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剑虹：读《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有感

【大纪元2016年08月15日讯】今日下午在逛台北诚品敦南店的时候，花了399新台币购买了由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女士所撰写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一书，读完以后有相当深的感触。其实这本书，除了关于毛泽东为了藉日军之手铲除政敌项英，而透过潘汉年向岩井英一出卖了新4军的情报外，大多数内容在谢幼田先生的《中共壮大之迷》里都可以看到，并没有太多了不起的新发现。

倒是透过远藤誉女士的描述，我们反而能够感觉到日本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中国人，尤其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描述，足以推翻许多长期影响国人思维的中日关系历史与政治论点。比如说主张国际主义的日本左派亲近中共，主张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右派反对中共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都在经过远藤誉女士的一一检验后被推翻。

远藤誉反共吗？

居然写出了一本探讨毛泽东在战时如何与日军谋合，进而背叛了中华民族利益的书籍，而且又透过明镜出版社出了中文版，所有人对远藤誉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认定她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就如同常常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反日一样，在探讨远藤誉女士的作品以前，笔者想先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位日本作者是否真的反共？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由一个反共的人来写不利于中共传统史观的书籍，那么亲共人士就理所当然地能以其立场来质疑本书内容的真实性。假若是由一位原本就亲共的人来写这样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客观性便能得到读者们的认可。所以，远藤誉到底反不反对中共，自然是我们在讨论这本书以前首先要厘清的。

结过透过Google大神的帮助，笔者还真的在大陆的北方网上，找到了一篇2010年4月27日出版，名为《河北区实验小学：一场特殊的入队仪式》的报导。在这篇报导中，就出现了远藤誉女士宣誓加入共青团，甚至于在肩膀上披上了红色领巾的内容。原来，1941年出生在满洲国首都新京的远藤誉女士，曾经在1951年到1953年的三年间，就读于河北区实验小学光复道校区的前身培植小学。

受到韩战爆发后的时代氛围影响，培植小学的孩子们集体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宣示自己对红色祖国的热爱。然而，远藤誉却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而不被允许入团，这段回忆似乎成为了她一辈子的遗憾。因此北方网的报导指出：“当远藤誉女士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向全体队员诉说了她对中国的深深情怀，并祝愿中日友谊地久天长。”

由这篇报导可以看出，出生在东北，而且直到12岁才回到祖国日本的远藤誉，不仅对中国有着浓厚的感情，而且至少到2010年以前，对中共政权都还怀抱着相当强烈的认同感。因为从她五岁有记忆开始，满洲国已经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瓦解。在远藤誉的记忆里，她没有亲眼目睹过大日本帝国最辉煌的时候，却看尽了苏联红军的烧杀掳掠，以及紧接着而来的国共内战。

而在一场国共两军争夺长春的遭遇战中，远藤誉不幸遭到8路军士兵的子弹误击而昏倒。所幸当时远藤誉的父亲为中共所需要拉拢的制药人员，因此他们一家人在8路军占领长春，并且驱逐了效忠国民政府的铁石部队以后得到了优待。与远藤誉父亲关系友好的中共长春市委书记林枫，甚至还安排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日语流利的27岁青年干部赵安博住进了她们家给予关照。

在《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中，远藤誉不只一次的强调自己如何为这位赵大哥的革命热情所感动。由于曾为8路军误伤的原因，赵安博不仅特别照顾当时还年幼的远藤誉，甚至还赞扬这位当时年仅六岁的小女孩是为中国革命流过血的“小英雄”。也因为“小英雄”这三个字在书里面被反复提及，笔者不禁怀疑赵安博不仅是远藤誉的政治启蒙老师，而且可能还是情窦初开的对象。

假若未来北京与东京的关系改善，这段8路军青年干部与日本小女孩罗曼蒂克的感情故事被改编为动画，而且以日系“萌画风”来呈现，笔者都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早年写有《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一书的远藤誉，也称得上是长春围城的受害者，她的弟弟还因为这场悲剧不幸的被活活饿死。不过远藤誉显然没有因此发自内心的痛恨共产党。
甚至，我们还不难发现，在她的内心深处里面，毛泽东仍然是那位唯一能够救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毒害的伟大领袖。这种复杂与矛盾的心情，在《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一书中被血淋淋地展现了出来。即便对其为了夺权而采用的“帝王术”有所批判，远藤誉仍然以毛泽东在抗战时不愿听命史达林去服从蒋中正为由，意图证明他是个想要让中国摆脱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者。

