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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格拉没有底
2024-08-20
1
他姓赵,他的名字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不过就算是10年以后,我依然会记得这个人。
他几乎不说话,三十多岁,和我年纪相仿,但是头顶已经开始发秃。他的眼睛总是眯着,好像要逃过所有意图和他有眼神接触的人。他总是待在离蹲坑或者尿桶最近的位置,因为的确没有多余的位置,也因为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威胁他,嘲笑他,使唤他。对他来说,任何与其他人的交流都可能以被威胁,嘲笑甚至羞辱结束,我想这是为什么他要躲避眼神的原因。没有眼神的接触,这样就不会产生一场对话,也不会激起别人嘲笑他的兴致。然而,在二里半的牢房里,你和其他犯人最远的距离也就是五米,所以,他无处可逃,他只能去最不显眼的地方,最脏的地方,其他人不愿靠近的地方。
二里半监控画面,白天犯人们打坐,挤在狭窄的过道里
最好,其他人忘了他的存在,这样他就安全了。
如果没有这些文字,他似乎就是等于不存在的。
但我却对这个全世界都可以忘掉的人,记忆深刻。
2
刚刚进去的时候,上课时间要求按规定打坐,必须要在过道里两人并列排好坐在很矮的塑料圆凳上。新来的总是坐最前面挨着尿桶最近的地方,但他永远是那个离尿桶最近的人。
二里半的人往往通过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地位,以匹配更好的生活质量。有的人靠凶狠,有的人靠精明,而有的人只能等待,新的人进来了,他就可以离尿桶远零点几米了。在二里半,人们生存的质量会因为一些外面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变量而产生巨大的差别。
你是睡通铺上还是睡地上,你睡的位置离尿桶是1米远还是2米远,你分配的内务工作是叠被子还是刷厕所,你打坐的位置是第一排还是第三排,你的被子是又脏又臭面目全非还是没有破洞的,你是第一个值夜班的还是第四个。这些差别让你的日常生活非常不一样。人们为了食物,为了睡眠,为了远离臭气,甚至为了一个高一点的凳子,都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
因为只要进去超过一周,你便会发现,一个高一点的凳子可以极大地减轻坐牢的痛苦,它值得费尽心思去争取。
由于我进去的时候正好人数是单数,所以他一个人一排,我刚好坐在他的后面,他的头顶上方便是电视,所以我和他一样,新闻联播强制收看的时候,只能听电视。我对新闻联播当然没有任何兴趣,新闻时间不允许交头接耳,而他正好成为了我无可避免的观察对象。
3
他不愿意和其他人交谈,其实其他人也不愿意和他产生任何近距离的接触。
他唯一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一件脏兮兮的t-shirt,裤子是看守所给的一条囚服长裤。七月份的二里半非常闷热,他是唯一穿长裤的人。实际上,他连内裤都没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裤裆是破的,大大的破洞,一览无余。
刚来的下午,阿J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不要跟他靠太近,他有传染病,而且脑子有点问题。阿J和我同病相怜,他是因为做VPN进来的,我开玩笑说,我是因为用VPN进来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政府对民间的政治大清洗,算是上下游一起抓了一遍。听着新闻联播里的新西兰运动员对成都大运会的接待服务赞叹不已,我百感交集,只能唏嘘。
如果不是阿J的提醒,我不会留意到阿赵裤裆下面的斑迹,黑社会大哥阿宇一马当先,撩起他的破裤子一边捂着鼻子说,“这都流脓了,一股腐尸的味道,大家要小心点!”一边不忘以威胁地语气对阿赵说,“不要挠!越挠越烂,知道吗?!” 阿赵,是二里半不可触碰的人。
4
在二里半,我直到离开都没有等到机会论资排辈睡到通铺。由于自己也是新来的,我和阿赵只能睡地上。因为一个十几平米的监舍要关押十几个人,所以除开大通铺上挤满的人,挤不下新来的人就只能睡地上。地上的过道很窄,我和他并排着躺着,他的头朝尿桶那边,我的头朝中门那边。我们只能各自侧身睡下,因为过道的宽度不够两个人平躺。这个人人都要远离怕被传染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躺在我身边,几乎和我背抵着背。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二里半非人的待遇,那就是挤。
刚来到二里半的人,都会被分到过渡仓。过渡仓本身是为关押未成年罪犯设计的,因此非常狭小,里面只有一个卧室大小,大概2.5米宽4.5米长,一个1.8米宽左右的木板大通铺占据了大部分可以日常活动的空间,留下一个窄窄的过道,一道铁门在过道的尽头,外面就是放风间,同样宽,但更短一点。人们衡量二里半不同仓的大小就是过道的宽度,小的只能竖着睡过道,大的可以横着睡在过道上,中等的需要把头放在通铺下面的砖洞里。
阿赵永远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额头上的皱纹诉说着他的愁苦,我从来没有看到它展开过。打坐的时候,他总是用一只手托着头,靠在墙上,像是在咀嚼痛苦,又像是在无助地熬时间。大家总是强迫他洗澡,脱去衣服的他立刻成为关注的焦点,成为大家的谈资,有人说他屁股上的黑块是在达州404监狱留下的棒疮。
