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作者用流畅的文笔描述了两位在线教育行业的职场女性。从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两位独立、上进的职场女性，有自己的追求，但也受困于资本的压迫；她们追求美好的生活，但工作却让她们没有生活；她们有反抗的萌芽，但却有妥协于现实的环境。
她们是典型的新时代职场女性，她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代表着资本希望的中产阶级的方式。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是资本化的媒体所向底层人民宣扬的阶层跃升的方向。通过教育上大学，通过大学进好公司，在好的公司里面好好工作，这样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被资本控制的媒体和教育体系，向底层无产者勾勒的美好生活，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
但是，这样的生活，是生活吗？无休止的加班，繁琐的流程，冷漠的人际关系，勾心斗角的职场氛围，被加班拖垮的身体，报复性的消费心态，这就是生活吗？如果这是生活，这只是被资本统治的生活。
当资本的蛛网已经遍布全社会，当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仅仅是在资本蛛网上的活动之时，哪个劳动者的生活不被无休止的工作占据呢，哪个劳动者逃脱得了被资本榨干青春供其增殖的命运？无产阶级不会幻想在资本的统治下，获得美好的生活，小资产阶级在幻想着，但这个幻想正在被资本一点点敲碎。
A说：只有往死里加班，才能往死里吃好的、穿好的、及时行乐。
B说：公司是一个修罗场，只要在其中，总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需要全力以赴，才能不出差错……
不论如何，时代的病症已经在每个人身上无可避免的发生，当时代的风暴酝酿着爆发时，只希望有更多人的已经做好了准备。
本次调研的对象是新兴小资产阶级的女性（此处预先说明，本人不参与并不支持田园女权及恨女症、性别对立的任何论争，纯粹因为朋友多为女性）。
对象一：帝都某大厂的在线教育板块的产品经理（后文称之为A）。A现为某教育产品的负责人。A所在公司采取项目组制，一个项目组的结构如下：教育板块的负责人（大boss，并不实际参与到各项目推进工作中，作为对各项目的总控而存在）、项目负责人（负责协调项目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实际把控项目进度）、项目牵头人（A的角色，直接对项目负责人负责，虽为项目的实际推行者，但在调动其他部门人员时处处受掣肘）、各组配合人员（如其他产品、技术、运营人员等）。
A所在项目组的人数在10-20之间，会随着项目的推进而增加一些人员或者减少一些人员，并不完全固定。另外，A虽在项目组中，起着实际推进的作用（协调安排各项目组人员的工作范围及进度），但并没有人事权及奖金分配权，项目组人员都需要配合A的工作，但A对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也并没有实际的支配权。
对象二：某二线城市在线教育的项目负责人（后文称之为B）。B为运营负责人，下属包括活动运营、新媒体运营、推广等20+人。B对下属人员有直接的支配权，比如新进入人员的面试以及离职人员的批准等。但在薪资及奖金分配上，B的权利并不如行政部门大，岗位薪资范围是人事及财务部门拟定的，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留用。另外，奖金或年度优秀员工等是由行政采取的集体无记名投票产生的，但B具有一定的推荐权。
当然，两者的公司在内部结构情况及人事情况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本文会在择取共同点的基础上，尽可能对具体情况稍加解释。
（一）个人基本情况
她们都出生于小城镇/农村，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城市。她们是人们眼中的高知女性，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受益者。但她们却对教育体制有诸多不满，最终选择了在线教育行业。产品经理A，月薪3W左右，年底可有项目奖金及年终奖（16薪），属于大龄单身女青年，租住在二环的公寓，单间，向阳，月租45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运营负责人B，月薪1.8W+，年终奖（14薪），已婚，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买房，两个人共同还房贷，无子（原因是两个人都忙，顾不上生孩子）。
