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大学里的告密者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04日 转载)

杨师群是一位老师，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2008年11月底，杨师群先生在博客上透露，因为自己在《古代汉语》课上对当今政府说了几句批评之言，班上两位女生竟去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称杨师群为“反革命”。

杨先生也因此遭到了有关单位的调查。从网上看到这则报道时，我感到有些荒唐，很是吃惊。我不禁联想到三年前卢雪松女士被学生告密的事情。卢雪松也是一位老师，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老师。

2005年，在一次课上，她向学生讲述了林昭——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罕有的清醒且勇敢的女子——的故事。并且，为了使学生们有更真切的认识，她组织班上学生观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班上的学生竟去向校方检举，称卢雪松在课堂上讲述反动内容。学校官方收到消息后，秘密停掉了卢雪松的课。

事后，知识界人士有个基本共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可能与吉林艺术学院作为地方院校的封闭性有密切关系，如果此事发生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情况。

可是偏偏三年之后，在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上海，再一次真真切切地上演了如此相似的闹剧。同样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告密者同样是学生，自己班上的学生。这实在是向知识界人士的共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无法想象，当这两位热心的老师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竟然被学生视成为“反动”、“反革命”，甚至被告发到有司之处时，他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卢雪松先生的朋友、网络知名作家冉云飞在《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一文中提到：

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GMZ，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GMZ，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GMZ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GMZ”的称号。

几年前，遇到卢雪松之时，曾问及告密一事，从谈话中，可以感到，卢雪松对告密的学生没有怨恨，而是充满了深深地悲悯。因为，他们虽然是大学生，却也只是中国愚民教育下的牺牲品而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多少人曾告诉我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百家思想自由交流的天地，是精神成长的净土。而当怀着这样的期盼，步入大学校园之时，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这里，思想开不出花朵，自由独立的翅膀被硬生生的扯断，校园里一位普通的老师，仅仅在课堂上讲述了对政府的几点不满，竟会被学生认作反革命，这是谁的悲哀？而放眼世界，华夏之外，在哪一个自由的国度，你能够看到这种闹剧？也许，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蔡元培先生曾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如果大学校园成为告密者的天堂，学生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进谏的本能，只知歌功颂德、拍政府的马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老师作为附势的本钱，那么蔡先生所说的“良社会”又怎么可能在他们手中形成？

老师是没有错的。一位大学教师，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政府提出任何意义上的批评，这是其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这些老师不仅没有做错，反而因了他们的行动，展示为人师者的良心，若不是出于对学子的关爱，对国家的满腔热忱，他们又何需煞费苦心向学生揭露被隐藏的历史，又何需向政府提出批评给自己惹来祸端？试问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依然拥有这种意识和胆量的知识分子，还剩多少？有这样的老师，我们难道不应该倍感庆幸吗？卢雪松女士被停课之后，曾经给告密的学生写过这样几句话：“你，我的学生之一，我想说，我在课堂上的全部努力，是希望你在一个荒谬的世间逐渐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来源：网络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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