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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剑平：马克思谬论之六、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大纪元2016年12月20日讯】马列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按顺序出现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形态。这叫“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

真的这样吗？我们通过仔细分析，发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是荒谬的。

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里，人类社会历史被扭曲成阶级斗争史。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过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也很少有“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为主、小商业为辅的自由社会，耕地几乎全部都在自耕农与半自耕农手中，土地租赁关系也是双方自愿、和谐的，不是剥削。

人类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这些变化都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象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推动了社会形态的转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好的、最完善的、甚至是唯一的历史标本应该是中国文明，而不是欧洲文明，因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现存文明中惟一的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从未被毁灭性地中断过的古老文明。而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完全中断，还有一些文明几千年来几乎一直保存在较为原始的不发达状态，如非洲文明、美洲文明、印第安文明等。中国文明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历史过程，是研究历史的最好标本，中文是表意文字，记录历史较早，便于历史研究。而马克思者把欧洲文明当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本，制造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歪曲了世界。中国的马克思者崇洋媚外，把欧洲当成样板，无视中国的事实，削足适履，把中国的社会形态胡乱套上马列主义的史学公式，误导了世界，污蔑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罪不可恕！

１、秦始皇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就是封土建国（封侯建国），皇帝或者国王把他的地盘分成一块块封给诸侯，诸侯们向皇帝效忠。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分封制，就是秦朝以前的制度，最起码周代是如此。秦统一六国之后，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经济上废除土地王（公）有制，确立个体私有制。秦统一中国之前中国是封建制，统一之后，土地在农民手中，皇帝与农民的中间没有诸侯或大地主，农民通过皇帝的行政机构（郡县）直接向皇帝负责，虽然有时封一些王，这时的王多数是尊称，王不一定有封地，有封地并不完全掌握封地的一切权力，无法与春秋战国时的诸侯相比。所以说，秦始皇统一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制，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马克思所列举的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任何一种，这就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错误的。

中国封建社会并不黑暗，通过对比黑暗愚昧的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注20），就能看出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是百家争鸣、百花开放时代，而且人才流动很随意，当时的思想非常开放与发达，诸子百家就是当时产生的，封建社会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灿烂的思想与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的中央集权制除了科学技术发达外，在思想上并不比封建社会先进。在文化成就、人才流动、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等等方面，现在的中国大陆就不如它。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并不明显，也不像欧洲封建社会那么黑暗。

现在有些马列学者，知道封建社会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就盗用“封建社会”一词，加入自己的定义。他们如此定义：“封建社会是地主或领主拥有大量的土地（耕地），农民很少有土地。”

把“封建社会”的定义修改，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既然用别人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的词，就不能改变其原来的定义，否则会造成混乱。本来“南”是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有一天马克思者却把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定义成“西”，这就把世界搞乱了，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设的逻辑陷阱，在辩证法与马克思理论里经常出现这种逻辑陷阱。

就算按照马列学者后来篡改的定义：“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耕地），农民很少有土地”的标准，中国也不是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自耕农（农民）占有大量的土地，一般应该超过70%，只有少量土地（30%以下）在小地主手里，小地主也是半自耕农，很少有大地主，事实上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反观现在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国家，耕地绝大多数（90%以上）在农场主（地主）手中，那么现在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就是封建社会啦？可见马列学者篡改后“封建社会”的定义是多么荒谬。把秦始皇统一以后的中国说成封建社会是说不通的。

全国多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是夸张和为了政治目的而歪曲。地主也是半自耕农，家庭成员都参加劳动。

日本人在1939年至1943年，仔细调查了华北地区的中国村庄。搜集到了无数的资料，写成《中国农民惯行调查》。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少可以在华北的村落里看到地主，这个阶级在村庄事务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他们甚至开始怀疑半封建这样的词是否可以用在中国村庄身上”（注11）。日本人说话是比较客气，其实就是：“半封建这样的词用在中国村庄身上不合适，当时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连半封建都算不上。”

报告中记载，当时中国北方农村的民主非常成熟，有回避制度，也有监督机制，还有奉献精神。有人说中国人没有民主思维、没有民主经历，这是污蔑，中国人的民主很成熟很公平。虽然没有成文的村规家规，仅靠习俗把北方农村治理得很和谐。

在日本人调查的34个村里，结论是“有阶层，但是没有阶级；有富人，没有剥削。只要勤劳，人人都有希望”。那里的耕地都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手里，连地主都很难找到，根本没有“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这一事实，所以当时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中国北方的农村是一片和谐、自由、民主、自治的农村，看不到阶级与阶级斗争，更不存在像马克思和中共所描述的残酷剥削与激烈斗争。生活困难是全体人民的困难，是生产技术落后和耕地少造成的。”。这是什么封建半封建社会？真是最和谐的新农村！当时农村的民主程度，超过现在大陆农村的民主程度。共产党是独裁者，它当政民主一定倒退。

南方社会更特殊。在南方的许多农村，同村人的血缘、宗亲关系更加紧密，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就是结合成亲缘或类亲缘关系的人群，以深度的合作，组织为一个同生死共荣辱的共同体。有公共财产，用以救助弱势群体——鳏寡孤独与贫残病者，还资助无力赶考求学者和嫁娶者，强力地扶起了弱势群体和一时贫困者，发达者会用自己的能力增添公共财产，回馈小社会。这种亲族圈内的“小共产”，在将近一千年左右，使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免于饥寒，而且还有发达的机会（注19）。在这种共同体中，不可能有“阶级斗争”这个东西发挥什么作用，甚至都不存在，连封建社会的影子也看不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的明媚阳光得益于儒佛道，特别是儒家精神的熏陶。看看儒家的著作，真的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瑰宝，是人类未来能和平相处和健康发展的瑰宝，谁人破坏它，谁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看看欧洲中世纪黑暗、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他们那里真的是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土壤，加上技术的落后，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注20），那才叫做真正的封建社会呢。秦统一后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就更无法相比了，有学者认为，宋朝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小吏，生活水准就比欧洲一个小国的国君强。看看一直到现代的日本农村，他们被黑暗的村八分搞得喘气不敢大声，生怕破坏了规纪，生怕看不懂空气了。村八分是一种自宫之法，一直把日本人压迫在恐惧、唯唯诺诺、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之中，生活在日本非常压抑。如果按照欧洲与日本封建社会的标准，中国就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前，都不能算作是标准的封建社会，因为没有那么黑暗，也没有阶级斗争。除了用了法家之后的秦国，其他国家都不黑暗。

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连封建社会都没有出现过。中国在秦始皇之后，长达二千多年是中央集权制，而不是封建社会、不是奴隶社会、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原始社会、不是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所指的“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任何一种！可见“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何等荒谬。

现在中国不少史学家，连“封建社会”一词也抛弃，他们说涵义不清。

２、历史上奴隶社会根本不存在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堪居世界学术之首，由此造就出的名史家层出不穷，代代不乏。共产党人硬是给中国历史套上马克思的“有奴论”，扰乱了中国人思维，污蔑了中国的古代圣贤，现在中国人觉悟起来了，打倒了“有奴论”，把它扔进垃圾堆。