（二）公司的基本情况
在线教育平台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成人教育及考研培训方面，疫情期间及疫情之后，在线教育真正站在了风口上，赚足了流量，也更加获得了风投的青睐。
A所在公司的与B所在的在线教育平台大体相同，都有产品团队、研发团队、教师团队、班主任及助教等，还有具体负责运营的团队，运营团队里也增加了数据分析等具体的岗位。
在A与B身上可以看到颇为矛盾的两种状态，一方面因为遭遇过一定的晋升挫折（A是项目实际推动者，且项目也颇有成效，但在上半年的加薪调整中，却因直属boss将利益“输送”给了自己的亲信，A从期望中的加薪20%变成了奖励一个i watch与几千块奖金），或者公司大规模调整带来的动荡（如B所在公司，因扩张及上市计划而空降了COO、CFO之后，公司一些元老级人物被迫离开），而看到并承认公司制度的冰冷性及人文温度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因看到公司上层管理人员如大boss及直属boss等也常常加班加点工作，加上受到公司鼓吹的“奋斗”文化的影响，以及高房价、高消费的外在催逼，而认为只有加班奋斗与努力苦干才能最终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一句话说，她们既看到了晋升空间被压缩，又抱侥幸于万一。这也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之一。
另外，问及公司是否对生育假期后的女性存在歧视，她们均表示目前暂时未发觉。A所在公司员工均为90后员工，大部分为未婚状态，小部分为已婚但未育状态。B提及自己的一个去年刚生育孩子的下属（该下属已在B手下工作多年），认为并不存在歧视现象。但又无意中透露生育后的女性确实存在注意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较低等情况。问及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时，B无奈地说，只能加班啊，工作量固定，她自己效率下降，只能通过加班的方式来追赶。B承认下属很少使用哺乳假（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哺乳期女性可每天有1小说哺乳假），在她的印象中，下属一周只有1-2次会提前1小时离开。
加班对于在线教育平台来说是普遍的现象，且没有加班工资。加班时间可计入调休，但公司员工手册或者人事入职培训时都会说明：调休时间每年都会在元旦或者春节重新归零，也就意味着未用完或者未使用的调休时间在元旦、春节后便一笔勾销。
A所在公司加班超过996，笔者与A数次在晚上11:00联系时，被A告知还在加班。A所在公司本身就是大小周休息，每天的还加班至深夜（晚上11:00到凌晨2:00）。另外，手机软件如钉钉、企业微信以及公司自己开发的工作软件等，延长了A在家工作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即使可以早点回家，在家也依旧被绑在工作之中。用A的话说，她每天睡4-5个小时，其中还有2、3个小时的时间梦到工作。
交谈中，A曾提及项目前期的密闭式产品开发（时间是一个月左右）。此间，公司甚至不允许员工使用手机，她们与外界联系甚少，每天都处于12+小时的工作状态中。精神状态紧绷，导致A不断失眠。另外，她要与技术开发、测试等不停进行会议及产品原型的修改，正常生活如吃饭、休息甚至上厕所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A 在封闭开发结束后，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最终确诊患上急性膀胱炎。
B所在公司加班也是常态，加班时间并没有A那么长，但若有活动或者遭遇考试期，员工需要在所有时间随时待命。据B描述，有下属长达400小时的调休假（也就是平均每天加班近1.6个小时），因公司元旦清零的规定而作废。在线教育，需要抢占市场也就是所谓的流量入口，抢在竞品前面推出课程、流量获取率及流量转化率等，是员工KPI的重要指标。所以，尽可能压缩项目周期也成为了负责人的能力标准，而这些是需要员工加班加点才能达到的。另外，在B公司，大部分直播课程均在晚上7:00-9:00之间，因此大部分运营人员都需要在此期间留在岗位上。
