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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美国欲重建经济秩序摆脱中共祸乱

2001年7月17日，北京街头一个宣传中国“入世”（加入WTO）的广告牌。(Goh Chai Hin/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23年05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程雯综合报导）“以过度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将战略商品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商品的行业和工作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这种假设——‘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会送走就业和产能’只是一个承诺，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美国总统拜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说。

“我认为以前的全球（经济）秩序已经消失了吗？是的，从第一天起我就认为这对美国不利。我的立场是，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机构机制并没有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我会说它们确实是为中国（中共）发挥作用了，也为欧洲起到很好的作用。”前总统川普政府时期的美国首席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说。

据“政客”在5月25日刊登的对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分析文章中说，随着北京加大军事侵略力度并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有时会对违抗它的国家实施禁运，这让美国政治光谱左、中、右各派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整个政治领域的转变。

于是，从拜登代表的进步主义，到拜登的批评者——坚持自由贸易的中间派与川普推动的专注于与中共竞争的民粹主义者，所有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打造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取代他们几十年前建立的体系。

美国在第一次冷战结束时下了一场“赌注”

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例行听证会上，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指出，美国在第一次冷战结束时下了一场“赌注”。

“我认为说这个‘赌注’失败了是个公平的说法。”这位佛罗里达州议员总结道，他强调，共产中国和俄罗斯比上次冷战结束时“更加专制”和“更加暴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份于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句话。

卢比奥指的是：过去美国对中共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以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为开端，以引导中共加入WTO为标志，最终失败了。

卢比奥说，一直以来，美国认为，这将“带来更多财富和繁荣，带来民主和自由——许多国家的国内变革——并最终确保和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围绕这一点制定的，尽管这只是一个经济理论，但它基本上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

听证会上的所有人都同意卢比奥的评论，包括拜登政府的第二号外交官、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她带着怀旧的遗憾说道：“我们过去都希望看到那个愿景，但是发生改变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的1990年代那个时候的习近平。”

美国人大概相信，那也会是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会带领中国自然地从共产主义转入西方的自由民主方价值体系，但这并没有发生。

让我们说，也许“赌注”之前的胜利——罗纳德?里根促成的苏联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美国赢得了冷战，世界一度进入和平发展的时期——让美国有信心下了这个“赌注”；而这场“赌注”——希翼中的共产中国的国内变革并没到来，所以，这“赌注”的失败，应归结于其中共制度与美国倡导的制度愿景并不相容。

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盛顿应该降低其对自由贸易的愿望了，以应对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回顾：主导中共加入WTO带来的后果

那么，在克林顿政府的主导下，中共在2001年加入了WTO，这个历史性错误的后果是什么呢？

沙利文在他的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中说，“以过度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将战略商品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它们的行业和工作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深度贸易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非就业和产能的假设是一个承诺，但没有兑现。”

几十年来，在支持全球化的政策下，许多供应链都外包给了中国，从低端微芯片到电子产品中使用的关键矿物。

随着北京为其工厂提供补贴，西方政府正在鼓励全球化和外包，以降低消费价格并增加企业利润，这两项政策相辅相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在40年的时间里一步步强化了中共的实力，同时掏空了美国“铁銹带”和发达国家的其它工业区，美国付出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和累计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的代价。

前美国首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我认为以前的全球（经济）秩序已经消失了吗？是的，从第一天起我就认为这（中共加入WTO）对美国不利。我的立场是，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机构并没有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我会说他们确实为（共产）中国工作。”

不过，虽然各派都看到了共同的症状，但对病根的诊断却大不相同。莱特希泽和其他人指出，现在普遍要求经济改革的呼声源于他们和其他全球化批评者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出的论点，这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之交西雅图的反WTO抗议活动。那时，那些抗议者们就认为，WTO最终会以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并不会为大多数人带来繁荣，却会加剧不平等。

批评者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在制度上作弊。尽管在2001年加入WTO时名义上同意全球自由贸易规范，但作为其“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部分，北京依旧向其战略性行业提供补贴，并利用其在WTO规则下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规避通常会限制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规则。

莱特希泽说：“美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然后20年的时间让一切都变糟了：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的社区分裂了，我们对阿片类药物上瘾了……”

也正是这种情绪助长了商人川普在2016年的崛起和当选总统。

现在，川普式的民粹主义正在蓄势待发，准备好维护自己的、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替代方案。

再次发起对白宫冲击的川普已经发誓，要加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分离，称他将禁止中共投资大量美国工业，包括农田、能源、技术和医疗用品。