Ａ、中国史学界一直抵制中共御用史学家的有奴论

这里的“有奴论”与“无奴论”的“奴”是指“奴隶社会”而不是指“奴隶”。奴隶社会是一种经济模式，应该从经济方面去考量，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崇尚历史的民族，中国古代只有文科没有理工科，读书人从小读书就是读《四书五经》和相关的文学与历史，对历史研究的人很多，有些人在世界上都有影响，马克思的那套歪理在中国难以推行。中共推行“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当李达、郭沫若挑头创建“有奴论”时，除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几个共产党自己的御用史学家外，没人相信中国有奴隶社会。对于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史学家们更是深恶痛绝。中共对这些史学家进行迫害，马克思的这些谬论最后只能靠暴力来推行。谬论总是与暴力同在。

郭的“有奴论”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生产了史学大论战，受到学者的普遍反驳。连中共的祖师爷陈独秀，都撰文否定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学者王瑛认为：社会发展的普通道路不一定必经奴隶社会；确定奴隶制度的存在，应以大量奴隶所造成的主导奴隶经济为前提，不应以农奴及家奴的存在来确证奴隶制度。刘兴唐反复强调：一是不能把家庭奴隶当做奴隶社会的奴隶；二是不能把封建的徭役制当做大批的奴隶劳动；他认为东方的家庭奴隶众多，生产领域虽有奴隶，却不占支配地位（注14）……非历史专业的学者都能看出“有奴论”的荒谬，而传统正宗大史学家对于马克思那套“有奴论”觉得荒谬可笑，嗤之以鼻，根本不参与论战。1949年前出版的历史书，绝大多数没有出现“奴隶社会”这一词语。

中国的历史记录很早。中国人历来是文史不分的，读书人都读历史，如果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为什么到郭沫若时才发现？最起码在汉代就会有人提出“有奴论”来了，那时对古代史研究的人也很多，而且史料更全。李鸿哲就写过《奴隶社会说于经典著作中无根据》，可见中国有奴论是郭秉承马克思谬论伪造出来的，而不是中国本身有奴隶社会。

直到中共上台后，马克思的“有奴论”靠着权力统一天下，继而成为禁区，史学者大多噤若寒蝉，几近无人敢持异议，唯有学术界“三剑客”黄现璠、雷海宗、李鸿哲勇敢地挺身而出，唱起了反调。黄现璠于1957年6月出版的《广西僮族简史》，书中提出壮族“无奴隶社会论”。

1957年7月，雷海宗发表文章，对“奴隶社会”这一名词置疑，他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准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还说：“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注12）。

1957年10月，李鸿哲又发表了《“奴隶社会”是否社会发展必经阶段？》一文，他得出结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向”（注3）。

当然学者们不直接反对马克思，只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帜反马克思”，他们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说成是史达林的教条主义，把火力对准所谓的教条主义身上。其实“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才是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否则，没有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马克思者咒骂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从何开口？没有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共产主义从何而来？没有了伪造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拿什么忽悠人？

中共为了贯彻其意识形态，最先是向史学界开刀，有不少史学家惨遭迫害，史学界许多人被划成右派，让我们记住这些捍卫真理的人！

1957年内定黄现璠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一事因他被划为右派而作罢。1962年春，刚被“摘脱右派分子帽子”不久的黄现璠，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连续推出《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土司制度在桂西》两篇长论文，他于文中从少数民族史出发，彻底否定了中国“奴隶社会存在论”。黄教授被严重迫害，他后来回忆：“‘文革’批斗中多了一项莫须有罪名。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在一些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从而对我拳打脚踢，四次遭人毒打，两次被人一脚踢昏，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的屈辱经历自然在所难免。当时我已高龄近70，仅凭一股死不甘心的顽强毅力和自少喜欢从事运动的良好体质捡得一条性命。”

被残酷迫害的雷海宗，心身俱伤，英年早失。雷的一个得意弟子丁则良也被划成右派，自沉北京大学未名湖。

中共用暴力代替辩论，理屈词穷就动刀子，用暴力卫护谬论，罪恶至极。

最可笑的是，中国历史本没有奴隶社会，中共的御用学者造出奴隶社会后，又为什么时候开始封建社会而大打出手，出现了“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等八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这八种观点在对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认识上相差上千年的时间。剪伯赞，吕振羽，郭沫若，等等“有奴论”者各持己见，互不屈服，后台不够硬者招来杀身之祸。中共不但迫害无奴论，还迫害有奴论中持有“奴隶社会结束时间”不同观点的人，吕振羽从1963年后坐牢近十年；“文革”中，李达向毛求救无效而惨死；特别是“有奴论”悍将、为“有奴论”冲锋陷阵、无情迫害“无奴论”群英的翦伯赞被迫自杀，还连累妻子一起走，共产党的马前卒也没有好下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因为得到官方的支持而胜出，最终居于‘独尊’的地位，再没人敢提出异议。

当然，如果本人当时能参加论战，一定能证明“毛的红朝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从而证明，中国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到1949年的五千年间都是原始社会。这一论断，估计连郭沫若也驳不倒，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不得不认栽。

中共用暴力来解决学术争端，所以暴力才是共产党的最高真理。列宁曾说“暴力是革命的火车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一副流氓嘴脸和流氓逻辑。可见，马克思理论千条万条，暴力才是第一条。可笑的是，马克思者研究马克思，下笔洋洋洒洒，开口滔滔是道，却看不透这一点，愚昧！

中共这一招叫做掩耳盗铃，堵住了中国人的嘴，却按不住外国人的笔。日本现代研究中国甲骨学名家岛邦男（1908～1977）于遗稿中直言不讳地否定了郭沫若的“殷代奴隶社会说”。他于遗稿《殷代非奴隶社会一证》中运用甲骨学博识，从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农业、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记事的论证中，逐一反驳了郭沫若主张殷代“众”字为“奴隶”以及殷代为奴隶社会的论点，提出了殷代非奴隶社会的可信一证。岛邦氏的这种认识，表明中国“无奴学派”的主张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国外，并获得了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无奴论”认识的共鸣，“无奴论”将浩浩荡荡走向世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殷代都不是奴隶社会，哪中国还有奴隶社会吗？

马列主义理论对史学危害巨大，应用它只能落入桎梏之中。号称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中的教授、懂得十几种语言的文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并不参与“有奴论”争论，他根本就看不起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称为“桎梏”。

1953年，中共准备成立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当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让陈原来的学生和助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前往广州邀请，陈的妻子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

陈寅恪对汪篯说：“我在宣统三年（21岁）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如果先有马克思的成见，再去研究历史，就如堕入“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的桎梏中，最终也只能像“有奴论”派一样，不敢否定“有奴论”，只能为什么时间奴隶社会灭亡进入封建社会而争论不休，最后造出八种灭亡时间相互攻讦，致死也跳不出这个套套来。搞研究就是要先破除成见再研究，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而中共却要学者先有马克思成见再去研究，实际是用马克思学说去解释历史，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研究历史就如瞎子摸象，本来就没有象，马克思却告诉瞎子们有象并强迫瞎子去摸，结果瞎子们只能是乱摸一通，抱着木头、树、墙、石头、牛马……都说是象，于是乎摸出八种奴隶社会灭亡时间点来。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奴隶社会是存在的，那么奴隶社会结束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找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非常容易而且一致的，史学家怎么可能找出八个时间点来？并且竟然相差千年之久？还互不服气，还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才乱猜的嘛！可见，马克思理论和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历史研究危害巨大。