不仅如此，员工还受困于繁琐的汇报和总结工作。以B公司为例，B公司员工每天要“早汇报、晚总结”，每天早上有项目碰头会，每天下班后要写工作日报（这里强调是下班后，因为如果下班前就已经提交了工作日报，会被上级认定你的工作量并不饱和），每周还要写周报（总结本周工作，安排下周工作）。员工本就很累，还不得不写这些东西应付上级，因为日报与周报是上级评价工作态度的主要参考。此外，员工还要在worktile里，再走一遍流程，完成每日任务跟进及汇报等。繁复的文案、流程和制度化的工作，加重了员工的负担，但却便于互联网公司把人训练成工作的标准件。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成了工作的机器，按照本能去重复着每一个动作。于是，公司得以不断使用年轻人，即那些成本低且好控制，那些无家庭负担且有精力和意愿大量加班的年轻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A、B都提及公司有员工休息室、台球室等一些休闲娱乐空间，但真正用这些空间及设施来休闲的人寥寥无几，这些空间大部分时间会被某个部门当作临时的会议室使用。
A所在公司的五险一金是按照实际工资标准来缴付的，但如产品经理这类岗位的试用期就有6个月。B所在公司五险一金是按照级别来缴付的，一般员工是最低工资标准来缴付的，中层管理以上是按照实际工资来缴付的。
如果说在马尔克斯笔下，孤独成为了布恩迪亚家族乃至整个马孔多小镇的特质，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孤独正慢慢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人都是在“套子里的人”，在疫情之下的“隔离”只是借偶然的疫情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但“隔绝”的状态其实早已经渗入到城市人的生活中。
A所在公司为大厂，人事关系更为复杂，因此不时便会有如宫斗剧般的戏码上演。如一些项目进度会，表面上是为了顺利推进项目，实则在会前就已经“招兵买马”，会议开下来也变成了一场“站队会”。
A表示，除了工作对接交流较多的技术及运营之外，对其他同事都很生疏，平常各忙各的，很少交流。比较熟悉的同事或者要好的同事之间交流会有各种小群。小群体范围内交流相当顺畅，说话也会比较随意一些，这些小群也成为了他们平时划水、吐槽的主要渠道之一。
B情况如上，对一起工作较长时间的同事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包括个人生活的一些了解，但对于新加入公司的人甚至下属也并不了解。B所在公司也在全力推行工作的SOP流程，说白了也即将工厂的流水线搬到办公室环境中，为省时高效而让每个执行人员成为整个工作流水线上的一员。
格子间式的工作环境，本来是为了方便相互交流的，但却越来越形成了一种极难被打破甚至大家都害怕去打破的“沉默”状态。因此，一进入这种开敞空间里的100+工位的环境中，便会自觉成为“沉默”的一部分。
与之相应的情况是，公司团建越来越像“任务”，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年轻人对团建（吃饭、唱K、别墅轰趴、拓展训练等）都有一种逃避的心理。就算聚在一起，也大部分是熟人找熟人，熟人扎堆的情况。当然，对于短途或者长途旅游，大部分人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
A为知名高校的理科类研究生，目前已完全脱离了学术研究，仅关注一些学术界知名人物如施一公等的动态与研究成果、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如关于诺贝尔生物奖得主的一些争论等。个人可利用时间很少，若有空余时间，会用来刷一些热门综艺及热门电视连续剧。对于国内外重大新闻等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微信自媒体推送及微博等，但相对关注较少，“新闻过个几天，就成了旧闻，世界该咋样还是咋样，我知不知道都一个样。”这句话既说明了她对于热点报道总是热闹一时却并没有相关的深度追踪结果报告的失望，也在表明现代人特别是部分年轻人对于社会感的疏离。
B虽为文科高校毕业生，但现在读的书大都是职业工具书如《向前一步》《如何高效沟通》等等。B虽然会对于弱势群体产生一种天然的同情感，对一些社会现象产生义愤，但整体上对于时事的关注不如对于行业热点及竞品公司动态的关注。
当然，在加班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对A来说，“生活”就是不用加班时多刷几集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另一方面，在A身上也出现了报复性消费的现象，如十一黄金周期间会报复性地进行连续性消费，用她的话说：平时连逛街的时间也没有，偶尔周末有时间，也没有人可以一起，所以能有人陪着的时候就要吃好玩好。对B来说，虽然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购房，但两个人也要一起还房贷，依然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且因为在教育行业工作，所以对于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教育的不公平有更多的感触，在考虑到生育孩子的时候，也在尽量提前准备孩子的教育基金问题，因此觉得与单身生活时相比反而经历了较大的“消费降级”。
