂掉的部分。
因为ta们总在催促子女“去掉坏掉的那一半，扩大好的那一半”。ta们嘴里这句“总是有好有坏”，被ta们自己的行动阐释成了“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会有残余的缺点，但你应该继续努力再把这些缺点搞小”。
完全不是“追求完美的行为模式，有制造高质量成果的一面，也有导致心理能量消耗大的一面”，不是“战斗机有高速灵活的一面，也有无法载人的一面”这个模式。
看明白区别没有？这两种理解的差别何在？
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纳粹主义，和希特勒要杀光德国的低等种族、实现完美的种族纯净没有区别。
早上两眼一睁，想到还有“肮脏的老鼠”没杀光，都感觉愧对伟大的德意志，耽误了民族的升华。
我们不评判这做法的道德问题，只看它如果成功的客观结果。
假设你成功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纯化的自我，实际上专门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做的极端特化。
你就像一头霸王龙，在6500万年前的北美洲你完美无暇，全身都是优点，不可战胜。
可惜，你算不到明年会有小行星落地，个子越大死得越快。
你一身的特点，之所以能被分明的切分为优点和缺点两部分，是因为你的爹妈总结了白垩纪的经验，并且认定你这辈子都会活在白垩纪之中。所以，ta们——包括你自己——都会认为你像T-Rex的部分就都是优点，不像的就都不是。
你们无意间忽视了那些“缺点”的积极意义，那些“优点”的消极方面，整天在自己肚子里搞“除四害”，恨不得将老鼠麻雀这些“害虫”斩尽杀绝。
你们自己说说——这要不得抑郁症，是不是天理不容？
世界上的事，其实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一切在本质上都是中性的。
全都是在一方面“好”，在另一方面“坏”，在某一时“好”，在另一时“坏”。
这不妨碍你对世界大势有一个预测，并基于预测去主张发扬某些特性、去抑制另一些特性——你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下这样的赌注，这就是天道之常。
但是你同时要学会欣赏、学会感激这世界的参差多态。
要学会、习惯、养成下意识去accept the whole package of the thing。
中性的接受事物的一切方面。
上海的机制，在容纳丰富多态的经济活动，宽容一切可能的创新上有特殊的优势，它势必在统一行动、快速反应上有先天的系统劣势。你不可能兼得。
要食得盐，就要抵得渴。
你不能本能的向这个方向去看，不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个答案，就意味着你成长期间已经被养成了“坏苹果式的善恶论”。
这对上海没什么大不了的，它根本不在乎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但是对你自己，有在纷繁复杂的、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足以致命的问题。
无论你自认为的完美是什么，在平均每年炸两颗小行星，平均两年交换一次冰期和热期的时代，你这“完美苹果观”在数学上一定会要你的命。
因为环境匹配了你的预设定时，你固然如鱼得水，但当环境不匹配你的预设定时，你客观上是要靠你平时视为缺点的东西活命。
能让你活命的东西，却是你花了一辈子要去根绝的东西。
在这个生死关头，你无法克制的本能憎恶着你自己的活路，这是一次就足以致命的问题。
上海这一大堆居民在怨气冲天的抱怨的强管制，是这种病。
其它居民在这怨气冲天的抱怨上海的不老实，也是这种病。
这是一种民族性的幼稚病。
这病是怎么得上的？
是因为这个民族在四千年的辉煌历史里长期高度稳定所养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自觉——“帝国永恒，世道不变”。
这种意识在1895年以前的四千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有客观根据的——康熙三十年和乾隆三十年的价值观、社会规则确实极其近似。康熙三十年错误的行为，在乾隆三十年九成九也是错误的行为——甚至在贞观十五年、在文景十二年结论都一样。
在改开以来一路走上坡路的现代中国人眼里，这种几千年继承下来的不自觉的自觉再次被超稳定的社会管理复活了。
再次变成了不自觉的自觉。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这种“坏苹果式”思维的共鸣的具象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下一个颠簸的十年里，要么你早点把自己打醒切换到“好坏一体观”，要么准备好看心理医生。
不必担心上海，上海其实没有任何需要你担心的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