知识是没有阶级的，真相也没有阶级。马列主义却把知识和真相打上阶级的标签，毛说“文艺为阶级服务”，共产党强迫人们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世界，令人误入歧途，挡住人们追寻知识与真相的欲望和勇气，马列主义祸害世间。其实马列主义者不适合搞科学研究，因为先有马克思成见再去作研究，得到的结论可能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Ｂ、黄现璠教授彻底砸碎了有奴论

黄现璠教授根据长达近40年的研究，于1979年发表的连载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篇文章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可见他研究之严谨。后来他又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书名虽然是中国，但黄教授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进行研究，发现除罗马外，世界上其它民族和国家根本没有奴隶社会出现过。其中对西亚、印度、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的上古社会，也作了深入研讨，从多种语言文字源流与社会地位上查考被称为“奴隶”群体的身份，谨慎地做出鉴定，认为在整个世界的上古，都不必然经历奴隶社会。

而罗马的奴隶制，仅限于罗马几百个城邦中的几个，这只能算特例，不是通例，不能证明当时罗马的社会性质就是奴隶社会。只有罗马几百个城邦无一遗漏都是奴隶社会，才能证明当时的罗马就是奴隶制度。只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奴隶社会，才有可能（只是可能）说明奴隶社会必然出现，才能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可能（只是可能）是正确的。

黄教授说“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

黄现璠教授认为：（中国有奴论者）只是拿着一个空洞无物甚至连科学概念都谈不上的“奴隶”名词往先秦史上肆意乱套，从而以三人成虎式的“层累叠加法”伪造出一个“奴隶社会”邪说，以达到“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的政治效应，以为自己的伪马克思学说坐实史事支撑而妖言惑众欺世盗名。以这种入主出奴思维和伪马克思学说为基….它们从中宣扬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纲的邪教谬论所造成的教育和学术危害远远大于那点局部成果。这种伪造历史的阶级斗争邪教“史学”，完全背离了严谨的历史科学，…，因而以往“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大多可以归为唯心主义史学或阶级斗争邪教伪说。作者宣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其他方面已经过时，而中国的假马列主义史学及其成果大多是伪说和伪史，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熔炉，再来一次“焚书坑奴”，以免伪史学危害后学。

作者还声称，本书撰著的动机并非仅仅满足于恢复古史本来面目和消除以往长期流行于世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危害，而是意欲弘扬严谨的历史科学，以科学化的历史学与邪教的政治史学进行分庭抗礼，展开人性与奴性的角力较量……

说的真好，“阶级斗争史学”就是邪教“史学”，马克思理论就是邪教理论，共产党党徒就是邪教徒。研究真正的史学，不仅是“展开人性与奴性的角力较量”，还是展开“佛性与魔性的较量”。

从197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一大批史学学者勇敢地放弃原来的观点，认可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如何兹全先生放弃了魏晋封建论，认为中国无奴隶社会；当年狠批右派雷海宗反动史观的胡钟达先生，20多年后毅然“弃暗投明”，加入“无奴学派”阵营；“有奴论”的郭沫若派四大干将：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皆相继转变立场，赞同“无奴论”；瞎子们在觉醒。假设郭还在人世，耳闻目睹“有奴论”阵营纷纷分崩离析、郭派干将全部“离经叛道”、“弃暗投明”的惨况，按照郭的一贯善变识时务的行事作风，想必他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向“无奴学派”“俯首称臣”（注14）。

现在，大多数中国历史学者都认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既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也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

聘请了28位国内著名史学家担任其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等史学家任总主编，编写的《中国大通史》则明确提出“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

“无奴论”学说，现在群星荟萃，大放光芒，并已经走向世界，越来越发展庞大、越来越深入人心，将形成巨大的洪流，彻底冲垮马克思为世界伪造造的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彻底冲垮马克思理论体系，带动人类冲出马克思的枷锁，带动人类走向光明！“有奴论”是马克思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之徒是洋奴主义，最终败给了中华主义，中国人战胜了马克思。马克思的“有奴论”诓骗天下，终于被中国人撂下马。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贡献。抛弃马克思人类才能回归正道。

Ｃ、从理论上讲，奴隶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奴隶是经常出现的，有奴隶并非就是奴隶社会。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南北美洲从非洲输入大量黑人奴隶。美国独立后，在南方各洲的种植园中，还大量使用奴隶劳动，但没有一位史学家把当时的美国及南北美洲其他国家称之为奴隶制国家，是因为奴隶人口比例低，达不到奴隶社会的特征。现在的中国有黑煤窑、黑砖窑、黑监狱、黑看守所、黑收容中心，里面都是奴隶，难道因此就能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奴隶社会吗？

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那么就是说社会劳动力的大多数是奴隶，加上家属也是奴隶，就是说社会人口的多数是奴隶。怎么能弄得来如此之多的奴隶？如果靠战争掳掠，没那么多的人口供掳掠。如何才能掳掠到人口比自己的国民还多？

在冷兵器时代，奴隶的劳动工具与士兵的武器差别不太大，奴隶又集中劳动（集中容易造反和造反成功），少数人口的奴隶主及其阶级，如何才能看管及镇压得了多数人的怠工及造反？就算社会所有自由人的工作都围绕着看管和镇压奴隶，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自由人少于奴隶，奴隶又集中。整个社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在看管别人，不参与直接生产，不创造劳动价值，奴隶们又时刻想着怠工和造反，社会的效率会非常低下，肯定比原始社会还不如。整个社会都在激烈的对抗、争斗，必然造成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形态不会是必然出现的，偶尔出现了只是特例，也维持不了多久，绝对不可能在全人类无一例外地出现。

这说明奴隶社会不会必然出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

至于中国人被灌输“教育”的，奴隶社会的佐证：古罗马时期的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起义”，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特例，不是当时人类社会的整体情况。古罗马几百个城邦中也仅限于几个有大量奴隶，而且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只把征服来的别国的人当作奴隶，本国的所有民众都是自由民，奴隶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够多，所以古罗马也不是奴隶社会。

中国的文明持续五千年，中国的文字记录了很早的历史。遍查中国古人留下的典籍，根本就没有一点儿有关奴隶制社会的资讯和记载，李鸿哲就写过《奴隶社会说于经典著作中无根据》。看看《诗经》、《楚辞》，哪一句是奴隶的呻吟？没有，里面都是野人（自由的农民）的歌唱。《四书五经》及更多更早的书，有多少涉及奴隶社会的？有多少涉及奴隶？连奴隶都很少涉及，更何况奴隶社会！把当时的典章拿来看看。有人把秦朝以前的社会当作奴隶社会，那简直是胡闹，奴隶的比例不够多。

其实，人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看出：中国古人单纯朴实，对天地神明心存敬畏，全世界所有民族在古代都是信神的，对善恶报应是相信的，对自我行为是约束的，越往上追溯，人们越信神，怎么可能有普遍性的惨无人道压迫奴隶的社会现象呢？那么教科书中的“夏、商、周”朝是奴隶社会是怎么来的呢？是郭沫若等共产党人在三、四十年代，为了迎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编造出来的。