A虽然对于目前的情况多有抱怨，但一因薪资基本满足个人要求，二因加班已成为常态（“工作换来换去，哪里也都得加班”），已默然接受了996状态。问及是否觉得“八小时工作制是应得的权利”时，A觉得“听起来很不错，可惜没法实现。就算被写进了《劳动法》，也照样没啥用。”
B对于加班的状况，觉得可以接受。她认为现在正是职业上升期，职场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会有更年轻、更有能力的人来取代你，因此必须加班加点的提升自己，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被抛给了一个假设场景：若有同事反对加班，并被boss在会议上点名批评时，她们会持什么态度。两人均表示：觉得此同事“要凉”。A认为，自己会在精神上支持此同事，但未必敢跟该同事站在统一战线上正面刚。B则认为，同事犯了职场大忌，不会站在该同事的立场上支持，且认为加班是整个行业的风气，若竞品公司都在加班做项目，我们“溃不成军”，则没法在市场中立足。
此外，当问及当前生活中最糟心的（也是最希望改变的）三件事，A认为是：1.加班太多，整个人都被困在工作状态中，成为了工作的机器；2.对项目具有决定权的人“不懂教育”，产品一旦上线并获得一定市场反响后，往往会“变了味”；3.同事间太淡漠，特别是出差时，明明是一天的行程，但大家都是各走各的。
B认为糟心的是：1.很难处理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关系，所以在生育小孩这件事上一直处于犹豫状态；2.部门之间的协调任务较难处理，处理不好会导致项目整体延滞；3.市场变化迅速，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玩法新热点，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而自我充实的时间太少。
综上，当下的新兴小资产阶级身上仍然带有矛盾性与软弱性。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996是对自己生活的压榨，但在没有看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时，会选择妥协甚至是自动成为了加班文化的一部分。另外，虽然看似对未来及自己目前的生活较为满意，也比较有掌控性，但在内心里也带有很大的迷茫性及不安定性。
本来是放在编者按写的，但是由于比较长，怕影响大家阅读原文，因此挪到后记了。
本文作者描述了两位独立的职场女性，这两位职场女性有如下特点：
（1）均为小城镇或农村出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大学就读名校。
（2）在职场工作一段时间后晋升到了一定职位，其中一人是某大厂产品经理，某项目牵头人，另一人是项目负责人，有下属20余人。
（3）工资收入明显高于一线劳动者，其中一人（帝都）年薪税前在50w左右，另一人（二线城市）年薪税前在25w左右。
（4）两人在工作中有一定的自主权，但A的权限更多限于协调，并没有对其他人的支配权，也没有人事权及奖金分配权，B有对下属的支配权，但在奖金分配上权限不大。
（5）两人都受苦于无休止的加班，这种加班导致的问题（比如工作和生活无法平衡等等）在她们最糟心的三件事情中均排在第一。
（6）两人均渴望在职场中保持竞争优势或者能进一步升职，这也使得两人均在相当程度主动或被迫认可加班文化，而在面对权益被侵犯时，两人的斗争性也相对较弱。
这样的两位女性，是职场中众多女性的代表，她们是欧美阶层划分中的中产阶级，经济独立、背景光鲜、事业有一定的成就。这样的两位女性，作者将其归为“新兴小资产阶级”。这样的归类，想来会引发各种不同看法，这里编者大致讲讲自己的看法。
列宁对阶级有一个经典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时期，小资产阶级主要是自耕农、小商人、小作坊主等等，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并主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使用生产资料，通过商品交换获取货币。小资产阶级不受雇于资本家，也基本不雇佣人（或者非常少），也就是说，他们不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也不被人无偿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他们受着资本的压迫，却又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有一亩三分地的牵挂，总是动摇在反抗和妥协之间。
