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锣鼓掩盖下的暴力土改

【大纪元2018年06月25日讯】编者按：古今中外，任何具备人类正常政治生态的政权组织，全面夺取政权后都会选择休养生息、安抚民心。然而，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建政初期百废待兴时便发动朝鲜战争，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士兵阵亡近百万。国内，中共借着战争的鼓噪，发动血腥土改运动，运动中酷刑致死、枪毙的地主约200万人左右。土改在杀戮中获得的资源继续用于战场上的杀戮。

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所揭示的：“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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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了土地革命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天，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1]

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一场貌似“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拉开了帷幕。

中共建政之初，西南要“剿匪”，西边要解决西藏，南面要打海南，东南要进攻台湾，战争消耗巨大。毛泽东把土改看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2]。

6月25日凌晨4时40分，土改号角响起的五天前，金日成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侵韩战争，一举南下进占春山、开城等地，三天之内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

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3号决议，派遣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参战。9月15日凌晨，联合国军队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于韩国仁川登陆。10月19日，毛泽东出兵45万卷入战争，中共宣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98号决议，认定中共介入朝鲜战争是“侵略行为”。

朝鲜战争使“和平”土改急速转向暴力

朝鲜战争前的土改运动，相对1949年前中共占领区的土改要和平一些。广东和江西等土改试点地区，对地主和平分田，没有挖浮财算细帐，有些地方还给地主留有口粮和房屋，没有将他们扫地出门，有些地方三个月只处决了一个恶霸。

早在1949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建政后的土改就进行过“吹风”，强调要谨慎，因为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和过去战争年代与资产阶级隔绝的状态下是不一样的。1950年3月，毛泽东在一通关于对富农策略问题的电文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3]

刘少奇在195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的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蒋介石匪帮的最后灭亡已经毫无疑问，要求农民出兵役、出义务劳动这两项巨大任务已经没有了，出公粮一项任务也比过去减少一些了。……打台湾还是一项重大任务，但人民解放军已有足够力量去担负。”[4]

可是，朝鲜战事一起，为了战胜“美帝国主义”，中共又启动了土改的“战争模式”。战争对于资源的极大汲取，直接诱发土改由平和迅速转向暴力，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出力出粮，支持“抗美援朝”、巩固红色政权。这就如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为支撑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内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急转为暴力土改一样。

1950年11月，毛泽东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抗美援朝很有好处”，暴力土改就好搞了

各地急剧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土改”。据江西地方党史记载，抚州分区1792名斗争对象中，510余人被吊打，干部亲自打人。地主自杀现象严重，全省短时间内逼死地主达800人。“在1950年冬至1951年春的土改中，仅两个月间全省处决3,000多人，判处徒刑3,000多人，扣押几千人，总计处决、判刑及在押达1万人以上。”[5]

中共华东局土改迅速诉诸野蛮暴力，开始乱抓、乱斗、乱打。苏南区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几十人，293人自杀；无锡县有872人遭强迫下跪、冻、乱打；奉贤县被斗的几百人中，每个人都遭受各种体罚，强迫下跪、棒打、吊打、剥光衣服；宜兴县把猫放入地主衣服里乱咬，剪掉妇女头发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妇女乳头的惨案。

四川省营山县，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用刀割断地主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行凶。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261人被逼自杀；双流县，1951年仅1月、2月两个月间就枪毙497人，自杀141人；郫县，枪毙562人，222人自杀；有些农民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绝望自杀；有的害怕被斗，拉到斗争会场后直接撞柱自杀。

全国乱打滥杀现象已经不可遏止，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批评广东土改不力，像乌龟。1952年春夏，毛泽东派陶铸在广东推行恶性暴力土改。各地各种酷刑齐上阵，打、吊、焗烟、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用小蛇、大蚂蚁塞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等。[6]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处分，约5.2%的土改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大批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1991年，光退回的土改没收侨居就高达1700万平方米，动用国库几亿元。

每个乡要定出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审批死刑权下放到区一级，对判死刑的地主，只要穷苦农民敢于揭发，不需查证，便可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据一位当年在乡土改队做副队长的侨胞回忆：“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着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了，被处分。”全省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恩平一县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错划率近三分之一。

《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作者杨立，前广东省副省长）记载，1953年春，粤西地区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805人。广东省在土改运动中，因“村村见血”方针而无辜被杀的人数，估计在数十万之间。

战争模式下的土改，连妇孺都难逃一劫。一位作者在一篇网文里这样写道：“到了1950年，乡下的局势越来越紧，……我妈妈立即带上我从家里走，但在火车站便被民兵追了回来，关进了牢里。这个‘牢’其实就是民兵占据的我家住宅。我妈妈遭受了民兵们百般的凌辱和拷打，可能是她不堪蹂躏，决意自杀，但又怕我这么小留在世上受苦，便用一把筷子插进我嘴里想把我先杀死然后自己再死。这情景被送饭的一个堂奶奶看见了，立即冲进牢房里把我抢了出来交给了我奶奶……第二天她便悬梁自尽了。死时才22岁。”[7]

如此残酷的暴力土改，刘少奇却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8]

中共参与朝鲜战争，使全国大部分地区提前到1952年底完成土改，比毛泽东原来的计划提前了二三年。

血腥土改为战争输血

土地改革的最直接目的，其实早在内战期间，毛泽东就一语道破：“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9]

