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辑轶).txt

毛泽东主席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辑录，不全)

[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以上与《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九篇（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个文件（上）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个文件（下））的批判，又名九篇文章。
原文没有全文公开发布（缘由可参考毛泽东一生放不下的九篇文章 、 批“经验主义”始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与“历史草案”和《材料之一》）。本辑未括入括号部分来自走《毛泽东文集》[1]的节选（必须要强调，选本反映的常常是”选者的眼光“，公开发布的是选者认为适合的一部分），不另外注明；来自其他公开文献引用部分，直接连贯引用的扩在【】中，其余的扩在[]中。（）表示插注。只能反映五万馀字原文的一小部分。欢迎读者批评、补充。]


毛泽东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辑录，不全)
(一九四一年)



〇

[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称《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是王明路线时期，“在红军中、在苏区中、在白区中大打‘右倾机会主义’的起点”“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描绘的“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表面上似乎好看，“其实却是一堆败絮”；它由一系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国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决战论”，作为“紧急任务”提出的要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据”，推本寻源，“葬送红军自此始”。它强调的要“更深刻的发展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后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批评‘富农路线’的根据”；它以“绝对主义”立场，说革命力量发展“必然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满事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本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争取中间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后来竟然把包括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反蒋不反共的第三党等，一概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把满洲事变看成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的口号，“这是后来认为可以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决战的根据”；决议要求全党“在最短期间之内，百分之百的”完成“紧急任务”，如若不然，便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与行动”，于是就要在全党大打“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完备的系统路线。][2]

【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时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胜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茶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3]

【“左”倾路线随时都把自己的路线冒称为国际路线，许多文件上都可见到。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说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没有错误，这是有过的，并且是严重的；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就是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那个路线，就是反对先锋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冒险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畏缩不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路线。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并没有叫我们举行上海暴动，又没有叫我们号召罢操，抢劫军粮与举行飞行集会，又没有叫我们强迫示威与强迫罢工，又没有叫我们率领灾民在武汉、九江、芜湖、江北成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否认革命不平衡，又没有叫我们在华北建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组织义勇军，又没有叫我们指挥红军打大城市，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帝国主义全体一致地进攻苏联，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国民经济总崩溃或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兵变潮流普及全国，又没有叫我们不顾实际地实行那些错误的脱离群众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与文化政策，又没有叫我们指定几个毫无经验的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告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一声，就大摇大摆地垄断一切与命令一切.……又没有叫我们幼稚得像个三岁小孩子，蠢笨得像个陕北的驴狗子，滑稽得像个鲁迅的阿Q，狂妄得像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切这些，共产国际都并没有叫我们做过，都是我们这批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这一点是断乎不可以不辩的。】[4]

或文[毛泽东在40年代初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中曾讲到，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它的领袖邓演达就是在这时(按：指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枪毙了的。像这样的一个党派，临时中央却把它看成比蒋介石更坏，看成“最危险的东西”而采取了打倒的策略。][5][其一，是说博古等人坚持彻底革命，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四面出击，并且搬来斯大林的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说：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其二，是说博古等人不顾现实条件与群众觉悟，不仅坚持革命队伍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而且“任何人不许说一句真话，如像‘困难’之类，是一个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结果是到处唱高调，“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而对那些希望实事求是的同志，则大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扣“右倾”帽子。毛泽东满怀怨怼地形容说，这个“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Ｑ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其三，是说博古等人崇尚空谈，张口“马列”，闭口“马列”，“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我独“左”，“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6]

【苏维埃后期的主要负责是博古同志】[7][（中央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8]主席这九篇文章中除了点名王明博古张闻天外，还有未公布的批周、胡服(刘)部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9][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不觉得可耻"][10](主席在43年9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讲"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11]"，在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讲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12]。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13][1975年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向林的学习参考资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验主义怎样成为王明机会主义的助手》…资料说,那些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资料说,“经验主义”者是参加了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但“他们看不到即使在大革命时期,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必须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根据地。他们更看不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只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必须建立红色根据地,以反‘围剿’来打破敌人的‘围剿’”。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经验主义”就同他们合作,成为他们的助手。“经验主义”者确实帮了王明路线的大忙。“由于他们的妥协和支持,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机会主义者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头,这些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干部继续军事冒险,反对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后来则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14]