史籍上对“夏、商、周”朝的农业生产情况有诸多记载，例如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 – 滕文公上》）。意思是将方圆九百亩土地，划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犹如“井”字型，四周八块田为人们自己的私田，中心的一块田是人们共同耕种的公田，大伙干活时先合力把公田里的农活干完了才能干私田里的活。农民也不用另交什么税，收成时，将公田里的谷物上交就行了（可以参见网上搜索“井田制”）。说明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奴隶出苦力为奴隶主耕种土地的情况。如果有奴隶，还要大家共同耕种公田干吗？就算公田由奴隶耕种，奴隶的人口只占耕种人口的九分之一，达不到“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一奴隶社会特征，也不是奴隶社会。只有九块田有五块以上是奴隶耕种，才可能（只是可能）是奴隶社会。

可见，奴隶社会不是必然出现的。

中共把谬论当成真理来推广，它又控制了媒体，消灭了不同声音，学者写文章批驳了“有奴隶”，可是媒体不敢登，这些声音在学术交流也受限制，使谬论得以通行无阻、继续害人，中共罪恶巨大。

Ｄ、毛的红朝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

奴隶与奴隶社会各有特征，两个都符合才是奴隶社会。

奴隶有几大特征：四不能、三必爱、四无权。

奴隶社会的特征：“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

如果硬要给中国历史找出一个奴隶社会，非毛的红朝莫属。

a、悲惨的红朝贱奴

当你被划成黑五类分子时，就是奴隶了，甚至连奴隶都不如。奴隶主还留着奴隶干活创造财富，奴隶只要不造反，他们的生命很安全。在红朝，多少无辜的人不幸被划成地主资本家，甚至还有因为言论被划成黑五类（右派）的，这些人被整死、被随便虐杀，子孙都难以逃脱这种噩运。这不是比奴隶更悲惨吗？这是奴隶中最惨的一种，我们且称之为“贱奴”。

湖南岳阳方中村（音），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一次批斗会后的夜里，一对地主子女夫妇，不堪再受辱，掐死自己六、七岁的独生儿子放于长凳中间，夫妻两人站在长凳两头同时上吊（小孩的玩伴20多年后亲口告诉我的）……工商业改造时期，上海多少资本家跳楼，陈毅还誉为“空降兵”；看看文革，多少知识份子投水、上吊，为抗拒红朝暴政，他们演绎了生命最壮丽的一页，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比奴隶更悲惨的人们。

内战时，毛与中共用尽一切办法，把中国的精英骗下来，不让他们跟国民党去台湾，后来又用“引蛇出洞”的招术把他们打成右派，再以各种手段修整他们。这些精英几乎全部成为黑五类——贱奴。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上吊，多少人投水，甚至押送他们至荒蛮的夹边沟里饿死。夹边沟里白骨累累，层层叠加，那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中共当时把他们留下来，就是为了收拾他们，可见中共有多毒。

b、大家都是奴隶，红朝就是最黑暗的奴隶社会

在毛的红朝，即使是普通人也是奴隶，只是不自知而已，且称为“平奴”。为了与其它奴隶相区别，我们就把红朝的奴隶统称“红奴”。至于网路“五毛党”，也不过是从平奴中分出来的“打手奴”而已，俗称“走狗、狗腿子”，与奴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权利与平奴一致。歌颂毛式红朝的笨青（愤青）们，睁大眼睛看看吧，看清楚你“红奴”的身份。

奴隶有几大特征：四不能、三必爱、四无权。

四不能：不能议论朝政、不能议论奴隶主、不能议论奴隶制度、不能议论他人制度。

三必爱：必须爱奴隶主、必须爱奴隶制度、必须爱奴隶国。

四无权：无私产权、无政治权、无自由权、无生命权（贱奴专属）。

如果把“我们”代替“奴隶”，把“党”代替“奴隶主”，就得到红朝红奴的特征。

红朝红奴的特征：

四不能：不能议论朝政（参与政治）、不能议论奴隶主（反党、对领导不满）、不能议论奴隶制度（反社会主义）、不能议论他人制度（与反华势力勾结）。

三必爱：必须爱奴隶主（爱党）、必须爱奴隶制度（爱党的制度）、必须爱奴隶国（爱党国）。

四无权：

无私产权：我们没有土地，耕种党的土地，我们的财产来自于党的分配。

无私产权，这一条是最紧要的，失去私有财产，人们就失去生存权，只要把你的口粮断了，你就活活饿死。我们看到，中共正是利用了收起私有财产，把人们的命都拽在手中。中国几千年来“为天地立心”的知识份子，这时就立不起来了，要么向中共投降，作它的附庸、打手——像郭沫若之流，要么自行了断——像储安平等，要么被迫害很惨——像张东荪等，别无他途。文革中，许多知识份子选择了自杀，一长串的自杀名单，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多数自杀，只留下某些当跳梁小丑，时不时地拿几首“打油诗”献媚。知识份子是民族的脊梁，民族的脊梁被踩断了。

无政治权：我们不能参政议政，有一项罪名叫“参与政治”。政治上的一切党为我们包办，号称“代表”。

我们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公民团体，没有独立司法，没有民选议会，哪里还有什么政治权利？想苟延残喘的活命就当奴隶吧！有的时候当稳了奴隶也未必一定能活命，看看红朝贱奴吧，他们当稳了奴隶，却没有生命保障。

无自由权：我们无言论自由（华人比狗不得言论）、无来往自由（路条、乞丐证明）、无从业自由、无信仰自由、无资讯自由、无结婚自由、无生育自由（华人比猪不得生子）….无各种自由。

无生命权：这一条是贱奴属性，平奴暂时无性命之忧，只有特别必要时才消灭平奴。毛看二等平奴——农民不顺眼，弄个大饥饿一下子就饿死了最少6288.93万二等平奴（注5），几乎全是贫下中农。

由于红朝的红奴太多，占比例太高，为了便于控制，使红色（奴隶主）江山永不变色，红朝的奴隶主（党），把红奴们用阶级成分划分成贱奴与平奴的贵贱二种红奴，又用户籍制度分出二个等级红奴，农民就属于是二等红奴，城市人就属于一等红奴。平奴比贱奴多一项权利——可以欺负贱奴。奴隶主（党）让平奴们想奴隶主之所想、做奴隶主之所做，奴隶主还鼓励平奴对贱奴人身迫害，让平奴们生产“与奴隶主处于同一阶级”的幻觉，从而使平奴们坚定不移地捍卫奴隶主与奴隶制度，有需要时也整死平奴，这时平奴们还会死心塌地地喊“奴隶主万岁”，并痴心妄想地等待奴隶主的平反呢。

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说穿了，就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阶级，普通百姓则仍然处于被奴役统治、被残酷剥削的社会地位！（注18）。袁教授不敢说中国，其实我们也是如此，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如此。

