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疾病与权力
转载自：大象公会
作为医学预防手段的隔离已绵延千年，足够古老，却不一定有效。
文｜刘喜
隔离作为卫生防疫手段，古老而绵延至今。
21世纪，人们不会再用放血疗法来治疗黑死病，也不会脖挂樟脑袋子来预防流感。但碰上未知的疾病，很多人心中第一个想法还是：这病会不会传染？快把得病的人关起来！
对人类来说，隔离到底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隔离诞生于对疾病的恐惧。
现代医学早已证明，麻风病传染性不强，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对麻风病免疫；但无论哪一片土地上都曾林立着数不清的麻风院，无数患者因为形貌可怖而被强制隔离，拖着残疾的身体孤独终老。
隔离「可能感染的人」，则是为了消除看不见的恐惧。黑死病在欧洲蔓延的时候，穿梭在各地的商船被视为最主要的传播源。只要来自疫区的商船靠近港口，船长和船员会被带到专门的隔离点强制隔离，货物也会被消毒「净化」。
中世纪黑死病期间，矗立在意大利港口的隔离所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黑死病期间的隔离有一定效果——不管怎么说，40天的隔离期可以饿死很多传播病菌的跳蚤。
但黑死病的经验并不对所有疾病都通行。
17世纪以来，为了应付黄热病和霍乱，北美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隔离。只要是从疫区驶来的船只都不允许进入城市；从疫区到来的人都被认为是疑似感染者而被隔离起来，强制入院。
19世纪末霍乱疫潮中，本地人用枪阻止游客下船
然而，黄热病由蚊虫叮咬传播，霍乱则病起不干净的水和食物，就算把患者与密切接触者都关起来，也无法打断这两种疾病的扩散。
WHO认为，采取隔离检疫和禁运方式来应对霍乱都是没有必要的
隔离源于一种古老的观点：传染病通过有毒的空气传播。直到19世纪，人们都相信所有令人不适的气味，只要足够强烈，都可能致病。气味甚至能让人长胖：「屠夫的妻子因为吸入牛肉的气味而肥胖。」所以，把可能带有疾病的人隔离起来，就能阻断这种空气传播。
19世纪，有关细菌的研究逐渐取代了「瘴气」学说。人们才发现，导致疾病传播的不是空气本身，而是空气中携带的病菌。空气不是病菌唯一的载体：动物、食物和水，都有可能传播病菌。
病菌学说的研究曾遭到漫长的反对：为了反驳霍乱弧菌致病的观点，卫生学者Max von Pettenkofer医生甚至甘愿亲自冒险，喝下了一瓶含有大量霍乱弧菌的水。他声称自己并未得病。
受到污染的水
19世纪末，细菌说终于战胜古老的瘴气学说，成为疾病研究的主流。隔离随之成为明日黄花。反对者认为，隔离不但对传染病作用有限，还会让人们产生安全的错觉，放弃其他更加有效的预防措施。
更严重的，是隔离造成的恐慌和偏见：外来人口、少数群体和穷人是被猜疑的重点对象，隔离区内人道主义灾难频发。1892年霍乱时，纽约市将载满东欧和犹太劳工的船只隔离了起来，隔离区卫生条件极差，又缺乏外界支援，「只能饮用污水，每天都在死人」。
1850年代，出于「保卫家园」的目的，纽约市史丹顿岛上的居民们纵火烧毁了岛上的隔离医院
因大流感而重生
随着公民与人权意识的觉醒，隔离外来者的做法几乎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1911年的第11版大英百科全书里，把「扣押船舶和人员」称为老旧的卫生预防手段和「只在过去存在的事物（a thing of the past）」。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古老手段在几年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1918年，甲型H1N1流感席卷全球。这种流感传染性强，比一般流感有着更高的致死率（2.5%-5%），部分区域的患者死亡率高达40%。
由于发生时正值一战，各个国家都对新闻信息实行严厉的管制，信息的不透明严重干扰了疫情监测和公众传达，社会一片慌乱。
一筹莫展下，关闭公共场所、暂停公共聚会、倡导社会疏远等措施，重新回归公共卫生的舞台。
1918年大流感中，口罩被推广开来。无数担惊受怕的居民走上街头，抢购口罩
1918年流感造成的死亡比一战还要多，直接把美国的预期寿命拉低了12年。疾病过去之后，有些社区由于成年人几乎全灭而变成了「孤儿村」。
不过，在这种流感病毒消失很久之后，公共卫生学家却发现：有几个地方完全逃过了病毒的侵蚀，在邻近区域死伤惨重的时候实现了本区域的「零感染」。
这些地方采取的措施，被称为「保护性封存（Protective sequestration）」。「封存（sequestration）」和传统的「隔离检疫（quarantine）」不同：
这些地方的居民不是隔离起潜在病患，而选择了「自闭」，通过关闭交通，封锁出入口，将自己与其他地区彻底隔开，变成流感浪潮中的孤岛。