这就是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展。新兴小资产阶级就是有别于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群体。
新兴小资产阶级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新兴的群体。二战后，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随着垄断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大公司管理人员作为一个新兴群体诞生了。这个群体又分成两个阶层，高管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
以美国上市公司为例，高管人员名义上可以不享有任何公司股份，但他们在购买、处置生产资料时具有决策权，在生产什么以及怎么生产时具有决策权，在关于公司下属人员的薪资和奖金分配中具有决定权，也就是说，他们在事实上支配了整个公司的生产资料。因此，他们也获得了与这种支配地位相应的薪酬（2019年美国最大350家上市公司CEO的平均实现薪酬为2130万美元），这个薪酬远远高于他们付出的劳动，这个薪酬无疑来源于众多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样，这群哪怕在名义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大公司高管群体，毫无疑问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在这个群体之下，是一个执行高管意志，并具体安排、协调劳动的中层管理人员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员，主要是大中型公司的部门经理或者相应层级的人员。他们在本部门（本劳动领域）中具有实际安排劳动的权力，能够支配下属从事劳动，对下属的晋升、薪酬、奖金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的薪酬也明显高于基层的劳动者。这样的一个群体，名义上也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明显有优于基层劳动者，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也比基层劳动者更主动，因此他们也能获得比基层劳动者更多的薪酬，比如某些二线城市传统企业大公司，部门经理薪酬在数十万左右。然而，他们薪酬主要来源并不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是自己的劳动。因此，他们的阶层可类比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称之为新兴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和传统小资产阶级一样，虽然也受着大资本的压迫，却有些坛坛罐罐舍不得，有些许发家致富的现实可能性让他们魂牵梦绕，在斗争和妥协之间不断动摇。
新兴小资产阶级有别于脑力无产者的重要之处，在于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劳动中的支配权以及对其他劳动人员奖金和人事的权力，但这本身也要辩证地看。工厂一条产线的拉长也能分配劳动，并对普工是否加班有决定权（因此决定了普工的加班工资），但拉长工资和普工差不多，也就4-5k，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普工也差不多，在斗争中基本也会站在普工一边，这显然不属于新兴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某些大型券商的投行工作人员，也许并没有任何下属，但一个资本市场周期内，每年年均薪酬能到50-80w，他们有车有房，谈的是理财，想的是发财，离基层劳动人民较远，似乎归为新兴小资产阶级更为合适。
本文中，作者描述的两位职场女性，有新兴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特点，但也并不完全具备，但从抓主要矛盾入手，作者将其归为了新兴小资产阶级的范畴。
关于这一点，各位朋友可以讨论，也欢迎各位朋友讨论。
最后，感谢作者的工作，也感谢两位受访者，祝两位受访的朋友工作顺利，也希望两位受访的朋友以后少一些加班，多一些生活。