红朝95%以上的人是红奴——平奴+贱奴，红朝完全具有奴隶社会的特征：“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所以说，红朝就是奴隶社会，而且比古罗马更加罪恶和惨烈，古罗马只把掳掠来的人当奴隶，红朝只把自己的国民当奴隶，甚至把它的恩人——农民当二等奴隶。这是封建制度结束2000多年后出现的，又再次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段论是错误的。

c、伟大的贱奴与残暴且愚蠢的奴隶主

毛的红朝有三种阶级：干部阶级、平奴阶级与贱奴阶级。当然，平奴如果干得好，也可以成为干部阶级，让平奴有个奔头，如果表现不好就成为贱奴阶级；干部是不会真正变成平奴贱奴的，如邓小平与习仲勋等，已经等同贱奴被监督改造了，一眨眼工夫又成为高高在上干部阶级；贱奴也不会升为平奴的，右派平反后，是摘帽右派，还是贱民，至于地主，只要不绝种，子子孙孙都是地主。

中共造出贱奴阶级是为了给干部阶级与平奴阶级当把子的，通过对贱奴的迫害，恐吓住平奴，又能迷惑平奴，让他们觉得高人一等且与共产党同阵营的错觉，从而死心塌地跟随干部阶级，卖了平奴还让平奴数钱呢。中共的政权一靠恐怖二靠欺骗，在其对待平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共在人事体制中还分成干部、工人、农民，在干部中还分十七级，还有什么“以工代干”，让人们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爬一辈子都爬不到最上头，一辈子都在爬，有奔头，就没心事造反了。

至于贱奴阶级，除了地主以外，多数是中国的精英，许多是从国外回来建设新中国的，也有不少是中华民国的精英，没跟国民党跑去台湾，一长串的自杀和被杀名单，中华民族当时的精英几乎全给中共消灭（注16）。贱奴中还有一些当年跟着共产党对中华民国捣乱的知识份子，为共党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中共的恩人，结果也被中共踩在脚下。只要是有思想，并且讲出来，当贱奴是免不了的，共产党要消灭人的思想才能保证它的谬论不被戳穿，不整你整谁？

无生命权是红朝贱奴（黑五类）的特征，因为贱奴太多，一时未能尽戮，平奴暂时还无生命之忧。一旦贱奴被杀戮而尽，下一步就会从平奴中分离出一些奴来，继续充当贱奴角色，当然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对奴隶主可能造成威胁的，或者与奴隶主没有亲近感的，或者看着他们就讨厌的。现在的黑五类已经不存在，却又创造了新的贱奴阶级——上访群体、人权律师、死磕派律师、敢说真话者、有信仰者、网路大Ｖ、三无人员（无产阶级）、不听话者、不会来事者，甚至连违反计划生育者也在其中……这些贱奴的自由、财产、名誉与生命随时可能被剥夺。孙志刚仅仅因为被怀疑是无产阶级而被干掉，邓玉娇差点被嫖娼死（后来不知所终），雷洋属于不听话者（差点成嫖娼死），钱会云是挡住了主人的财路，魏则西是主人要用他来开财路，还有什么做俯卧撑死、躲猫猫死、喝牛奶死、摆地摊死、跑路死、胆小死、胆大死、嫖娼死、被嫖娼死……死得千姿百态，死得争妍斗艳，都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贱奴们用自己最珍贵的生命，用最高贵的头颅，用最纯洁的血，书写了人性中最伟大的篇章，记录下红朝奴隶社会最黑暗的一页。

中国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公民团体，没有独立司法，没有民选议会，还敢向专政体制要正义，专政体制本身就是正义的敌人和毁灭者！生活其间，能苟延残喘都是万幸，而勇敢的贱奴们依然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地反抗红朝暴政，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是人类的希望！

国军陈中柱中将在抗日中战死沙场，被日军割下头颅回去请赏，他25岁美丽的妻子王志芳挺着六个月的大肚子、拉着六岁的女儿到残暴的日军碉堡里要回丈夫的头颅。如此大无畏的巾帼英雄世间奇女子，竟然被中共整得胆小异常。在中共“改革开放”后，与儿女躲在自由社会澳大利亚隐姓埋名20年，还对朋友谎称自己不识字（当年靠这个谎言骗过中共才活下来，其实她文化很高），直到80岁高龄时儿子酒后漏了口风，还在惊恐地掩盖。当朋友了解她家世后，对她讲在自由社会里不用再害怕时，她才哭诉说，在中共的统治下，她过得猪狗不如（注4）。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压迫，才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恐惧，即便是100高龄生活在西方社会许多年之久，这种恐惧依然如影随形，徘徊不去？！可见中共比残暴的日军残暴无数倍。旁人无法想像得出红朝奴隶制度有多恐怖。

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嘉祥欲强奸11岁小女孩，未遂。竟然向女孩亲友狂叫“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看看红朝奴隶主多狂、多威……

在这里，向所有直接抗拒共产党的人们致敬！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你们是人类的希望！

我们红奴比一般奴隶少了两项权益——结婚权与生育权。

无结婚权：我们这里的结婚权得党批，是贱奴不得结婚（许多贱奴子女生得英俊漂亮，却嫁不出去、娶不进来），平奴不能自由结婚（现在稍为好些），奴隶社会的奴隶结婚要奴隶主批准吗？不得而知，起码我们结婚权不比奴隶高。

无生育权：至于生育权，奴隶主起码是鼓励奴隶多生多育的，以维持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生育权远还不如奴隶，比猪都不如。愚蠢的奴隶主是在用“两户绝一户”的阴招灭绝奴隶，这一点俺就看不懂了。中共的计划生育，不是什么计划生育，是计划灭绝，用“两户绝一户”的方法消灭中华民族。这是最大的祸国殃民政策，使中国人口锐减，劳动力锐减，老年化严重，独生子女难教养，让中华民族走向灭种的歧途，真是愚蠢透顶。

愚蠢的奴隶主（中共）还往红奴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往鸡蛋里加苏丹红，往猪肉加瘦肉精、还有什么转基因豆腐、激素黄瓜、化学豆浆、神农丹姜、地沟油、毒韭菜、毒大米、毒水源。总之红朝愚蠢的奴隶主在用尽一切阴招狠招毒招来消灭奴隶，这是除了共党以外，千百种奴隶主都不可能干的蠢事。没有了奴隶，哪里还会有奴隶主？消灭奴隶就是消灭奴隶主自己，愚蠢的共党连这点都不懂。

d、贪婪的奴隶主

几十年来，由于红朝红奴们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抗争，奴隶主（中共）终于作出了有限的让步，即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把“四无权”中的私产权和自由权，放出了那么一点点，让奴隶们可以有一点点私产，可以有一点点自由，但是不能超越“三必爱”、“四不能”为前提，否则这一点点的自由马上就被收回。2016年8月，又有几位没有身份意识、不知好歹的贱奴——死磕派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重刑，可见现在的大陆并未走出奴隶社会。

