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心：从中共建政日与纽伦堡宣判同日说起（上）

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政权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道罪。(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9年10月08日讯】10月1日是中共建政日，但或许少有人知的是这一天也是纽伦堡审讯对纳粹党领袖宣判的日子。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Nuremberg Trials，也称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国际法和二战后的战争法举行的一系列军事法庭。它被英国参与审判的法官之一诺曼伯基特描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审判”。

审判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讨论如何处置纳粹战犯。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的美国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纽伦堡法庭美国主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认为，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非常重要。他主张进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

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何要进行审判，因为法西斯分子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已是不容置疑，对他们处以任何刑罚都不过分，何必要如此大费周折？英国政府也曾是这一论点的支持者。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对纽伦堡审判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表示怀疑，他的建议是“那些落网的纳粹分子无需移交更高一级权力机构，应全部予以枪决。”

另一方面，支持进行审判的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人向罗斯福总统建议道：“我们认为，公正、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使用法律手段。在审判之后，宣告这些罪犯有罪，才能进一步最大限度地赢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众的支持，并且赢得历史的尊重。除此而外，使用这种法律手段，将使全人类在未来的岁月里，能获取研究纳粹罪行与犯罪程度的真实记录。……要通过国际军事委员会，或是由联合国中的相关国家首脑制订的现行协议而组成的军事法庭，对这些要犯进行审理。……这样的法庭，可以由4强指定的人员来组成，这4强即英、美、法和苏联，当然，其它同盟国也可指定人员参与。”

一些法学家也认为，尽管纳粹德国被打败，但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甚至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也认为自己参加战争不过是履行着军人的职责并不是犯罪行为。一部分德国人对于纳粹的罪行根本并不了解。只有公开、公正的审判，才能揭开历史真相，让德国人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彻底摧毁纳粹思想在德国的生存之基。

这场审判中一切的法律基础、起诉依据、罪名等都需从零开始构建。审判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便是法律体系的不同。英美采用判例法系，而法国与苏联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多数欧陆国家则采用成文法系。究竟是应该按照英美法系，由检察官来负责收集证据，还是应该按照大陆法系，由一个独立工作组来收集证据供控辩双方使用？法官应该有多大的权力？庭审的辩论流程又应该参考哪个法系？

1945年8月8日，在经过为期6周的谈判后，美苏英法最终达成共识签署了《伦敦协定》（又称《关于控诉和惩罚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了军事法庭的审判流程，为日后的纽伦堡审判奠定了法律基础。同盟国以四项罪名起诉22名纳粹战犯：反和平密谋罪—指违反多项国际法，参与计划和发动侵略战争；侵略计划及实行罪；战争罪—指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反人类罪—指“在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任何平民之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及其它非人道行为；或基于任何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从事的迫害行为，无论此行为是否违反行为地之国内法律”。

为了留下纳粹罪行与犯罪程度的真实记录，赢取公众的支持及历史的尊重，1945年到1949年间，来自美英苏法的法官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和相关组织进行了12次公开大审判。之所以选择纽伦堡，是因为1935年纳粹就是在那里举行了以“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表大会”，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及政治权力，从而拉开了对犹太人迫害的序幕。

1945年10月6日，国际军事法庭（IMT）的四名首席检查官提交了对24名首要纳粹官员的起诉书。

第一轮审判——也是纽伦堡12轮审判中最为人所知的国际军事法庭前的主要战犯审判经过216次开庭后，于1946年10月结束。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对22名被告宣布判决：12人处以死刑，3人终身监禁，4人被判10至20年有期徒刑，3人无罪释放。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保安勤务处、党卫队等被定性为犯罪组织。与此次大审判相关的文件多达2630份，除了270名旁听者外，还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了录音，录音带长达27,000米，有声唱片7000多张。

审判中的难点在于，以合法手段对抗纳粹主义很难奏效。由于法律上的空白，很多纳粹被告在法庭陈述中试图淡化自己的罪行，并且把全部责任推到希特勒身上。但是随着审判的深入，在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下，昔日的纳粹分子无法继续狡辩。

