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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医疗谎言与悲剧——血祸活摘器官瘟疫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的黄士维医师指出，中共的医疗体系和正常的民主社会不同，除了医治病人的一面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由共产党组织领导、为党服务的工具。图为血祸。（翻摄自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大纪元2020年09月01日讯】2020年可谓多事之秋，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越演越烈，甚至引发新一波国际冷战。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官网发表文章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营，终于体认到长期以来对中共绥靖政策的无效，发现让中国富起来，并未带来共产极权的质变，反而因为中共肆无忌惮的谎言与渗透，为世界带来无穷祸害。

西方民主国家的觉醒，由这场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名为COVID-19（中共肺炎）的世纪大瘟疫而起。而祸端的源头，直指中共对中共肺炎疫情的矫饰隐瞒。因此，许多国际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西?罗金（Josh Rogin）都直接称武汉肺炎病毒为“中共病毒”（CCP virus）。

长期观察中国医疗问题的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尿部主任，同时也是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的黄士维医师指出，中共的医疗体系和正常的民主社会不同，除了医治病人的一面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由共产党组织领导、为党服务的工具。

黄士维表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财富增加，对医疗的需求提高，医疗保险公司、药厂、生技医材仪器产业，也都关心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但在利益挂帅的中国医疗市场中，早已隐藏着被刻意忽视的三大医疗悲剧——血祸、活摘器官，以及对疫情的隐瞒。也就是说，中共病毒对世界的危害，早已有迹可循，其祸根早在1980年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此次疫情严重至此，才“终于”唤醒世人正视中共的危害有多深、多广。

以下即为黄士维医师的专访记录：

中国医疗悲剧之一：血祸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中国河南、陕西、山西等省份的贫困农村，兴起了由官方主导的“血浆经济”。当时还有“卖血致富，卖血救国，献血光荣，献血致富”等官方口号，鼓励贫困农民卖血赚钱，行情是农民卖800毫升血，可得到40～80元人民币。

中共官方主导的“血浆经济”

和其它国家捐血（同时抽取血浆和血球）不同，中国的血站是单点采血（血浆采血站），要的是血浆不是血球。血站将血液分离成血浆和血球，把血浆卖给生技厂或药厂。血浆可以提炼昂贵的血液制剂，如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然后把血球打回卖血者体内。可是他们是将同血型的血球混合后再打回人体，而非卖血者自己的血球。血球打回卖血者体内之后，卖血者可以快速复原，因此一星期可以卖血2次，一个月可以卖8次赚取320～640元人民币。而在1980年代，中国的年人均GDP大约才200～300美元（即每月17～25美元，约150人民币左右），对贫困农民来说，“卖血”极具吸引力。

无辜农民感染爱滋病

然而，可悲的是，由于血站设备简陋遭受污染加上混合不同卖血者的血，导致无辜的农民大规模感染爱滋病。同时，这些农民不只到血站卖血，也到农村血库卖全血和血球给需要输血的病人，使得农村的血库也遭受爱滋病的污染，需要输血的病人也因此得到爱滋病，高耀洁医师实地接触发现输血比卖血得爱滋病的还要多。

虽然官方刻意掩盖，但由于受感染的病人数量庞大，加上一些有正义感的医师的疾呼，最后在2004年迫使中共政府承认河南有38个村庄、约二万五千人因为卖血得爱滋病。但官方同时强调，这些人得到良好的医疗照护，但是否认有人因为输血得到爱滋病。

从此以后，中共的宣传口径就是：“爱滋卖血”的问题得到解决，已经成为历史，问题也被定调了。但真相是如此吗？

“血祸”被中共掩盖甚至美化

根据中国人权人士和医师的统计，爱滋血祸最严重的河南人卖血，是从山西学的，之后传到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只要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人都在卖血。根据1990年代末的统计，单单河南省因为卖血、输血得爱滋病的患者，就有100万～200万人，全中国则至少有500万～1,000万的受害者。

爱滋血祸被披露后，中共一方面高调地成立爱滋示范村，宣称给予这些病人生活补偿和免费药物治疗，同时也吸收各国和各界的爱心捐款，欢迎各界想要做“善事”的人到这些爱滋示范村行善。

另一面，对于想要调查真相的医师、人权人士，中共也开始软硬兼施地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先施以金钱收买、荣誉拉拢，对不接受者则打压、恐吓、软禁，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更甚者迫害其家人，使吹哨者家破人亡，例如高耀洁医师、王淑平医师、维权人士胡佳等。

另一方面，官方对于其它卖血、输血导致大量农民得爱滋病的村庄，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外人进入；中宣部禁止新闻媒体报导卖血、输血得爱滋病的相关讯息（除爱滋示范村之外）；法院则不得受理输血、卖血的爱滋病案件，律师禁止接案；同时加大宣传说，中国的爱滋病病患，主要是透过性和吸毒传播。