现在奴隶主（中共）鼓励甚至逼迫红奴们一刻不停地赚钱，以忘记奴隶主的暴行、忘记自己的耻辱身份、忘记悲惨的历史，并且累得无力抗争，还能来大量的钱以供奴隶主们掠夺。

奴隶主阶级中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竟以7000万元收购鲁能集团总资产738.05亿的91.6％的股份。738.05亿如果换成一百元的大票，重达849吨，一张张接起来，可围绕地球2.86圈，用A4打印纸纸箱装，大约得装29522箱，用面包车拉得1845车，如果车间距200米（高速公路要求的车间距），比北京到秦皇岛的距离还多出78公里。如果让一个银行职员用正常上班时间来数这笔钱，每秒3张大票的快手，一年251个工作日，上班八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不闲聊拉瓜争分夺秒、老僧参禅般数钱，得用34年零8天外加1小时57分47秒。从26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整整毁掉一个金融人士一生的工作作为。如果这些钱是毒资或者其它赃款，得经过洗钱漂白。这会给洗黑钱巨匠们出了一个巨大的世纪难题，洗1000万都难，何况是它的近万倍，可能造成巨匠们因无法完成工作而自杀以谢他们的无能之罪。毒贩子们看到这些，说不定也会造成毒贩子的自杀狂潮，他们觉得利润太低、收入太少、工作太辛苦、没后台太危险，纷纷自杀以求转生当衙内（注1）。最后在舆论压力下，国务院国资委否决了这项交易，鲁能主管单位高价收回鲁能的股份，曾衙内在这次失败的交易中，赚了45.52亿。看看红朝奴隶主们能干吧！

按照网上流传的国产航母30亿的建造费用，曾衙内呑掉738.05亿，则意味着24艘国产航空母舰被击沉，意味着2400多架令国人自豪的歼10战机被击落。2400多架先进战机，至少武力统一台湾是用不了的（注1）。这么多战机战舰不战自毁，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总是挨打了，就是国家被掏空的结果。这曾衙内和他的父亲曾庆红不是卖国贼吗？史上有一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是不是预言这件事呢？

在红朝，满朝文武都贪腐，大官大贪，小官也大贪。有些农村，要花上千万元才能竞选当上一任村长，请问他要年均贪污多少钱才能收回成本？！

徐才厚贪污仅现金就16亿，换成100元钞票是18.4吨。大家知道，现金在个人财产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徐的财产是多少，只有天知道！

看看红朝奴隶主们贪污的“丰功伟绩”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惟此一家，别无分店！

由于中共的贪婪与无能，使中国人民负担异常沉重。中国是税负最痛苦的国家。中国有巨量的国有企业，它们的利润理应完全代替税款上交国库，代替税款后还有盈余。经过分析，中国如果是正常国家，2013年，中国人不担不用纳税，每人还可以分得大约5286.87元，而中共反过来强迫中国人每人纳了8500元的税。每年都差不多如此。也就是说，中国本来应该是世界上税负最轻松的国家，中共的贪婪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税负最痛苦国家。笨青看看《中国人应不应该纳税》（注1）吧，看看中共是如何残酷我们的。

中国人还负担着比纳税更大、更加天量的各种费用。一辆16吨一年跑20万公里高速公路的长途货车，仅高速公路费就比美国多交36万元，油料的差价大概是16万元，两项相加超过50万。美国人的人均收入高过我们6倍啊。还医疗的天价，房子的天价、上学的天价……中共不只是吃人不吐骨头，连破衣服破鞋都没吐出来啊（注1）！

红朝奴隶社会是分为三个阶级的：干部阶级、平奴阶级和贱奴阶级。干部阶级是特权阶级，连家属子女都处在社会的上层，整个国家的政权、财权、军权全部拽在他们手中，特权就是腐败。如今太子党有能力劫夺国家财产，许多家族富可敌国，是毛时代奴隶制度的余祸。像曾衙内那样，一次失败的投资就赚了45亿，能不富可敌国吗？

e、全世界的红色政权都是最残暴的奴隶社会

奴隶有几大特征：四不能、三必爱、四无权。

世界上所有红色政权的多数国民都具备了这些奴隶特征，所以红色政权的国民都是奴隶。又因为这些国民占人口的95%以上，完全符合奴隶社会的特征：“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所以红色政权都是奴隶社会。

所有的奴隶社会中，没有一个像共产党那么狠的对待百姓（奴隶）的，一般的奴隶主很希望奴隶健康强壮、人丁兴旺，好多干活为他赚钱，又能保证奴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社会主义的奴隶制才对奴隶大屠杀。几乎所有共党国家都进行大屠杀，苏联屠杀了1/10人口。越南驱赶百万华人赴大海，离开越南前每人还要先交纳12两黄金。中共在和平年代屠杀了8000万以上的中国人，超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据俄罗斯官方历史书《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苏联实行“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全国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德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契卡们（秘密员警）奉有列宁的指示：“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注13）。这是民族大屠杀、是人类大屠杀。这只是列宁时代的事情，史达林的大屠杀还没开始呢，列宁的魔性比史达林还大。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看来，把共产国家称为奴隶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污蔑。

赤棉的柬埔寨共产党，一下子就消灭了自己国家的四分之一人口，包括大部分华人。毛泽东还夸奖柬共头子，说他“你做得好啊，一举消灭了阶级”。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只要不造反，他们生命很安全，也就是说，即使是用奴隶法典，柬埔寨死难的那四分之一人口没有一个是该死的。还有比柬埔寨共产党更加残忍且愚蠢的奴隶主吗？

看看现在的红色朝鲜，杀死饿死多少还不知道。朝鲜的奴隶要时刻表现出对奴隶主、奴隶制度和奴隶国的极度热爱，稍露不满就可能被消灭，对姑父还犬决呢，何况普通人。他们号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民主”吗？有“共和”吗？有“人民”吗？

几乎所有的红色奴隶社会，都是穷困潦倒的。许多红色政权崩溃了，都是从经济方面崩溃的。苏联是从经济上崩溃的，东德是从经济上崩溃的……红色政权是穷困的代名词。看看现在的朝鲜，一个国家，也就当下的金家能找到胖子。朝鲜是农业国家，它的粮食还靠别人援助，连自给都不行，各种商品靠票据才可购买，可见经济上是多么失败！朝鲜极度贫穷，朝鲜人都被饿成侏儒了，他们的当兵高度是1.43米，而同种同族的韩国是1.61米，哪个奴隶社会比它更惨？我们在毛的年代与他们一样，经济彻底失败。朝鲜是小国，我们与世界可以援助得了，我们是大国，没人能有效救得了我们，我们不搞经济改革，将比朝鲜更惨！

红朝的奴隶主总爱说“社会主义的奴隶制度优越”，可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那么穷？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奴隶总爱奔向自由的民主社会？甚至连不少奴隶主也奔向民主社会！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奴隶制度垃圾”！只能说明奴隶主无耻胡说！

奴隶社会的军队主要是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红色政权的军队也是如此，哪怕奴隶从来没有反抗也不想反抗，奴隶主还是不放心，“维稳”是奴隶国军队的首要任务，号称“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牙状态”，这是多残暴的口号，哪怕是逃跑都是死罪，叫“叛国罪”。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对人民（奴隶）非常残忍，8.9.6.4时，对要求反贪和民主的大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用冲锋枪扫射、用坦克碾压，全然不顾全世界的目光。还是大学生呢，还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如果是老农民，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知惨出多少倍！大饥荒就是如此，最少饿死6288.93万贫下中农（农村人），大饥荒时最狠的一招是“饿死都不让逃荒”，这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一次性大屠杀！

