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杨舒平毕业演讲与两名北大外教的故事

【大纪元2017年05月28日讯】最近，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因为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夸了几句美国的空气很“新鲜”、很“甜美”，进而又延伸赞扬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界的思想自由，而引来铺天盖地的骂声，可怜的小姑娘最后不得不公开道歉，说自己为这次演说带来的“反响”“深感不安”、“深表歉意”，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看到这一切，我本来挺“淡定”。“墙国”人民的激烈反应，基本都在意料之中，因而没想要怎样——直到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朋友转发的台湾《风传媒》的一个大标题：

“‘全中国欠你爸一个避孕套！’她在美国的毕业典礼演讲，意外引爆14万中国网友崩溃”

看到这个标题，我再也无法淡定了。离开我“亲爱的祖国”才十六年，怎么墙国人民骂人的水平已经一绝至斯？！

因为实在看不过眼，这才决定也写篇文章来说几句。

因为脸书上西人朋友很多，最近写文章经常用双语，先写英文，再翻译或重写中文。

因此，昨天我先用英文写了一篇评论，因为必须要提及引发我写此篇文章的原因，我不得不捏着鼻子将上面《风传媒》引用在标题里的骂人话翻成英文。我一边翻译，一边非常难过，心想：“难道真要很‘忠实’地将这种骂人话翻成英文给西人朋友们看？这算不算‘辱华’呢？”

挣扎了很久才翻完，才把英文评论写出来发了。自从我开始用双语写作以来，这也是第一次，我将英文和中文的文章分开来写。这种“忠实”地翻译华人的骂人话，会让自己觉得是在“辱华”的心情，不能讲给“老外”听吧？

杨舒平“新鲜空气”说惨变“辱华”事件，也让我想起埋在心中很久的两名北大外教的故事，今天正好拿出来说与大家听听。

第一名外教就是我在《学英文心得之二：方法、苦功及收获》中提到的我大学三年级去“蹭”博士生们的英文课时遇到的英文老师。有一天，有个学生问他：“你是个英国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教书呢？”

结果他说：“我身为英国人，这只不过是个‘生物学上的偶发事件（biological accident）’，我首先是个个体。作为个体生命，我想去哪里便去哪里。”

听到“生物学偶发事件”这个说法，我感到无比的惊诧，无比的震撼。那是在1986年吧，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我们能接触到的 “外来”思想和文化并不多。脑子里，还是从小到大都接受到的理论与说教：祖国很重要，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属于祖国、永远要忠于祖国、要爱祖国，“党和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奉献给党和国家，等等，等等。有谁敢说，甚至有谁曾经敢想过，生在中国，只是一个“生物学偶发事件”？！

因此，这名英国老师的“生物学偶发事件”“谬论”，对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突然将我的“榆木脑子”炸开一个缝。虽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生物学偶发事件”理论来自何方，他又如何能这么“轻松愉快”地据此就将自己对“伟大祖国”的“神圣责任”一笔勾销，但他至少让我看到：这世界上原来还有人，对于自己身在哪个国家、身为哪国人，是这样看待的；原来如这名老师一样，不认为自己非得因为生在哪里就得“隶属”于哪里，也不是什么罪过。

尤其是，在我眼中，这名老师看起来很正常、很快乐、很善良、很可爱。当博士生们要将我们这些“蹭课”的本科生赶走时，他高调表示决不参与，并真的全程回避；当学生们在课堂上答对一个难题时，他会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将手中的粉笔头高高地抛向空中，再潇洒自如地接回来，以抒发自己的快乐心情。

另一名外教是大学一年级时教我们写作课的。她是一位出生于美国的纯华裔，大学一毕业就跑到北大教英文了，所以比我们这些学生也大不了几岁，待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经常请我们到她宿舍玩。

她刚到北京时，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很好玩，看到、听到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脖子上挂个收钱的包，弯着舌头说“打一下儿票、打一下儿票”，她会在课堂上维妙维肖地模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她去买东西时，遇到服务员不给她好脸色，她会非常同情服务员，心想：她一定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才这样的。一个人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有多痛苦啊？有多值得同情啊？

头一学期结束放寒假时，她跟我说想去成都玩。因为我是四川人，觉得自己作为“东道主”，有接待她一下的义务，因此跟她约好，等她到了成都，我便去陪她游览。

我记得那是在武侯祠吧，我们坐在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时，她突然对我说，本来，她觉得她的祖先离开中国去美国，有点对不住中国，因此她是抱着替祖先赎罪的心情来中国效力的。谁知……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然后又说，教完我们这班，她的一年合同就满了，之后，她就要回美国去了……
说完，她掏出一支香烟，默默地吸了起来。天阴阴的，一身黑衣的她，在空荡荡的千年古祠中，显得特别落寞、孤寂。

我默默地看着她，和她手中慢慢变短的香烟，心里非常难过、非常别扭。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抽烟。但作为学生，我“辈分”上矮了一截，又被她以前从未曾显露过的这种落寞和孤寂吓到了，因此我始终也没敢问她：为何只过了半年，她对中国的感观，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变？是什么原因使她从抱着要替祖先“赎罪”的心情，到必须满心失落地离开？

这于我来说，到现在也还是个迷。也许，是“心情不好”的服务员她遇到得太多了，同情不过来，慢慢也影响到她的心情，继而最终让她发现，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如她这样“滥施同情”的人生存？

讲完这两位“老外”的故事，再回到杨舒平事件中，墙国人的思维和行事方法。其实，我不离开中国的话，今天对杨舒平的美国“空气新鲜”说的反应，说不定跟很多人是一样的。我也只是在2004年，于澳洲第一次读到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系列雄文后，才开始系统地反省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到底做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慢慢地，我才意识到，身为墙国人，不但我们用以思维的“原材料”全是共产党提供的，连我们思维的“程序”，也是它替我们编写、并通过多种方式或强制或巧妙委婉地灌输到我们大脑中的。这样，“原料”有了（很多完全是错误或编造出来），“程序”现成了，我们的脑子，就像已经预设好的机器，到时候，比如杨舒平“新鲜空气”事件发生时，只要一按按钮，我们的大脑“机器”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中共想要、并已经替我们设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