一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或文【正确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运用的方法，是革命和斗争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具体地讲，红军这种形式是国内战争的工具，执行土地革命任务的，就中国这类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说来，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是民族斗争的形式。在中国当时，只能存在于比较偏僻的农村和山地，在城市中与平原上是不能立足的。义勇军这种形式是当时最适宜的民族斗争形式，能取得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但在当时也只能存在于东北的山岳地带。要求在一切日本人统治与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建立义勇军是不切实际的与错误的。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些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用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即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非法的秘密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制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是有许多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因此在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只有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能一般地避免反动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有许多是非法的斗争，也只有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的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之相配合。秘密工作包括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失去了灵魂。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的运用是一整套极复杂的政治科学，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5]

【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中国革命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封建割据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是因为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是因为几百万产业工人与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等等。其次也在于主观努力的不够，或是说没有正确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发展革命运动。要改变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首先认清不平衡产生的主观原因，然后按照现实的主观条件并适当地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有一个主观愿望，或是消极等待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主观努力，都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只能到处碰壁。】[16]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或文【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错误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实质，用脱离群众四个字来概括尽之也！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7]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杂

就苏区中央局贯彻临时中央19320414、0520两封指示信（“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的决议：[“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审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18]

[1941年，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指出，“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无纪律、不服从决议，必须加以整顿。在这里，毛泽东认为，“不服从决议”“闹独立性”等具体的宗派主义行为已经对党中央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19]

[毛泽东本人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9日开始举行][20]

[在1941年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这篇长文中，毛泽东就顺笔提到：金圣叹不愿意抹杀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偶然写出的几句好话。][21]

[在中国共产党内,“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 其特点是夸夸其谈, 从心所欲, 无的放矢, 不顾实际, 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 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 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22]

[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x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23]。删去的几句，可见[“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刘x少x奇x，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形势的估计，二是所谓领导权问题，三是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毛泽东在笔记中就这三个问题，批驳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理论上的谬误，同时对刘x少x奇x在白区工作中的作用，以及他提出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全国一切地方的领导（包括白区的、苏区的、红军的）都是“机会主义的动摇”，甚至连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和中央宣传部的某些人也都是“机会主义”。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们指责白区工作同志对形势估计不懂辩证法，一丝一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指责刘x少x奇x对工人运动作了“悲观失望的估计”。对此，毛泽东写道：什么叫作辩证法？老爷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他说的是：凡不听老爷命令的叫做不懂辩证法；凡听老爷命令的，叫做懂辩证法。世上有这样一种辩证法吗？辩证法难道是这样讲吗？辩证法是讲对立统一法则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到，是有不少的地方党部提出了和临时中央的盲动主义相对立的正确主张，可见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x少x奇x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关于领导权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引证了刘x少x奇x1931年给临时中央两封信中的几段话，攻击刘x少x奇x“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而标榜自己是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指出，这里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列主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他们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便是了，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毛泽东又说：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x少x奇x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他说，刘x少x奇x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左”倾领导曾对刘x少x奇x也是横加指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肯定了刘x少x奇x的主张。他说：少x奇x同志是承认工农之间、工人内部之间的发展都有不平衡状态存在的，但他既没有怀疑领导权，也没有投降反革命，他是讲究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毛泽东还讲了一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关系的话，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24]



附

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25]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月）

一

　　刘、周、邓、彭、康、陈、冷西各同〔志〕阅。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毛　泽　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阅后退毛。

二

　　送陈毅同志一阅，退毛。

三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只给弼时、少奇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１９６４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了此文。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

四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一九四○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参考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2^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任弼时传》；郭德宏主编《王明年谱》
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四期
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5^鲁振祥《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者邓演达》，梅日新等主编. 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
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7^余伯流《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
8^胡乔木、~编写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9^史义军《“4人邦”批“经验主义”始末》《党史博览》2009年第二期
10^转引自毛远新1975年3月5日的一次谈话记录，《毛远新紧跟“4人邦”大反经验主义的部分罪行材料》
11^盖军主编.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 2001
12^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纪要
13^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7]
14^同[6]
15^引自胡乔木、~编写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此书作间接引用；师东兵《选择突破口》引用时则视作原文
16^同上
17^同上
18^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
19^于涣茹; 尚庆飞《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01期
20^刘晶芳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莫少阳编.《大转折 遵义会议史实研究》
21^曲一曰主编. 《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
22^柏福临 陈绍畴 王作坤主编. 《一代公仆刘x少x奇x （上卷）》
23^胡乔木、~编写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24^《访陈绍畴：毛泽东和刘x少x奇x》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1/2208428.html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