奴隶社会还有一个特色，阻止奴隶逃跑。也许在奴隶法典里，有那么一条“饿死不能逃跑”，起码马克思所有的红色政权全部都实施了这一条，这些红朝奴隶国用“叛国罪”异常残酷地处置敢于逃跑的奴隶。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搞得最好的是东德，即使如此，东德的奴隶（被叫成“人民”）生活也是异常困苦的，东德为了阻止奴隶逃向西德，花巨大的金钱建立了柏林墙，派军队守着它，对胆敢偷越柏林墙的人无情杀害。现在的朝鲜也是如此，严密封锁与韩国、与中国的交界，甚至对大海都封锁。偶尔有历尽千难万险跑到中国来的人，中共政府坚决送回去，有时朝鲜官员还当着中国人的面，把这些人用铁丝穿锁骨拉回去。我曾经说过：“朝鲜人民走向民主后，他们最恨的将是中国人，是中共帮助把他们的奴隶社会稳固，是中共如此无情的对待他们。”请笨青记住这句吧，到时朝鲜人恨我们的时候，得低头认罪，不要觉得冤啊！中国也好不到哪去，在毛的年代，特别是镇压反革命、大饥荒和文革，一批一批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奔赴香港、奔向自由，多数人被中共的军队杀死在深圳河边，他们的血染红了大海，他们的尸体层层叠叠，每当海风吹来，很像无助的冤魂在哭泣！写到这里，很痛心，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是人类的耻辱，千百年都不应该被忘记！

坐着细数红朝红奴们的血泪，如长江滔滔江水，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片片浪花都是鲜红的血。长江为什么红？黄河为什么红？都是红奴的血染红的！

……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有马克思的红色政权才够格称为奴隶社会。

红色政权是奴隶社会中最残暴的，任何奴隶社会无与伦比。其实称红色政权为奴隶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污蔑，红色政权是真实的地狱，现在俄罗斯都把列宁建立的政权称为地狱（注13）。

f、现在的大陆红朝是半奴隶社会

现在大陆的红朝并未彻底脱离奴隶社会，最多只能算半奴隶社会。

可以对照上面所提到奴隶的特征“四不能、三必爱、四无权”，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些，没有！我们获得的仅仅是“四无权中的私产权”，可怜吧？！当然其它限制也相应放松些，那不是奴隶主的好心，而是我们快饿死的时候，逼不得已抗争起来，奴隶主也逼不得已退让一些罢了。到现在我们还是无言论自由，无信仰自由，无迁徙自由，无从业自由，无生仔自由，无资讯自由，无选举自由……无各种自由。大家看看吧，我们还不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半奴隶之身。

中国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公民团体，没有独立司法，没有民选议会，哪里还可能有公平、正义与自由？放眼望去，中国没有自由的人，只有半奴隶之人，所以中国还是半奴隶社会！

中共的政权既没有从大清继承中国的法统，又不能从中华民国抢得法统，中共还以破坏中华文化为能事、是中华的毁灭者，所以中共之国不能称“中华”，它也没有“共和”，里面只有奴隶没有人民，中共之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欺骗，它的正确名称是“大陆苏维埃奴隶国”。香港人称大陆人为“大圈仔”，就是被圈起来的人；也有人称大陆为“大卤”——被谬论谎言暴力汗水泪水鲜血腌卤之地。

马克思向世间施了魔咒，共产党员中咒最深，成了魔徒，中共认魔作父，为魔作倡，害人害已。

我们向共党党徒强烈呼吁：

孽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魔刀，立地成人！

3、共产主义是最痛苦的

所谓共产主义是消灭国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宗教、消灭家庭。

共产党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壁垒，共产党要消灭私有制就必须先消灭家庭。没有家庭就必然要共产共妻，共产必然会共妻。家庭是人类得以繁衍的最基本单元，消灭了家庭，人类就会被性病消灭。苏联共产革命后，实行过一段时间的共妻制度。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注17）。真无耻。现在大家都骂史达林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屠夫，其实列宁比史达林更加残暴，托洛茨基也是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也不一定比史达林好，共产党的领袖一个比一个混蛋。

共产主义最痛苦：人类是群居的，也就是说人是社会性的，人必须群居形成社会，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活得舒服。家庭是人最温馨的港湾，是人的最小保护壁垒，消灭了家庭，人类将生活在举目无亲的情感荒漠中，与走肉行尸何异？生也何欢？死也何惧？其痛苦成度无法形容，起码自杀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共产主义是最痛苦的！希望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先带头消灭你们自己的家庭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共产党狂叫：“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那么中共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中华民国”，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打败中华民国”，中共与日寇是同路人，它们目的一致。所以中共勾结日寇是情理之中的事，毛泽东还经常说感谢日本军队呢。翻开抗战史，经常看到中共与日寇相互配合打击国军的事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的死就是其中一个事例）。其实共产党搞的国际主义就是反民族、出卖民族的，现在中共反过来煽动民族主义为其所用，共产党真无耻。

共产党要把人变成动物：共产主义要消灭家庭、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宗教、消灭国家。国家、私有财产、家庭、宗教，这些都是动物没有的，没有了这些，人就类似于动物，可见共产党的目的，是把人类变成一个巨大的动物群体，为其所用。这说明共产主义是违背天理人伦的，实现了人也是最痛苦的，所以共产主义永远不可能实现。

人中永远有好人坏人、勤劳与懒惰的人并存的。人间的正理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而不是什么按需分配。如果勤劳的人创造的大量财富是给好吃懒做的人按需分配的，符合公平的原则吗？谁又能愿意多劳动呢？另外，人们改进技术设备，就是为了多创造财富的同时减轻劳动量，而马克思竟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他把人当驴子！这是违背人性的！

永远不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但是很多物品总量是有限的，比如：水，石油产品，房地产（土地）等等，就算共产主义生产力水准再高，物质再丰富也不可能按需分配，这些有限的物品，怎么可能满足人们无限量的需求？比如看足球比赛，有好位与差位的区别，谁不想好位？你怎么能按需分配得了？所以说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就是一张诱骗人的画饼，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描述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请问既然已经能“按需分配”，谁还会“各尽所能”呢？

最可恶的是，共产党人相信共产主义，那么他们自己找到一帮子同志，找一块无人的地方，自己实践就是了，他们有什么权利暴力夺取政权，并强迫别人也相信他们的主义？而且对不相信和可能妨碍他们的人进行杀戮，真是太歹毒了。共产主义不可怕，可怕的是要用暴力来实现。

４、公有制是血腥、不公、剥削、腐朽、末落和必定灭亡的制度

公有制的血腥：

马克思为了建立公有制，就得抢夺有钱人的财产，于是就伪造了“剩余价值与剥削理论”，把富人描述成罪恶滔天的剥削者，越有钱越有罪。共产党革命首先要消灭剥削阶级，就是把富人从肉体上消灭。这是群体灭绝罪，是反人类罪。一个人是否有罪，不应该以财富来界定，而是应该以法律来界定。如果财富是个人合法所得的，那么财富越多说明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多，对社会越有功。马克思颠倒了人的是非观。

