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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公职世袭: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全面崩溃
作者:张雪忠 2009年9月
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基层政府中,不但党政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各种待遇相对优厚的其他公共职位,几乎都已成为官员子女的禁脔。这种现象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严重,这些地区往往缺乏民间资源,在政府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公共职位因此更具吸引力。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缺乏政治权力约束机制外,还包括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全面崩溃。文革结束前的那种狂热而又偏执的意识形态,确实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灾难性后果。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头脑塞满这种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僚,对以权谋私或任人唯亲倒不会有太大兴趣。文革结束时,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社会行为便开始被更为功利的动机所支配。
一方面在外部缺乏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在内心又缺乏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的召唤,在这种情况下,弄权自肥对各级党政官员无疑是难以避免的选择。而一旦食髓知味,这些人自然要绞尽脑汁将权位延续给子孙后代。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在近来愈演愈烈,也与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有关。起初,由于高校招生名额较少,就读费用低,高考纪律也较严格,高考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才智与勤奋。由于各种政府职位一般都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因此高考能够起到和古代科举考试类似的作用,即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吸纳进官僚体系。平民家庭的子女因而具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跻身于政府公务人员之列。
更重要的是,那些最终进入官僚体系的平民后代,从个体而言,至少可以通过一些非制度性的途径,在政府内部代表和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各自的个体行为,又可以导致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后果,即整个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和维护。 但随着高校急速扩招,高考纪律松弛,加之在职学历教育的泛滥,取得高校文凭不再需要太多才智和努力。在竞聘公共职位时,鱼龙混杂的学历不能有效发挥人才识别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时,面对官员后代的竞争,平民后代显得不堪一击。
高校扩张在总体上增加了入学机会,但由于高校收费的大幅提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平民后代,到高校就读反而更为困难。这在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比例。实际上,温家宝总理还曾为高校学生中穷人子女比例之低感到吃惊。这也充分表明中国的行政体系僵化和麻木到了何等程度。
在以前,公务人员的各种作为即使不能让人满意,但由于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也有跻身其中的希望,人们对整个官僚体系仍会予以几分认同。只要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渠道较为公平和畅通,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至于太深。但现在,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全社会资源中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却越来越难以跻身于官僚体系,官民矛盾和裂痕必然会日益明显和严重。
另外,如果官僚体系的更新代谢主要是在官僚阶层内部进行,官僚人才的选拔范围便会过于狭小,官僚队伍的素质也将日益下滑。在民选政治缺失的条件下,一支自体循环型的官僚队伍,不太可能会认真感受和关注其他阶层的利益诉求,最终也将无法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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