“像他这样的,脑子不灵光,又慢吞吞的,到了404完不成生产任务,只会是挨打!小组长要打,大组长要打,警官还要打,一看就是被打黑的!”去过404的阿宇很有信心地说。
Figure 10 二里半看守所前排7号仓,大部分时间我被关押在这个监舍,睡在这个铁门下面,图中是在摆拍,平时不允许在通铺上活动,打坐在过道朝图中相反的方向(图片来自网络公开报道)
然而和其他人的聊天总会聊完的,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阿赵没有理我,我知道他也想和别人聊天,但是看得出来他宁愿不冒这个风险。又过了几天,晚上八点以后可以不用打坐听电视的时候,所有人坐在通铺的边缘挤成一条,只有阿赵还坐在原地,依旧用一只手托着头,靠在墙上,他的前面就是尿桶。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他坐通铺,而他自己也不会去找这个麻烦。
5
二里半牢房的拥挤,挤掉了我们所有人互相之间的隐私和秘密。他终于知道我是因为写文章进来的了,而我对他态度友好,没有像躲避瘟神一样嫌弃他,所以我又试着问了他的名字。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清楚,他似乎太久没有说话,连发声都退化了。
“阿赵,你为什么不让家里人送点衣服呢?”我接着问。
“联系不上了。”他没有回头看我,轻声答道。
“你家里还有哪些人?你父母呢?”
“死了。”他回答的时候,瞥了我一眼,显得不耐烦的样子。
聊天就这样结束了,但也解释了我对他绝大部分的疑问。后来我从其他犯人那里了解到,他是因为偷电瓶车进来的,他平时的收入来源就是捡垃圾。听说这次进二里半就是在二里半门口抓的他,他刚好从二里半被放出来,然后因为其他的盗窃案,警察又把他抓进来了。本质上,警察就没想让他出去。
其实我蛮害怕他身上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病,脓水把他的裤裆染成了黄褐色,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藏着掖着,因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是用一个被套把自己裹起来防止被传染。所有人都很清楚,在二里半里最可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带病坐牢。
有一次提审搜身的时候,我对副所长高俊麟说,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并表达了大家担心被传染的担忧。当天,上午巡逻的时候高俊麟打开牢门,只是叫大家要把他的餐具分开。无休无止将近两个月的公安审讯结束以后,我知道自己的案子开始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某一天开江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刘瑾来提审我,她有漂亮的头发和温柔的脸蛋,不过,一开口对话,才发现她非常的凶。
我和她争辩结束的时候,我提到阿赵。我说,“这种人应该在救助中心,不应该放到二里半这种地方”。刘瑾只是说,盗窃是犯法的。
我没有和她继续争辩,我知道,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不能保护弱者,无论看起来多么正义,都是在自欺欺人。也许她知道,就像她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她成为了体制的机器,她和抓捕我,关押我,审判我的人一样,一旦成为体制的工具,便失去了自主判断和行动的能力,而我还不能把这种让他们在道德上虚伪的尴尬境地显露得太明显,我必须表示理解,同情,这样他们不至于扯下虚伪的套装,致我于死地。
阿赵这样的人被关进来,是非常不人道的。不提供及时的救治,任其在痛苦中煎熬,这种煎熬不仅仅是囚禁,还有无法救治的病痛折磨和孤立嘲弄带给他精神上的摧残。
他完全失去了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失去了照顾自己的动力和能力,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行尸走肉,在大家嫌弃他身上腐烂的味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说的“脑子有问题”,是他进二里半的原因,还是进二里半的结果。
6
我在二里半记录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阿赵,当我写完后,监舍里大家开始争相传阅。到最后一排的时候,阿宇作为一个坐过三次牢的老囚犯严正地警告我说,“写得很好很真实,写出了我们的心声,还有他们的邪恶,让大家赶紧看。但是看完以后一定要撕掉,如果警察看到了或者被‘叉子’告发了,你就惨了。”
“你看你这一句肯定要遭,‘除了水龙头是新的,一切都是旧的,牢门锈迹斑斑,地面坑坑洼洼,墙面剥落,四处落灰…’高所长要是知道了肯定要让你好受,这是他管的仓。”
当晚,我把写刚进入二里半的感受和阿赵的文章撕掉了,扔到了尿桶里,监舍里唯一没有看过那篇文章的就是阿赵。他坐在尿桶边,看着里面的纸片,似乎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热情。
突然有一天晚上,新闻联播放完以后,阿赵转过头来,犹豫了片刻吞吞吐吐地问我,“你知道怎么上访吗?”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点光。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知道,但是上访没有用!”
