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半看守所》--自序：坐牢是一种什么体验？

[zmike1993]

作者：苏格拉没有底

2024-08-17

编者注：本来想着以出书的形式发表的，但是我发现，现在书本这种媒介形式在今天这个时代传播力是在下降的。既然又不是为了卖钱，索性就在这个自己的平台把我这本坐牢的体验与见闻分享给大家，共计十几个章节，可以全面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坐牢是一种什么体验？接下来是每天放出一个章节的节奏，欢迎大家分享给身边的人。读完之后，你会对中国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看守所，监狱这一套暴力系统应该是可以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的。

自序

1

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

在二里半看守所，囚徒们不止一次在里面设想各种可以交换自由的条件。

“我愿意砍掉一只手，然后放我出去！”一个人在角落里用拳头捶打着墙壁，烦躁地说。

那手背满是老茧，而墙壁依然是那面墙壁，它厚重无比，纹丝不动。似乎任何色调都是多余，所以环顾四周，尽是水泥的灰色主旋律。水泥的墙，水泥的洗衣池，水泥的台子，水泥的门洞。它粗糙，一不小心就可以擦破你的皮，它冰冷，任何捶打都不会有回应。

figure 1 二里半狭窄的空间，通铺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只剩一个过道，平时在过道打坐

“那还是蛮划算的嘛，我两个手都可以送出去！”另一个人马上接过话。

“如果现在放我出去，我愿意少活十年！”每次这个话题，总有人愿意拿寿命作为交换条件。毕竟，关在牢笼里的日子，也算不上生活。

有时候，尊严也是可以考虑拿来交换的。

“阿康，如果现在让你爬着从这里把你放出去，你干不干？”又有人开始了这个话题。

“爬出去？让我滚出去都可以！”阿康的回答让大家哈哈大笑，其他人也来了兴趣。

“看到那个尿桶没有，让我吃一桶屎我都愿意！”另一个人开始提出自己的筹码。

“你不怕中毒啊？”阿康笑着问。

“不怕，大不了出去洗个胃。”

“那我愿意吃两桶！”又有一个人加入了进来。

“看来不那么臭的屎要成抢手货了哦！”仓头总结道，说完大家又一阵哈哈大笑。

笑完之后，一个刚刚还沉浸在小说里，被此时难得的乐趣拉回现实的人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那要是阿峰的屎呢？”

“啊…，那还是算了，他的屎闻到都要中毒，吃完肯定直接拉火葬场！”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2

开江县看守所，因为位于开江县新宁镇二里半村，所以又叫二里半看守所。但是对于开江人来说，“二里半”这三个字，既是看守所的简称，也是坐牢的代名词。

小时候村里的长辈吓唬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就会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二里半去劳改！”。实际上，我从没有收到过这样的警告，“劳改”这些概念应该离我很远，因为我都是听到别人家的长辈这样警告他们自家孩子的，而我虽然也调皮，但是不会捣蛋。

就像那些听过的模棱两可的歌词，我没有刻意深究这个词具体怎么写，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劳改”这个词到底是哪两个字的组合。在明确这个词之前，我总是把这个词的四川方言发音和“牢盖”这两个字联系起来，那是我关于坐牢最原始的联想，就像被关在一个牢不可破的盒子里，然后被盖起来，无处可逃。

二里半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虽然是恐怖的，但它更是模糊的，遥远的，因为我看不出来我和它能扯上什么关系。“再不听话，把你送到二里半去劳改！”，说过这些话的老人都已经逝去，一直到2023年夏天这句吓唬人的话应验之前，我脑中所有关于坐牢的理解和画面都还来自于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

figure 2 二里半看守所武警驻地大门

然而，现实和影视画面是如此的不同。

肖申克无法在这里救赎，越狱更是天方夜谭。

我们还专门谈起过关于越狱的话题，对比西方的监狱，为什么中国的监狱鲜有越狱事件发生？只要见识过二里半的人立马便会明白，中国鲜有人越狱，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由抱有不顾一切的渴望，而是中国的关押设施往往简单粗暴，没有美剧里那么多发挥的空间，更不可能存在一条够人爬行的通往外界的下水道。对于更多的人，就算把二里半的牢门打开，也没人敢逃，因为当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对人民密集监控的大监狱的时候，二里半内外的差别正在急剧地缩小。