编者按：这篇文章调研了北方某富裕农村的基本情况，大致描述了村庄的结构、经济生产和村民概况，是我们这个调研系列中的第一篇农村访谈，非常难得。在调研中我们看到，这个北方的富裕村，依靠经济作物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即使是从事农业，贫富分化已然非常明显，大户出现了雇工，而其他小农仅能靠自己的劳动力维持。但是小农作业不抗天灾，一场病就耗光了某个访谈对象的一生积蓄，这无疑为进一步加速阶层分化。在这里面，我们还看到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近缺失，而留在农村的人男性很难脱单。
当然，就如作者所言，这次调研规模不大，还有很多情况了解不透。故此，在此再次诚邀更多的朋友，能够利用自己的便利，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研工作。
A村所在的县以经济作物为主要产业和收入来源，根据资料显示，2019年，该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1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42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108元。
我乘车经过该县农村的途中发现，相较于周围县城的农村，该县农村多半为大棚作业，农业非常发达。A村便是该县的农业典范之一。A村在2010左右开始逐步种植某水果，刚开始几年效益就相对不错，而近几年某水果的涨价更是推动了村庄的发展，目前全村都种植该水果。据我们了解，某水果价格相比十年前，涨了大约四倍，价格波动非常厉害（一直增长）。我们于2020年8月前往并访谈了两位村干部。由于我们去的时间很多人刚好外出务农，所以只访谈了五户村民。
（一）人口与土地
A村共五百零八户，其中贫困户七十一户。据村干部称，由于近几年水果行情好，基本上每户都种，所以年轻人基本都回来了。但是据我们对村民的访谈和观察，农业劳动力依然以四十到六十的中年人为主（不少中年人也是因为家里种地有收入才回来的），只有部分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参与农业劳动，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几乎没有，都在外打工。村庄在县城买房的人数众多。根据村干部的说法，村里男性单身情况非常严重，彩礼并不多（很少超过十万），主要原因是女性都往城里跑。
A村每户平均拥有土地5亩左右，部分富裕家庭有土地二十多亩（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这些“大户”常年雇人（以邻村的短期临时工为主）——该水果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
根据村民的说法，该水果主要是手工劳作，很多工作机械做不了，这似乎使得该村不具有大规模作业的基础。关于这些二十多亩的“大户”，村干部以“很少，只有几家”作为回应，访谈中村民也只提到有“大户”，“大户土地有几十亩吧，具体我都不太清楚，现在这地都乱得很”，因此我无法弄清具体的数据。
据我们对村民的访谈，该村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以本村人为主，同时存在少量外村的与A村有亲戚关系的农民在该村承包土地。
（二）经济状况与产品销售情况
根据我们的调查，A村每亩土地的纯收入在1到2万元之间。由于该水果种植需要大棚，前期投入较高，一亩投资在四到五万之间（据村支书说，一次投资可坚持十年），因此近几年新种植该水果的村民基本都背负高额贷款（以无息为主）。农民实际上的可支配收入并不是很多。此外，多数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据说不用交任何费用，近几年每年分红几百元（以前几十元）。A村的合作社里面有电商，合作社日常基本处于闲置状态，主要在收获后帮助村民往外销售水果（村干部说，电商主要服务对象是村里的“几家”大户，他们的销售量比较大）。但这里我觉得有一个矛盾，“几家”“二十多亩（前文村干部所言）”的大户在我看来销售量似乎不会大到离谱，所以我猜测村干部在这方面有所隐瞒。这里说一下被访谈村民水果的销售情况，根据村民的反映，由于该村的水果质量高，所以销售都是以客商来村收购为主，今年疫情严重的时候不是收获时间，并没有出现销售受阻现象，其中一位被访者说“用了一个月全部卖出去了”。除客商收购外，我们访谈的这几位“小户”（5亩左右）会通过“站点”向外出售，无一人详细提到“合作社”这个词，而我在路上发现镇里有不少私人开办的中介收购点，这里的“站点”究竟指哪个我们当时没有深究，算是一个遗憾和不足。