他显得很生气,“因为他们是一家的,如果法律都没有用,上访怎么会有用?”我想继续跟他解释,但是他怒气冲冲地转过了头去,没有听完。
阿J看不下去了,说,“你真是不知好歹,人家帮你解答问题,你还生什么气?”
我示意阿J不要责备他了,他转过头去那一刻我瞬间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他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伸张正义的出口,也许是他鼓足了勇气憋了好久的一个问题,也许对他来说是唯一的希望,但是他眼中的那一丝光只闪烁了几秒钟,便被我冰冷的回答湮灭了。
7
阿赵又眯着眼,托着头,像一具奄奄一息的尸体一样,一动不动,他拒绝夜晚刺眼的灯光照进他的眼里,他对着墙角的尿桶逃避了所有人的目光,他的眼神空洞,死灰一般,他靠着墙,好像这个世界和他已经无关了。
博客主页
《二里半看守所》chapter 4: 拯救尿桶
《二里半看守所》--自序:坐牢是一种什么体验?
今天这样的生活,其实才过上没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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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格拉没有底
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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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姓赵,他的名字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不过就算是10年以后,我依然会记得这个人。
他几乎不说话,三十多岁,和我年纪相仿,但是头顶已经开始发秃。他的眼睛总是眯着,好像要逃过所有意图和他有眼神接触的人。他总是待在离蹲坑或者尿桶最近的位置,因为的确没有多余的位置,也因为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威胁他,嘲笑他,使唤他。对他来说,任何与其他人的交流都可能以被威胁,嘲笑甚至羞辱结束,我想这是为什么他要躲避眼神的原因。没有眼神的接触,这样就不会产生一场对话,也不会激起别人嘲笑他的兴致。然而,在二里半的牢房里,你和其他犯人最远的距离也就是五米,所以,他无处可逃,他只能去最不显眼的地方,最脏的地方,其他人不愿靠近的地方。
二里半监控画面,白天犯人们打坐,挤在狭窄的过道里
最好,其他人忘了他的存在,这样他就安全了。
如果没有这些文字,他似乎就是等于不存在的。
但我却对这个全世界都可以忘掉的人,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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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去的时候,上课时间要求按规定打坐,必须要在过道里两人并列排好坐在很矮的塑料圆凳上。新来的总是坐最前面挨着尿桶最近的地方,但他永远是那个离尿桶最近的人。
二里半的人往往通过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地位,以匹配更好的生活质量。有的人靠凶狠,有的人靠精明,而有的人只能等待,新的人进来了,他就可以离尿桶远零点几米了。在二里半,人们生存的质量会因为一些外面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变量而产生巨大的差别。
你是睡通铺上还是睡地上,你睡的位置离尿桶是1米远还是2米远,你分配的内务工作是叠被子还是刷厕所,你打坐的位置是第一排还是第三排,你的被子是又脏又臭面目全非还是没有破洞的,你是第一个值夜班的还是第四个。这些差别让你的日常生活非常不一样。人们为了食物,为了睡眠,为了远离臭气,甚至为了一个高一点的凳子,都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
因为只要进去超过一周,你便会发现,一个高一点的凳子可以极大地减轻坐牢的痛苦,它值得费尽心思去争取。
由于我进去的时候正好人数是单数,所以他一个人一排,我刚好坐在他的后面,他的头顶上方便是电视,所以我和他一样,新闻联播强制收看的时候,只能听电视。我对新闻联播当然没有任何兴趣,新闻时间不允许交头接耳,而他正好成为了我无可避免的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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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和其他人交谈,其实其他人也不愿意和他产生任何近距离的接触。
