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祸患系列之四：污染

2010年8月1日，长江三峡大坝附近的江面上漂浮的大量垃圾，岸边有两名工人正在清理垃圾。(STR/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9年08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剑宇综合报导）在巨大争议中被强行上马的三峡工程，竣工多年，迄今无验收。三峡工程自1994年正式开工以来，其所产生、诱发的（可能）灾难或灾难性效应、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以至世界科技界的一个严峻课题。本篇关注三峡工程的污染祸患。

中共几十年来为经济增长牺牲环境的恶果之一，就是不得不承认“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北京当局分别于2016年1月和2018年4月两次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虽然提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但是，却不愿、不敢直面三峡工程的巨大祸患乃是“长江病了”的一大主因。

三峡工程立项之初，库区等地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水污染就是项目争议最激烈的部分之一。三峡工程开建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三峡工程制造、引发和激化了长江（而非仅限于三峡库区）的污染。所谓“制造”，即三峡工程对三峡库区的大规模水污染负有直接责任；所谓“引发”，是指三峡工程改变了长江中下流的“江湖关系”，从而导致了以“洞庭湖水危机”为典型案例的一系列长江生态问题；所谓“激化”，是指因三峡工程影响长江水系水文状况而使“化工围江”等等其它污染源对长江的污染严重化了。

水污染问题排在首位

三峡工程的污染祸患自其1994年开工就结伴而来。由于环境保护基础比较薄弱，环保投入很少，三峡库区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资源污染问题。中共为兴建三峡工程而相应进行的污染防治工作赶不上长江污染的速度。

这里选择几个时点做一简单勾勒。

2002年3月17日，首次向社会公布的《长江水资源质量公报》显示，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河流水质呈下滑趋势，大量湖泊富营养化，长江水质正在恶化。

2008年，中国工程院发表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战略咨询研究报告》称：三峡工程存在泥沙淤积、移民安稳、生态环境安全三大隐患，其中以水环境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同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修订本）》披露，三峡库区部分支流局部水域富营养化加剧并发生水华。

2010年1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等六部委发布的消息称，目前三峡沿江重污染行业水环境风险防范问题突出，资源开发性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饮用水安全。

2017年7月，国家水专项三峡项目课题负责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王雨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由于受干流“顶托”影响，支流水质富营养化程度增加，总体断面水质类别以较差的Ⅳ类—Ⅴ类为主，占比为54.5%。

在大陆媒体最近的报导中，包括三峡库区在内的长江污染治理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仔细研读后，发现并非如此。例如，因修建葛洲坝而己成死水的长江支流黄柏河被列为治污标杆。可是陆媒报导（图片）显示，2019年7月22日黄柏河形成短时期洪水而被紧急清漂的几百吨漂浮物中，多是水生植物； 2015年7月黄柏河现巨型垃圾漂流带，其中多水葫芦、浮萍，由此推测黄柏河的水质似并未彻底好转。

又如，新华社重庆7月25日电（“重庆：‘护送’一江净水向东流”）称，2017年永川区启动临江河综合整治，已投入近8亿元修复雨污管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改造河道景观。经过一年多的整治，目前临江河永川出境断面水质从去年的劣五类稳定达到四类。但是，该报导却没有提醒读者，三类以下水质恶劣，不能作为饮用水源。四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如果都是此类水质的水注入长江三峡库区，三峡库区的水质又如何能保持“良好”呢？

其实，长江污染、长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在“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示，（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依然严重，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4+1”污染源

三峡库区的污染源和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一样，主要是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化工污染（所谓“化工围江”，例如2009年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重庆的MDI化工厂项目得到批准，而不少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项目和产业都是不适合在三峡库区建设的）、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以及尾矿库污染。这里仅简述两条。

其一，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污染江湖，威胁水闸与电厂。

长期以来，许多沿江城镇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沿岸随意堆放，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地区情况更为严重。2010年陆媒报导说，三峡库区生活垃圾堆存总量达380万吨，工业固体废弃物堆存量超过3000万吨。

三峡大坝修建之前，葛洲坝水电站已深受固体污染物的影响，长江上游的固体污染物顺江而下，汇集在葛洲坝。每天葛洲坝水电站出动数艘清污船清污，仍不能保证发电的正常进行。葛洲坝水电站每年都有两台以上机组因固体污染物阻塞而停机排污，损失十分巨大。三峡大坝坝址在葛洲坝上游，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后，所有固体污染物则首先对三峡大坝构成威胁。