中共的政策是，让这些无辜的爱滋病患自生自灭，只要这些人死光了，输血卖血得爱滋病的问题就解决了。

世界卫生组织对血祸的姑息

过程中，所有应该负责的地方官员、黑心血站、药厂，没有人得到惩罚，继续在各地赚取黑心钱。一旦某个地区的爱滋病人增多、血液被药厂嫌弃时，就换下一个村庄。其中最应该负责的前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他不仅没有受到惩戒，甚且一路高升成为国家最高领导成员——政治局常委。

可怜的中国贫困农民，还是不知道农村血库遭到污染，也不知道卖血可能会得爱滋病，爱滋病继续在农村蔓延。这些病患一个个走向死亡，也由于众多是年轻夫妇一起卖血，留下了庞大的爱滋孤儿（父母双亡，但没有被传染）以及爱滋病孤儿（被垂直传染的小孩），这些儿童在屈辱下谋生。想要维权的爱滋病患，以及想要伸张正义、传递真相的人权人士，则是一个个被控告、抓捕。

关于爱滋血祸的相关新闻时间，最后停留在2009年。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被誉为“中国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师终于被迫离开中国定居纽约，无法再进行任何调查。

那么国际上是什么态度呢？就是在2004年中国承认有38个爱滋村后，各国禁止中国血液制剂的进口，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UNAIDS）对实情视而不见，反而肯定中国的爱滋防疫。中国卖血输血爱滋病患数字因此停留在2004年的二万五千多人，和真实的500万～1,000万是巨大的差距。

到今天，在中国还有卖血、输血者得爱滋病吗？2015年中国新闻媒体报导，有四个卖血站被抓，北京三个、南京一个，还有更多地下的卖血站；2019年还爆出上海新兴医药“免疫球蛋白静脉注射剂”验出爱滋病抗体。只要资讯不透明，中国卖血、输血爱滋病的“血祸”，永远都不会停止。

黄士维医师感叹，当我们回顾这段“血祸”历史，反观眼前的武汉肺炎疫情，不难看出：中共的草菅人命、粉饰太平、谎言推诿等伎俩，几乎如出一辙，甚至变本加厉。

中国医疗悲剧之二：活摘器官

时序到了2000年，继“血浆经济”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突然蓬勃发展，器官移植中心从一百多家成长到2005年的八百多家。

中共的“器官移植经济”

由于中国医院可提供源源不绝的高品质、新鲜的人体器官，到中国接受移植手术的各国病人因此蜂拥而至。不只是外国人，中国本地人的器官移植也大幅成长，医院推出宣传广告鼓励器官移植，中国人的器官移植的价格也大幅下降，例如肾脏移植，在大城市从90年代的12万～15万元人民币，下降到6万～8万元人民币。中国至此成为全世界器官衰竭病人的“救星”。

无辜法轮功学员惨遭活摘器官

2006年前，中共坚称器官来自公民捐献，指称器官来自死刑犯是“反华势力的谣言”。一直到2006年3月，两位吹哨者：来自中国大陆化名皮特的新闻记者与化名安妮的医院工作人员，在美国揭露出天大秘密——这些器官来自遭到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至此，面对外界质疑中共器官来源时，中共首次公开承认器官是来自于刑事死刑犯，但辩驳没有思想犯和政治犯，且坚决否认器官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并拒绝任何独立调查。

事实上，中共认为思想犯和政治犯的威胁，远大于刑事死刑犯。在中国，比起刑事犯，法轮功学员更加悲惨。法院不能受理法轮功学员维权的案件，律师被禁止接受法轮功学员为当事人。新闻媒体禁止报导任何法轮功的正面讯息。相反地，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妖魔化法轮功，中伤法轮功为X教，编造接连的毁谤新闻，如天安门自焚伪案、下毒案等等。公安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也抓捕任何敢在中国声援法轮功的民众、人权人士和律师。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株连九族（同事、家人）。很多法轮功学员为了不牵连家属，成了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被关押者，最后沦为被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中共官方刻意隐瞒统计数字

面对各界询问中共有多少死刑犯和器官移植数量，当时中共的说法是，中共的司法统计只有根据各种犯行的统计，没有刑期的统计，所以没有死刑犯数量；而中共的卫生统计只有根据疾病的统计，没有根据手术方式的统计，所以没有器官移植数量。

一直到2010年，中共才首次正式提供器官移植数量的统计，称在高峰期每年大约1万例手术，并宣称中共将改革器官移植体系。长期关注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根据中共医院器官移植科病床数量、手术房、器官移植团队人力以及各医院网站的统计，估计中共实际器官移植数量高达每年6万～10万例。

2015年，中共宣布“不允许”使用死刑犯器官（不是停止，相关的法令也没有废除），也建立了器官移植捐赠登录系统（但是仍然是黑箱作业，不透明，只公布全国数字，禁止各省、各医院公布器官移植数目），中共也开始高喊输出中国模式的器官移植改革，宣称中国改革成功，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超过各国40年都达不到的公民捐赠，202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共的器官移植产业获利越来越丰厚，中共的器官取得速度之快，也依然和过去相同（只要能负担费用，一星期就可有器官）。而中国红十字会的捐赠数量说法，和中共医院的器官移植说法互相矛盾，中共的器官捐赠登录系统同样黑箱作业，不可信。器官移植相关讯息被列为机密，禁止医院工作人员透漏。