他唯一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一件脏兮兮的t-shirt,裤子是看守所给的一条囚服长裤。七月份的二里半非常闷热,他是唯一穿长裤的人。实际上,他连内裤都没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裤裆是破的,大大的破洞,一览无余。
刚来的下午,阿J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不要跟他靠太近,他有传染病,而且脑子有点问题。阿J和我同病相怜,他是因为做VPN进来的,我开玩笑说,我是因为用VPN进来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政府对民间的政治大清洗,算是上下游一起抓了一遍。听着新闻联播里的新西兰运动员对成都大运会的接待服务赞叹不已,我百感交集,只能唏嘘。
如果不是阿J的提醒,我不会留意到阿赵裤裆下面的斑迹,黑社会大哥阿宇一马当先,撩起他的破裤子一边捂着鼻子说,“这都流脓了,一股腐尸的味道,大家要小心点!”一边不忘以威胁地语气对阿赵说,“不要挠!越挠越烂,知道吗?!”
阿赵,是二里半不可触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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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半,我直到离开都没有等到机会论资排辈睡到通铺。由于自己也是新来的,我和阿赵只能睡地上。因为一个十几平米的监舍要关押十几个人,所以除开大通铺上挤满的人,挤不下新来的人就只能睡地上。地上的过道很窄,我和他并排着躺着,他的头朝尿桶那边,我的头朝中门那边。我们只能各自侧身睡下,因为过道的宽度不够两个人平躺。这个人人都要远离怕被传染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躺在我身边,几乎和我背抵着背。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二里半非人的待遇,那就是挤。
刚来到二里半的人,都会被分到过渡仓。过渡仓本身是为关押未成年罪犯设计的,因此非常狭小,里面只有一个卧室大小,大概2.5米宽4.5米长,一个1.8米宽左右的木板大通铺占据了大部分可以日常活动的空间,留下一个窄窄的过道,一道铁门在过道的尽头,外面就是放风间,同样宽,但更短一点。人们衡量二里半不同仓的大小就是过道的宽度,小的只能竖着睡过道,大的可以横着睡在过道上,中等的需要把头放在通铺下面的砖洞里。
阿赵永远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额头上的皱纹诉说着他的愁苦,我从来没有看到它展开过。打坐的时候,他总是用一只手托着头,靠在墙上,像是在咀嚼痛苦,又像是在无助地熬时间。大家总是强迫他洗澡,脱去衣服的他立刻成为关注的焦点,成为大家的谈资,有人说他屁股上的黑块是在达州404监狱留下的棒疮。
“像他这样的,脑子不灵光,又慢吞吞的,到了404完不成生产任务,只会是挨打!小组长要打,大组长要打,警官还要打,一看就是被打黑的!”去过404的阿宇很有信心地说。
Figure 10 二里半看守所前排7号仓,大部分时间我被关押在这个监舍,睡在这个铁门下面,图中是在摆拍,平时不允许在通铺上活动,打坐在过道朝图中相反的方向(图片来自网络公开报道)
然而和其他人的聊天总会聊完的,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阿赵没有理我,我知道他也想和别人聊天,但是看得出来他宁愿不冒这个风险。又过了几天,晚上八点以后可以不用打坐听电视的时候,所有人坐在通铺的边缘挤成一条,只有阿赵还坐在原地,依旧用一只手托着头,靠在墙上,他的前面就是尿桶。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他坐通铺,而他自己也不会去找这个麻烦。
5
二里半牢房的拥挤,挤掉了我们所有人互相之间的隐私和秘密。他终于知道我是因为写文章进来的了,而我对他态度友好,没有像躲避瘟神一样嫌弃他,所以我又试着问了他的名字。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清楚,他似乎太久没有说话,连发声都退化了。
“阿赵,你为什么不让家里人送点衣服呢?”我接着问。
“联系不上了。”他没有回头看我,轻声答道。
“你家里还有哪些人?你父母呢?”