尤其是提及毛泽东在1969年与苏联因珍宝岛事变而决裂的历史，远藤誉更是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她甚至还跳脱了日本人的本位主义，认为蒋中正之所以放弃以武力反攻大陆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毛泽东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把中国带往独立自主的道路，因此觉得“已经够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远藤誉不认同谢幼田对毛泽东“罪大恶极”的评价。

远藤誉在书里指出：“毛泽东乃是一位‘穷极帝王之术的人物’，他敏锐的判断时局，并且实施了获得胜利的战略，而是否要把这种行为定位为‘罪大恶极’，乃是作者主观上的问题。从笔者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包括他的‘虚假宣传’在内都充满了战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诚实’的，所以笔者对他甚至抱有敬畏之念。”

从上述的言论看来，我们显然不能因为远藤誉写了一本书，揭露了毛泽东勾结侵华日军的历史，就断言她一定是反共或者反毛的。毕竟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位喝了中国共产党奶水长大的日本人，不可能真的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去反对毛泽东与日军的合作。因此，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反倒很有可能是打着反毛的旗帜来吹捧毛泽东。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远藤誉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一本与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唱反调的书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本《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出版的目的，并不是要给日本人或者反共的中国人读来开心用的。远藤誉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当今中共领导人知道，他们所推广的反日教育与排日教育其实从根本上，就已经违反了毛泽东先生当年带领中国走向强大的战略手段。

日本旧军人与右派对毛泽东的崇拜

就笔者研究中日战争史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这本《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右派的历史渊源。讲得更直接一点，应该可以算是毛泽东个人与日本右派的历史渊源。过去人们在讨论中日关系史的时候，会刻意凸显孙中山、汪精卫与蒋中正等国民党早期领导人的日本情节，尤其是他们对所谓“大亚洲主义”的推崇。

相反的，提到早期的中共领袖，人们更加强调苏联国际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也就是说，以王道思想与武士道精神为核心，强调黄种民族优先的大亚洲主义是一种百分之百不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当然，人们无法否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都是经由日本中国的。同时人们也无法否认，包括周恩来与廖仲恺在内，中共也有不少早期领袖有留学日本的经验。

但是，大多数的人更倾向于将这些中共领袖与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左派联系在一起。毕竟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在创党初期都极度反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听从苏联的指示从事推翻本国政府的阴谋活动。而假若周恩来与廖仲恺这些人多少还有些日本情节，那么没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毛泽东是绝对可以摆脱此一嫌疑的。

然而，可能也正是因为没有留学过苏联与日本的原因，毛泽东从来也称不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人们已经知道，靠煽动农民革命起家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将以王明为首的党内国际派视为眼中钉看待。而毛泽东在冷战时代与美国还有苏联对着干的历史，也让世人普遍把他视为带领中国走向独立自主道路的民族英雄。

在他统治大陆的27年，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若对他当时的作为有所了解，便可发现他摧残的主要是华夏民族上层社会的信仰价值。对于汉族底层社会数千年来维持的草根与民粹文化，毛泽东则始终是引以为荣的。而从毛泽东以霹雳手段清洗藏族与维吾尔族的手段来看，与其形容他是个极左翼的共产主义独裁者，倒不如说他是个极右翼的法西斯暴君更为贴切。

因此，毛泽东与日本右翼的共同性，可能还远高于他与日本左翼的共同性。而透过远藤誉女士的描述，我们确实也发现了毛泽东对一天到晚向中国人谢罪的日本左翼十分厌烦。相反的，毛泽东所希望打交道的对象，始终是以旧日本军人为首的右翼人士。这些毛泽东想结交的日本右翼，甚至还包括了曾经以三光政策对付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冈村宁次。

那么，同时期的日本右派，尤其是曾经主导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又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呢？我们不要忘了当年日本是以反共为理由入侵中国的，而且包括冈村宁次与根本博等大批旧日军将领，都在战后协助蒋中正抵抗中共的叛乱。所以从人们知道的常理来看，旧日本军的将领们在冷战时代应该是极度的厌恶与讨厌毛泽东才对。

可根据远藤誉提供的数据，战后在冈村宁次的号召下，跟着“白团”一起到台湾替中华民国政府训练国军的旧日本军人共有19名。然而，当在抗战期间以日本陆军航空队第3飞行师团长身份，指挥重庆大轰炸的远藤三郎于1956年受周恩来之托，邀请前日军将领报名组团参访中国大陆的时候，主动向他报名者一度高达200人。

原来在这些法西斯到不能够再法西斯的前日军将领当中，支持共产党与支持国民党的比例为200比19，差距大到让人几乎难以想像，但是在海峡两岸过去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却完全没有提到过。而且即便是那19名到台湾协助国军的日本军人，甚至于冈村宁次本人，也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排斥与中国共产党接触。