每到汛期，大量垃圾和固体废弃物随暴雨、洪水沿江而下，形成白色污染。其中难降解的漂浮物在三峡大坝前被拦阻，白茫茫一片覆盖整个江面。陆媒称之为“白色污染”肆虐长江三峡。例如，2007年7月24日，进入主汛期的长江上游连日暴雨，陆媒纷纷报导“长江三峡库区遭遇垃圾污染”。

又如，2014年12月27日，央视财经报导，“三峡大坝遭污染：每年十万吨垃圾绵延江面！”报导援引统计：自2003年三峡库区蓄水以来，重庆库区13个区县每年打捞的漂浮物总计超过了10万吨。而上游未及打捞的漂浮垃圾会顺流而下，最终聚集在三峡坝前。有网民称：“举国之力造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化粪池”。

其二，农业面源污染对三峡库区水体造成的污染在不断加大。

2017年3月20日，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波在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长江干流总磷污染已经上升为主要污染物，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数据显示七成左右来自农业面源污染。2015年我国化肥使用量比2000年增长45%，成为氮磷上升为主要污染物的背景。二是长江流域水生态遭到破坏，河湖的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整个长江流域环境承载力严重下降。

农村面源污染与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相比，更难以控制和治理。这在三峡库区表现的颇为突出。

三峡库区东起湖北省宜昌，西至重庆市江津，共有29个县市区。库区总人口1959.21万，其中农业人口1423.71万，占库区总人口的72.60%，库区土地总面积5.8万km²?（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1万hm²（公顷）。据统计，如果不考虑上游来流输入，库区农业面源污染总氮和总磷分别占本地污染源的91%和79%，已成为库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来源。

而张广纳等学者的“基于农业面源污染的三峡库区重庆段水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的研究指出：

——在2005年、2008年、2011年三个时段，水质均处于中度污染状态，而2011年甚至逼近严重污染状态。总体上反映的是水质状况在变差，这是由于随着库区不同蓄水高度的增加，江水流速减缓，对污染物的迁移和降解过程都有不利影响，而且江水自身的自净能力也在下降，此结论和王彻华等研究学者的结果一致。

——从水质综合指数的时空特征来看，无论是核算数据还是站点监测数据所反映的，2005—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库中和库区腹地的区县整体的水质状况在下降，位于三峡库尾的核心都市区的整体水质状况在提高。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主城区的畜禽养殖量和农业产量在不断减少，由此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在不断减少，因此对水环境的影响也减弱了。

王维洛：长江自净能力的减弱是长江污染的最主要原因

作为特大型水利工程，三峡工程最高蓄水位达到175米。三峡水库由河流向湖库转变，存在一系列复杂的环境与生态问题。

长期研究三峡工程问题的知名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撰文指出，河流有自净能力，资料显示，河宽50米、沙滩宽1公里、长约10公里的健康的天然河流，其具备的水净化能力相当于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造的污水处理场。

河流的流速越大，河流的自净能力越大。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生态环境组的报告，三峡大坝的建设，将使三峡河段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

流速减小20%，污染物浓度增加11%；

流速减小40%，污染物浓度增加28%；

流速减小70%，污染物浓度增加82%；

流速减小80%，污染物浓度增加158%。

王维洛说，许多人也许还记得，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张光斗在大江截流之后给中央领导写过一封信，表示他对未来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十分担忧。张光斗建议中央政府投资3000亿元人民币来解决水污染问题。当时三峡工程的总造价为900亿元人民币，而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的总造价才570亿元人民币。

王维洛说，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长江三峡河段是中国水质最好的河段，II级水质，相当于现在中国最好的I类水（2002年大陆颁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有所调整）。目前三峡水库的水质为III类，部分库区水质为IV类甚至V类，部分库区富营养化现象严重，出现蓝藻、水葫芦等，并有扩散的趋势。如果把流经三峡水库的水全部恢复到三峡大坝建造之前的水平，每立方米的水处理费按象征性的费用0.10元人民币计算，三峡坝址处每年流量按4500亿立方米计算，每年水污染处理费为450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250亿元人民币的三峡工程发电毛收入（2018年三峡水电站的全年发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所以，三峡大坝一天不拆，中国人就必须为长江自净能力的下降支付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