大流感时期，华盛顿的一家陆军医院
做到这种隔离并不容易。大流感期间，科罗拉多州的甘尼森城成功逃过了灾难，流感死亡人数为0。
这是一个只有5000余名常住人口（19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小县，位于谷地之中，三面环山。这个县拥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和大量白银、煤炭矿藏，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是实现「保护性封存」的必要条件。
另外，必须要在疾病进入之前就意识到严重性，隔离手段足够坚决。
为了让隔离长期持续，还要尽可能减小对必要物资正常流通的冲击，境内居民也能正常生活和社交。
大流感期间，试图坐火车进入甘尼森的人都会被就地隔离
很明显，能成功实现「保护性封存」的地方少之又少。而普通的隔离措施，比如关闭学校、教堂和电影院等措施，只能减缓病毒的传播，但对死亡率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1920年之后，再未出现过如此致命的流感疫潮；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不断进步：1933年第一次从人体中分离出流感病毒，1944年研制出首支流感疫苗，流感带来的并发症也可以利用抗菌药物治疗。
人们已经习惯与流感病毒长期共存。
1968年，香港爆发的H3N2流感席卷世界，但影响有限，也并没有激起成规模的应对措施
隔离的代价
除了「有没有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还面临着另一种尴尬：实现大规模隔离，太难了。
2009年，H1N1流感再次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疫情。
作为首例确诊病例的发现地，墨西哥当局十分紧张，动员数百名士兵和警察，在墨西哥城街头给市民派发了600万个口罩。墨西哥城还关闭了图书馆、博物馆等大量公共聚会场所。
军人向市民派发口罩
4月25日，时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总统有权暂停公众活动，强制隔离检疫，几个小时后，学校正式宣布停课，民众被警告避免进入公共场合。
这些政策无疑是有用的。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墨西哥城，流感在春季的传播情况比预期要低，这与该城市严格的社会隔离正相关。
然而，关闭公共场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限制人口流动，对一个有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也非常不现实，社会运作面临着巨大压力。
周五上午的机场空空荡荡
下午五点的地铁空空荡荡
事实上，在实施隔离政策几天后，人们对控制成本和经济危机的担忧已经逐渐超过对健康的关注。疫情爆发前，墨西哥的经济正从衰退中缓慢恢复过来，但因为旅游业和所有「非必须」经济活动的暂停，经济又再一次陷入困境。
小商贩们的生计遭到了直接而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公共场所禁止集会，许多沿街小商贩失去了唯一的销售渠道，收入直接清零。
一名德克夏银行在当地的员工悲观预测：下一波经济数据一定会遭到「血洗」。
墨西哥应对H1N1的方式受到WHO和CDC的褒奖，不止因为足够「强力」，还因为对公众和国际社会都足够透明。上图对韦拉克鲁斯州La Gloria村的案例研究，这项结果发表于2009年6月，由来自英国、墨西哥和WHO的研究者共同完成
2009年H1N1甲流肆虐之际，奥巴马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不过，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实施隔离，而是放宽甲型H1N1流感病例在参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规定，简化手续，换言之——让大家能更方便的使用医保。
奥巴马于2009年12月20日接种了疫苗
这些做法，代表了许多国家对传染病的认知：疾病本身不可预知，人类行为也无法干预。但有一些东西是可信任的：比如真实而公开的数据，及时通报的信息，以及在医治方面的不断努力。
毕竟，面对未知的公共卫生事件，每一条道路都有风险。如果隔离的时机已经失去，症状监测基础上的医疗手段，也许会是代价更小的应对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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