“死了。”他回答的时候,瞥了我一眼,显得不耐烦的样子。
聊天就这样结束了,但也解释了我对他绝大部分的疑问。后来我从其他犯人那里了解到,他是因为偷电瓶车进来的,他平时的收入来源就是捡垃圾。听说这次进二里半就是在二里半门口抓的他,他刚好从二里半被放出来,然后因为其他的盗窃案,警察又把他抓进来了。本质上,警察就没想让他出去。
其实我蛮害怕他身上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病,脓水把他的裤裆染成了黄褐色,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藏着掖着,因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是用一个被套把自己裹起来防止被传染。所有人都很清楚,在二里半里最可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带病坐牢。
有一次提审搜身的时候,我对副所长高俊麟说,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并表达了大家担心被传染的担忧。当天,上午巡逻的时候高俊麟打开牢门,只是叫大家要把他的餐具分开。无休无止将近两个月的公安审讯结束以后,我知道自己的案子开始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某一天开江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刘瑾来提审我,她有漂亮的头发和温柔的脸蛋,不过,一开口对话,才发现她非常的凶。
我和她争辩结束的时候,我提到阿赵。我说,“这种人应该在救助中心,不应该放到二里半这种地方”。刘瑾只是说,盗窃是犯法的。
我没有和她继续争辩,我知道,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不能保护弱者,无论看起来多么正义,都是在自欺欺人。也许她知道,就像她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她成为了体制的机器,她和抓捕我,关押我,审判我的人一样,一旦成为体制的工具,便失去了自主判断和行动的能力,而我还不能把这种让他们在道德上虚伪的尴尬境地显露得太明显,我必须表示理解,同情,这样他们不至于扯下虚伪的套装,致我于死地。
阿赵这样的人被关进来,是非常不人道的。不提供及时的救治,任其在痛苦中煎熬,这种煎熬不仅仅是囚禁,还有无法救治的病痛折磨和孤立嘲弄带给他精神上的摧残。
他完全失去了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失去了照顾自己的动力和能力,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行尸走肉,在大家嫌弃他身上腐烂的味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说的“脑子有问题”,是他进二里半的原因,还是进二里半的结果。
6
我在二里半记录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阿赵,当我写完后,监舍里大家开始争相传阅。到最后一排的时候,阿宇作为一个坐过三次牢的老囚犯严正地警告我说,“写得很好很真实,写出了我们的心声,还有他们的邪恶,让大家赶紧看。但是看完以后一定要撕掉,如果警察看到了或者被‘叉子’告发了,你就惨了。”
“你看你这一句肯定要遭,‘除了水龙头是新的,一切都是旧的,牢门锈迹斑斑,地面坑坑洼洼,墙面剥落,四处落灰…’高所长要是知道了肯定要让你好受,这是他管的仓。”
当晚,我把写刚进入二里半的感受和阿赵的文章撕掉了,扔到了尿桶里,监舍里唯一没有看过那篇文章的就是阿赵。他坐在尿桶边,看着里面的纸片,似乎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热情。
突然有一天晚上,新闻联播放完以后,阿赵转过头来,犹豫了片刻吞吞吐吐地问我,“你知道怎么上访吗?”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点光。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知道,但是上访没有用!”
他显得很生气,“因为他们是一家的,如果法律都没有用,上访怎么会有用?”我想继续跟他解释,但是他怒气冲冲地转过了头去,没有听完。
阿J看不下去了,说,“你真是不知好歹,人家帮你解答问题,你还生什么气?”
我示意阿J不要责备他了,他转过头去那一刻我瞬间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他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伸张正义的出口,也许是他鼓足了勇气憋了好久的一个问题,也许对他来说是唯一的希望,但是他眼中的那一丝光只闪烁了几秒钟,便被我冰冷的回答湮灭了。
7
阿赵又眯着眼,托着头,像一具奄奄一息的尸体一样,一动不动,他拒绝夜晚刺眼的灯光照进他的眼里,他对着墙角的尿桶逃避了所有人的目光,他的眼神空洞,死灰一般,他靠着墙,好像这个世界和他已经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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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样的生活,其实才过上没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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