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中国房地产和中共的生存危机

2006年5月14日，在中国上海的上海康城小区，房主们打着写着“强烈谴责开发商无诚信”的横幅抗议房地产商。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大纪元2023年12月04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曲志卓编译）在出台了救助地方政府的政策之后，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新的贷款和支持措施以提振房地产经济。鉴于严重的房屋供应过剩和开发商不稳定的财务状况，许多人会疑问北京为什么要提振该实体行业。要了解北京的房地产政策，我们必须了解其眼中的风险是什么。

经济学家认为风险是离散的。房主不偿还抵押贷款的风险可以精确估计，而且可以提前知道风险的大小。对于一个机构来说，这是一组离散的风险，经济学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估计。银行和投资者掌握着大量房主数据，并且能够非常肯定地知道，如果房主失去工作并且无法偿还贷款、取消了抵押品赎回权所带来的预期损失。

经济学家对无法定义或不可知的风险则束手无策。银行可以相对精确地估计房主失业的可能性，但他们很难估计可能导致银行挤兑的坏消息的概率。监管机构也很难量化评估救助银行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影响，这将导致银行发放更高风险的贷款，而且救助行为会让银行期待未来更多的政府救助。

中国面临着生存的经济焦虑，但不是西方政府所面临的那种焦虑。所有政府都面临着来自公民的压力。公民要求政府提供经济利益，但民主政府面临着公民每隔几年就要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评价的压力，而缺乏民主问责制给中共政权带来了不同的风险。

中共在国内的威信是通过取得成果来建立的。中共鼓励卖地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并通过快速城市化和以巨额债务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GDP。开发商可能无法交付公寓、银行倒闭，或地方政府因过度负债而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的风险，对中共来说这不是一个选举风险那么简单，而是对中共权力的生存威胁。

多年来，中共监管机构一直强调需要抑制债务增长，并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监管。然而，多年来，他们的债务急剧增长。中共领导人认为，增长放缓和债务增长受限的风险，比看似更短暂的无节制债务的风险对他们的权力主张构成了更高的生存威胁。

中共并不将债务视为风险。它认为丧失权力才是最终的风险。北京的风险评估是，只要中共继续掌权，任何债务水平都是可以管理的。

在解释中共经济政策时，这种风险观应该是我们的前提基础。

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支持房地产行业的措施，包括制定希望获得资金的开发商“白名单”，为地方政府购买土地提供担保，以及放宽对消费者贷款购买房屋贷款的限制。再加上政府对该行业的宣传支持，北京的信息很明确。

从逻辑上讲，北京没有理由继续为陷入困境的行业提供财政支持。鉴于资产与负债之间差距巨大，房地产开发行业实际上已经破产，而中国人口正在减少，大规模的房屋供应过剩困扰着该行业。在一个多年来资金泛滥的行业投入更多资金只会推迟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

那么，为什么北京的监管机构和银行还要一边倒地宣布他们的支持呢？

中共感知到的风险不是金融风险，而是公民对中共管理产生不满或导致难以忍受的经济痛苦的生存风险。这会导致无休止地逃避经济痛苦和结构调整，而这种逃避，最终来自政府持续的救助。中共更害怕失去权力，而不是债务呈指数级增长。

2023年，中共可能会有一个政策倾向。由于房地产开发商的损失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无法偿还当局的银行贷款，或从刚刚获得救助的地方政府那里购买新的土地，这使得任何经济痛苦都有可能引发重大金融事件，使整个经济处于危险之中。对北京来说，与其面对现实，不如用原本就不指望能回收的钱来投资，以争取时间。

这揭示了中共经济政策的现实：除了争取时间，别无他法。北京的任何决定都会冒着巨大痛苦的风险。多年来，中共一直把自己标榜为一个精明的、着眼于长期的政策制定者，而实际上，它只关注于年度目标，其它什么都顾不上，中共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积累债务。现在，它别无选择，只有积累更多的债务来偿还永远偿还不清的投资，以避免做出艰难的选择。

中共通过法律赋予它自己在中国的唯一统治权，压制一切精神信仰。如果中共相信它可以控制来世，那么它当然也相信，只要它继续掌权，它就能够应付债务压力。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汇丰商学院的教授。他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作为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在然后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