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中共极权体制下的永远难题

2023年8月30日，中国中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住宅小区，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Vanke）集团的标识残缺不全。（AFP via Getty Images）

【大纪元2023年11月17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信宇编译）众所周知，中共政权一向致力于向世界宣扬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它既想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和福利，又想得到僵化、集权的专制共产主义专有的所有控制权。这就是中共集权体制面临的永远的难题。

目前，中共正在努力解决如何降低与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相关的债务风险问题。最近受到市场和舆论关注的房地产公司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万科（Vanke）集团。相对而言，万科是中国发展较为健康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主要是因为它在深圳及周边地区大量投资房地产，当然也许更准确的定位是看起来比较健康的癌症患者。深圳市政府希望对万科实施市场约束，但约束不能太多。

这就是问题变得复杂的根源所在。深圳市政府指出，全市30%以上的国有资产和年收入来自于万科的国有股权。这种被动的所有权局面令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错综复杂。深圳市政府出售土地，万科高价购买，而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深圳当地国有银行的贷款。

这种多层次的关系既养活了双方，亦使双方都有动力不按市场规律行事。深圳市需要万科通过卖地和分红来满足其贪婪的收入需求，因此它需要一个资金雄厚、利润丰厚的开发商，并在必要时使用这种权力。万科作为企业本身的纪律性较弱，它代表国家行事，期望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资金和优惠待遇，但也明白在必要时必须充当国家的臂膀和打手。

11月6日，深圳市政府呼吁当地银行积极购买万科债券，以显示万科的雄厚实力和政府对开发商的声援，这种共生关系得到了充分的注解。现在，中共治下的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处理很多事情，然而高昂的债务并不是最头疼的问题。深圳上个月的住房总销售量仅为五千多套，而住房总存量约为600万套，更多的建筑和债务只会为国库服务，而不会为万科服务。这既体现了国家支持少数企业的力量实在有限，也体现了国家和市场企业之间的不同需求。

2023年8月30日，中国中部河南省郑州市，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科（Vanke）集团建造的住宅小区。（AFP via Getty Images）

深圳市政府迫切需要万科集团提供的收入和提成，而万科又迫切需要国家的影响和扶持来避免倒闭。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永恒的悖论，形成一个死循环。

2010年，澳大利亚知名新闻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在其名著《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中，揭开了现代中国商界的无数重大丑闻，说明这些丑闻都源于中共各级领导人试图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满足党的要求。企业领导人既是中共在企业中的领导者，也同时是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因此，他们既要遵循党的指令，又要努力平衡市场需求，因为他们知道党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在作出取舍和决定前进方向时，中共总是胜出的一方，毫无意外。这就导致了一个永恒的悖论：如果党总是保护企业，那么企业就无法忍受客观存在的市场规律。

然而，中共各级政权在这个事件中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从地方政府到房地产开发商和国有企业，中国的财政都濒临破产。中共刚刚宣布，27个省份将再发行1.2万亿元再融资债券，以便在9月和10月发行类似数额的债券后，将债务转为长期债券。对中共来说，问题很简单，尽管这对市场纪律毫无帮助：如果中共强制执行市场纪律，就会造成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就会倒闭，人们就会失去预付的房款。至少，中共希望通过救助他们来争取时间，为如此巨大的金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中共一向崇尚稳定，并通过制造道德风险和挟持舆论来实现这个目标。

事实上，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存在悖论。如果党至高无上不容侵犯，拒绝遵守市场规律，那么，尽管中共百般辩解和极力抗议，市场规律却丝毫不会给其留任何情面。市场规律不可能在一个拒绝允许市场规律的国家的强大阴影下发挥正面作用。

早在一千多年前，伟大的古罗马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的一句祷告语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如今中共政权对市场规律的矛盾心态。他祈祷道：“哦，全能的主啊，赐我贞洁善良的品质吧，尽管现在还不行。”

如果足够虔诚，凡人的过错也许能获得全能之神的宽恕。中共自诩为万能，然而面对焦头烂额的金融债务问题，也只能束手无策，空叹无可奈何。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the 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等。他是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后来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