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

来源:联合早报 2011年1月 作者张雪忠，时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被校方免职，2020年发表了《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提出了明确的宪政实施方案。

在中国大陆，官方一直强调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由于这一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未来和中国人精神上的发展，笔者愿就此发表一些个人浅见。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它被一些人视为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谈到科学，人们总是指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 “世界为什么是其所是”的各种知识体系。而关于“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人们应如何改变世界”的陈述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识前提，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提供包含道德评价的社会行动纲领。

哲学上的独断

当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就等于告诉人们，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知识问题，不如说是政策问题。对于认识的来源与途径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含糊其辞的“实践”概念复活了唯物主义的独断论。

康德以其特有的审慎而承认，经验只能告诉人们关于现象的知识。马克思则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而抵达“物自体”，从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但实际上，实践并不是一种独立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及触觉之外的神秘的第六感。就其认识作用而言，实践不过是五种通常的感知方式的统称，本身并不是什么比感官知觉更高级的认知途径。除了扩展人类经验的范围外，实践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高于经验的知识，而是在于实现人的自由。

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意识则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一方面把物质定义为“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将意识定义为“物质在物质中的反映”，这种循环定义恰恰是哲学独断论的典型特征。

如果意识只是物质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难免要问：意识是否也属于物质呢？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怎能通过与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区别，来定义普遍的物质呢？如果不是，那么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如何能产生非物质的东西呢？如果毕竟存在非物质的东西，那怎么能将存在视为物质“唯一的本质属性”呢？

直到今天，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都不知道。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本未能解决时，就武断地认为，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哲学上的独断吗？

独断的哲学思想有一种直截了当的简洁感和力量感。正是这种简洁感和力量感，才使得狂妄的谬误往往比谦逊的真理，更容易打动那些不习惯思考又缺乏耐心的人。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以一种不容分辩的独断，突破了康德以其特有的谦卑所看到的人类理性的限度，并侵入康德通过批判哲学为信仰空出的地盘。

避免暴政未必得消灭宗教

马克思对待宗教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宣称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并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确实曾被用于维护绝对的政治权力，并经常成为暴政和社会压迫的帮凶。但完全消灭宗教并将幸福视为纯粹现实和客观的东西，则等于在将旧神学从政治生活中驱除出去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新神学。

一旦幸福被视为完全客观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认识”到什么是幸福，从而应该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据马克思看来，在摧毁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之神急不可耐地要取代彼岸之神的位置！“先进阶级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返祖现象，使人不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高论：人之所以必须分为主人和奴隶，就在于主人对双方的共同利益有着特别的洞察力。

马克思在其哲学理论中所表现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义愤，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但强烈的道德情感并不特别有利于使一种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也不会因此就具备等同于客观规律的不可易变的必然性。但正是凭借着这种臆想的必然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固执地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政治主张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但这种臆想的必然性往往经不起辩驳。例如，要避免宗教成为暴政的借口，并不必然要求彻底消灭宗教。洛克曾对绝对君权的神学基础进行最为系统和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认为避免暴政就一定要消灭宗教。通过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涤除政治中的神学因素，又可以为人们保留据以获得心灵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归。

解放生产力未必须摧毁私有制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从某个方面阐述了19世纪欧洲社会过度的财富集中和极度的社会分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之间的联系。但消除一种生产关系的有害结果，并不必然要求消除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迈入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概念，显然是源于对物理学中力的概念的错误理解。生产力和力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不代表什么实在性的东西。生产力并不是比生产关系更基础的东西，它只不过是对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以及生产关系这一组合的评价，或者说是这一组合的因变函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断言，在摧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生产力将获得解放，从而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它并未为此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保证，更没有告诉人们，如果这种做法最终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毁灭了生产力，人们该用什么办法来补救。

实际上，在保留促使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工阶层通过参与基于普选权之上的议会政治，完全有可能制定合适的税收与福利政策，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途径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优势：人们不用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只需通过一种逐步试错和灵活调整的过程，就有可能实现一种明智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非经社会革命则不可克服。但这一矛盾其实早已被人们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如采用股份公司制度）予以解决。由于对革命的强烈嗜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愿认真考虑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技术手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们而言，技术手段对知识和耐心的要求也许是太高了。

取消马克思在中国的神学地位

其实，任何理论的观点只要停留在超验的领域，都不会对人有害。但一种梦呓般的观点一旦通过强权予以实践，则必然会破坏人们的生活与福利。如果不可检验的东西获得了现实的权力，以致要控制和左右其他可检验的东西，那么最可怕的人类惨剧便会发生。

在经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惨败之后，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十年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为了维护一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仍被用于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扭曲成学舌的鹦鹉和理智的侏儒。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以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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