在当时的审判过程中法庭以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文件为主要犯罪依据，与此同时十九个调查组采访证人，走访暴行现场以建立案卷。为了避免检控过于依赖后人可能认为存在偏见的个人证词，检方将数千份德国人自己撰写的文档作为检控的依据。这些文档被翻译成法庭使用的四种官方语言，对其意义进行分析，并复制分发给辩护律师和其他参与审判的人员。检方还通过器物、图标和纳粹摄影师在集中营中拍摄的照片提供了其它证据。

纽伦堡审判现场的证词为以后世人了解大屠杀奠定了基础，这些证词内容涉及到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细节，有关流动屠杀分队所犯下的暴行，还有华沙隔都的毁灭以及最初统计的约六百万犹太人遇害的数字。

汉斯?法郎克曾担任波兰占领区的总督，第五个被执行绞刑。他曾说：“我把这次审判视作上帝的意志，是对希特勒治下可怕的苦难时代的审判和终结。”获刑20年的军备及战时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说：“纽伦堡审判是必须的。对于这样可怕的罪行，即使在一个独裁政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有责任。”

后世影响

纽伦堡审判开庭时间距离二战结束仅六个月，当时纳粹政权虽然已经瓦解，但民众并没有从数十年的纳粹洗脑宣传中醒过来。审判中法庭展示的证据、法庭辩论的内容和判决过程中挖掘出的真相震惊了全世界。通过媒体，德国民众知晓了大审判的全过程，才发现自己的民族罪孽深重，民众从纳粹谎言中惊醒，由此开始深刻反思二战罪行。这场审判，为日后德国彻底清除纳粹思想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纽伦堡审判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对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第一次由一个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的、公正的审判；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用人力物力之多、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审判拓展并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对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产生了正面影响。同时审判的成功实践表明，人类可以克服暴力复仇的冲动，把国际正义通过法律途径表现出来。

纽伦堡大审判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因为参与审判的法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共同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将审判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事实基础之上；不仅因为它开创了国际立法的新纪元，作为国际刑法史第一案永载史册；更因为它在良知层面建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当法律乃至命令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能以命令和法律为个人的罪恶开脱。它令各国政府达成共识：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突破道德伦理界线。

这场世纪审判跨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它启迪全人类从新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普世价值观的定义。

历史重演

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数十万吉卜赛人，还有110万被放逐者死于集中营。这不包括因希特勒发动战争造成的巨大数字的人员伤亡。1949年最后一轮纽伦堡后续审判宣判不久后，中共正式建政。70年间，本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在中共治下发生了什么？

中共利用国家权力和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实行恐怖统治。它肆意屠戮，疯狂杀人，镇压共产主义之外的一切信仰，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消灭异己份子。自1949年来，它利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取缔会道门”、“镇压宗教”、“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等各种政治运动，造成了八千万中国人非自然死亡，犯下了漠视生命、滥杀无辜、群体灭绝的重大罪行。

1959年，中共镇压西藏造成8万多人死伤，达赖喇嘛流亡至印度。据统计，从1949中共开始入侵西藏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共的统治总共造成全西藏（包括西藏自治区及其它省份藏区）内120万人死亡，约占西藏600万人口的20%，以及6000多座寺院的毁灭，对西藏文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浩劫。1989年6月，中共出动坦克、装甲车、冲锋枪镇压要求中共反贪污、实行民主的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残暴手段震惊世界。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六四期间，死伤民众高达4万人，其中约有10,454人死亡。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同时甚至开始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至今仍未停止。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七五事件”。当地政府部门有意纵容斗殴，致使2名维族人被打死。维吾尔人开始反抗中共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共出动军警镇压，和平示威变成血腥屠杀。据官方说法，七五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这是中共在1989年六四屠杀后第二次军警大规模开枪镇压示威群众。从此新疆陷于戒严与半戒严状态，发展至今中共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

2019年，香港反送中，在全世界注视之下，没有直接动用坦克镇压学生民众，但借黑警之手滥权施暴对香港民众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已经与屠杀没有多少距离了。如今甚至实施《禁蒙面法》。

中共建政70年来，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试图以国家利益之名将其罪行“合法化”，杀戮无数。与此同时，出卖国土，还通过系统的党文化洗脑，破坏中国文化，摧毁传统道德；对内铁腕维稳的同时对外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国家，邪恶程度远远超越了纳粹的大屠杀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