远藤誉在书中，已经以暗示的方式强调，冈村宁次真正佩服的人，并不是领导抗战的蒋中正，而是打了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冈村宁次之所以拒绝远藤三郎的邀请前往大陆访问，并不是因为痛恨或者排挤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他认为自己欠了蒋中正一个人情。毕竟身为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是在蒋中正的保护下，才得以避免被当成战犯审判的。

虽然在抗战末期指挥了数场针对国军的大规模战役，但是冈村宁次手下的部队在进攻国民政府控制区时的表现还算克制，基本没有犯下什么严重的暴行。反而早年冈村宁次担任北支方面军司令的时候，以极端残忍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对待8路军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依照常理，他显然应该是中共痛恨的对象才对。

可是根据远藤誉的研究，毛泽东相当希望冈村宁次回到大陆去访问，并探望一下“老朋友”们。由此可见，毛泽东本人不只不纪念发生在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对针对他手下8路军与根据地居民的惨死也是毫不介意。对于毛泽东这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态度，除了冈村宁次之外的旧日本军将领也以极大的热情回应。

曾经在进攻新加坡与马来亚时下令无差别屠杀华人华侨，并且因为战略指挥失当而导致日军从诺蒙罕一路失败到瓜达康纳尔岛的辻政信，也在战后以日本参议员的身份访问过北京，并得到周恩来的接见。相较于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冈村宁次，辻政信在日本的外号是“昭和的愚将”。然而，即便是这位在日本都饱受争议的“愚将”，也还是成为了中共积极争取，拉拢与欢迎的对象。

要知道，1956年美国与中共仍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尽管双方的官员仍然就释放韩战战俘与遣返中国留学生的议题、在日内瓦举办了大使级的谈判，但是美国的国民基本上不被允许前往大陆访问。也不会有任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参战的美国将领，包括一度与中共友好的前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组团访问大陆的情况发生。

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已经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并且签署了《中日和约》之后，日本政府与民间都有太多与中共私下交流与接触的偷鸡摸狗行为。过去大多数的书籍，都解读这些日本在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同时，却与中共勾搭的行为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然而在远藤誉女士的这本作品里，却间接点出了中共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共同的信仰。

大东亚圣战的继承者

中共与日本，尤其是已经被盟军消灭的大日本帝国有什么样的共同信仰？为什么侵华日军的将领们，会络绎不绝的在战后前往北京访问？即便是出于怕引起美国与台湾的注意，远藤三郎1956年组织的旧军人访华团人数被删减到只剩15人，但是在同一个时代，恐怕就连与中共有“同志加兄弟”关系的苏联，也不会如此密集派遣那么多的红军二战名将访问大陆。

人们很难想像，主张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与主张大亚洲主义的日本右派在思想上能够有什么交集。因为根据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小代有希子在其大作《躁动的日本》一书记载，东京的内阁情报局早在1940年，就已经把毛泽东定位成了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日军将领相信，获得中国底层农民的支持，才是实现大亚洲主义的不二法门。

换言之，日本人已经认识到，依靠与北洋政府官员或者国民党元老等上流社会人士讨论大亚洲主义，或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毫无意义的。随着华北的游击战态势越演越烈，日军发现足以促成中国改变的最大动能来自于乡村，来自于农民。而在一系列与中共争取农民民心的措施失败之后，日本人越来越相信毛泽东是唯一一个能掌握住这股动能者。

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移到了欧美国家控制的东南亚地区，致力于煽动黄种民族的独立情绪以将白种人驱逐出亚洲，并摧毁做为西方帝国主义“马前卒”的蒋中正政权。尽管没有停止对8路军或者新4军根据地的扫荡，日本却已经有了在自己无法在战场上支撑下去的时候，可以由中共来接手继续把大东亚圣战打下去的想法。
小代有希子就认为，日本在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刻意在军事上、政治上与经济上削弱国民政府影响力的原因，并不是如人们一般想像的那样，是要建立打通整个中国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当时日本人心中的真正想法，其实是要尽可能的动摇即将于战后成形的国民党－华盛顿联盟之雏形，替中共在战后成立政权打下基础。

因为，在日本人的认知里面，只有像毛泽东这种看似不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一个外来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民族主义者，才有资格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延续下去。这是日本人变态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他们判断正确的地方。也就是在日本投降后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就把中华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一方面替日军报了战败的仇恨，二方面也彻底瓦解了由中美共同建立的战后亚太新秩序。

再来，由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打成了平手。笔者认为，这是冈村宁次崇拜彭德怀，但是却没有为远藤誉在书里提到的真正原因。毕竟从像冈村宁次那种身经百战的日本将领角度出发，百团大战实在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战役。虽然这场战役确实造成了北支方面军相当程度的损失，但是日军后来的反扑却坐实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给8路军带来了更惨重的伤害。