3

在中国，只要没有人讲，很多事情就是不存在的，更无从谈及感觉，所以也不要一味责怪很多中国人麻木。他们麻木，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知觉。失去知觉，不仅仅是指缺乏对社会真实信息的感知，更是指在这种长期缺乏的情况下，信息感知能力的缺乏。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能力便是批判性思维。

大部分中国人，他们的公共生活存在于一个极权社会营造的虚幻泡泡里，而他们的私人生活却又无比的现实。他们总是通过泡泡去认知其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现实处境，这就造成了一种自己只是个例的错误认知。往往，他们还会把自己的不幸过多地归因于自己，而不是社会。每一个人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因此专制政权在一边享乐之余，一边最大限度地剥削个人的努力成果而免于剥削对象的责备与怨气。

麻木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洗脑结果，也有无处不在的恐惧让人拒绝让自己“认清现实”。

就像我被消失一样，普通人既没有深究一个人突然消失的勇气，也没有拯救的力量，知道我消失的人还要面对巨大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探究本身就是危险的，而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让我的消失更彻底。除了少数几个人，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

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情绪--恐惧，让我们远离危险，幸存至今。恐惧让我们除了面对真实的敌人，还要面对无穷无尽想象中的恶意。

共产党深知其道，所以他们总是要把部分想象的恶意不时兑现，这样想象中的恐惧与现实的厄运便产生了最奇妙的联系。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通过这种不确定、不透明的兑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放大。

也许，对生活在极权社会的中国人来说，“We suffer more often in imagination than in reality.”“我们在想象中受的痛苦比现实多得多”这句话是最好的写照。

唯有直面现实，探究真相才能让中国人免于想象中无穷无尽的恐惧。这是这篇坐牢记录的要义之一。

作为在二里半待过的人，知道它恐怖，阴森，它隐藏在世界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寂寂无名；它残酷，无声无息，它有很多故事，但却没有人讲述，因为我知道读者对它的感觉和我之前是一样的：没有感觉。

对于二里半，没有听过它的人，不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存在的人，很难知道它具体是怎样的；去过的囚犯们，大多文化水平有限，出来之后虽然有机会，但毕竟不是光彩的经历，也懒得讲它的故事；也许有人讲过它的故事，但又有几人听得到呢？

4

在二里半无聊又残酷的牢狱生活之中，我知道赋予自己生活目标的重要性。

figure 3 “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2023年7月22日，我在朋友圈发了这句尼采的名言。在早上收到被拒绝邮件后，我想不到更好的句子来鼓励自己继续加拿大学签的申请。即将去芬兰读数学博士的朋友发来消息，安慰我继续努力，第一次申请不成功，完善材料和理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继续申请。

几个小时后，我就被捕了。

刚刚在朋友圈说完这句话，上帝的考验就来了，而且一来就把挑战难度拉满，似乎在质疑，“Can you bear almost any how?”
尼采的这句话后来被我写在囚服上。在二里半，囚犯们除了洗澡睡觉之外，必须时刻穿着囚服，我刻意把这句话写得很大，以便让自己天天能看见，鼓励自己度过艰难的日子。不仅仅是鼓励，其实我也想知道，真正地去实践这句话，到底能不能给我带来力量。

2023年初，我考完雅思之后稍微闲了一点，终于有空拿起了Victor Frankl的关于写纳粹集中营和存在主义及意义疗法的经典著作《Man’s Search For Meaning》，其中令我最深刻的就是作者反复提及的尼采的这句话。也许冥冥之中的缘分，不仅仅是这句话帮助了我在二里半看守所更好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这段艰难的日子也让我更好地去理解了这本书。

二里半对外面的人来说是平行宇宙，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社会标本的采集中心。对我这样好奇心很强的人来说，进入二里半，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我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机会。

figure 4开江县二里半看守所位置谷歌卫星截图，牢房分为前排和后排，两排合计16间

5

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我还是不想失去生活的目标。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Victor Frankl依然相信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这种自主选择让我们去承担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我没有他这种信念和实践的经验，我对人拥有自由意志充满了怀疑，特别是在一个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如果纳粹集中营的残酷让他依然坚定，我认为他的观点值得我去尝试，眼前就有这样一个机会，虽然没有人愿意得到这个机会。另外，如果这种应对苦难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的话，又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