财产本来在个人手里，要搞公有制必然要充公，充公就必须通过血腥暴力手段来实现，所以公有制是血腥的，这是公有制的原罪。

这一条讲起来很长，无论是苏联、中国、赤棉、越南，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充公之路血泪滔天、罪恶累累。说白了，充公就是谋财害命，而不仅仅是谋财。共产党怕别人反抗和将来造反，是要把有钱人从肉体上消灭的，哪怕是没有能力造反和不想造反的人，只要有钱，一样消灭。

苏联消灭了富农，把富农一部分枪毙，一部分抓到集中营，一部分迁徙到边疆地区。“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注13）。赤棉消灭了阶级，连子女一起消灭。而中国消灭了部分地主，子女一般划成地主成分，成了贱奴阶级，供其他人欺负，并能恐吓住他人。苏联和赤棉用的是快刀子，中共用的是慢刀子，可见中国的情况比苏联和赤棉好很多，起码不用一下子就死掉，贱奴们在忍辱偷生中等待光明。不是中共好，而是中国人历来很善良，如果像列宁的苏联与赤棉那样，中国人会造反的，连中共的干部都会造反，中共就会失败，于是走上了“软刀子”道路。毛还夸奖赤棉的头子，说他“你做得好啊，一举消灭了阶级。”可见，毛很羡慕赤棉！大饥饿正是毛精心设计的阴谋，最终被刘少奇和中共的干部们推翻了。当时广东省书记陶铸就（私下）说过，“不能跟他（毛）干了，再干就犯罪了。”所以广东饿死人少。毛后来反动文革，整刘少奇和那些干部，刘和陶很快被整死。

公有制的不公：

以1000个人的一个公有制为例，当中的一个人，偷懒了1000个小时，他损失的只是1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在这种制度里，有谁不偷懒呢？可见公有制鼓励懒惰。反过来说，当中一个人，比别人多付出了1000个小时的劳动，他所获得的劳动成果只是1个小时，那99.9%的劳动成果都被别人劫夺了，对这个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除非傻子，否则不会多付出。如果是1亿人的公有制，那么即使辛苦一辈子，自己也捞不到一点点好处，这比奴隶还惨，在这种情况下，干不干没有任何差别，为什么还干？可见，所谓公有制，实质就是奖励懒惰，惩罚勤劳，把圣人累死，把君子逼成小偷。公有制最不公。

公有制的剥削：

个人付出的劳动，劳动成果就理所当然地为个人所得。公有制是个人付出劳动，多数劳动成果却被别人拿走，这就是剥削，干得少的人剥削了干得多的人，这种制度是宣扬和推行不劳而获与剥削，公有制是个极端不公的剥削制度。

公有制的罪恶：

公有制把圣人累死，把君子逼成小偷。

人都有佛性与魔性，任何教育、宣传、政策和制度，应该放大人的佛性并且压制人的魔性，也就是惩恶扬善，如果反过来使好人变坏，那么就是一个罪恶的东西。上面讲到的公有制的剥削与不公，会把圣人累死，把君子逼成小偷，可见公有制就是一个惩善扬恶的罪恶制度。天底下赞美这种制度的人，不是瞎子就是阴谋家。

自由经济的美好：

自由经济，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归自己，这多公正啊！还通过纳税让富人为社会多做贡献。自由经济，其实就是“按劳分配”。在自由经济中，能力大者或者多劳动者，多创造财富，不但自己收入多，为社会贡献也大，这种社会多么公平公正啊！某人现在能力小，或者想多休息，不想那么辛苦，赚不了大钱，儿子孙子不一定能力小，他们一样有机会。所谓马克思理论，说白了，就是马克思想钱想疯了，看见人家有钱就妒忌，然后就创造出什么剥削理论，鼓动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谋财害命，多么罪恶！

公有制的腐朽、末落：

公有制本来原始社会就有，算不上什么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进行彻底的污蔑，为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共同掌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物质财富是维持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只有独立的财产，人们才有独立的人格，才有人的尊严和自由。所以“联合的无产阶级掌握”，也就是财产共有，只能是一句空话。一旦个人财产被剥夺，人就会成为奴隶。纵观人类历史，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剥夺过，无论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还是生产力发达的现代。被剥夺了财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连奴隶都不如，正是因为财产被剥夺了，这些国家的人就没能力反抗了。通过中国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实践，人们真切体会，在财产被收归国有的情况下，在“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专政下，人们的思想自由没有了（被改造了）；人们的良知没有了（不得不违心说假话）；人们的生命保障没有了（随时都可能就被剥夺口粮活活饿死）……最后多数人都得屈服。剥夺私有财产，也就是搞公有制，是共产党最狠的一招，共产党的许多罪恶，是在这一条的基础上才得以实行的。

公有制必定灭亡：

国有财产实际上就是无人财产，不属于个人的东西，必然造成无法监督、无权监督、无力监督、无心监督，最后无人监督。这些财产只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由当权者任意挥霍和贪污，所以公有制的贪污最严重，无法避免。古今中外的贪污加起来，都没有中共的贪污多。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的人贪污，下面的人能懒就懒、能偷就偷，一个个正常的经济实体效率低下，最后烂掉。正常的经济实体是社会的正常细胞，一旦一个个烂掉，整个社会就会走向衰败、直至死亡，这是公有制无法避免的下场，这是公有制的宿命。上贪下懒是公有制企业的根本特征。苏联、中国和东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现在中国的国营企业全靠垄断才有利润。垄断就是政府把本来属于全体国民的利益转输给这些国营企业，拉拢这些人心，稳定共产党的统治。

现在的中国是修正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原则”，如果中国不是改变这个基本原则，不包产到户并且鼓励私营企业，不走一条与基本原则相反的道路，那么中国早就与苏联一样的命运。所以公有制是必然灭亡的。现在的中国已经部分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原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如果不搞修正主义，中共早就垮台了，搞改革是中共不得已而为。金正恩说搞社会主义就搞社会主义，大陆说搞社会主义，搞的是修正主义，用金正恩的话说“一个没原则的国家”，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共还不如金正恩呢！

毛死后，中共的改革开放，搞的是“按劳分配”，其实，“按劳分配”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否定。中国人正是搞了“按劳分配”，中国人才活了过来，如果还继续走毛的道路，中国将比朝鲜还惨，朝鲜是小国，世界人民可以援助得了，我们暗中给点，也能让他们活命。中国是大国，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们，仅饥饿就会消灭我们不少人。上面讲到，所谓公有制，实质就是奖励懒惰，惩罚勤劳，把圣人累死，把君子逼成小偷，这种制度还有什么生存的理由？早灭亡早解脱，早灭亡，人间早日走向正道。

结论：公有制是血腥、不公、剥削、腐朽、末落和必定灭亡的制度！

５、应该以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的时期

从上面可以看出：封建社会是可有可无的，奴隶社会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共产主义是最痛苦和不可能实现的，公有制是残暴腐朽和必定灭亡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荒谬之极。谁推行马克思主义，谁就把人类推向痛苦和毁灭的歧途。

其实划分人类社会的时期，应该以各个时期生产力的水准——先进工具来划分，以所在时期主要使用的先进生产工具来划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资讯时代，这就是人类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准的标志，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关。还可以根据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工业社会、资讯社会，这些也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关。马克思真无知，它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真是荒谬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