拜登的愿景：“以工人为中心”

不过，不同于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抨击，进步派经济学家将“赌注”的失败，解释为是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推动经济政策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平等、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并且在面对全球性的挑战时显得无力。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4月在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发表演讲时，“这种版本的全球化——专注于低成本和监管薄弱——是造成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经济体如何控制许多关键行业的原因。”

在今年1月，戴琪在达沃斯论坛上告诉世界经济精英们，拜登政府将努力塑造一个围绕保护工人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目标是，用“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取代旧的全球化经济模式（自由贸易和市场依赖），不仅为美国人，而且也要为全世界的工人提高工资。

他们将不再允许美国公司迁往工资低和法规少的国家，而是设想组建一个遵守更高工人权利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国家俱乐部。如果贸易是在高标准国家之间得到促进，并阻止不遵守这些标准的国家加入，那么回报丰厚且保护环境的经济活动就会受到激励。

如果新自由主义被贴上全球主义的标签，它支持全球精英的利益，那么拜登的政策可以被称为“国际主义”，它支持工人的利益，无论其国籍如何，工人利益高于精英和企业主。

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海市蜃楼。

1990年，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前夕，乔治·H·W·布什总统用几乎相同的话告诉国会，美国将追求基于共同持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新世界秩序”。

“一个新世界正在努力诞生”，他说，“世界各国——东西方、南北国家——都能在其中繁荣昌盛、和睦相处。”

一代人之后，从新冠病毒（COVID）大流行爆发到中共全球威胁加剧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在这些多重危机之后，美国两党各派的领导人们都放弃了这个愿景。

连极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前外交政策顾问马特?杜斯（Matt Duss）都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如何改革一个本质上旨在让资本利益优先于劳动力的全球经济体系？”

拜登政府实际上实施的政策

而拜登政府在当前实际上施行的，是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来重塑美国社会和经济。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刺激计划，包括美国救济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旨在创造就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扩大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等。他还计划通过提高富人和企业的税收来资助这些计划，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低税负原则。

进步派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实施这些计划，因为公共债务并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成本，至少对于像美国或日本这样的国家而言。

拜登的经济愿景遭到了这样一些批评，有些人认为他的计划过于庞大和昂贵，可能会引发通胀、赤字和浪费。还有些人认为，他的计划过于干预市场和个人自由，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有些人更认为，他的计划是一种政治动机，旨在巩固民主党的权力和选民基础。

在国际上，拜登在兜售一种新型经济“伙伴关系”，旨在提高经济标准，同时避免关税的第三轨——他对亚洲推行“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对西半球推进“经济繁荣美洲伙伴关系倡议”（APEP）。

戴琪说：“我主要关注的是将美国宣传为可靠和积极的合作伙伴，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真的希望与我们进行经济合作。我真的对接待的热情感到鼓舞，即使你可能没有预料到。”

或者，世界正在加速向中共加入WTO之前的样子靠拢

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上表示，“但世贸组织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应对……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的存在。”

旧世贸组织的资深人士表示，改革的一条途径可能是与其它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且可能无视中共及其盟友。

在去年秋天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活动上，五位前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如果美国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塑造WTO，华盛顿可以出去谈判“诸边”交易——无论是在WTO结构内，还是在外部，比如拜登的新“伙伴关系”——为成员设定更高的全球贸易标准，但将中共等对手排除在外。他们认为，如果这些交易带来增长和广泛的繁荣，那么更多国家将热衷于加入西方轨道，并远离北京。

许多美国决策者都意识到，改革后出现的组织将与华盛顿在一代人前帮助塑造的WTO有根本的不同。

莱特希泽说：这一愿景更像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协定，早于世贸组织。

各个领域的贸易领袖都承认，全球贸易机构的未来不会像美国领导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设想的那样，建立一个基于共识的全球性组织。

而如果无法达成政治共识，拜登的团队很清楚，他们不会等到WTO改革后才追求更广泛的贸易议程并遏制中共。

沙利文说，美国和盟国可以“共同调整我们的方式来应对某些从根本上有害的非市场经济做法”，比如来自中共的做法。

未来无论美国哪派当选都无法改变的趋势

进步人士和民粹主义者都注意到了美国政治领域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现在都使用“新经济秩序”一词来描述需要什么。

学者们表示，经济秩序不仅仅是个别政策，还意味着超越多个选举周期的“以持久方式塑造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政策和选区的集合”，这也是历史学家加??格斯特尔（Gary Gerstle）在他2022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一书中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