其实，当日子变得只剩挣扎的时候，二里半的囚徒们愿意做各种尝试。有人看佛经，有人学周易八卦，有人开始练字，有人开始探索宇宙奥秘，跟霍金一起思考《时间简史》里的重大问题，有人背对着摄像头悄悄锻炼臂力，有人在小说的世界里遨游，旁若无人。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获得解脱，超脱当前的现实，不管是把自己沉浸在小说世界里还是把注意力投入到思考宇宙奥秘这种一百年都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里，只要能够忘记当前的自己，去到哪里都可以。

于是，梦境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比现实更有吸引力，而且在二里半的人，人人都可以抵达。在二里半，不要叫醒一个做噩梦的人，不管他是在挣扎、尖叫还是在呼喊，因为把他从噩梦中拉回二里半冰冷的牢房里，才是最大的噩梦。

最可怕的是找不到目标，又无法逃离现实，最后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无事可做，无处可逃，会让人无法忍受，哪怕是一个小时。

我听过最丧气的话便是，“唉，今天又不知道干什么了。”

S一审被判死刑，后来改成了无期徒刑，他才二十多岁。他叹气的时候，眼中充满了绝望，无助和不知所措，他叹息的画面我不用回头都能看到。他一定是眯着眼睛，身子斜靠在墙壁上，望着头顶的天空，虽然那天空被棚子遮住了90%，只剩下一条缝隙，再被厚重的铁网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你不会一直望着它，因为那挥之不去的分割线和你对缝隙之外天空的强烈的求知欲时刻提醒着你，你连见到一片蓝天的权利也没有了。

没有人能够忍受对缝隙之外天空窥探而始终不可得的折磨，哪怕是一朵云，你只能作罢，放弃对天空的仰望。

每到此时，我只能安慰他，夸他字练得非常棒，“如果继续这种专注，等到无期改有期，出来的时候可以拿五个博士学位了”。
后来我听到他向警官打听服刑人员继续教育的问题，我就知道我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我看到人们为了对抗这种不自由的努力，他们和我一样拼命地寻找在二里半这种地方存在的意义，但不是每个人都找得到。也有人觉得自己的生命除了苦难，毫无意义，看得出来，他们有严重的抑郁症状，甚至自杀倾向。大部分进入二里半的人，身世坎坷，历经磨难，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发现很难让他们摆脱命运的不幸，因为无形中有一把手把他们推到了这里。我常听到网上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总结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是的，他们选择的余地和二里半的空间一样，非常狭窄。

6

仇恨，戾气，绝望，充斥着这里。也不乏天性乐观的人进来，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就算再乐观的人，也会在二里半失去笑容，不仅仅是这里拥挤不堪，臭气熏天，更是因为有些看守的警察认为，如果有人在二里半过得很开心，就是他们的失职，也有可能他们就是单纯地有施虐倾向，以剥夺别人仅有的快乐为乐。

事后看来，这种主动承担使命和对使命的追求，的确使我在看守所的日子变得好过一点，变得有些意义。但这种意义，是自己设计的，它是一种对抗虚无的方式，人们更喜欢自然而然生发的使命感，就像是人们更希望自由自在浪漫的爱情而不是精心设计的匹配相亲。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诅咒，因为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被命运裹挟，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甚至他们没有时间和剩余的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和浪漫的爱情只光顾少数人一样，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合适的伴侣都需要自己积极的准备和设计，再好的运气也会用光的。

我在二里半看守所成为了一个故事收集者和记录者，也通过帮助别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来为自己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一有机会我就去接触新鲜的人，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而漫长枯燥的日子和令人难以煎熬的夜间值班也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更深刻的问题。我把自己的记录，感受与思考写成了一本随笔，和狱友们一起分享患难的回忆与应对的经验。

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来经历这种苦难，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是我们应对苦难的方式赋予它意义。

我总是想找有意思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于是有犯人开玩笑说，我看起来更像是打入看守所的卧底记者，也有人怀疑我是间谍。看到你忙碌的样子，看到你通过这种帮助他人而逃离痛苦的努力，总有人不开心。