因此，笔者认为冈村宁次真正佩服彭德怀的地方，并不是在于他领导了百团大战，而是因为他指挥了韩战。尽管中共最终无法帮助北韩统一南韩，但是看在冈村宁次等旧日本军将领眼中，能够在朝鲜半岛上与拥有惊人生产力的美国打成一个平手已经足以证明亚洲人是有能力战胜西方强权的。而能够看到美国被中共农民兵如此狠狠的羞辱，这些日军将领心中肯定也是暗自窃喜的。

毕竟在韩战爆发前短短五年，日本的广岛与长崎才遭到美军投下的原子弹轰炸。能够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痛宰曾经在瓜达康纳尔战役中让日军吃尽苦头的美军陆战队第1师，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冈村宁次这些日本人会为美国子弟兵的伤亡“感同身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确实很有可能被日军将领当成了大东亚圣战的继承者看待。

除了日军外，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他领域出身的日本右派，无论表面上有多么反对共产主义，在暗中也都对苏联与中共集团暗送秋波。这不仅是在于他们对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执著，同时也是想要向把自己击败的“美帝国主义”复仇。比方说在吉田茂之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鸠山一郎，就认为与苏联还有中共交好是迫使驻日美军撤退的最佳手段。
2009年到2010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鸠山由纪夫，就是鸠山一郎的孙子。鸠山由纪夫确实是一位在任内拒绝参拜靖国神社，努力维持与北京友好关系的日本首相，然而这却不代表他的祖父有多么反对日军侵略中国。因为在战前担任政友会干事长的鸠山一郎，本身也是位积极主张并吞满蒙的日本右派人士。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曾经支持日军大力压制在国内策划反战运动的左派势力。

也因此，鸠山一郎虽然本身并非侵华战争的直接发动者，而且与东条英机的关系也十分恶劣，但是在战争结束初期，他还是以战犯身份遭到盟军逮捕，并一度被取消政治参与权。或许，这正是为什么鸠山一郎痛恨美国与中华民国，进而致力于与苏联还有中共发展外交关系的原因。所以一个日本人是否亲共，与他的右派或者左派背景没有必然的关系。

另外一位让人跌破眼镜的亲共右派人士，正是当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战时出任过满洲国工业部部长的岸信介，与鸠山一郎同样是在战后初期遭受过盟军关押的日本极右翼人物。岸信介在当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以后，因为在外交政策上倒向美国与台湾，甚至于公开支持蒋中正反攻大陆的政策，而被视为坚决的反共人士。
然而，岸信介在当上内阁总理大臣以前，他看待美国、苏联还有中共的态度其实与鸠山一郎是一致的。当中共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于1955年3月组织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岸信介也在现场欢迎了他。而岸信介在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之后，虽然满口支持蒋中正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但是在1958年爆发八二三炮战的时候，他又坚决反对美军以日本为后方基地支援国军作战。

由此可见，岸信介对待台湾与大陆的态度，正如他看待《美日安保条约》的态度一样，试图以玩弄两面手法的方式来争取日本的最大利益。为了争取签署对日本比较有利的《美日安保条约》内容，岸信介不惜暗中操纵在表面上反对自己的反安保运动，助长社会上的反美情绪来迫使美方退让。为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气到取消了1960年访问日本的计划。

无论是鸠山一郎、岸信介、冈村宁次、远藤三郎还是辻政信，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有一天黄种人能够团结起来将西方势力赶出亚洲。这个理想如果能够由日本人实现最好，但是如果无法由日本人来实现，也可以由日军扶持过的其他亚洲国家或者民族来实现。假若日军扶持过的亚洲国家或者民族无法实现，那么由与日军对抗过的亚洲国家或者民族来实现也可以。

出于这种近乎病态的浪漫想法，这些日本右派毫无犹豫的以行动或者在信仰上支持了毛泽东的建国大业。他们当中，甚至有许多人还因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留用人员协助训练中共参加韩战的第一代空军，或者是日本宪兵队帮助胡志明对抗法国人的历史感到与有荣焉。我们甚至也不要忘记，日本的自民党政府还派代表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万隆会议。

远藤誉写这本《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或许本意并不是谴责中共与日本在战时相互勾结的行为。她真实的目的，应该是批判当今为了维护政权生死存亡而在民间鼓吹反日情绪的中共政权。甚至，她还在书中以大陆民众怀念毛泽东的现象为例，暗喻习近平应该要领导中共走回天安门事件以前的亲日路线，与日本一起为了实现亚细亚民族的复兴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