而对于为什么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刘少奇在晋绥土改时曾提出，土改要搞死一些人，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

农民不会为了几亩地、一点地主浮财就跟着共产党拚命，但如果手上沾了地主的血，怕地主报复，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共建政后。

学者秦晖提出了一个“投名状”的观点，“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2个人是地主、4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10]被中共选中的所谓土改积极分子只是少数痞子、二流子和赤贫户，更多的是在恐怖气氛中被胁迫的农民。

另一方面，中共用分得好土地、各种物质利益来诱惑青年参军。在“保家卫国”的参军仪式上，青年们戴上大红花，政府出具书面证明许诺参军者可以享受各类优惠政策。除此之外，还利用妇女动员说服壮男参军。山东莒南地区成立“妇救会”识字班，妇女在参军大会上跳舞献花，说“谁参军，就嫁给谁”，结果有二十多个青年跳上主席台参军。

东北地区则流传着这样一个被征兵的故事：“妇救会的女人们早就把南北大炕烧得火热。二十多名青壮小伙子，分别坐在热炕上。蒋大杆坐在屋中央八仙桌边，屋外是扎枪队……谁也不言语。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半天过去了，屋内静悄悄。蒋大杆急了：‘还不好意思报名呢，这好办，只要动一动弹，就算报名参军了！’虽说是三九天，屋子热得像蒸笼，炕上像火锅底，小伙子们脸上流汗了，坐不住了。王山想换半个屁股，蒋大杆看见了：‘王山觉悟高，第一个报名了。’两个民兵把王山拉下炕。这一拉碰了张五，张五也被拉下炕。不到两小时，炕上二十几名小伙子一个个被拉下炕。”[11]

土改暴力分田地，半推半就大红花，被人戏称为“胡萝卜+大红花”征兵模式。

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对鼓动下，十五六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成为参军的主力，他们被敲锣打鼓地欢送去了朝鲜战场。各地数以十万计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被送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工、运输工和战地医院护工。

这些从运动中走向战场的青年，根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且武器配备极差。被誉为“百战将军”的韩国陆军中将蔡命新回忆，中共士兵往往是一条枪后面跟着十个人，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再拿起枪，靠人墙堵枪眼，这就是中共的人海战术。面对美国40倍强的炮火和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他们很快就充当了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有的新兵连还没到前线就全部报销了。

除了参军当兵，农民还要响应中共号召出力出粮、捐钱捐物。朝鲜战争开战后不到半年，以郭沫若为主席的抗美援朝总会收到全国人民的捐款可购战斗机3710架，收到77万多个慰问袋、慰问品126万多件，这其中包括“翻身做主”了的农民的“贡献”。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被中共不断填入朝鲜战场的无底洞。

煽动仇恨洗脑“爱国”教育为侵略漂白

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之外，要想煽起农民的“阶级仇恨”，让农民跟着共产党走，还要进行精心的宣传引导。土改的阶级斗争和仇美宣传被中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1950年10月，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2]

在农村，农民对美国本没有什么概念，中共深知农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导农民诉苦，由仇日仇蒋到仇美。欺骗农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宣传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最后引导为，美帝是日本和老蒋的后台老板。一切苦难与罪恶“元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13]

当时《文汇报》上的一首诗歌，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无理智的咆哮：“是谁欠我们的旧账未清，又加上一笔新的血债？疯狂的飞机侵犯我们领土，血腥的魔爪伸向我们东北！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国鬼！美国鬼！美国鬼！谁喝朝鲜人的血？谁喝中国人的血？谁喝世界人民的血？谁喝美国人自己的血？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14]

“抗美援朝”运动宣传中还有一个让今天的人们啼笑皆非的典型手法，就是让人们看地图培植仇美情绪，指着地图说美国离朝鲜那么远，朝鲜又那么小，不值得打，很显然的，就是因为朝鲜与中国接壤，占了朝鲜，就好打中国。

在大规模的反复高压洗脑中，“美帝”自然成为了邪恶的化身，中共的侵略变成了号召民众同仇敌忾的正义之举了。这个手法和1949年前的土改中，煽动民众对地主、国民党的仇恨，将抗战领袖蒋介石丑化成“封建地主的后台”、“美帝的走狗”一样。

结语：没有赢家，只有红祸

土改前，中共向农民许诺：耕者有其田。在血腥惨烈的土改运动“胜利”后不到两年，中共便以互助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巧取豪夺拿走了农民分得的“胜利果实”，而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步骤之一。被鼓吹“翻身做主”的农民，仍然一无所有，却彻底沦为人民公社的“农奴”，在随后到来的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三千多万。

中国农民，至今依然是中国社会最贫困、最底层、最弱势的人群。#

资料来源：

[1]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页
[2]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4]刘少奇：《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土地改革》，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6]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南方都市报》
[7]谷子高粱：《一个地主孙的血泪成长史》，共识网，2014年09月27日
[8]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10]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11]李兴濂：《一个东北小村的土改》，博客网，2010年3月27日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第211页
[13]侯松涛：《诉苦与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期刊，2012年第5期
[14]马凡陀：《美国杀人犯》，文汇报，195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