中国人有集体的心理扭曲，这种扭曲来源于在狭窄生存空间的恶性竞争下形成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生存哲学，以及不可遏制的对他人最微弱成功的嫉妒，哪怕是同在痛苦中煎熬。

他们更愿意看到你和他一样痛苦的样子，而不是成功地把苦难的遭遇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有一次放风，关押在隔壁仓落马的李县长悄悄凑到我耳边问，“你收了多少钱？”

我只能苦笑，不过当我重新审视自己和二里半的时候，的确发现，我是少数不是因为钱或者利益进来的。因此我也就理解了不同价值观的人理解世界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眼里，写文章，揭露真相，开启民智，做费力不讨好还可能坐牢的事情，却不为挣钱，是不可思议的，一定是境外势力。

反过来，当我去试图理解他们的人生的时候，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与权力。
道德，伦理，法律，是幼稚的东西；民主，自由，平等，是理想主义。

figure 5二里半的放风间，狭窄简陋，目之所及，尽是水泥和生铁两种元素

但是谈到人权的时候，他们却来了劲，因为二里半看守所里，他们自己也体会到了没有人权的滋味。

7

对于有人要来收集他们的故事，有的犯人像是找到了出口，要把自己的故事全面详尽地讲给我。一个黑社会大哥，阿宇，他多次找到我想让我给他写个自传，我只能苦笑，“自传，就是要你自己写的传记。”每次他得到这样的回答，总是感慨，“唉，过了当大哥的年纪！”其实，我对他的故事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的“英雄事迹”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冲动而已。也有的人对我很警惕，好像我真是不怀好意的卧底记者一样。

在我看来，这些犯人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没有逃过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仇美仇日以及抓间谍的洗脑，对于打算出国留学的人或者会说英文的人，他们本能地带有警惕甚至敌意。仇恨教育渗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它存在于教材里，故事里，电视里，也存在于网络的巨大的信息流里。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敌意，使其自身更加封闭。

后来，由于消息流通中的扭曲和对我不怀好意的人在消息流通中的加工，我在另一排隔离管理的监舍的犯人眼里，罪名竟然变成了间谍。

某一天一个新调来的对面那排监舍的犯人，在和大家互相交流“你是啥原因进来的？”这样的基本问题之后惊呼道，“哦，听说开江抓了个间谍，原来你就是那个间谍！”大家哈哈大笑之余，总有人补充说，“他哪里是间谍，是反共进来的。”

8

“反共”，这个简单的标签概括了我在二里半所有的身份，容不得我辩解，因为不光是其他犯人这样看我的，看守所的警察也是这样看待我的。

第三个月我开始绝食抗议的时候，副所长高俊麟从巡逻道上走过，告诉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这话的时候，充满了关切的眼神，搞得好像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而看守所所长邓承见则总是给我说，“政治斗争是要流血的！斗争要讲策略！”我不知道他说这些是因为当时秦刚失踪还是李克强死了的背景，还是在劝我换一种策略。不过这些话在我看来和小时候那些老人警告调皮捣蛋的小朋友的话是一样的意思：要听话。对于已经身陷囹圄的我来说，这些警告的意思更进了一步：别搞事情，乖乖坐牢。

这些见证了或者自己本身正身处政治斗争中的警察也许只是想升官发财而已，或者单纯地想涨点退休待遇，但是只有在更多地接触这些人之后你才会发现，不仅他们行为的动机和你相去甚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文明世界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在他们眼里，只要不服从，不沉默的人，都是反共的。

我常常跟狱友们解释，不是我反对共产党，是共产党反对我。

共产党不但反对我，还反对一切自由，开放，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它甚至还反对自己。

每当这时，我指着墙上展板上的文字说，“你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哪一项不是在反对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规定？”

在文明与野蛮，法治与专制的区别上，给我最大震惊的是在最初的审讯里。开江县政治保卫大队长谭天文连夜把我从成都带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杀气腾腾地对我说，“在政治问题上，区分是人民还是敌人，如果你是可以挽救的人民，那是可以改造的，如果是敌人，那是要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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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半看守所》- chapter 1: 老虎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