从2007年后，越来越多讯息显示，中国的器官来源从法轮功学员，逐步扩大到其他的受迫害群体，包括维吾尔族、藏族、地下教会，以及其他遭受迫害的人权团体和遭受欺骗的年轻人，各种器官黑市买卖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在国际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共的器官移值改革，全盘接受中共的说法，对于所有的质疑置之不理。

中国医疗悲剧之三：瘟疫

“疫情”又是中共另一个国家机密、隐瞒的重点。

2003年萨斯殷鉴不远

2003年中共对于萨斯（SARS）疫情的隐瞒造成了台湾、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的社区感染，导致严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

当时萨斯在中国的疫情从2002年11月就开始从广东蔓延，中共同样封锁任何疫情讯息，一直到隔年2月份才第一次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有非典型肺炎病例，同时宣称疫情只局限在广东并已得到控制，而且广东是很安全的。但事实上，这时疫情已经向海外（如香港、台湾）传播，也在全中国蔓延。

中共隐瞒疫情种下恶果

到4月份，香港、台湾、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已经遭到萨斯重击时，中共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4月3日还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萨斯），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一直到第一个吹哨人蒋彦永医师透过关系向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杂志发布书面声明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世人才看到中共的隐瞒疫情。

但是事后中共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表示，中国（中共）政府没有隐瞒疫情，只是报导疫情时间有落差。如果我们看最后公布的数字：中国只有5,327个案例，349人死亡，而香港却有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且全中国的案例只有集中在北京和广东，其它省份全是零星的疫情。也就是说，香港一个弹丸之地的死亡人数就几乎等于全中国，这样的数字真的是透明、没有隐瞒吗？

更可悲的是，中共谎报的数字，造成萨斯疫情死伤最惨重的是海外华人，因此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想要追究或者研究中共的隐瞒疫情。

2019年中共肺炎（COVID-19）

2019年12月，中共网路上已经开始传出武汉有“新型肺炎”的讯息，但是很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被处分，各种讨论疫情的讯息也被封锁。到2020年1月中旬，中共肺炎已经开始传到海外，但一直到1月23日中共才公开承认武汉疫情严峻，实施封城。在黄历新年期间，中国各地也实施各种形式的软封城（或称“半封城”，指社区封闭式管理）、硬封城（当地陆海空交通要道完全封闭）措施。除了封城措施，我们也看到中共从1月份起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防疫物资。

但是伴随这些严厉的防疫措施，令人讶异的是，外界却看到中共“不怎么严重”的疫情数字。截至8月5日，中共确诊数为84,528，死亡案例4,634，和4、5月时几乎没有太大变化。15亿人口只有数万确诊病例和数千死亡病例，而且80%的确诊病例和95%的死亡病例是在湖北武汉，其它省份只有零星死亡案例（和萨斯的统计数字类似）。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共这样的疫情报告，让西方国家和很多医师在初期不免相信，这场疫情就像“新型流行性感冒”一样，只要采取“相对消极防疫措施”就足够了。同时中共也给了一个疫情发展说法：中共疫情会在2月中达到高峰，4月底结束。之后，我们也奇迹地看到，在4月22日当天，中国众多省份（除湖北，武汉外），确诊同时归零，开始复工。

中共再次隐瞒真实疫情数字

然而紧接着，伊朗、意大利、南韩疫情出现，之后欧美国家的疫情也日益严重，大家才恍然大悟，被中共提供的数据骗了。而且当回溯早期欧美病例发现，疫情恐怕早在武汉封城前已经传出去了。

在欧美国家疫情严重时，中共突然成为“救星”，是唯一能够提供大量防疫物资的国家，高调宣传自己防疫成功，制度优越性还加大宣传健康版的一带一路——健康丝绸之路（Silk Road of Health），同时甩锅病毒不是来自中国。

在全球质疑中共数据下，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公开表示中共疫情公开透明，没有隐瞒疫情，而中共也定调疫情只有在初期武汉地方政府有所延误，1月23日之后就完全透明。这样的定调，也代表着世人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另外也警告中国人，尤其是医药卫生界人士，不要泄漏任何疫情资讯。但是数字告诉我们，中共不只有病情初期隐瞒，在1月23日更是严重隐瞒数据，欺骗世人。

总结：世人应看清中共真面目

黄士维医师总结道，从中共建政以来，我们看到官方对各种数据的隐瞒导致中国人的死亡，如大跃进时期的亩产万斤粮，导致4,500万人非自然死亡。而改革开放后，中共并没有改变。以中国医药卫生体系而言，所有的统计数据仍然是为政治服务、为党服务，而不是一个透明的体系。经济数据的隐瞒，会导致人民财产的损失，而医疗数据的隐瞒更为严重，将导致人们生命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