该村在全面种植某水果后，多数家庭的收入都增加很多。村干部说，村里目前的特困户主要都是些天灾人祸引起的，这些特困户目前村里给提供了公益性岗位——扫地，一个月四五百元，同时他们将村里的土地流转后每年每亩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就我们访谈两个经济非常困难的家庭来看，此说法有一定的根据。村干部还自豪地说：“这两年扶贫人员来我们村，不时说我们这些贫困户好多超过规定收入了。”（大致意思）。
（三）基础设施
道路方面，我们发现村里和村里到耕地的所有路都实现了水泥路，据村干部讲，到耕地的水泥路是这两年刚修的。对比我的老家，到现在还没有把通往耕地的道路实现水泥化，的确说明A村之富裕。该村汽车数量就我们观察不是特别多，以电动三轮和电动车为主。
住宅方面，A村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下限水平较高，没有遇见特别破旧的住宅。部分住宅有多元化的趋势，风格独特，设施新颖，应该是本村较富裕的一批人。
教育方面，村里没有幼儿园和小学，村干部说早都消亡了。小孩子去镇里的幼儿园的较多，每天有校车接送。
医疗方面，村里有一个卫生室，有一位本村医生，药品比较便宜。同时，村里有家庭医生制度，免费上门检查（似乎各村很普遍）
A村是北方较为富裕的农村，对中国广大贫困农村没有太大参考性，我们这次访谈的规模也太小，了解不够充分。但是，这次访谈也让我们了解到较富裕农村（无法同江浙沪富裕农村相比）农民的部分情况。总的来说，该村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确较高。但多数还是小农作业，我们询问了村干部关于农场的问题，回答是A村没有农场，基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村未来五年都没有可能农场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业优势的村庄，先天不足的家庭（天灾人祸）和普通家庭依然相对于“大户”处于较贫困状态，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在我的推测中，村庄的大户占有的土地应该比我们所访谈到的情况要严重。而实际上村民对于这些贫富差距等现象并没有不满。可见在较富裕农村，从事农业的村民的阶级意识似乎同工人相比要弱很多。
每当回忆起以前，总会有很多感慨。我个人出生于小城市，但小时候所有寒暑假都生活在北方某普通乡村，目睹了传统农业乡村的悲与乐。一方面，小时候的“蹦蹦车”，数年前的面包车，如今的国产小汽车，农村逐渐接入现代化的轨道；另一方面，乡村道德继续败坏（老家村庄赌博成风），基层干部继续劣化（一位朋友的父亲“说事”最爱叫村干部撑场子），幼时乡村的伙伴们几乎全部走向流水线。真是魔幻啊。这不得不让我思考，如果当年我们继续坚持集体化，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具体访谈对象（选取其中两个）
（一）女性C
五十六岁（我访谈时其丈夫一直在旁边，很内向，很少说话）。
C家里有五口人，种植某水果十一年，目前劳动力主要为其丈夫和儿子。孙子只有父亲陪伴，儿媳妇外出打工，每年回家一两次。C的儿子之前一直在外打工，在C四年前得了一场癌症后回家帮助种地。这场疾病基本耗费了C家的积蓄（据称多亏了种植水果收入高，不然都治不起）。在问及村里的贫富差距时，C并未表达出任何不满，“人家屋里的人厉害，挣得钱多嘛”。我们无意间聊到了前三十年，C对之前的时代持否定态度。C对村干部比较信任。
（二）男性B
六十八岁。B的妻子已经瘫痪十几年，基本由B自己照料。同时，B还需耕种土地。由于贷款的数额巨大，B一直对种植水果犹豫不决，直到两三年前才下决心贷款种水果，并将其儿子（一直单身）从深圳叫了回来。我们在试图访谈其儿子时被拒绝，似乎比较内向。B对于村干部也非常信任，说他们在自己刚开始种植某水果时提供了很多技术支持。
（三）村干部
1. “那现在村里的婚姻情况怎么样，就是单身男性多吗？”
村干部：“挺多的，现在不只是我们村，几乎所有村的光棍的非常多”
“那既然我们这个村比较富裕，是不是会相对好一些”
村干部：“这跟有钱没钱关系还不大，关键是人家一听你住在农村就不愿意了，现在人都往城里住，女方多数都要求县城里面有房子。现在我们村在城里买房的起码有一半还多，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家庭买了车，即使这样，还是找不到媳妇”。
2. “那这些特困户都是什么情况？”
村干部：“比如说有一家，丈夫意外死亡，父亲也去世了，母亲脑梗，就剩儿媳妇还有两个娃娃，没有劳动力了，这种根本就没办法种地。”
3. “目前临近的镇的那些农场的收益怎么样？”
村干部：“不是特别好，有些利润非常低，投资还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